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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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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溫金玉教授：百年巨贊—寫在巨贊法師誕辰100周年之際
百年巨贊—寫在巨贊法師誕辰100周年之際 溫金玉 今年是巨贊法師誕辰100周年，佛教界和學術界將於11月上旬分別在江蘇江陰市、廣西桂平市舉行紀念巨贊法師的學術研討會，這證明了時至今日法師依然擁有的社會影響力。有的人死了，但人們還記得他。在今天重新說起巨贊法師，確實有著太多的歷史回味與現實啟示。 巨贊法師(1908—1984年)，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樸，江蘇江陰人。他先是從江陰師范學校畢業，再入上海大夏大學學習，後肄業。1931年經近代著名高僧太虛大師介紹，巨贊法師從杭州靈隱寺卻非方丈披剃出家，取法名傳戒，字定慧，後改名巨贊。從此開始了他的雲水生涯。 從當代佛教史的角度來看，巨贊法師的功績主要有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具有高度的愛國愛教精神。巨贊法師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期，佛教在新舊交替之際如何來適應形勢成為當時關系到其生存的大問題。巨贊法師對社會變化有著異常的前瞻性。在學生時代，他就參加進步青年組織，後來回到老家從事教育工作，擔任江陰金童橋小學校長之職。其間，他秘密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活動，負責江陰東鄉的組織宣傳工作，後為當局下令通緝，險些被捕。抗戰時期，巨贊法師曾在湖南組織南岳佛道教救難協會和佛教青年服務團，影響較大。山河破碎，巨贊無限傷感，以詩抒懷：“九州沉陸滋蛇豕，絕脰刳腸憶萬夫。文物忍看淪敵手，江山默祝復康衢。揮戈反日思良將，袒臂高呼待碩儒。寄語山林深密處，傾危大廈要君扶。”這體現出巨贊“我雖出世未忘世”的情懷。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巨贊就與一大批社會名流及進步人士相往來，如夏衍、田漢、郭沫若、柳亞子等。他在主編的《獅子吼》雜志上宣揚抗戰救亡思想，在宣傳口號中有“當漢奸的，生受國法死墮地獄”這種富有時代特征的理念。新中國成立後，他更是認識到這是佛教新生的最好契機，積極投身於新社會的建設之中，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建議。在抗美援朝期間，他發表演講，號召佛教徒捐獻飛機，在教內外曾引起人們對佛教的重新認識。巨贊法師從心底擁護新生政權，當時許多人遷移海外，他卻從香港回到大陸。1949年9月21日，巨贊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應邀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至此，他致力於佛教界的工作，擔任《現代佛學社》主編、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佛學院副院長等，並先後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及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巨贊法師對於佛教界的第二個功績就是對佛教制度建設的思考。他認為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來，一直與我國固有的文化相協調、相融合，並成為了中國人自己的信仰。但由於長期的封建社會統治背景，佛教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許多腐朽沒落的東西，特別是近代以來經忏佛教的影響更是使眾多社會人士誤解了佛教。因此，新中國的建立恰恰是改革佛教的最好契機。於是，他給毛澤東主席寫信，提出佛教建設的許多思路與想法，這些都得到中央的肯定。在教內，他提出“生產化”與“學術化”兩大口號，對當時振興佛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50年，他在北京開辦大雄麻袋廠，組織僧尼勞動生產，提倡恢復農禅生活，影響波及全國。可以說，這兩大口號對當今中國佛教依然有重大的借鑒意義。1953年，他與趙樸初等人一同組建了中國佛教協會，而中國佛學院的建立也有他的心血。 巨贊法師本人學養深厚，曾到重慶漢藏教理院任教並到南京“支那內學院”深造，遍覽群經，光讀經筆記就有數百萬字之多。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巨贊在《論學》雜志上發表了《評熊十力所著書》，反響很大。熊十力時為國立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對佛學頗有造詣，很少有人能去評論他的著作。熊十力看了巨贊的文章後，用非常欣賞的口氣說：“是用心人語，非浮士口氣”。巨贊法師精通內外諸學，且對西方哲學也多有涉獵，語言方面則通英、日、俄、德和梵文，晚年又攻習法文，在海內外各佛學刊物上發表上百篇論文，堪稱是中國現代佛教界的一大奇才。巨贊法師一生著述頗多，甚為欣慰的是由朱哲先生於近日整理出版了8卷本的《巨贊全集》。 巨贊法師的愛國愛教精神和學術思想，對佛教界和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的故鄉江蘇省江陰市，先後建成了巨贊紀念堂和巨贊法師故居。 巨贊法師的人格清純，凜凜孤懷月影寒。他自己有一首詩表達最為清晰：“不婚不宦情如洗，獨來獨往無所求。收拾乾坤歸眼底，一肩擔卻古今愁。” 在論及佛教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上，我們已習慣於提起近代佛教史上的太虛大師，在論及個人修持上經常會說到弘一法師。然後，其後呢？我們的話語就不太多了，其實，巨贊法師就是這樣一位值得我們去研究探討的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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