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至宋初的達摩傳記
楊曾文
內容提要：首先概要介紹記載菩提達摩傳記的《續高僧傳》、《楞伽師資記》等七種史書及對編撰達摩傳記以較大影響的兩種著作《四行論》、《寶林傳》，然後介紹七種達摩傳記是如何接受這兩種著作影響的。
關鍵詞：菩提達摩、達摩、禅宗、寶林傳、四行論、景德傳燈錄
作者楊曾文，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佛學院研究生導師。
在中國汗牛充棟的佛教文獻中，被提到的次數最多的人是誰呢?不是別人，正是被禅宗奉為初祖的菩提達摩。菩提達摩，唐以後多寫為菩提達磨，簡稱達摩或達磨。在歷代留下的卷帙浩繁的禅宗燈史和語錄中，所謂“祖師西來意”、“祖師意”、“祖師正令”、“祖師心印”等語句中的“祖師”，指的是菩提達摩。
按照中國禅宗所奉祖師的傳承世系，有“西土”(古印度)和“東土”(中國)兩大系統。西土有從佛陀的弟子大迦葉、阿難以來前後傳承的二十八代祖師，菩提達摩是第二十八代祖師。同時，菩提達摩又是東土的初祖，經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四代，至慧能為六代祖師。自慧能以後，師徒之間傳法雖不再限定一人嗣法(所謂“單傳”、“正傳”，“嫡傳”)，然而一些著名禅師、禅派的後繼世系仍可大體分辨出代數。
菩提達摩雖在佛教史書文獻中被反復提到，然而記述他真實事跡的資料並不是很多。現存最有影響的達摩傳記有唐中期至宋初陸續編撰的七種，加上《寶林傳》卷八的〈達摩行教游漢土章〉是八種。至於宋代雲門宗僧契嵩所撰《傳法正宗記》及此後陸續出世的多種禅宗燈史中的菩提達摩傳，因為多屬改編而未能提供新的內容。
下面對唐至宋初出世的七種達摩傳記進行考察和介紹。
一、自禅宗成立至宋初最有影響的七種達摩傳記
中國禅宗奉北魏時來華的印度僧菩提達摩為初祖，經慧可、僧璨二代相承，到道信、弘忍二代時在蕲州黃梅(在今湖北省)正式創立禅宗，被稱做“東山法門”。在弘忍去世之後，以弘忍的弟子神秀、普寂為代表的“北宗禅”曾長期流行在以長安、洛陽兩京為中心的北方廣大地區，而以弘忍的另一弟子慧能為代表的“南宗禅”則流行於南方一帶，逐漸成為中國禅宗的主流派，唐末五代初形成“禅門五宗”。
在這個過程中，菩提達摩的名聲越來越大。不僅北宗奉達摩為初祖，南宗也奉達摩為初祖。各地叢林的禅師在日常傳法中經常提到達摩的名字、事跡和禅法。這種情況自然也反映在相繼出現的佛教史書中，從唐中期至宋初相繼形成的佛教史書中，對達摩事跡的介紹越來越多，並且增添不少神話的色彩。
自唐中期至宋初相繼形成的菩提達摩的傳記有如下七種：
現將載錄這七種達摩傳記的史書略作介紹。
(一)唐道宣《續高僧傳》
道宣(596—667)是唐代著名律僧和佛教史學者，繼南朝梁慧皎《高僧傳》之後編撰此
僧傳體史書，分為譯經、義解、習禅、明律等十科。初稿是從南朝梁代初葉開始，到唐貞觀十九年(645)為止，此後二十年間陸續有所增補，達四十卷，共有正傳498人，附見229人。菩提達摩傳載於第十六卷〈習禅初〉之中。
(二)唐淨覺《楞伽師資記》
淨覺(683-?)先後師事弘忍弟子神秀和玄赜，在玄赜所著《楞伽人法志》的基礎上編撰此書，是對《楞伽經》的譯者南朝宋求那跋陀羅和提倡以《楞伽經》心性思想指導坐禅修行的菩提達摩及其後繼弟子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等人的簡歷和禅法的集錄。此書久佚，從上世紀20年代中日學者開始從敦煌文獻中陸續發現它的多種殘本，經過多人相繼研究，逐漸拼湊成一個基本完整的本子。
現主要有以下校本：(1)金久經據敦煌文獻S2054、S4272、P3436所校勘的《校刊唐寫本楞伽師資記》，1831年由北京待曙堂出版，收人他的《姜園叢書》之內；(2)日本矢吹慶輝據敦煌文獻S2054，參金久經校本重加校勘，載於《大正藏》第85卷之中；(3)漿原壽雄《楞伽師資記校注》，載於1954年出版《內野台嶺先生追悼論文集》；(4)柳田聖山利用以往成果並參照P4564抄本，重校《楞伽師資記》，收入他編撰的《初期的禅史I》之中，1971年由築摩書房出版。
(三)唐杜朏《傳法寶紀》
《傳法寶紀》當撰於開元四年(716)至開元二十年(732)之間，流傳不久就在社會上湮沒無聞，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才從敦煌文獻中發現。
現主要有以下校本：(1)日本矢吹慶輝據敦煌文獻P2634號校寫，內容僅存序和<達摩>章的一部分，1932年被收編於《大正藏》卷八十五之中；(2)神田喜一郎據敦煌文獻P3559寫本校，內容完整，1943年收在白石虎月編的《續禅宗編年史》的附錄中發表；(3)柳田聖山據敦煌文獻P3559本重校，收入1967年由法藏館出版的《初期禅宗史書的研究》後邊的{資料的校注)之中，1971年對全文重新校訂注釋並譯成日文，收在由築摩書房出版的《初期的禅史I》之中。(4)楊曾文校本是以柳田校本為底本，用敦煌文書P2634號、P3559重新校訂，收載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2001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附編之中。
(四)劉澄集《南陽和上問答雜征義》
六祖慧能弟子神會(684-758)開元二十年(732)在滑台大雲寺與北宗僧人崇遠進行辯論，說是要“為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為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批評北宗“師承是傍，法門是漸”。獨孤沛撰《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及劉澄集《南陽和上問答雜征義》，皆記述了這次辯論。[1]《南陽和上問答雜征義》記載：“遠法師問曰：‘禅師口稱達摩宗旨，未審禅門有相傳付囑，以為是說?’答曰：‘從上以來，具有相傳付囑。’又問曰：‘復經今幾代?’答曰：‘經今六代。請為說六代大德是誰，並敘傳授所由。’”接著記述禅宗所奉六代祖師一一菩提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的傳記。獨孤沛在《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的序中記述編撰此論的緣由，其中說：“後有《師資血脈傳》一卷，亦在世流行。”可以認為，這六代祖師的傳記就是所謂《師資血脈傳》，作者應是神會。
(五)歷代法寶記
從全書內容和後面所附門人儒者孫寰所寫的《大唐保唐寺和上傳頓悟大乘禅門門人寫真贊文並序》來推測，此書當在成都保唐寺無住(714-774)於大歷九年(774)去世後不久由其弟子編撰的。
書中所稱的“梁朝第一祖菩提達摩多羅禅師”就是菩提達摩。菩提達摩與達磨多羅本是兩個人。達摩多羅是4、5世紀印度西北說一切有部的禅師，東晉時佛陀跋陀羅在廬山譯的《達摩多羅禅經》介紹的就是他與佛大先的禅法。此經上卷記載從佛一一迦葉一一阿難……僧伽羅叉一一達摩多羅——不若蜜多羅的禅法傳承世系。撰寫於7世紀末的《法如禅師行狀》、8世紀前期的北宗史書《傳法寶紀》皆提到此經，然而皆以菩提達摩代替達摩多羅。《歷代法寶記》又進一步，把此二人的名字合並稱之為“菩提達摩多羅”或“達摩多羅”。這一提法一直影響到後世的禅宗史書。
《歷代法寶記》在敦煌文獻中有首尾完整的寫本。日本《大正藏》第五十一卷所收的此書是以敦煌寫本S516為底本，用P2125寫本校對的本子。此後矢吹慶輝的《鳴沙余韻》(1930年，巖波書店)和《鳴沙余韻解說》(1933年，同上)分別收有敦煌寫本的影印本及介紹文章。1935年朝鮮學者金久經又據《大正藏》本並參照前述兩種寫本加以校訂，收在沈陽出版的《姜園叢書》之中。日本石井光雄藏有此書的一個寫本(《石井積翠軒文庫善本書目》，現下落不明)，另外還有五種寫本(P3717、P3727、S1611、S1776、S5916，見商務印書館1962年《敦煌遺書目錄》)。柳田聖山以錯漏較少的P2125為底本，參校其它各本重加校訂，並譯為日文，編為《禅的語錄3·初期的禅史Ⅱ—歷代法寶記》出版(1976年築摩書房初版，1984年有第三次印本)。
(六)南唐招慶寺靜、筠二禅僧《祖堂集》
《祖堂集》是現存最早的禅宗南宗記言體史書，在中國久佚，上世紀20年代於朝鮮發現。全書二十卷，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由泉州招慶寺的靜、筠二位禅僧編撰，繼承編於唐貞元十七年(801)的史書《寶林傳》的祖統世系，從過去七佛，至禅宗所奉初祖大迦葉……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第三十二祖弘忍——第三十三祖慧能，以及從慧能弟子青原行思至第八代屬於雪峰義存法系的禅師；從慧能另一弟子南岳懷讓至第七代屬於臨濟義玄法系的禅師或居士246人的傳記。在日本有中文出版社1975年的影印本。近年中國出版的校勘本有：吳福祥、顧之川點校本，岳麓書社1996年出版；張華點校的簡體字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七)宋道原《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原稱《佛祖同參集》，法眼宗禅僧道原編撰。“景德”是取自宋真宗的年號，一般以景德元年(1004)作為《景德傳燈錄》的編撰年代，然而實際以後又有修補。道原按照禅宗派系編錄傳法語句，記述過去七佛、西土二十八祖、東土六祖、曹溪慧能下一世南岳與青原、懷讓下七世和青原下十一世(法眼文益下三世)，共五十二世1701人的傳錄，上奉朝廷。真宗诏翰林學士左司谏知制诰楊億等人加以刊定，勒成三十卷，大中祥符四年(1011)诏編入藏。
在這其中，除道宣《續高僧傳》之外，皆屬於禅宗史書或語錄，而《楞伽師資記》和《傳法寶紀》則屬於北宗史書。
二、對編撰達摩傳記最有影響的兩種文獻
從現存文獻資料考察，至少有如下兩種著作曾對上述達摩傳記的編撰發生較大的影響。一是有昙林撰序的《菩提達摩四行論》，二是《寶林傳·達摩行教游漢土章》。當然，這些達摩傳記出世的時間不同、背景不同，從而所受到的影響也有所不同，反映出它們各自的特色。同時也應指出，在禅宗興起過程中逐漸增多的達摩傳說對達摩傳記的編撰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這裡先介紹這兩種著作，並順便介紹禅宗成立後社會上流傳的關於達摩的傳說。
(一)《菩提達摩四行論》
唐代禅宗北宗史書《楞伽師資記》在〈菩提達摩傳〉的部分全文載錄《略辨大乘人道四行·弟子昙林序》，實際上不僅有昙林之序，尚有稱做“達摩禅師親說”的“二入四行”的部分。宋代道原所編的《景德傳燈錄》卷三十也收有此文，然而題為《菩提達磨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前面也有“弟子昙林序”(《大正藏》本“林”作“琳”)。據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六{北魏錄)，昙林是位僧人，曾先後參加過佛陀扇多、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的譯場，擔任“筆受”。
所謂“二入”是“理入”和“行入”。“理入”，是教修行者深信自性(真性)與佛無別，然而因被情欲煩惱(客塵)污染而不得顯現；如果凝心坐禅觀想，斷除情欲煩惱和自他、凡聖等差別觀念，並不再執著於文字，便可使自心與清淨的真如之理契合，達到解脫。
“行入”包括四項，稱“四行”：一是“報怨行”，著重對治貪嗔癡三種根本煩惱中的嗔，勸導修行者認識人生苦惱是自己前生惡業造成的，應“甘心忍受，都無怨訴”；二是“隨緣行”，是對治癡(無明)的，教人領悟因緣果報之理，做到“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三是“無所求行”，引導修行者斷除貪求之心，做到“安心無為”；四是“稱法行”，勸人遵照大乘菩薩之道一一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般若)來修行和生活。
在現存《二入四行論》的各種本子中，上述兩種《四行論》屬於簡本，此外尚有廣本。敦煌本、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朝鮮在明天順八年(1464年)刊印的《二入四行論》(簡稱天順本)屬於廣本，篇幅較大，內容完整。這兩種《二入四行論》不僅具有前述“二入四行”的內容，還收錄慧可的語錄，後面尚有緣法師、志法師、楞禅師、顯禅師、暄禅師、淵法師、藏法師、賢法師、安禅師、憐禅師、洪禅師、覺禅師的語錄。可以認為，他們是菩提達摩以及惠可的仰慕者、追隨者，並且是達摩禅法的奉行者。
最早發現敦煌本《二入四行論》的是日本學者鈴木大拙(1870-1966)。他在1934年到北平圖書館查閱敦煌文獻，發現了《二入四行論》(北宿99)，翌年把它的影印本收在《敦煌出土少室逸書》出版。此後又出版了《校刊少室逸書及解說》二卷(安宅佛教文庫1936年版)，對前書所收的文獻作了校編鉛印，並加以解說。後來鈴木大拙又據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S2715號敦煌文書對前者進行對校，收載於其《禅思想史研究第一》之中。敦煌文書S3375、P3018、P4634之中也有此文的斷片。
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朝鮮天順本《菩提達摩二入四行論》，在上世紀末由日本駒澤大學椎名宏雄發現並作了研究和校勘，以《天順本〈菩提達摩四行論〉》(內附天順本《二入四行論》)為題發表在1996年第54號《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之上，後又撰寫《天順本<菩提達摩四行論>的資料價值》，發表在1996年駒澤大學第三十八號《宗學研究》之上。據此可知，天順本《二入四行論》是一個最完整的本子，前面雖沒有昙林的序，然而卻有敦煌本所缺的首題、尾題及其它殘缺部分，並有後人所作“四十四門”的分段且各加有標題，最後所載多人的語錄是被當做“流通分”部分。椎名宏雄的這兩篇論文已由程正翻譯成中文，發表在2003年吳言生主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禅學》第二卷，為中國學者閱讀和利用天順本《二入四行論》提供很大方便。此外，1908年朝鮮梵魚寺刊印《禅門撮要》所收的《四行論》缺卷首昙林之序及後面諸禅師問答的部分，具有與天順本相同的四十四門分段，除第四十二門標題稍異外，其它標題皆同。
柳田聖山《禅的語錄I·達摩的語錄——二入四行論》(築摩書房1969年版)認為，這是達摩周圍的弟子根據記憶編寫成的最早的語錄，記載了達摩及其弟子的思想和實踐。柳田將此文重新分段，共分為74段，皆加上標題、注釋，並全部譯成日文。
《二入四行論》實際是達摩與其弟子和他們的後繼者關於禅法修行言論的集錄，論述了達摩禅法的基本主張。至於編寫者，從情理推斷，昙林除了寫序之外還編錄了菩提達摩的“二入四行”和他的其它言行部分。
(二)《寶林傳．達摩行教游漢土章》(簡稱《寶林傳·達磨章》)
《寶林傳》，全稱是《大唐韶州雙峰山曹侯溪寶林傳》，是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由南岳衡山的沙門惠炬在慧能當年居住傳法的韶州曹溪寶林寺編撰的，所依據的資料有所謂“諸祖傳法偈谶”、歷代傳法宗師的“機緣”(事跡語錄)；書前有會稽沙門靈徹撰寫的序。原書十卷，然而久已佚失。上世紀30年代在日本京都青蓮院發現第六卷；此後中國山西趙城廣勝寺發現《金版大藏經》，其中有《寶林傳》第一卷至第五卷和第八卷。這殘存的七卷，在1935年上海影印出版的《宋藏遺珍》中有載，在台灣藍吉富主編的《禅宗全書》第一冊也載有影印本。
華山僧玄偉在9世紀末在繼承《寶林傳》的基礎上增加唐德宗貞元(785-804)年間禅宗名僧事跡，編為《玄門聖胄集》，對後世禅宗史書也有影響。可惜此書久佚。
《寶林傳》殘本陸續發現以後，中日學者都進行過很多研究。日本駒澤大學的學者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組織研究班對現存七卷進行校勘、注釋和翻譯成日文，2003年田中良昭匯總研究成果編為《寶林傳譯注》，由內山書店出版，為參考利用《寶林傳》帶來方便。
從歷史角度來看，《寶林傳》所記載內容中充斥著很多不可信的成份。主要問題有二：一是偽造佛祖傳承世系和情節，所載年代自然錯亂；二是資料偽濫，不可靠地方甚多。盡管如此，因為此書是屬於南宗馬祖法系一一洪州宗的人編撰的，對於了解南宗特別是洪州宗的禅法思想，以及後世禅宗燈史所載西天二十八祖傳承世系、“佛祖傳法偈”及“谶偈”等內容還是有參考價值的。[2]
記述菩提達摩來華事跡的《達摩章》在《寶林傳》第八卷，也稱《東流小傳》。然而作為達摩的傳記是不完整的，只有達摩傳記的後部，記述達摩到中國後見梁武帝、人魏至少林寺、傳法於慧可、圓寂及梁昭明太子祭文、梁武帝所撰碑文等內容。按照此書體例，第七卷應記載達摩來華以前在印度的經歷，然而第七卷現已不存。第八卷還載有意可傳記及唐法琳所撰碑文、僧璨傳記和唐房琯所撰碑文等。
實際上，從現在一些資料考察，《寶林傳·達摩章》中的內容並非完全是作者編造的，有些內容是在禅宗成立以後南宗興起以前已經存在。例如說達摩從印度泛海至廣州，然後被迎請到金陵進見梁武帝，對梁武帝所問：“朕造寺寫經及度僧尼，有何功德?”答曰：“無功德。”這一情節在神會語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中已經提到；達摩圓寂後，魏使宋雲在蔥嶺見到達摩西歸的情節，在北宗史書《傳法寶紀》中也有記載；達摩“一腳著履，一腳跌足”的情節在《神會和尚問答雜證義》後面的達摩傳中也有記述，並說“梁武帝造碑文，兄在少林寺”；在比《寶林傳》稍前出世的《歷代法寶記》中這幾個情節皆有記載。
至於所謂梁武帝撰達摩碑，現存多種：達摩葬地河南省三門峽市陝縣熊耳山的達摩碑文(題為梁刻)、河北省邯鄲市成安縣二祖山的達摩碑文(唐刻)、河南登封縣少林寺的達摩碑文(元刻)及《寶林傳·達摩章》所收達摩碑文，彼此雖有個別語句差異，然而在內容上並無大的不同。應當說原碑文早在神會北上與北宗辯論以前已經存在，當是具有東山法門或北宗背景的人撰寫的。間
可以認為，《寶林傳》中的達摩傳記是在吸收以往達摩諸種傳說的基礎上編撰的，所謂梁昭明太子的祭文也許是新編造的，然而梁武帝的達摩碑當是繼承了以往的碑文。
《寶林傳》是以記述禅宗東土、西土的祖師世系為主旨的史書，達摩的傳記又比較完整，因而對後代影響也較大。
三、《四行論》、《寶林傳·達摩章》對達摩傳記的影響
如果對前述七種達摩傳記的內容對照《菩提達摩四行論》、《寶林傳·達摩章》加以考察，就會發現它們所受後者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有的主要受《四行論》的影響，有的主要受《寶林傳·達摩章》的影響。當然，它們同時也受別的資料或傳說影響，甚至也有創新。
(一)《四行論》對《續高僧傳》、《楞伽師資記》和《傳法寶紀》中<達摩傳〉的影響
稍加比較就可發現，唐道宣的《續高僧傳·菩提達摩傳》是直接因襲昙林作序的簡本《二入四行論》編撰的，只在內容上稍加刪節，特別是對“四行”中的“稱法行”刪略的最多，只說：“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
然而同時在首尾又增加新的內容：一是明確達摩來華的時間，說：“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其所止，誨以禅教。”據此可以斷定菩提達摩是在南朝宋時從廣州登岸入境的，然後才渡江到北魏的。按照這個說法，菩提達摩不是如後來其它史書所說達摩是在梁武帝時來到中國的。這一點很重要，可借以確定達摩在中國傳法的時間，也有助於考察他的弟子們的身世和經歷。
二是說“摩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诰，卷流於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歲。游化為務，不測於終；”告訴人們菩提達摩確實在魏(北魏及東魏)弘傳“二入四行”禅法，有門下弟子將他的傳授記錄下來，流傳於世。這自然是指《二人四行論》。並且明確說達摩曾自稱一百五十歲，去世的地點不明。
然而在《續高僧傳》中與菩提達摩同卷有〈僧可(慧可)傳〉，其中說慧可從達摩“從學六載，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慧可是“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達摩以四卷《楞伽經》授予慧可，說：“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說達摩“達摩滅化洛濱”。這些內容中，有的可能是道宣晚年根據搜集的資料補充的，對理解簡短的達摩傳很有幫助。(慧可傳)中所載錄的向居士致慧可的偈頌在廣本《四行論》中有載，也許直接取自此論。
道宣是唐代著名律師和佛教史學家，應當認為在《續高僧傳》所介紹達摩的事跡是比較可信的。
達摩《四行論》對北宗史書《楞伽師資記》的(菩提達摩)章影響也很大。開頭說：“魏朝三藏法師菩提達摩，承求那跋陀羅三藏後”，是將菩提達摩看作是南朝宋求那跋陀羅的嗣法弟子。接著記述：“其達摩禅師，志闡大乘，泛海吳越，游洛至邺，沙門道育、惠可奉事五年，方誨四行。謂可曰：有《楞伽經》四卷，仁者依行，自然度脫。余廣如《續高僧傳》所明。”這段內容幾乎全部取自《續高僧傳》。至於為什麼說達摩承求那跋陀羅之後，沒有作具體說明，也許只是因為他提倡求那跋陀羅翻譯《楞伽經》的緣故。
此後是“《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昙林序”，全文引述簡本《四行論》。在將要結尾的地方，提到有幾種《達摩論》。說：
此四行，是達摩禅師親說。余則弟子昙林記師言行，集成一卷，名曰《達摩論》也。菩提師又為坐禅眾釋《楞伽》要義一卷，有十二三紙，亦名《達摩論》也。此兩本論文，文理圓淨，天下流通。自外更有人偽造《達摩論》三卷，文繁理散，不堪行用。
據此，昙林不僅為《四行論》寫序，而且還撰寫了其他部分。到底昙林寫的僅是達摩講述的“二入四行”部分，還是有其他部分，是不得而知的。至於其他二種《達摩論》，早已無所從考。
杜朏《傳法寶紀》受《四行論》影響較小，然而所講達摩出身婆羅門種姓，是南天竺國王第三子等內容，顯然是源自《四行論》的昙林序。作者對此《四行論》也十分清楚，所謂“余傳有言壁觀及四行者，蓋是當時權化”，認為所傳達摩坐禅壁觀的做法及《四行論》禅法，只是臨機的說法。作者更贊賞的是帶有頓教意味的“密以方便開發，頓令其心直人法界”的禅法，他自注曰：“其方便開發，皆師資密用，故無所形言。”意為師徒間不借助語言的秘密傳授。
此傳除繼承道宣《續高僧傳·達摩傳》所說達摩活了一百五十歲等說法外，還吸收當時已經流傳的達摩的一些傳說，如說慧可斷臂、達摩遭到別人毒害，去世後魏使宋雲在蔥嶺見到他西歸等情節。
(二)《南陽和上問答雜征義》和《歷代法寶記》中的〈達摩傳〉
唐劉澄《南陽和上問答雜征義》中所收錄的神會《達摩傳》，可以看出受《四行論》的影響較少。傳中所說達摩向慧可傳授《金剛般若經》“說如來知見”，“授語以為法契，便傳袈裟以為法信”，皆是神會的觀點。其中提到的慧可為求達摩傳法而立雪斷臂、達摩去世後只履西歸、梁武帝造達摩之碑等，可以推測皆屬於當時北方已經廣為流傳的達摩傳說。
記述唐代四川淨眾、保唐禅派事跡的《歷代法寶記》中的菩提達摩被稱作菩提達摩多羅或達摩多羅，是有意將菩提達摩與《達摩多羅禅經》中的達摩多羅看作是一個人。這種做法可能源自於《法如行狀》(法如是弘忍弟子，載《金石萃編》卷六)及《傳法寶紀》。盡管在這兩種文獻中沒有明講菩提達摩即達摩多羅，然而它們都引用過東晉慧遠的《禅經序》。所謂《禅經》是東晉時佛陀跋陀羅在廬山應慧遠之請譯出的《達摩多羅禅經》，是介紹達摩多羅、佛大先的禅法的，上卷介紹自佛以後禅法的傳承世系是：迦葉——阿難——末田地——捨那婆斯——優婆崛——婆須蜜——僧伽羅叉——達摩多羅——不若蜜多羅。慧遠據此在撰寫的序中只提到，在佛以後阿難傳末田地——捨那婆斯……優婆崛，達摩多羅是屬於這個傳承世系的人。這兩種文獻皆把達摩多羅當成菩提達摩。
神會在與北宗僧人辯論中同樣也引用《禅經序》而將達摩多羅當作是菩提達摩。《歷代法寶記》受神會影響較大，不僅直接將菩提達摩改成達磨多羅，而且還進而編造在廬山翻譯《禅門經》(《達摩多羅禅經》)的佛陀(佛陀跋陀羅)和耶捨(《寶林傳》稱是那連耶捨)皆說成是菩提達摩的弟子。此外關於達摩見梁武帝、“第六代傳法者命如懸絲”、達摩只履西歸等，也可能源自神會的說法。至於記述達摩所說“唐國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等，可能是取自於當時流行的傳說。
(三)《寶林傳·達摩章》對《祖堂集》、《景德傳燈錄》中〈達摩傳〉的影響
《寶林傳》出世以後，曾經廣泛流傳。後世禅宗史書中的達摩傳記幾乎都受到它的影響。五代南唐靜、筠二禅僧編撰的《祖堂集》和宋道原編撰的《景德傳燈錄》中的天竺二十八祖的名稱皆取白《寶林傳》，內容的很大部分也取自《寶林傳》。
盡管現存殘本《寶林傳》已經沒有第七卷，無從知道達摩在來華之前的經歷和師事般若多羅的事跡，然而從二書彼此不相知，<達摩傳>主要內容卻基本一樣來看，說明二者皆取自《寶林傳》不少內容。主要有如下幾點：
1、達摩聽從其師般若多羅的訓示，決定到震旦(中國)傳法、般若多羅向他說含有玄機的谶偈(帶有預言性質的偈頌)“路行跨水復逢羊………”之類；
2、梁普通八年(527)達摩從廣州登陸(按：從史實上考察不可信)，受到廣州刺使蕭昂迎接，梁武帝遣使迎請到金陵。
3．達摩見梁武帝，對梁武帝問說造寺、寫經、度僧有無功德所作“無功德”的回答等情節；
4、達摩過江到北魏少林寺傳法，收慧可為弟子；慧可為求法而雪中斷臂；達摩讓弟子講修行所得，謂慧可得其髓，向慧可傳法與袈裟、付法偈“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提倡四卷《楞伽經》……；
5．回答所謂“期城太守”楊銜之所問“西國五天，師承為祖”的回答，說“亦不睹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的偈頌。
6、達摩被人毒害而死，葬熊耳山，然而魏使宋雲從印度回國在蔥嶺遇見達摩只履西歸。
二書{達摩傳)中的這些內容，皆是取自《寶林傳》，文字大部分一樣。當然，《寶林傳·達摩章》已吸收了以往流傳的關於達摩的傳說。
然而《祖堂集》、《景德傳燈錄》中的〈達摩傳〉也存在差異。主要有：
1、《祖堂集·達摩傳》中收有般若多羅另三首(每首四句)谶偈、所謂佛陀跋陀羅的弟子那連耶捨應萬天懿之問所說的十三首谶偈，而在《景德傳燈錄》中沒有；
2、《景德傳燈錄·達摩傳》中有達摩出國前通過辯論降伏六宗(有相宗、無相宗、定慧宗、戒行宗、無得宗、寂靜宗)，由此“聲馳五印”以及教化輕毀佛教的“異見王”的情節，而在《祖堂集》裡沒有。從內容考察，《景德傳燈錄》中的這部分內容，未必取自《寶林傳》。
我們從禅宗成立以來直到宋初各種達摩傳記內容的增補和變化，可以看出這樣一個事實：隨著禅宗的迅速傳播和發展，菩提達摩在禅宗信眾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高，他們對原來《四行論》及直接受到《四行論》影響的《續高僧傳》中所描述的歷史上真實的樸素的菩提達摩形象和事跡已經不感到滿足了，出於信仰和崇敬心理的需要，不斷增進一些新的內容乃至富有濃厚的神異色彩的情節，形成種種廣為流傳的達摩傳說。《寶林傳》作為系統講述禅宗祖師傳承世系的史書，不僅吸收了這些傳說並且又有所發展，對後世的禅宗史書《祖堂集》、《景德傳燈錄》及大量燈史產生了極大影響。
[1]楊曾文編校，中華書局1996年出版《神會和尚禅話錄》中載有據敦煌文獻校勘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和《南陽和上問答雜征義》。
[2]詳見拙著《唐五代禅宗史》第九章第一節〈禅宗燈史‘寶林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3]關於梁武帝菩提達摩碑，請參考日本小島岱山《菩提達摩石碑碑文並參考資料》，載2001年第1期《世界宗教研究》；紀華傳《菩提達摩碑文考釋》，載2002年第四期《世界宗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