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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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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溫金玉教授：百世輝煌：山西佛教文化巡禮
百世輝煌：山西佛教文化巡禮 中國人民大學 溫金玉 山西向來被稱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有著燦爛的文化和悠久的歷史，是全國最有文化底蘊的省份之一。 廣袤的中華大地上浩蕩流淌著綿亘萬裡的黃河，這條母親河孕育繁衍了生生不息的華夏子孫。山西，這方地處黃河中游的沃土，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千百年來，演繹出源遠流長的文化血脈，積澱了豐盈厚實的文明內涵。發生在山西河東大地的涿鹿之戰，由黃帝族兼並了炎帝族、九黎族等部落，形成了華夏民族的雛形。神農氏在河東、上黨嘗百草、嘗百谷，開創了華夏民族由游牧、漁獵時代向農業時代轉變的新紀元。山西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古史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山西的南部，這說明山西擁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明。早在一百幾十萬年前，山西這塊土地上已經有了原始人類，山西芮城縣西侯度遺址，就是眾所周知的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跡。它與迄今發現最早的元謀猿人同屬於一個時代。考古專家在西侯度村發現了數十件人類早期使用的石器，特別是燒骨的發現，使西侯度聞名世界，此前考古學家只知道北京人會用火，而西侯度人把用火的歷史一下推前到了180萬年前，這在我國目前還絕無二例。十萬年以前的山西人，已經有了比較集中聚居的村落，山西襄汾的丁村文化和陽高縣的許家窯人類化石及其遺址表明，那時的汾河兩岸和雁北高原，曾是他們生息繁衍的地方。傳說中的原始部落領袖堯、舜、禹都曾在這裡建都創業。相傳唐堯時有一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這就是我國最早的詩歌《擊壤歌》。至今在山西臨汾市東北的康衢莊，古時的“擊壤台”依然可見。 山西不僅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同樣，在佛教史上，山西也因寺塔林立，名僧濟濟被世人稱為佛教重鎮。自佛法西來，翻開山西悠久的文明史冊，每一頁無不彌漫著佛教神聖的濃濃香火；回溯山西的歷史進程，每一步都伴有佛教虔誠的精進足音。在山西15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村村有寺，寨寨供神，真可謂“山當曲處皆藏寺，路欲窮時又遇僧”。佛法初來，山西的崇山峻嶺間便留下祖師行腳弘法的佛蹤道影。東晉初年，西域神僧佛圖澄至山西蒲州(今永濟縣)等地弘法，繼以道安在壺關山中隱居，又在太行、恆山建寺立塔，弘宣法化。此期還出現了西行求法的法顯和蓮宗初祖慧遠等一代高僧。三晉大地，法海橫流，佛光普照。從此，便有了居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名聞天下的雲岡石窟；有了中國現存最古的木構建築南禅寺大佛殿，荟萃自北魏後歷代建築於一寺的佛光寺；有中國現存最完整的遼金寺院建築群大同華嚴寺和善化寺，驚險奇絕的北岳恆山懸空寺；有中國現存最古最高的木構塔式建築應縣佛宮寺釋迦塔，號稱“中國明代彩塑藝術博物館”的平遙雙林寺；有享譽海外的淨土宗祖庭玄中寺，國內少有的沁縣南涅水石刻造像；有我國第一部木刻版漢文大藏經《開寶藏》的復刻本《趙城金藏》，有應縣木塔中的遼代寫經，太原崇善寺收藏的種類繁多、保存完好的3萬余卷經書；有繁峙巖山寺金代壁畫，稷山縣青龍寺元代壁畫；有轟動海外的五台山佛樂。山西境內現存古建築1.8萬多處，其中遼金以前木結構古建築有106處，其中唐代4座、五代3座、宋遼金時期99座，占全國同期現存總數的72.6％，有石窟300多處，古塔580余座，彩塑12712尊，其中佛光寺唐塑、晉祠宋塑等堪稱國寶；現存東漢以來古壁畫2.5萬平方米，精美絕倫且風格各異，寺觀壁畫數量居全國第一。可以自豪地說，山西確是中國佛教文化的寶庫。在最近公布的第六批千余處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山西省有152處，占總數的14.1%，總數比排在第二位的河南省多出82處，在全國引起極大關注。 山西之所以能留存有眾多的佛教文化遺跡，主要應歸功於歷代祖師的辛勤營建和朝野善信的悉心護持。當然，山西與佛教的這一份緣分，自有其獨特的因緣，我想首先談談山西的特殊地理環境。天行有常，天行無常，在此有常與無常的輪回交替中，造就了山西大地上的奇山峻嶺、雄關險隘。清人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曾對山西形勢有一段經典性的概括：“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關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蓋語其東，則太行為之屏障；其西，則大河為之襟帶；於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於南，則首陽、砥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皆吾門戶也。汾浍萦流於右，漳、沁包絡於左，則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轉輸矣！且夫越臨晉，溯龍門，則泾渭之間，可折簍而下也。出天井，下壺關，邯鄲、井陉而東，不可以唯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勢，必有取於山西也。”山西東有巍巍太行山作天然屏障，西、南以潺潺黃河為塹，北抵綿綿長城腳下，因外河而內山，故有“表裡山河”的美稱。山西這一襟山帶河、自然天成的獨特形勢為自己贏得一方自成氣候、相對獨立的天地。在中國幾千年社會周而復始的不斷裂變與重新組合中，山西地位舉足輕重。得山西者得天下，天下視山西而定。春秋之際，晉國奮發圖強稱霸中原百余年，秦始皇剪滅群雄、四海一統的局面，取決於發生在山西上黨地區的長平之戰。五胡十六國始於山西，止於山西。太原一向被稱為“龍城”、“霸府”。當隋炀帝楊廣派李淵鎮守太原這塊“龍興之地”，李淵卻利用太原起兵反隋，建立了亘古輝煌的唐王朝。唐末宋初的53年間，先後有5個王朝相繼稱霸中原，爭奪天下。而五代嬗替的契機就在於得山西者勝。宋太宗在攻克太原城後，縱火焚燒，“萬炬皆發，官寺民捨，一日俱盡”，毀掉了太原城，其實也就毀掉了一道堅固的屏障，日後在金人征服中國北部的過程中，太原的陷落便宣告了北宋王朝的結束。叱咤風雲的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後，東渡黃河，經禹門口進軍山西，在寧武關大敗明軍後，勢如破竹，直搗京城北京。後來的閻錫山也正是利用山西獨特的地勢，只須將進人山西的鐵軌修窄一些，便安然成就了他“山西王”的霸業。山西是最為適宜培植獨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力量的土壤。如今遺存的最早的木構建築南禅寺，正是因了這種封閉獨立的小空間，而獲得生存權的。山西山高路遠，自古交通不便，這陰錯陽差的不利條件卻難得地為山西保留了許多珍貴的文化遺跡。此外，山西山環水繞獨特的少風災、少水災的地理環境也為保存古跡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此外，山西佛教文化的一脈相承、燈燈續焰除了獨特的地理環境外，更多地與山西深厚廣博的人文環境有關。從人文環境來看，山西自古人文荟萃，文運昌盛。奔騰不息的黃河水養育了一代代得山水靈氣的文人士子，源遠流長的三晉文化培養了海納百川的文化氣度。中國文化先師孔子去世後，其弟子子夏在西河(今山西河津縣)設教傳詩，至今子夏講授《詩經》的“文學書院”遺址尚在。《全唐詩》有名有姓有籍貫可考的7 5 8位唐代詩人，山西藉的詩人占有82位。其中有寫出“落霞與孤鹜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王勃，寫出“陽關三疊”的王維，有一生創作3 8 0 0首詩的白居易。山西文人中還有荀子、郭璞、裴松子、王通、柳宗元、溫庭筠、司空圖、司馬光、元好問、傅山、羅貫中等為山西文化史寫下濃濃的一筆。在這種文風法統、一脈相承的氛圍下，三晉大地自然會形成一種文化的自覺，這種自覺表現出的便是對外來文化移植、吸收、升華的一種文化襟懷。佛教超然脫俗的氣韻和悲情沉潛的情懷怎能不打動這些擁有真性情的三晉英才呢！無怪自稱“摩诘”的王維被人奉為“詩佛”，“相逢何必曾相識”的白居易自號“香山居士”。佛教與士大夫的關系實質是一個佛教能否為社會主流文化層認同、接受的關系。 在三晉文化中，表現最為活躍的文化因子是大漠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的沖突交融，這對山西佛教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自古山西就是一個多民族雜處的地區。伴隨著中原地區周期性的改朝換代，北方游牧民族不斷如潮水般的南下，與中原農耕人爭奪生存空間，山西就恰恰處在中原古國與北方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帶。毗鄰山西的鮮卑、匈奴、契丹、羯等部族大多“逐水草而居，以游牧為生。”由此，戰馬馳騁，胡笳悲鳴，演繹了一出出大漠游牧文化與河東農耕文化交融匯合的悲喜劇目。在“戰國七雄”中，正是由於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等一系列軍事改革而日漸強盛，成為當時唯一有力量與“虎視何雄哉”的強秦抗衡的國家。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北魏政權的鮮卑族，後遷都洛陽，實行“漢化”政策，改漢姓，著漢裝，說漢語，鼓勵與漢人通婚，國力強盛。文化的滲透力量是原始而巨大的，中華民族正是在這種碰撞沖擊中激發了蓬勃旺盛的生命激情。三晉大地是中原文化的搖籃，也是北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的咽喉之地。長期以來，北方少數民族挾帶著大漠朔風，策馬揚鞭，雲集此地。因此，大凡少數民族為王稱帝的都興起於山西。建立北齊的高歡父子是鮮卑人的後代，他們高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玉壁城，正是在山西稷山縣城西南6公裡的柳溝坡上。又如後唐的李存勖、後晉的石敬瑭、後漢劉知遠無不是依托山西而爭得天下。其實，山西佛教的第一次輝煌，正是在“五胡十六國”時期。巡禮於山西的崇山峻嶺間，許多寺院皆始建於這一時期，如大佛寺、懸空寺、覺山寺、玄中寺、雙林寺、法興寺、金燈寺、青蓮古寺等。僅五台山一地，北齊造寺即達二百多所。此期的石窟造像更是多得不可勝數，著名者如雲岡石窟、天龍山石窟、響堂山石窟、南涅水石刻造像，武鄉北良候村北齊石刻造像等。令人感歎的是，就是在這樣動蕩的戰亂年代，三晉大地都營造了這麼多的佛寺石窟，這確實值得佛教文化史專家去認真探究。從其表面現象看，在此變幻無常的戰亂當中，人們雕刻造像從中足以表達他們希冀通過這種功德，祈求現世安穩和未來幸福的心情，同時也反映了此期佛教作為國家宗教的傳統。如果我們透過歷史的表象，其實可以更深切地體察到當時的社會文化心理態勢。南北朝以來，社會動蕩、戰亂頻仍，正統的儒家經學被沖擊得蕩然無存，九品中正制的等級觀念在殘酷殺戳的現實面前也束手無策。顯赫一時的皇室貴戚，曾幾何時，已灰飛煙滅，“昔日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而在晉朝作人質的劉淵反倒成就了一番帝王霸業，羯族人的後代石勒更以一介奴隸成為後趙的開國之主。盡管當時“華夷”之辯仍作為一種民族心理為社會各階層所接受，但眼前“勝者王候敗者賊”的無常格局又形成一種多元的文化價值取向。所以，一方面少數民族統治者不在沿用儒家的“正朔”之說，而公開宣稱“佛為戎神，正所應奉”。另一方面，在儒學衰退、玄佛興盛的文化背景下，又歷史地將錯就錯地把當時已在社會上廣泛傳布的佛教奉為正統思想，並改造成為具有典型北方特色的佛教。所以當時的崇佛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統一的思想基礎。這種矛盾的文化選擇觀和灑脫的無常思想為佛教提供了無比寬松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 山西是一個佛教大省，同時自古以來又是商業發達的地方，晉商曾是“海內最富”，二者之間其實有著一種不易為人察覺的深厚聯系。在山西這塊黃土地上，民眾一直在探求著一條生存之路，這種探求既有精神家園的尋覓，又有現實物質生活的建構。史載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自然條件並不好，那首撼人心肺的民歌《走西口》便生生唱出了山西民眾生存的艱辛和不易。最貧瘠的土地最易生長宗教的花朵，最苦難的心靈最易萌動致富的欲望，信佛與經商看似兩個不相干的極面，在山西人這裡化為一種世代追求永不泯滅的理想和執著。生活的極度貧困導致對精神生活極致的贊美和誇張。佛教成為無情世界的感情，成為山西民眾永世難忘的夢。同樣生活的極度貧困，使“走西口”的哥哥，抖落一身塵土，帶著黃土地的淳厚，堂堂正正地步人睨視海內的一代財雄之列，山西也就擁有了“海內最富”的輝煌時代。所以，本以生存為初衷的奮斗耕耘，最終收獲的是燦爛的佛教文化和富甲天下的果實。早在春秋時期，山西已出現自由商人，在運城經營牧業、鹽業的猗頓，成為“富擬王公，馳名天下”的一代富商。從漢唐至明清，長城內外的物質交流，大都由山西商人進行。晉商不僅執國內商界之牛耳，且稱雄於世界市場，以致傳言“凡是麻雀能飛到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的足跡。”連馬可?波羅都稱贊山西“商業、制造業興旺發達。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此外，宗教的神聖崇高就在於一份虔誠的情懷，經商靠的也是一種“童叟無欺”的信義。若論山西佛教文化和商業文化血脈精氣相融合的契合點，莫過於看山西人的“關公”信仰。關公的人格形象是忠肝義膽、誠信磊落。他以勇立功，以忠事主，以義待友，可謂大義參天，精忠貫日。這一萬極人世的人格形象深深浸潤著中華傳統儒、釋、道文化的理想精神。基於此，佛教更將其奉為護法神，商界則稱其為財神，二者對關公的崇拜，都在於關公身上所體現出的信、誠、義。至今在山西解州的關公故裡每年都要舉行隆重的關公金秋大祭。過去，山西人每至一地經商，一旦發達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修建關帝廟。山西商人最發跡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眾多的票號並無法律來約束，面對如許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隨心所欲的放縱習氣，而是制定了嚴格的“號規”，如“重信義，除虛偽”，“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嫉恨”等。一個票號經理李宏嶺著書《同舟忠告》說：“區區商號如一葉扁舟，浮沉於驚濤駭浪之中，稍一不慎傾覆隨之，……必須同心以共濟。”山西人這種銳意進取的精神、忠義笃厚的人格、豁達雍容的氣度、廣施博愛的襟懷，又怎能說與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佛教和商業文化的社會環境沒有關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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