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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倫居士：可畏可愛的業力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可畏可愛的業力 方倫居士 選自菩提樹月刊第十卷第九期 宇宙萬有的緣起，或六道輪回的緣起，在佛門中，各宗的看法不同。小乘教，認為是業感緣起。言萬法皆由業感所生，有情若不起惑造業，則一切皆無。以有業故，乃有身心世界，所以說為業感緣起。大乘始教，則認為是賴耶緣起。阿賴耶識，亦名含藏識，或第八識，內中含藏無量無數種子，善惡俱備，每一種子成熟受報時，能變現身心及世界，以領納樂受或苦受。因種子是一切法之源，而賴耶實為種子的含藏處，所以說為賴耶緣起。大乘終教，則認為是如來藏緣起，亦名真如緣起。真如實體，雖一味平等，無法可得，然為染淨緣所熏習，能生種種法，染熏則成六凡，淨熏則現四聖。一切眾生，不出此十法界，而此十法界，皆不離於真如，所以說為如來藏緣起。圓教則認為是法界緣起。謂一法之生，其因緣勢力所流布，有如瓜蔓，無遠弗屆，以一法起一切法，以一切法起一法，陳陳相因，混合成一大緣起。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任拈一塵，皆牽動全法界，一塵雖微，亦含有全法界的因勢在內，所以說為法界緣起。 小乘所主張的業感緣起，雖然沒有追本窮源，然其意義，實為眾生真相。大乘始教，是觀察種現相熏實，因而緣起諸法，然若追問最初種子，從何而來？豈不是由業的習氣，所熏習而有。縱使有本有之說，然而若無外緣引發，亦終不能成為現行。根據這一種學理，那麼，說賴耶緣起，就是業感緣起，有何不可？大乘終教，是主張真如緣起，然而，真如若無無明熏習，萬法亦何從緣起，這無明緣起的谛理，就是三細最初的無明業相，既稱為業相，此相當然為業所感召，那麼，說真如緣起，就是業感緣起，有何不可？圓教的法界緣起，固然指出：法法的勢分，互相涉入，成一大緣起，然若追問：這一個大緣起的幻網，是什麼東西，作為它們的開端？事實上，豈不也是萌於心動，心動就是業了，就是業感了，那麼，說法界緣起，就是業感緣起，有何不可？綜上可知：不論小乘教也好，大乘始教也好，大乘終教也好，圓教也好，其緣起的概念，總不離業感，就是台宗的一念三千，密宗的六大所造，也脫不了業感的窠臼。所以古人才概括地說一句：“宇宙者，業力之網”。這確是洞見症結的卓論。 起信論，對於根本無明的行相，說是三細，即無明業相、能見相、境界相。對於枝末無明的行相，說為六粗，即智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起業相、業系苦相。自無始至於今日，萬法的緣起，盡於此九相，而此九相，實肇啟於無明業相，而終結於起業，及業系苦相。此中明明指出：自有心有境以來，徹頭徹尾，皆是業力在操縱一切，業之重要，亦可見矣。起信論原屬大乘終教，雖強調真如緣起，然若研討三細之始，及六粗之終，則皆以業為主。可知所謂真如緣起者，真如空寂，並不能緣起，萬法所以終於緣起者，實是心性無明之業，攪此精明本體，變如來藏，成為識藏，而後依正繁興，遂充塞了十方三世，無有了期。所以學者做工夫，必須在五根對五塵時，觀平等真空，參究能所根源，報見八識本體，了悟真如，回到無生無滅的本來際地，這樣才能從業系中，解脫出來。 梵語羯磨 karma，別譯為業，俱捨光記十三曰：“造作名業”。若論業的性質，有善、惡、無記之分，若論造業的器官，有身、口、意之別。雖然身口意皆能造業，但是，身口二根，所作或善或惡的業，是受著意根善念或惡念之所指揮支配。因此，學者貴能調柔意根，使之不起惡念，意根既已調伏，身口二根，自然也會循規蹈矩，不至為惡了。這樣看起來，三業就是一業，學者但把得住意根，則其余五根，是不成問題的，所以才說：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造作善惡業，所產生的果報，世人往往稱之為“天命”。如論語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所謂之畏天命，實在是畏宿業，因為他們找不到，苦樂遭遇的由來，所以就認為：這是天之所命了。亦如外教所謂“上帝的意旨”一樣。其實，若說富貴康樂，是上帝的意旨，還有點理由，若說貧窮病苦，也是上帝的意旨，上帝又何厚於此，而薄於彼，偏偏給貧苦人開玩笑？儒家所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是不合現實，同是極其不通的見解和論斷。世人往往稱一切苦樂得失為運氣，這也不明業力相類似的論調。不過，說天命者，還認為有天在主宰，而說運氣者，那簡直是沒有絲毫的來源，而但認為是瞎碰瞎撞的結果罷了。說世間一切的遭際，皆由瞎碰瞎撞而成，抑何滑稽可笑，惜乎眾生就是這樣的可笑。 儒家說天命，所以對於歷史上，一切窮通得失，皆一委於命。今舉出四個掌故，依儒家說命口吻，陳述於下，以明其梗概： (一)命之所有，商巖霖雨，乘一宵之幻夢而來。 這是舉出一位，命運好者的故事：言殷高宗時，有傅說者，隱居於傅巖，靠版築維持生活，高宗夢與之談話，醒時把他的形貌，告訴百官，使他們到傅氏之巖求之，果有此人，乃舉以為相，國中大治。史官為作“說命”三篇，其中有“若歲大桿，用汝作霖雨，”之句，以谕其濟世澤民之意。這是說明：傅說得天命，故能乘一夜的幻夢而來。 (二)命之所無，魯國鳳麟，因三日之清歌而去。 這是舉出一位，命運壞者的故事：言孔子仕魯為司空，又為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國大治。齊人恐懼，送一批女樂隊至魯，季桓子受之，三日聽歌觀舞不視事，孔子認為國事已無可為，遂辭官他去。因孔子嘗以鳳麟自比，唐詩詠孔子，亦有“歎鳳嗟身鄙，傷麟怨道窮，”之句，故以鳳麟喻孔子。這是說明：孔子失天命，故竟因三日的清歌而去。 (三)命與之合，渭演漁父，一朝邂逅，應熊虎而登朝。 這是舉出一位，天命與之相配合者的故事：言呂尚即姜太公，年八十，約魚於渭水之濱，有一次，周文王將出獵，卜了一掛，卦詞中有“非龍非螭，非熊非罴，所獲霸王之輔。”等語，是日果遇到了呂尚，談起來非常欽佩，載與同歸，立為師尊稱師尚父。後來武王滅纣，多出其謀，事成，封之於齊。也有人說：文王夢飛熊，卜之，知有賢人，隱於渭水之濱，乃親自駕訪，而得呂尚。 (四)命與之違，縣上故人，廿載艱難，歌龍蛇而去國。 這是舉出一位，天命與之相違反者的故事：言晉公子重耳，因骊姬之難，在外游歷二十載，不敢回國。有一次，窮困至於絕糧，從者介之推，割股肉煮而獻之，後來亂平，重耳歸國即位，即晉文公，大賞從亡諸臣，單獨忘記了介之推，推也絕口不言，與老母隱於綿上。一日文公外出，有人歌龍蛇之歌，大意言：龍窮餓時，蛇割肉以獻，今龍已騰達，而忘了蛇。文公聞之，才記起介之推，使人搜盡綿山不能得，有人主張放火燒山，之推遂焚死，終不肯出。 在上述這四段故事中，有幸有不幸，幸就是世俗所謂之命運好，如傅說、呂尚、以平民忽作卿相，都是屬於這一類。不幸就是世俗所謂之命運不好，如孔子，介之推，以聖賢而遭困厄，都是屬於這一類。其實，這不過算是舉例，在古今茫茫人海中，類似這樣幸或不幸的際遇者，難以舉數。倘若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質問任何一人，乃至宗教家，他們也都不能作一個肯定而合理的答覆。惟有佛家三世因果之說，種子生現行之說，據業受報之說，才能予以圓滿的解答。否則以一個版築的賤民，釣魚的老叟，僅憑離奇的夢境，忽然登卿相的尊位，握國家的大權，這是不可能之事。又聖如孔子，無論在道德、學問、才能各方面，都是第一流人物，然而終身不得志。至若介之推從重耳流亡二十年，歷盡艱苦，甚至自己挨了餓，還要割股肉奉獻，照普通的情形說來，一旦重耳登國君之位，論功行賞，當然要以他為第一了。然而事實上，他不但沾不到半點雨露之恩，而且還被火燒死，此事若不依業力來說，若不依三世因果來說，如何會說得通呢！或曰：起先晉文公論功行賞時，忘記了他，當然有錯誤；後來記起來，派人尋訪時，論理就可以出而仕了，他的被焚，誤在不肯出山，何得委之宿業。我說：會使晉文公忘記了他，和後來火燒到家中，會使他生起不肯走的一念，這就可知是宿業所感了。由宿業生思想，由思想生行動報應，所以智者鑒果知因，了知系業力所致，並非出自天命也。 世間一切正報依報，千差萬別，一切升沉得失，苦樂夭壽，亦千差萬別，總括說一句：皆是共業及別業之所感召，捨此之外，並無另外一個主宰，能在那裡創造支配。如果有人在創造支配的話，那麼一切遭際，皆系於他人掌握，我則無權，我若無權，則善不必修，修之亦不會得善果；惡可以為，為之亦不會得惡果，宇宙真相，人生際遇，又豈是這樣的籠統而糊塗。 優婆塞戒經淨三歸品，佛說：“智者應觀外道所說，雲一切物，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若是自在天之所作者，我今何故修是善業？”這是說明：萬物非上帝所造，亦非彼所主宰。又世人每推步星辰，計算干支，因而斷定吉凶禍福，祈禳拜祭，橫生其間，不免殺生耗財，造種種業，實皆無益而有害。同經中說：“若以時節，星宿因緣，受苦樂者，天下多有同時同宿，雲何復有一人受苦，一人受樂，一人是男，一人是女？”這是說明：命理之不可信，每個人如果真有干支八字，支配一生者，那麼，若是同時出生數十人，或孿生兄弟姊妹，此數十人的一生，或彼孿生二人的一生，一切應皆相同，何以有男女，貧富、貴賤、夭壽等的不同？世人迷信上帝造物之說，迷信命理八字之說，他們又那裡曉得：佛在二千數百年之前，早已大聲疾呼，辟此邪說矣。 世人造作善惡業時，其習氣感人第八識中，名為種子。有的種子，其力量甚大，成熟較速，今生便食其報，有的則比較遲緩，或須待至若干世，乃至若干劫，方才發為現行。在現行期中，若無大善惡行，中途滲入，則其所發展的路線，一依其種子的性質，及其勢力所蔓延，發而為一生的苦樂遭遇，這便是所謂之“天命”，便成天定勝人。在這中間，若介入大善或大惡，則其原來進行的趨勢，便發生了變化，甚至與先前完全相反，這便是所謂之立命”，便成人定勝天。就因為原來的果報，往往被善惡業，中途滲入，逼它改變了趨向，或凶化為吉，或吉成為凶，所以書中才說：“天難谌，命靡常。”這樣看起來：這個“命”，是可以用人工來培植，來操縱，其性質是活動的，並非固定的。當然大善並非小惡所能移，大惡亦非小善所能掩，這便是世間所謂之定業。其實，倘若後者的力量，若能超越前者，則不管怎樣深厚的業，都是可以移易的，重者變輕，輕者變重，有化為無，無成為有，並無所謂定業。 作善業後，需要它變，為什麼要變呢？因為世間善業，皆是有漏的，將來所享的樂果，皆屬於有時間性的，會終盡的，不久長亦不究竟的，所以必須滲入心願，使之變為出世間無漏功果，才沒有後患，才是真正的不朽之業。這便是回向功德，莊嚴淨土，俾報體衰謝之後，生於佛國，永出三界。作惡業時，若作已而覺而悔，則亦需要使它變，大殃變小，小殃變無，不變則三惡道終須經歷。變的方法，不出兩途：一是用自力變；因為業無形相，罪性本空，如來藏中，無善無惡，所以系念實相，能使宿世業障，一掃而盡。永嘉禅師證道歌裡，就曾說過：“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卻阿鼻業。”又說：“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這都是闡明：用自心變，自力變。二是借他力變；行者若不了悟真如，達罪性空，則心力便不能超越業力，如是則當在佛菩薩像前，哀求忏悔，借三寶威神之力，洗刷習氣，使業種子消滅，不生現行，這便是借他力變。作惡之後，若不改不忏，那麼，就要坐而待苦報了。經中說過：“假使千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可畏哉！ 業有共業和別業的分別，凡由多數人，共同作善惡業，因而感得共同的樂苦果報者，名為共業，如地獄、天宮、三災、八難、世界大戰等皆是。凡由個人作善惡業，因而感得單獨遭受的樂苦果報者，名為別業，如夭壽、窮通、富貴、刑戮等皆是。欲轉別業，僅需本人，欲轉共業，則非集群力不可。在共業中，若憑一人，或少數人之力，則亦能轉變，但其所轉者，僅自身的厄遇而已，不能轉移大眾的命運也。如堯時天下太平，共業勝妙，而四凶則或殺或殛，或流或放，此是在共善中，造別惡之行的結果，共善則天下太平，別惡則自身受苦。又如五代時，天下紛亂，共業惡劣，而長樂老馮道，則歷事唐晉漢周四朝，官皆將相，享高壽，此是在共惡中，造別善之行的結果，共惡則天下紛亂，別善則自身受樂。可知自身的善惡，雖在共業的大洪流中，亦有影響，至少也能影響了自己，故雖舉世皆惡我獨善，亦當孤行，舉世皆善我獨惡，亦當禁戒也。 個人的禍褔，屬於別業所感，社會國家，乃至世界的禍福，則屬於共業所感。共業或苦或樂的成就，其力量較諸別業，更為強大，其范圍較諸別業，更為廣袤，縱使預知其必然，也無法加以挽救。天地鬼神，往往借一事一物之微，暗示世人以朕兆，使知果報之可畏，而不敢為惡。在歷史上，像這樣預示朕兆，而無法挽救的事甚多。例如：漢高祖因鑒於秦以孤立而亡，於是大封子弟為藩籬，當時吳王濞年事尚輕，入辭就國時，高祖告誡他說：“二十年後，東南有事，豈非汝耶！天下一家，慎勿反。”後來七國之變，果是吳王濞倡亂，興兵攻擊朝廷。又三國時，司馬懿之頭，能左右轉動一百八十度，直視後背，而身不動，曹操親令試之果然，乃歎曰：“司馬氏狼顧，非人臣也。”後來果然誅曹爽，奠定司馬炎篡魏之局。又隋炀帝幼時，文帝曾把他抱在懷中，說道：“是兒極貴，雖然，恐破吾家。”後來果然游幸江都，被宇文化之所弑，隋祚隨之而亡。歷史上類似這樣的掌故頗多，如伍子胥知亡吳必越，欲人懸其首於城門上，看越兵入城。如淖方成知趙飛燕為禍水，必將滅火。如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如郭汾陽知盧杞必貴，延見時，先遣去婦去，免因笑其容貌，招杞之怒，而嫉害其子孫。像這樣歷史上人物，如吳王濞、司馬懿、隋炀帝、勾踐、趙飛燕、廬杞之類，有人以為：當局者事先既知其後來必會闖禍，當時若把他殺了，天下豈不太平了嗎！殊不知：眾生造惡業，應受禍亂之報，所有這些元凶禍首，必須延其壽命，作創子手。在大眾共業，如他自身的別業，雙重驅策支持之下，事先他是不會死的。就是當局者，已經發覺知道了，但在事勢的牽掣中，也無法奈可他。如漢高祖之於吳王濞，曹操之於司馬懿，隋文帝之於炀帝，都是例子。可知天下將亂，人民將遭大屠殺之報，像黃巢、李自成、張獻忠之類的魔王，他自然身體健康，才有氣力，來算這一筆血賬。即一次二次，乃至無數次，世界大戰中的元惡首魁，其情形也是如此，當眾生血賬算清時，他自己便也跟著完蛋了，惡業之可畏，有如此者。 業是有善惡二類，惡業雖然可畏，但是，當善業種子成熟時，卻又十分可愛。根據善業而生的人，雖歷極惡劣的環境，仍然是履險如夷，享盡福樂。在歷史上，為皇帝所不喜的人，大概總是凶多吉少了，但是，倘若自身有福報，卻也會逢凶化吉。如雍齒從漢高祖起兵，叛而復歸，為高祖所不悅，那麼，他當然是要吃大虧了，那知事實上，卻適得其反。有一次，諸將爭功不休，雜有怨對語，高祖恐釀成變亂，問計於張良，良說：你有沒有，平素所不歡喜的人，為眾所共知者？高祖說：雍齒為我所不快，乃眾所共知的事，良說：趕快把他封為什邡侯。當發表時，諸將皆歡喜曰：“雍齒這家伙都封了侯。我們還怕什麼？”於是爭鬧畫息，就這樣，雍齒卻因得罪皇帝而封侯了。又兩國相爭，兵敗國亡的皇帝，當然是難保首領了，但是，倘若自己有福報，卻也會富貴令終。如三國時，鄧艾攻入成都，蜀後主劉禅降，魏不但不殺他，且喜其老實無能，卻封他作安樂公，終其天年。又平常對皇帝無禮的人，照理是必遭誅戮了，但是，倘若自己有福報，卻也會保其安榮。如隋開國功臣，越國公楊素，貪冒財貨，恃功驕橫，為炀帝所忌，欲殺之而未得其便，及聞素死，帝以足頓地曰：“使素不死，當滅其三族。”然而他竟在皇帝未下手之前病終，使你來不及翻臉，而且還要加以飾終。他如唐太宗之於魏征，明太祖之於宋濂，屢欲殺之，皆賴有賢後勸止，得保祿壽，終免刑戮，這都是他們有福報，不應遭此禍難，所以因緣殊勝，得以平安無事。上述諸人，不過算是舉例，以證實有福報的人，不但遇險不險，有時且有因禍得福的奇跡。可見善因不可不種，福業不可不植。種善因，植福業，能使今世後世，得大安樂，一切災殃愁苦，所不能侵，善業之可愛，有如此者。 種善因，享受富壽康樂之果，亦如插秧播種，而食稻梁，古人通達因果之理者，皆看得真，信得堅，做得穩，如交手為市，貨稱其值，值稱其貨，不差分毫。此種人所種善因，既重且多，今世來世，自身當然能得無限福樂，即余蔭所及，欲也能蔭庇子孫，光大門庭。例如漢於公，不過是一個縣中獄吏，善決獄，曾雪東海孝婦之冤，後來家中大門毀壞，鄉裡父老們，欲替他建造新的，於公說；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你們為我造大門，要造得高大些，俾能容驷馬的車，並車上的蓋，出入才好，省得將來還要拆去重造。後來他的兒子於定國，果然做到丞相的官，封為侯爵，乘驷馬車，出入大門。又宋王佑，為官多作陰德，曾手植三株槐樹在中庭，對人說道：“我為官多作陰德，子孫一定會做到三公，這三株槐樹，可以作個證明。”後來他的次子王旦，果然官至宰相，世稱三槐王氏。這些於公和三槐的故事，都是載在史冊，可以考證，即“辭源”和“辭海”的辭典裡，也都可以一檢即得，並非無從稽考的傳言，善業之可愛，有如此者。 此類或善或惡的果報，都會蔭及子孫，或害及子孫，易經中也說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有人以為：照理果報都是自作自受的，若祖父作善惡事，能及子孫，那麼，在祖父方面說，變成自作他受，或我作彼受，在子孫方面說，則變成他作己受，或彼作我受，於理恐有不合。關於這一事，可分作兩點來說，第一點：我作彼受，當然於理不合，事實上，是我作我受。因祖宗作善惡，其本人必生人天中受樂，或三途中受苦，及於子孫者，不過是余慶或余殃耳，正慶或正殃，還是自受也。第二點：彼作我受，於理亦不合；事實上，也是我作我受。因作善者，門庭必昌，是由他方曾種善因，當受福報的人，死後，其中陰身投入此家作子孫，以享其慶。作惡者，門庭必傾，是由他方曾種惡因，當受苦報的人，死後，其中陰身投入此家作子孫，以應其殃。這樣說起來，還是自作自受，若言余慶余殃，能及子孫者，仍是不對。因凡夫無宿命通，對於受慶或受殃人的前生，或前多生的行為，皆無所知，故誤以為無因之果，其實，雖毛發沙塵之小的禍福，皆自作自受，此中不但因果分明，而且還是毫厘不爽呢！ 由善業所生的福德，能使身心安樂，無病長命；能使衣食豐足，財寶充滿；能使天上人間，受大富樂；能使眷屬善良，後嗣昌熾；使能一切災難，悉皆遠離，這是就世法而言。就有漏善因而言，行者不管作了任何善事，若將之回向佛法界，回向極樂國，供養阿彌陀佛，莊嚴淨土，則皆成為往生資糧。由這樣清淨善業所生的福德，能使當來生於佛國，見佛聞法；能使永出輪回，離惡道怖；能使道業增上，轉轉益勝；能使證三乘果，畢竟成佛，這是就出世法而言，就無漏善因而言。可知惡業雖極可畏，而善業則極可愛，因此修橋鋪路，矜孤恤寡，乃至孝親敬長，戒殺放生等，一切世間善法，都應當做。念佛參禅，誦經造像，持齋守戒，研教供僧等，一切出世間善法，也都應當做。這就是所謂之福慧雙修，解行並運了，能如是作者，名為智人，大善知識，堪為人天眼目，生時安樂，死後解脫，善業之可愛，有如此者。 方今世界人類，善業甚少，YIN殺二業最重，盜業次之，將來發而為果報時，必甚慘劇。在全世界人民共業中，既是善少惡多，而殺盜YIN三事，又如此之普遍，可知大禍必不遠矣，吾人置身其中，又安可不加緊修行，以謀自救。自救之道，無過於念佛，願佛菩薩加被，早離娑婆，生於淨土。若說這是獨善其身，遺棄人群社會，是又不然，平時有許多佛門大德，或用語言，或用文字，對世人普勸行善，並勸念佛，大聲疾呼，這就是利群，若竟不蒙采納，在此火宅，玉石俱焚，於自於他，兩無所益，故只好求佛力加被，接引往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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