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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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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蔡惠明居士：關於“四十二章經’的考證
關於“四十二章經’的考證 蔡惠明 “四十二章經”是中國最早譯出的一部佛經。東漢明帚遣蔡惜等十八人到大月氏國求佛法：水平千年(西元六十七年)請得迦葉摩騰、竺法蘭兩尊者用白馬經來到洛陽。第二年，明帚敕建白馬寺，讓摩騰、竺法蘭在寺講經，並請他們從事梵本佛經的漢譯，“四十二章經”就是枉此時譯出，標志檸中國漢譯佛經的開始。 “四十二章經”，一卷，內容乃撮取小乘群經而成。傳本有多種，支字頗有出入，且經後人竄改，增加大乘新義，而以現行本為尤甚。梁啟超在“近著”第一輯中卷評稱：“隋費長房‘歷代三實記’本經(‘四十二章經’)條下雲：‘舊錄’雲，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經’十八章。此言經之性質甚明了。蓋並非根據梵文原本此照翻譯，實撮取群經精要，摹仿此土‘孝經’、‘老子’，別撮成篇，質言之，則乃撰本而非譯本也。”費長房所引的“舊錄”，無從查考。但他認為經言系“外國經抄”，並非中上編撰，恰是可信的。今存的巴利佛經，也不乏類似“孝經”的文體，如Suttanipata集合佛說多章而戎，其中有些章節又很短，往往見於“阿含經”或其他大部經典中。“佑錄”卷七“法句經序”中說：“佛說原有十二部經，四部‘阿含’，是後丘部沙門，各自鈔采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此次其文，條別為品。於十二部經靡不斟酌，無所適名，故曰‘法句’。”晉道安“道行經序”也載：“佛泥洹後，外國高士鈔幾十章為‘道行品’。”“佑錄”也有“孝明皇帝四十二章”的記載，可能是“四十二章經”的舊名，因那時從大部中撮要抄為一部“四十二部”，末稱為經。但不能由於它類似“孝經”，而斷為“中國所撰”。實際上，東漠末牟子作“理惑篇”，東晉時郗景興撰“奉法要”都曾引用過“四十二章經”，可見此經早為佛教徒昕傳誦。但束晉與東漠相差三百年，古人傅抄，極為困難，因此道安編“綜理眾經目錄”時竟缺此經。這事見“佑錄”卷二載：“‘四十二章經’一卷， ‘舊錄”雲： ‘孝明皇帚四十二章’，安法師所撰錄阙此經。”這裡所指“舊錄”是指晉成帚時，沙門支憨度所作的佛經目錄。當時“方等”風行，經出更多，“四十二章”為常日所不備，道安可能沒有看到，因此未編列經錄，但不能因此得到結論：“四十二章經”並非摩騰、竺法蘭所譯。 梁啟超認為“四十二章經”是偽書，理由是譯文不似漢譯文體，現存“四十二章經”經文流暢，文字優美，只有三國兩晉時譯的佛經才符合當代文風。經考證，“四十二章經”原有雨種譯本，其一是摩騰、竺法蘭的漢譯本，另一種則是吳支謙的譯本。據“大周經錄”卷八載： “‘四十二章經’一卷(初譯六紙)。”後漢明帝代永平十年，迦葉摩騰共竺法蘭於白馬寺譯，出‘長房錄’。 ‘四十二章經’一卷(第二出)。吳支謙譯，與摩騰譯者少異。 ‘四十二章經’(第三出)，見“長房錄”。上三經同本別譯。” 但查“長房錄”，僅有第一、第二出，沒有第三出。至於支謙所譯，“長厲錄”記載說：“‘四十二章經’一卷，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辭句可觀·。”漢譯文句、樸質無藻；而劉宋以後，隨著時代文風的變異，譯文就優美流暢。古人寫經，往往不注意譯者，而將早巳失夫的第一出誤為支謙所譯，流傳至今，因襲末改。這就是梁啟超誤認“偽書”的原因。再從郡超“奉法要”引的“四十二章經”和高麗·藏經的“四十二章經”一段對照：“奉法要”引經雲： “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八曰：‘一日不可保，是為無常。乙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為無常。’佛言：“真佛弟子。’” 高麗藏經本則載： “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問?’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乙對曰：氣在飯食闾。’“去，子未能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乙對曰：‘在呼吸間。’佛言：‘善哉!子可謂為道者矣。”可見漠晉譯本雖文字有所不同，但經義則是一致的。據此而認為偽書，顯然是因噎廢食，顛倒是非了。 梁啟超又稱“四十二章”頗合大乘教理，它的偽作者一定深通老莊之學，旨在調和釋、道思想。這種說法也不正確。因為“四十二章經”版本多達十數種，文字出入，多寡不等。但可歸納為三系：(一)麗本。(二)宋真宗注本。(三)宋守遂注本。麗本出於北宋初蜀版，采用唐以來公認的經典。而真宗注本與守遂注本則有所增刪。如麗本在“牛行深泥章”之前，有“插懸珠章”。真宗注本合為一章，守遂本則僅存後三早。“四十二章經”是撮取群經而成的有很多章見於巴利文經和中國佛典，但較為簡暑。如果將三本對照，可以證明：麗本常合乎原文，真宗本和守遂本則不悉依原本，妄加臆測。尤其守遂本，不但在文字上刪改，還增加了新義，舉例如下： (一)守遂本卷首，多“四谛*輪”三早。 (二)增添了“內無昕得，外無所求，無念無作，非修非證”章。 (三)人有二十難，麗本只言五難，而守遂本加了“心行平等、見性學道”等十五難。 (四)麗本原為“吾何念?念道；吾何行?行道；吾何莒?言道。”被改為：“吾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 (五)“牢獄章”末加“凡夫透得此門。” (六)“牛行深泥章”前增“磨牛章”，還說：“心道若行，何用行道?” (七)末章多了“視大干世界如一河於’等十一句。 這些枝蔓，把“四十二章經”原義改得面目全非。古本“四十二章經”說理平易，沒有大乘的圓義和老莊的玄談。而真宗本、守遂本恰添培了“見性學道”、“無修無證”等大乘義理。漠代佛經留存頗少，“四十二章經”又是第一部漢譯佛經，確為研究中國佛教的重要資料。但經過竄改，失其本真，令人難辨真偽。這是引起梁啟超懷疑的根本原因。— “四十二章經”原出小乘經典，但取其昕言，與漢代流行道術比較，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這就說明，人心相同，所信的理也常常相似。另一方面，漢代道術受到佛教傳入的影響，吸收並融化了佛教教義。如“太平經”有“精思”、“精明”、“不精之人”、“精進”等說法，東漢學者襄楷在“上桓帚疏”中說：“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這裹，“浮屠不三宿桑下”，源出“四十二章經”，而“精進”則引自康僧會二八度集經”卷六：“精存道奧，進之無怠。”襄疏又說：“天神遺似好女，浮屠日：‘此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天神以玉女試道的故事，兩次見於“太平經”，但都是引自“四十二章經”。再就本經諸章內容來看，則可見於巴利文和漢譯佛典，說明決非中國人所偽造。梁啟超所指含老莊玄理，可能是一種誤會。 最近在山西趟城發現的金刻大藏經中的“寶林傳”中，其卷一載有“四十二章經”。引人囑目的是：(一)行文常用韻語，如“仰天唾章”雲：“佛言：惡人害賢者，猶如仰天唾，唾不及天公，還從己身墜。逆風揚惡塵，不能污上人。賢者不可毀，禍必降凶身。”這段在巴利文中，雖為偈，1nn，但漠譯本中，並非韻語。(二)“實林傳”載此經，除文字稍有出入外，與守遂本相同，畢凡增加的“無念無住”、“見性學道”等大乘義理，兩本基本相同。“寶林傳”是晚唐智炬所撰，專為禅宗僧人立傳的僧傳。“無念無住”、“見性學道”原為禅僧的口頭語，可見這些修改，是有其思想根源的。用韻語行文，則是循宗門的習慣。又在杭州發現的宋紹興二十九年石刻的“四十二章經”。經末有西蜀武翃的跋文，寫道：“迦葉、竺法譯於前，智圓訓於中，骼偃序於後。”石刻經文與守遂本大體相同。孤山智圓的注疏已伙失。伹“釋門正統”曾載智圓的序文說：“古者能仁氏之王天下也，象無象之象，言無言之言，以復群生之性。”這裡“言無言之言”引自守遂本的“言無言言”，依此推論，石刻經也用了禅宗所傳之本(寶林本)。智圓是宋大台宗僧人，但深受禅宗的影響。西蜀武翊的跋文還稱：“‘四十二章經’與‘人易’、氣老’、‘莊’相表裹，叮見新收的級本不僅加入了大乘教義，而且其言可與道家玄理相附會，看來宋人此梁啟超早就作此評價了。但這些“四十二章經”的本子既然並非真本，那麼據此推言“四十二章經”是魏晉偽作，也就失掉依據。 綜上所述，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現存的“四十二章經”應以吳支謙的譯本為准。其他末真宗本、宋守遂本等雖添加大乘義理，調和釋、道思思，但並非偽造。“四十二章經”乃抓取小乘群經而戍，它不同於其他佛經，只環繞單一的中心施教。又因為是原始佛教的教理诠釋，它的思想性很強，對修學有實用意義。且經文不長，莒簡義赅，便於持誦。因此是值得推廣與研究的。 摘自《內明》第2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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