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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曾文教授：中國佛教的榮辱觀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中國佛教的榮辱觀 　　楊曾文 　　一、佛教道德和榮辱觀 　　 在人類社會中，道德是約束和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維系社會正常秩序的重要意識形態，在整體上既包括道德理念、道德意志、道德准則和規范，也包括道德心理和道德評價等。所謂榮辱觀是伴隨道德實踐而來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評價。社會成員如果模范地遵循道德就會被人們評價為善的高尚的行為，受到人們的稱贊，個人在心理上就會感到滿足、榮耀；反之就屬於惡的行為，受到人們的譴責，個人就會感到恥辱，進行自我反省和責備。道德與其他意識形態一樣是隨著時代和社會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的。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以經律論為主要形式的龐大的佛教體系中，既有佛教教理、戒律、清規等豐富內容，也包含寓於教理、戒律和清規中的以處理教內外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為主旨的道德規范和准則。中國佛教是以大乘為主體，同時會通大小乘為一體的融合型佛教，其中既有繼承自小乘佛教的道德倫理，也有大乘佛教的道德倫理。它們與佛教的善惡因果報應、修行解脫的理論和宗教活動是密切結合的。 　　在佛教倫理體系中，用以評價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的概念有善與惡、淨與染、道與非道、正與邪等。如果四眾弟子的道德觀念和行為被認為是善的、淨的、奉行正道正法，就會受到教內乃至社會民眾的良好評價和贊揚，當事人的心理就會感到欣慰，產生榮譽感；相反便被認為是惡的、染污的、實行了非道邪法，受到教團內乃至社會民眾的譴責，當事人便會產生恥辱感，按照戒規須通過忏悔取得教團諒解，情節嚴重者甚至被驅逐出教團。 　　二、中國佛教道德和榮辱觀的基本內容 　　 佛教的倫理是在佛教的基本理論、理念的指導下被推行和維持著的。從本來的含義上說，大小乘的倫理觀念、准則並非完全一樣，然而大乘佛教是在繼承小乘佛教(一般指原始佛教與稍後的部派佛教)基礎上成立的，對小乘倫理並不排斥，而是將它們置於大乘佛教體系之中，對有的甚至還賦予新的意義。 　　小乘佛教的五戒包括不殺生、不偷盜、不邪YIN、不妄語、不飲酒，雖屬禁戒，然而也具有倫理道德的意義。小乘佛教對五戒著重從禁止、不做的意義上講述，而大乘佛教還從正面意義上加以表述，從而在意蘊上對五戒有所發展。如西晉竺法護譯的《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在五戒各條之後分別附加上：“等心於一切，常有慈心行”；“不貪他人財，遠離谀谄無黠之事，自知止足，不著他有，草葉毛米不犯不與取(按：意為盜)”；“不當念YIN，計習YIN妷……當令立願，令我後不習YIN欲，何況念欲與共會合”；“所言至誠，所說審谛，所行如語，不兩舌，不增減，無失說，當行覺意，如所聞見說護於法，寧失身命，終不妄語”；“不樂酒，不嘗酒，當安谛性，無卒暴，無愚不定，心意當強”。這不僅要求做到五戒，還進而從積極意義要求加強道德意識的修養。 　　同樣，大乘佛教對十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YIN、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绮語、不貪、不嗔、不癡，也作出新的解釋。例如唐代實叉難陀譯的《十善業道經》，對十善有很大發展，稱十善是“永離殺生、偷盜……邪見”等等，並作了詳細說明。……與小乘十善相比，大乘佛教更重視心理上的道德修養，從消極意義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YIN、不妄語等要求，到修持積極意義的“慈心”、“施意”、“安眾生心”等等，並且詳細說明這樣修持十善可以得到的功德利益，最後還把修持十善與達到最高覺悟——成佛聯系起來。 　　至於佛教對正式出家必須受持的戒規——沙彌沙彌尼受持的“十戒”、比丘比丘尼受持的“具足戒”(如《四分律》的比丘250戒、比丘尼348戒)，還有主要以《梵網經》為代表的大乘戒——十重戒和四十八輕戒，雖然從內容上看多是對男女二眾在修行和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體禁戒和制約，然而也有相當多的戒條具有道德規范或准則的意義。 　　 佛教從公元前後傳入中國之後，經過漫長的民族化過程演變為中國民族宗教之一。在這期間，源自印度的佛教戒律、教理都發生重大發展。中國佛教學者適應中國社會環境和道德傳統，把蘊含在五戒、十善及教義中的佛教倫理道德作了新的诠釋。例如，中國佛教學者在解釋十善時，把不殺、不盜等教人不做惡業條目稱之為”止善”(止惡之善)，同時要求持戒者應積極地去做善業，稱之為”行善”(行善之善)。隋代智顗在《法界次第初門》卷上之上提出與不殺、不盜等十項“止善”相對應的十項“行善”，它們分別是：放生、布施、恭敬、實語、和合、軟語、義語、修不淨觀、慈忍、信歸正道，從而發展了十善所蘊含的道德意義。同時，中國佛教也吸收了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和忠、孝等倫理思想和道德規范，擴大了善與惡、美與丑、正與邪等道德范疇的內涵。這在歷代的僧俗學者論證儒、釋、道三教一致的護法著作中，例如宋代雲門宗禅僧契嵩的《輔教篇》、曾作宰相的居士張商英的《護法論》、元代劉谧的《三教平心論》等著作中有比較集中的論述。這種以佛教戒條、倫理與世俗倫理、道德規范會通的做法，在發展民族傳統文化和道德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佛教的倫理觀念和諸如“五戒”、“十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慈悲”(拔苦與樂)等具有行為規范意義的道德原則和規范，在很大范圍和程度上都可以與通行的社會道德會通，教人“止惡行善”，不殺、不盜、不貪，為人誠實，慈悲愛人，遵守社會公德，彼此關懷和互相幫助。在道德評價中，凡是能做到這些，便被認為是善的，受到來自教內外人們的贊揚，相反則被認為是惡的，遭到人們譴責。 　　 佛教以戒律、道德規范來處理教內外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維護教團內部的正常秩序和與社會外界和諧相處的關系，以保障佛教的正常存在和發展。 　　佛教是宗教，有自己的修持目標和理想，例如小乘有四谛(苦集滅道)、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以修成斷滅一切煩惱的“阿羅漢”為最高目標；大乘有修持六度的“菩薩道”，以完成解脫成佛為最高理想。中國隋唐時期成立的帶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對此提出各種教義體系，以死後獲得善報、往生淨土或解脫成佛為修行目標。因此，佛教自然把愛教、弘傳正法、“續佛慧命”、如法修持、利樂和普度眾生等作為自己的職責和道德要求。因為佛教提倡知恩報恩，《心地觀經》等經有報“四恩”——父母恩、眾生恩、國王(古代代表國家)恩、三寶(佛法僧)恩的說法，而佛教在中國發展中也將忠、孝、仁、義等儒家倫理加以吸收作為“善”的道德規范，所以也將忠君愛國(古代兩者往往不可分)、孝敬父母、慈濟民眾、維護正義等作為道德修養和道德實踐的內容。凡是在這方面有卓越表現，為維護民族尊嚴和祖國統一、推進社會和文化進步做出貢獻的人，為佛教傳播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皆被認為是值得永遠稱頌和紀念的楷模，給予崇高的榮譽。 　　 宋代雲門宗學僧契嵩在其《镡津文集》卷七〈道德〉中曾說：“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是故大人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患勢位之不在己。” 他將修持道德看作立身處世的第一要務，反映了中國古代高僧崇高的道德追求和道德榮辱觀。 　　三、當代中國人間佛教的道德和榮辱觀 　　歷史證明，佛教及其道德是隨順時代向前發展的。自然，佛教榮辱觀也伴隨佛教道德演變而不斷發展。 　　在中國進入近現代社會以後，曾經歷了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在中華民族面臨危亡，民族文化日益衰敗的情況下，佛教界的仁人志士也曾奮起振興佛教。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響的是太虛法師(1889-1947)發起的佛教復興運動。他主張中國佛教應從教理、教制、教產三個方面進行改革，並且提出“人生佛教”的理論，主要內容是：一、佛教應重視人生，以改善人生為基礎；二、重視並重新诠釋與社會道德密切結合的五戒、十善等規范，倡導佛教徒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熱愛祖國和人民，為社會民眾奉獻。 太虛的佛教復興運動雖然從整體上說是失敗了，然而他在創辦學校培養佛教人才和倡導“人生佛教”思想方面，卻取得了影響極為深遠的成績。此後，經他的弟子印順以“人間佛教”理念對“人生佛教”重新诠釋和提倡，“人間佛教”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至20世紀80年代以後，海峽兩岸佛教界都提倡人間佛教思想。然而，中國大陸奉行的人間佛教是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人間佛教。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中國大陸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中國佛教從此也進入新的時期。中國佛教已走過50多年的歷程，雖曾遭遇曲折和嚴重挫折，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中國佛教迅速進入恢復振興的新時期。趙樸初居士作為中國佛教協會的會長、佛教界領袖，在1983年12月佛協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表了《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周年》的報告，鄭重地提出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和發揚中國佛教的農禅並重、注重學術研究和國際友好交流的三大優良傳統的號召，受到佛教界的廣泛響應。此後，趙樸初居士在1987年2月佛協第五屆全國代表會議上發表《團結起來，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作貢獻》的報告、1993年12月佛協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上發表《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的報告以及他的《佛教常識答問》、《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等著作中，對新時期中國應當實踐的人間佛教作了深入系統的闡述。 　　趙樸初居士所闡釋的人間佛教思想，實際是中國佛教協會提倡並付諸實踐的佛教思想，是大陸佛教界共同弘揚和實踐的佛教思想，是中國佛教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環境而逐漸形成的面向現實社會的以“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為號召的人間佛教思想。 　　趙樸初居士所倡導和實踐的人間佛教思想可歸納以下六個要點： 　　1、愛國愛教，團結進步，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 　　2、將佛教勸善止惡的戒規和倫理規范――五戒、十善及大乘菩薩四攝、六度等進行現代诠釋，使之與社會公德、公民道德建設和思想教育相會通，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3、佛教必須關心現實社會，自覺地以建設“人間淨土”為己任，造福社會，利益人群，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而努力奮斗，積極奉獻； 　　4、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優良傳統，主要有“農禅並重”、“注重學術研究”和“國際友好交流”三大傳統； 　　5、佛教必須“續佛慧命”，傳承正信正法，保持組織的純潔性，為此必須加強自身的信仰、道風、人才、教制、組織五大建設，並且不斷發展佛教的文化和教育事業； 　　6、維護法律尊嚴、人民利益、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維護祖國統一。 　　 這種人間佛教既繼承傳統又富有創新精神，不僅促使中國佛教煥發新的活力，推進佛教適應當代社會轉型的變革，而且極大地充實和豐富了中國佛教道德的內容和積極向上的道德榮辱觀。 　　愛國、愛教不僅是當代中國佛教徒必須堅持的政治原則，也是中國佛教的傳統美德。至於五戒、十善和大乘菩薩四攝、六度等，本來就是構成佛教倫理道德的主要內容，然而趙樸初居士強調通過現代诠釋使之與社會公德、公民道德建設和思想教育相會通，特別增加進去積極關心現實社會人生，為利益人群，福利社會努力奉獻的思想。加強包括信仰、道風建設在內的佛教自身建設的要求，本身就具有加強佛教道德建設，提高佛教四眾弟子道德修養和文化素質的要求。至於引導佛教適應時代要求，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社會的現代化建設；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優良傳統；維護人民利益、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維護祖國統一等等現實內容，既是當代中國大陸所奉行的人間佛教的內容，也是當代佛教道德修養和道德實踐的重要內容。這些內容中所蘊含的“愛國愛教”、“濟世利生”、“奉公守法”、“勤勉盡職”、“勸善止惡”等道德因素和成份，也是當代佛教道德的有機組成部分。 　　當代中國佛教界以實踐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人間佛教為旗幟，在廣大四眾弟子中正在形成富有朝氣和進取精神的道德追求、道德風尚和道德榮辱觀。 　　四、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中發展佛教道德和榮辱觀 　　 中國佛教2000多年的歷史用豐富有力的事實證明，中國佛教是具有深厚的生命力和創新能力的，是能夠隨順時代和社會進步不斷向前發展的。僅從大的方面來說，中國佛教雖源自印度，然而並沒有固守印度佛教的窠臼，而是通過吸收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民間習俗實現民族化，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中國佛教學者通過诠釋來自印度的戒律和創立叢林清規，發展了佛教的戒律、教制和道德思想；中國佛教在近現代適應社會的轉型又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提出富有朝氣的人間佛教思想。 　　當代中國的人間佛教是開放和與時俱進的，是把自己的立足點放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上面，在保留自己傳統和特色的基礎上，正在將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的道德思想納入自己的道德體系之中，將佛教道德理念、規范和道德榮辱觀與當代的社會公德、公民道德建設加以融合會通。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共中央為推進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構建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先後做出很多英明決策和指示。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印發具有歷史意義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把公民基本道德規范集中概括為：“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 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道德體系的最新認識成果，標志著我國公民道德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005年2月，中共中央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把“切實加強思想道德建設”作為今後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必須做好的重點工作之一。2006年3月4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的委員時提出，要引導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 　　堅持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YIN逸為恥。 　　這“八榮八恥”言簡意赅，涵蓋了社會主義道德理念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內容，是中國傳統美德和時代精神的完美結合，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鮮明表達。 　　 對黨中央的這些決策和指示，中國佛教團體和廣大信眾熱烈響應，迅速付諸行動，並且通過各種場合向民眾進行宣傳。可以預料，在舉國上下深入貫徹中共中央的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實踐中，中國佛教徒必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佛教的倫理道德和榮辱觀，讓佛教更加煥發生氣和具有時代精神。 　　2007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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