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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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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蔡惠明居士：佛學對中國哲學的影響
佛學對中國哲學的影響 蔡惠明 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最初依附於道術。當時黃老之學流行，佛教也被看作是學這成仙的方術。如漢光武帝劉秀的兒子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黃老學說和佛教學說等量齊觀。兩晉南北朝時期，各種思潮紛現，而儒學思潮卻呈沒落跡象。佛教高僧們通過大量翻譯佛經，又從依附於當時極盛的玄學中擺脫出來，使佛學成為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主流。隨著佛教的興盛，它與中國傳統的思想——儒學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由於語言、社會觀念、哲學觀點和政冶態度的差異，這種沖突的激化可以從范缜著「神滅論”和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大規模滅佛得到印證。 面對這種挑戰，根據佛教“隨緣不變”的原則，佛教思想曾進行適應性的改造，使深受儒學影響的廣大民眾信仰擁護。這一工作是由漢僧通過著書立說來解釋佛經完成的。可以說，佛學實現了中國化。如我國傳統的哲學著重經驗認識，輕理論思維，注意對生活本身的探討，忽視思考彼岸問題。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是有代表性的言論。老子哲學只從“天地之始”、“萬物之母”講起，天地萬物之前一片朦胧；莊子更為干脆，宣稱：二八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所以對本體問題缺乏系統的論述，而在這方面，佛學作了相當精細的補充。佛教的“五蘊”教義認為，人生的本質是不自由、是苦；因為受諸物質和精神條件的制約，生滅無常，沒有屬於自身存在的獨自性和永恆性。“十二因緣”的教義，又揭示因果輪回的原理。雖然我國傳統觀念中也有“因果報應”的成份，但這是建立在“天道”觀上的，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報應的主體不是行為者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和子孫。佛教不同意這種說法，主張自作自受，個人行為，由個人承擔俊果。特別是佛教中的小乘有宗為“因果報應”作了哲學的論證。有宗思想早期稱“禅數學”，俊又叫“毗昙學”，它以“法體恆有”、“三世實有”為依據，認為任何個體，都有生滅變化，但這種變化，只是它的物種在特定條件下的顯現，物種自身是不變的。也就是說，表達物種的是一般概念，所以概念也是實在的。這種觀點，被許多士大夫所接受，形成了“形散神不滅論”的學說，與范缜的“神滅論”對峙，在一段時期中，成為古代哲學論爭的中心。 隋唐佛教大興，儒佛調和基本完成。佛教成為中國佛教，建立宗派，完成體系。如天台宗獨造家風，標立方便法門，調和儒、道思想。父如華嚴宗學者李通玄，早年鑽研“易”理，後潛心於“華嚴”，撰述“新華嚴經”，用“周易”思想解釋“華嚴”。被奉為“華嚴宗五祖”的宗密大師也曾用“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貞，配佛身的“四德”——常、樂、我、淨。禅宗和淨土宗由於主張“頓悟”和“持名念佛”而得到上至士大夫，下至貧民百姓的廣泛信仰。佛學思想在與儒學調和過程中，對儒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末明理學就是以儒學為主體，大量吸收佛教(特別是禅宗)世界觀與宗教實踐之後建立的。 北宋禅師契嵩曾作“輔教篇”，強調儒學是冶世的。而佛學是冶出世的。他著「孝論”十二章，系統地論證了佛學和儒學中孝道的關系，強調佛教重孝，稱“孝為戒先”。他又寫“中庸解”五篇，贊揚儒學的中庸之道。他在“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中謂哲學道理“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效於佛”。由此可見，佛學雖然發源於印度，傳入中國換，經過歷代高僧對某些類似或一致的思想、觀點的贊同、推崇、吸取和融合，形成了中國佛學，反過來又影響中國傳統的哲學——儒學、玄學、道學等。 中國佛教宗派中真正延綿不絕的是在印度未曾成宗的禅宗和淨土宗。禅宗在唐代以後，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禅宗思想對中國哲學留下極其深遠的影響。禅宗和淨土宗之所以久遠而廣泛得到流傳的原因是由於其教理和修行方法的簡易，不同於其他宗派的繁瑣與復雜。以六耝慧能為代表的南派禅宗認為：人人都具有佛性，而“佛性常清淨”；人人都可“見性成佛”、“頓悟成佛”。如“壇經”說：“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即是佛”。又說：“前念迷即佛，後念悟即佛。”“迷來經累觀，悟則剎那間。”否定印度佛學講究修行階梯層次，曠日持久的累劫修行。提倡“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擔水砍柴，無非妙道。”淨土宗則早在北魏時，昙鸾大師提出成佛有難行和易行二道，：《靠“自力”，沒有“他力”扶持，要修行成佛是艱難的。他根據“彌陀大經”和“小本彌陀經”的理論，弘揚“持名念佛”，肯定依靠彌陀願力護持往生淨土。唐代道綽大師繼承了昙鸾的思想，進一步把佛的教法分為聖道門和淨土門，認為離聖久遠，聖道門不是一般眾生所能悟證，只有淨i門簡要易行。他提倡的念佛為內因，以阿彌陀佛的願力為外緣，內外相應，往生極樂淨土。在這以前，原有觀想念佛和實相念佛。昙鸾倡導的包括觀想、實相與持名三種念佛；經過道緯到善導，轉到側重持名一門。這樣持名念佛以其簡易方便而流行中國古代窮鄉僻村，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大眾信仰。禅宗和淨土宗傳播的佛學思想，成為中國佛教，區別於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 中國佛學還具有另一特色，就是統攝內部各類經典和各派學說，紡一各地不同的學風。在隋以前，由於南北朝的對立，佛教也形成南北兩派。北方偏重於坐禅、修行、布施、造像、建寺等；南方則側重於研究玄理與清談。表現為禅法在北方流行，義學則在南方較為發達。隋統一全國俊，佛教學風由於南北交流，互相融攝，漸趨一致。隋唐佛教南北學風由差異到一致的轉變在於：強調定慧雙修、解行一致。如天台宗、唯識宗、華嚴宗和禅宗都強調理論和修行並重。天合宗本是坐禅一派，俊經智顗大師確定止觀修法：止就是定，觀即為慧。唯識宗雖有較為繁瑣的理論體系，但也建立了由淺入深，從粗到細的五重唯識觀，作為獨特的觀法。唐代後期，宗密大師提出禅教一致，強調內心的意向應和佛的言教一致，消除禅、敵對立。宋代延壽大師曾召集當時天台、唯識、華嚴三宗代表“分居博覽，互相疑貿”，然後以禅理為准，統一各家學說，編撰：爾鏡錄”一百卷，成為融攝各宗的權威性著作，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延壽大師以禅師身份提倡禅淨雙修，後來被奉為淨土宗第七代祖。實際上末代以後，淨土宗已成為“共宗”，成為當時佛學思想發展的主流。 趟樸初居士在“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一文中，曾指出在一段時期裡，佛學曾是中國哲學的主流。不研究佛學，就無法研究中國哲學。同時應當趕緊研究，端整態度。他寫道： “胡適當年寫“中國哲學史”，半途辍筆，就是因為他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再舉個例子，周老(建人)曾特給我寫了兩封信，要我們趕緊研究佛教。俊來我去看他，他和我講，他曾和我國一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住在鄰居，朝夕過從。這位史學家早年曾對佛教采取否定的態度，晚年開始系統地研究佛經，並作大量的筆記，並說自已在補課。他曾對周老說，在中國歷史上，佛教和文化關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學就不能弄懂中國文化。” 周建人先生就是我國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先生的胞弟，著名的生物學家，他的“趕緊研究佛學”的呼吁，是很有見地的。我們應該把研究佛學對中國哲學、文化的影響這一問題提到日程上來。 以上所述，主要是論述佛學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影響，由於筆者水平有限，手頭參考資料又不多，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但願拋磚引玉，借此引起大家的議論，把佛學研究推向新的高峰! 摘自《內明》1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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