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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曾文教授：永明延壽及其著作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永明延壽及其著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楊曾文 　　內容提要：論文在對延壽的生平作介紹後，對他的重要著作《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唯心訣》、《注心賦》、《觀心玄樞》等的結構和思想內容進行概述，並且對這些著作的意義和版本也作簡要說明。 　　關鍵詞：延壽、宗鏡錄、一心，禅宗、法眼宗 　　法眼宗是禅門五宗中成立最晚的一個宗派，創立人文益及其弟子因為受到五代時期南唐李氏和吳越錢氏政權的優遇和支持，曾在南方顯赫一時。 　　吳越國是五代的十國之一，唐末由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死谥武肅王)建國，以杭州為國都，占據今江蘇部分和浙江地區。後經三主，至錢俶(原名弘俶，忠懿王)時對宋稱臣納貢，太平興國三年(978)降宋，國除，但此後被宋封為“漢南國王”、“南陽國王”、“鄧王”等。吳越國主亦尊崇佛教。文益的嗣法弟子中以天台德韶(890－971)最有名。德韶受到吳越王錢俶的特別尊崇，被尊為國師。據《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和《天聖廣燈錄》卷二十七，德韶的嗣法弟子至少有52人，著名的有永明延壽、五雲志逢、永安道原等人。 　　延壽生活在五代末宋初，在其《宗鏡錄》、《萬善同歸集》等中對禅宗的心性論和解脫論作了比較全面的總結，並且站在禅、教一致論的立場，依據大量佛教經論和各宗著作提出系統的禅、教會通融合的理論。他深入闡述的心性思想，應當說是開宋代社會思想史上心性論的先河。 　　一、 延壽的生平 　　延壽(904－975)，俗姓王，錢塘人。幼年開始信仰佛教，二十歲以後不食腥葷，經常閱讀《法華經》。年二十八為吳越國華亭的鎮將，負責督納軍需。當時雪峰義存的弟子翠巖永明在杭州龍冊寺傳法，延壽捨棄家室前往歸依出家，為其弟子，“執勞供眾，都忘身宰”(《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延壽傳〉)[1]。 　　延壽出游，在天台山靜居修習禅定，長達九旬。此後，他到天台山參谒在那裡傳法的法眼文益的弟子德韶，呈己見解，得到印可，在德韶門下參學禅法。德韶認為他與吳越王錢弘俶有緣份，將有機會借助吳越王的支持大興佛法。 　　後來延壽到明州雪窦山(後為資聖寺，在今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傳法，逐漸聞名遠近，到他門下參學者日多。他曾上堂說：“雪窦這裡，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以雪窦山面臨高懸的瀑布，險峻的山巖來比喻自己禅法非同一般，問前來參學者打算如何修行。有僧站出來問：“雪窦一徑，如何履踐？”他答：“步步寒華(花)結，言言徹底水。”似乎是以花之“寒”，水之“徹”來表示自己禅法的峻烈高潔。 　　宋初建隆元年(960)，吳越國王錢弘俶請延壽到杭州靈隱山新建的寺院任第一代住持，翌年又請他到永明大道場擔任第二代住持，門下弟子曾多達二千余人。有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延壽不正面回答，說：“更添香著。”意為再添香點。大概是說，對於自己的禅法(永明妙旨)是不能通過語言講述清楚的。此僧似乎當即領悟，表示感謝。延壽曾自己作谒： 　　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 　　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2] 　　湖水迎日有光，遇風起浪，偈頌含有“自然”、“隨緣”的意思，向人暗示這就是他的禅法宗旨。 　　延壽在永明寺居住傳法十五年，度弟子1700余人。宋開寶七年(974)，延壽天台山為一萬余人授戒。延壽與其他禅僧不同，一生廣讀佛教經論，對儒道二教方面的書也十分熟悉。他經常讀的佛經有《法華經》。據《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延壽傳〉記載，他“行道余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另據《宋高僧傳》卷二十八的〈延壽傳〉記載，他“誦《法華》計一萬三千許部”。這裡的“部”大概是指遍數，是說他一生讀一部八卷的《法華經》竟達一萬三千多遍。[3] 　　延壽著作很多，重要的有《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唯心訣》以及大量詩偈賦詠。他的《宗鏡錄》等著作也傳到海外。《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延壽傳〉記載，高麗國王(當是高麗光宗)“覽其言教，遣使赍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前後歸國，各化一方。”[4]是說高麗國王遙尊他為師，派使者前來奉書、贈金絲線織成的袈娑和珍貴禮物，先後有三十六位高麗僧人從他受法而歸，各傳法於一方。 　　延壽於宋開寶八年(975)去世，年七十二歲。 　　現將延壽的著作略作介紹。 　　二、延壽的著作 　　(一)《宗鏡錄》，一百卷 　　署名“大宋吳越國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禅師延壽集”。 　　“智覺”是延壽的號。《宗鏡錄》開始稱《心鏡錄》，延壽的《心賦注》卷三提到“余曾集《心鏡錄》一百卷”，然而在其他地方的引用中則多用《宗鏡錄》之名，何時改為《宗鏡錄》，不詳。 　　書前有“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俶制”的序。據《十國春秋》〈吳越世家〉記載，錢弘俶在五代後周時前後被封“天下兵馬元帥”、“天下兵馬都元帥”；宋朝建國的建隆元年(960)，授他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至乾德二年(964)又改授原稱“天下兵馬都元帥”。錢俶此序稱自己為“天下大元帥”，當寫於宋建隆元年至乾德二年(960－964)之間，由此可證明《宗鏡錄》當最後完成於北宋正式建國之初。 　　錢弘俶在序中說，天下有三教： 　　正君臣，親父子，厚人倫，儒，吾之師也。寂兮寥兮，視聽無得，自微妙升虛無，以止乎乘風馭景，君得之則善建不拔，人得之則延贶無窮，道，儒之師也。四谛、十二因緣、三明、八解脫[5]，時習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達真常，釋，道之宗也。 　　他分別對儒、道、佛三教的主張作了十分概要的介紹，說自己是尊奉儒教的，而儒教曾師學於道教，道教又尊崇佛教。實際是說儒、釋、道三教同源、一致，而佛教最為優越[6]。他又說，“唯此三教，並自心修。”認為通達三教應當通過“心”的修行。這自然是受到禅宗的影響。他對《宗鏡錄》介紹說：“《心鏡錄》者，智覺禅師所撰也，總乎百卷，包盡微言。” 錢弘俶之所以稱《宗鏡錄》為《心鏡錄》者，也許用的是最初的書名，並且遵照作者對“宗”所作的解釋――“立心為宗”。 　　延壽在自序中對編撰此書的旨意作了說明。他表示，由於輪回於生死苦海中的眾生根機是不同的，便有不同的教法與之適應： 　　約根利鈍不同，於真如界中開三乘(按：聲聞、緣覺、菩薩三種教法)、五性(按：唯識宗所說五種性，其中有“無種性眾生”永遠不能覺悟解脫)。或見空而證果，或了緣而入真，或三祇(按：三阿僧祇，意為無量時間)熏煉，漸具行門，或一念圓修，頓成佛道。 　　然而從第一谛來說，所謂“窮微洞本，究旨通宗”，則一切皆空寂無實，“唯一真心”而已。如果能夠對此領悟，則為“見道之人”，不悟則沉論生死。最高的佛法，莫過於教人“反境觀心”，體悟自性，“了萬物由我，明妙覺在身”，說： 　　斯乃曹溪一味之旨，諸祖同傳；鹄林(按：釋迦佛入滅之地)不二之宗，群經共述。可謂萬善之淵府，眾哲之玄源。 　　實際是指禅宗和說心性教義的大乘教法。 　　延壽強調：世界萬有和各種教法，不出“自心”體(理)、用(事)二門。既然“一心”為萬法之本，則以心為鏡可以明照一切，“無一法以逃形，則萬差而普會”；以“一心”為“正宗”而綜述佛法，則可引導眾生把握眾多教法的要義而體悟自性。他說：“編羅廣義，撮略要文，鋪舒於百卷之中，卷攝在一心之內，能使難思教海，指掌而念念圓明；無盡真宗，目睹而心心契合”。 　　自序最後說： 　　今詳祖佛大意，經論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問答，廣引證明。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編聯古制之深義，撮略寶藏之圓诠，同此稱揚，稱之曰錄。分為百卷，大約三章：先立正宗，以為歸趣；次申問答，用去疑情；後引真诠，成其圓信。 　　其中的“一心”雖具有真如、佛性、自性等義，實際是指禅宗和被稱謂法性宗的華嚴宗的心性理論，以此為標准觀察評述和引伸全部佛法，此即所謂“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 　　全書三部分： 　　一．標宗章，從卷一至卷六十一中，論述禅宗的“以心傳心”和“即心是佛”的基本宗旨，並從禅教一致的觀點，廣引佛教經論和華嚴宗、天台宗、唯識法相宗的著述，論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為解脫之本，若悟自性，即眾生是佛。 　　二．問答章，從卷六十一中至卷九十三，以問答的形式，對自己為什麼一反以往禅宗“不立文字”並且反對廣引經論和各宗教理論闡述解脫之道的做法進行解釋，認為這樣做並未違背禅宗宗旨，可以引導一般人通過“佛語”領悟自性，並圍繞心性、解脫和各種教義，廣引經論進行答釋。 　　三．引證章，從卷九十四至結束，說“引大乘經一百二十本、諸祖語一百二十本、賢聖集六十本，都三百本之微言，總一佛乘之真訓”。在他所引的大乘經論中主要有《般若經》、《華嚴經》、《法華經》、《大集經》、《寶積經》、《圓覺經》、《首楞嚴經》等；所引“諸祖語”是佛偈和禅宗所奉的歷代禅師的語錄，有過去六佛的偈頌、西天二十八祖和東土自菩提達摩至慧能六祖的傳法事跡、語錄和“傳法偈”，還有南岳懷讓(讓大師)、青原行思(吉州思和尚)及馬祖、石頭、牛頭等眾多禅師的事跡和語錄；所引“聖賢集”是各種論書，有《大智度論》、《大毗婆沙論》、《攝大乘論》、《顯揚聖教論》，乃至華嚴宗和天台宗的著作。 　　宋代臨濟宗禅僧惠洪(1071－1128)所編撰的《禅林僧寶傳》卷九〈永明智覺禅師傳〉記載，延壽 　　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按：華嚴宗)、慈恩(按：法相宗)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為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旨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按：大乘諸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為一百卷，號宗鏡錄。天下學者傳誦焉。[7] 　　如果根據這段引文，延壽是認為當時的人們對佛教沒有全面整體的了解，而在社會上相當流行的天台宗、華嚴宗和法相宗在教義上彼此存在矛盾，他為了促使這三宗思想的溝通和協調他們之間的關系，特地請三宗學僧聚會一起，請他們就各自的教義進行交流和辯論，對爭論中難以達成共識的問題，他便以禅宗的宗旨(“心宗指要”)進行折中調和。此後他收集和參考大乘佛經和中印兩國的論著，並吸收三宗教義，編撰《宗鏡錄》一百卷。這個說法真實如何，無法深究，僅錄此以供參考。 　　《宗鏡錄》由吳越王錢俶作序之後，長期秘藏於內庫外人少知。北宋神宗元豐(1078－1085)年間由皇弟魏端獻王(按：英宗子趙頵死後封魏王，谥端獻，徽宗時改封益王)主持雕印分贈諸寺，但“四方學者，罕遇其本”。禮部員外郎護軍楊傑在東都開封得到“錢唐新本”。這是由吳人徐思恭請法湧、永樂、法真等校勘，然後雕印的。楊傑應請為此書寫序文。(《宗鏡錄》卷首所載楊傑序)參考上引《禅林僧寶傳》〈延壽傳〉中的“天下學者傳誦焉”來看，《宗鏡錄》在北宋中期以後曾風行一時。 　　現在國際學術界常用的《宗鏡錄》是取自《高麗藏》的日本《大正藏》本。《高麗藏》實際是高麗高宗時的再雕本。此藏包括據《開元錄》等的〈入藏錄〉雕印的“正藏”和在經錄〈入藏錄〉中尚未錄目的典籍“副藏”。《宗鏡錄》被收在“副藏”，據書中卷後刊有“丙午歲”、“丁未歲”、“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來看，是雕印於高麗王朝高宗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1246－1248)。 　　(二)《萬善同歸集》，上中下三卷 　　全書以問答體論述奉行禅宗“即心是佛”、“無念”、“唯心淨土”等宗旨，並不意味著在修行中要廢除“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各種善行。總的觀點是： 　　心雖即佛，久翳塵勞，故以萬行增修，令其瑩徹；但說萬行由心，不說不修為是。又萬法即心，修何閡心？ 　　意為雖說心即是佛，但人們生來秉的佛性(自心、自性)早已被情欲煩惱污染，必須通過各種修行清除煩惱塵垢，使它清淨的本性顯現，這樣才能達到解脫；禅宗歷代祖師雖說“萬行由心”，但並沒有說廢除修行是正確的。此外，說“萬法即心”，難道修行會對心性解脫有所妨礙嗎？正是從這種觀點，延壽從性與相、理與事、體與用、真與俗、本與跡、有與無等不同方面，大量引用大乘經論和華嚴宗等宗的思想來論證這些前後對立的雙方是彼此相輔相成、圓融無礙的，以此說明：若要達到覺悟，必須見性與修善並行，“理事雙行”，“理事兼修”，結論是：“因緣不具足，不能成佛。” 　　書名“萬善同歸”，意為修持各種善行，是殊途同歸的。按延壽的解釋，從其包含的意義來說也可名為“理事無閡”、“權實雙行”、“二谛並陳”、“性相融即”、“體用自在”、“空有相成”、“正助兼修”、“同異一際”、“修性不二”、“因果無差”。 　　卷首有北宋曾任司農少卿的沈振在熙寧五年(1072)寫的序。據此可知，此書比《宗鏡錄》較早雕印在社會上公開流行。 　　(三)《唯心訣》，一卷 　　延壽站在禅宗立場首先對作為世界萬有本源、本體的“心”進行論證。他說“心”雖不是語言文字所能完全表述，然而諸佛菩薩為普度眾生仍“隨順機宜”對它有不同表述，所謂“一法千名，應緣立號”；在佛經中它還有“一乘”、“平等如如”、“純真法界”、“實相”、“真際”、“理”等不同名稱。它也是眾生解脫之道的本源，“是真法要”，悟之為佛，迷之為眾生。 　　在此著作中，延壽對自認為是違背禅宗見性解脫宗旨的所謂“邪宗”的一百二十種見解，提出批評。從內容上看，主要是批評禅宗以外奉行“教乘”、“權教”的修行者的做法，也有相當部分是批評被認為是片面理解禅宗宗旨的做法，如說“或弘禅觀，而斥了義之诠”；“或住本性清淨，而執藥成病”；“或廢說起絕言之見”；“或守任真無事，而沉慧解”等。認為這些見解都違背了“法性融通，一旨合會”的道理，是“迷宗背旨，失湛乖真”的，不能使人達到解脫。 　　(四)《注心賦》，又名《心賦注》，四卷 　　延壽利用賦這種文體，對“心”既是世界萬有的本原和本體，又是眾生生來秉有的清淨本性，達到覺悟解脫的內在依據，從不同的方面作演繹論述，並且以注釋的形式，對賦中論述的問題加以詳細補充說明。 　　在賦的開頭，他說： 　　覺王(按：佛)同禀，祖(按：禅宗祖師)胤親傳。大開真俗(按：真谛、俗谛)之本，獨標天地之先。常為諸佛之師，能含眾妙；恆作群賢之母，可謂幽玄。靈性有殊，該通匪一，千途盡向於彼生，萬象皆從於此出…… 　　他運用前後對仗工整的語句，對禅宗和華嚴宗所賦予心性的特性和功能，在修行解脫中作用等，作了概括說明。在對其中“祖胤親傳”所作的注釋中說：“此土初祖達摩大師雲：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又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雲：默傳心印，代代相承迄於今日。”此後人們常用“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來作為禅宗的基本宗旨。 　　從延壽引證的書來看，除了大量的大小乘佛經外，還有華嚴宗、天台宗、法相唯識宗等的著述，並且引用佛教史傳及佛教以外的書籍。在論述中雖將禅宗宗旨置於中心地位，但同時廣泛吸收諸宗特別是華嚴宗的教義思想。從他引用宗密的《禅源諸诠集都序》(稱《禅源集》)等著作相關思想來看，他的會通和融會禅、教的思想是深受宗密的影響的。 　　在宋代的禅宗著作中，像《心賦注》這種用較大篇幅從正面集中論述心性的著作是絕無僅有的。現在被國際學術界常用的《心賦注》是日本《續藏經》本，此本源於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本。台灣藍吉富主編《禅宗全書》第三十九冊收有此書的復印本。 　　(五)《觀心玄樞》，一卷 　　指出“心”在佛經中有種種不同的名稱，認為所謂“大乘”、“佛性”、“中道”、“般若”、“一乘”、“如來藏”、“法性”、“自性清淨心”等，皆是“心”的異名。說心是萬法之本，解脫之源，只有通過“觀心”深入思考才能體悟三界唯心，心性與萬法圓融無礙的道理，斷除一切煩惱，達到覺悟解脫。 　　在論述中，對所謂“觀心”在修行中的重要性作了無限的發揮，說實踐大乘菩薩道的施捨、持戒、忍辱、精進、禅定、般若“六度”，必須進行觀心，即使其他種種修行，乃至護法、弘法、忏悔、滅罪、報恩，及最後達到覺悟解脫，也必須通過觀心才能完成。這種觀心既不同於天台宗以觀空、假、中三谛為中心的觀心，也與早期禅宗觀空觀淨的觀心有所不同，而是引導修行者借觀心靜思來領悟“心”作為世界本源和解脫之本的道理，由此斷除世俗思維和煩惱，達到解脫。 　　現在通用日本《續藏經》所收本，是據日本平安時代後期治歷五年(1069)的寫本刊印的，開頭部分已佚失。藍吉富主編《禅宗全書》第三十九冊也收有此書的復印本。 　　除以上著作外，在《大正藏》本《唯心訣》之後，還附有延壽所著《定慧相資歌》、《警世》。前者以偈頌體講定慧不二，理事雙修；後者說人身難得，勸人“行善修心”，體悟“三界唯心”的道理，在“谛了自心”上下功夫，以此達到正覺。 　　綜上所述，延壽在這些著作中系統地論述以南宗為主體的所謂“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禅宗宗旨。提出“以心為宗”，即主張以心為“尊”，為“體”，為“智”的思想，意為尊奉大乘佛教的佛性學說為標准觀察和評述世界萬物、人類社會以及眾生煩惱生死和解脫問題；以禅宗的心性理論為中心，綜合評述大小乘教法和諸宗的教義。他認為在佛教諸宗派中唯有華嚴宗的教理與禅宗最為一致。他通過引述華嚴宗的一真(真如之心、法性)法界緣起、理事圓融和“真妄交徹”的理論來說明佛性是世界的本體，煩惱與菩提、解脫的彼岸與世俗的此岸、眾生與佛是互為容攝，相即不二的。 　　延壽以他的心性論為基礎，為他的“理事雙修”、禅教會通學說提供理論根據。既然理、事互相圓融，那麼自悟心性與修持諸種教法也應並行無礙，以“傳心”、“見性”為宗旨的禅宗和其他教門諸宗也應當會通。 　　禅宗標榜“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但在進入宋代以後禅宗內部論述禅法和歷史的著述有日漸增多的趨勢，體裁形式也各種各樣，其中以語錄和以記載語錄為重點的“燈史”數量最大，然而象延壽這樣大量引用經論史書從正面系統地論述禅法和解脫之道的並不多見。 　　[1]載《大正藏》卷51第421頁下。 　　[2] 以上引文，皆見《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延壽傳〉，《大正藏》卷51第421頁下。 　　[3]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的〈入藏錄〉收錄全部經論集傳1076部5048卷。此為歷代編印大藏經的基本依據。據此，延壽不可能讀佛經一萬三千部，只能理解為是讀《法華經》的遍數。 　　[4]《大正藏》卷51第421頁下。關於延壽生平，也可參考《宋高僧傳》卷二十八〈延壽傳〉(載《大正藏》卷50第887頁中)、宋惠洪《禅林僧寶傳》卷九。 　　[5] 四谛，指苦(生命過程皆苦)、集(苦因――貪嗔癡)、滅(斷除煩惱，達到涅槃解脫)、道(八正道)；十二因緣，構成生命過程的十二個環節：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由無明(癡)為根本原因，遭成生死輪回不已。三明，佛教認為佛、羅漢具有的三種神通：知道眾生過去世的宿明命明、知道眾生未來世生死的天眼明、體悟四谛等真理達到解脫的漏盡明。八解脫，八種對治和斷除對色、無色貪欲的禅定，也叫八背捨。 　　[6] 在南北朝至唐代的三教爭論中，佛教方面常據《禮記》、《呂氏春秋》等所載孔子曾問禮於老子的記載說老子是孔子之師；又據偽經《老子西升經》、《西升玄經》、《符子》等說老子稱釋迦牟尼佛為師。請參見北周道安《二教論》(載《廣弘明集》卷八)、唐玄嶷《甄正論》(《大正藏》卷五十二)、徐岱《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禅師碑銘並序》(中華佛教文化研究所1978年《佛學研究》第7期載楊曾文《〈神會塔銘〉和〈慧堅碑銘〉的注釋》)。吳越王對三教關系的見解，當即以此為根據。 　　[7]此亦載惠洪《林間錄》卷下，說他曾游東吳，寓居西湖淨慈寺，寺的一位老衲告訴他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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