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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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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正如法師：印光大師的佛學思想
印光大師的佛學思想 正 如 印光大師是我國近代高僧，被尊為淨土宗第十三祖。他通過多年對佛教教義的潛心探索和真修實證，建立了自己的佛學思想體系。他的佛學思想和弘化業績，對後來佛教的發展和淨土思想的傳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大師的弘化事跡 大師(1861--1940)俗姓趙，名丹桂，字紹伊，清鹹豐十一年(1861)十二月十二日生於陝西郃陽(今合陽)縣孟莊鄉赤東村。父名秉綱，有三子，師排行第三。相傳，師性情果斷，幼時穎悟聰哲，“隨兄讀儒書，頗以聖學自任”。(《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以下簡稱《行業記》)先時，他效法韓、歐、程、朱，積極辟佛，後遭“目疾”，數載不愈。目疾期間，大師通過閱讀一些佛教著作，明白了佛教的真谛，頓悟前非，毅然於二十一歲(1881)在陝西終南山南五台蓮花洞寺出家，拜道純和尚為師，法名聖量，字印光。翌年，在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受具足戒。大師未受具足戒之前，在湖北竹溪蓮花寺曬經時，得到一本不全的《龍舒淨土文》，讀後得益非淺，受到啟發，遂歸心淨土，精進念佛，目疾獲愈，由是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從此，大師便開始了專宗淨土的生涯。 大師在中年時代赴各地游學，充當行單，修習苦行，廣閱經藏，閉關念佛。一九一一年以後進入弘法時期。大師的弘法活動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解人疑惑，示與正道。大師自一八八一年出家後，“三十余年，終清之世，始終韬晦，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以其晝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行業記》)民國紀元(1911)，高鶴年居士得大師文章數篇，刊於上海的《佛學叢報》後，才引起社會名士的注目，於是索文者接踵而至，爭相請讀，“由是而慕師道德，渴望列於門牆之善男信女，日益眾多。或航海梯山，而請求攝受；或鴻來雁往，而乞賜法名。”(《行業記》)就這樣，大師進入了弘法時期，擴大了他的佛教活動范圍。 從此，大師所居之處，車水馬龍，有的親自登門請示人生處世的道理，有的來信請教佛法，等等。大師皆根據對方的具體情況，針對性地一一作答，最終都達到解人疑惑，示與正道的目的。其內容妙契時機，不拘一說，啟迪凡心，各得大益。此外，大師還廣為人們作序寫疏。在大師的文字般若和道行的感化下，歸依弟子一時發展到“十余萬”之眾，遍於國內外各個行業。 (二)創辦弘法社，弘法利生。為了更好地弘揚佛法，“格正人心”，大師除了忙於為人們作序寫疏、解答各種疑難外，還在上海創辦了弘法社，積極翻印經籍和出版刊物。創社以來，所印各種書籍，數量達五百萬部以上。通過佛經流通和刊物的發行，使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得到進一步傳播。 大師十分重視印經事業和佛學研究。他認為流通佛經、研究佛學“為宏法利生之急務”。要不斷擴大“弘法利生”范圍和層次，首先，就得普及流通佛經和開展佛學研究。他在《高州佛學研究會緣起》中說：“有志於親見本來面目，及挽回世道人心者，莫不研究佛法。”又說：“近來世道人心，陷溺己至極點……欲為挽救，普勸悉皆研究佛學。”佛學，它能夠使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挽回世道，救正人心”，以及了生脫死。為了使更多的人能夠讀到佛經研究到佛學，於是，大師重視印經事業和佛經的流通工作。 (三)保護廟產，致力慈善事業。大師一生，“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不介於懷。”(《行業記》)為了“護教興教”，即使獻出生命也在所不辭。辛亥革命後，一些地方的貪官污吏和無賴士紳們紛紛強占寺廟，侵占廟產。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七年政府兩次公布《管理寺廟條例》三十一條，授予地方官吏和士紳以限制僧徒和管理廟產的大權。一九二二年江蘇省義務教育會成立，有人呈請省府以.寺廟改作校捨，後蒙大師設法挽救，才取消此一建議。 一九三三年，安徽省阜陽資福寺，為政府侵占，也蒙大師向當局函訴斡旋，才免於劫難。一九三五年，全國教育會議提議全國寺產充當教育基金，全國寺廟改為學校。提案一定，各地官吏和士紳即趁機侵占寺廟，這突如其來的“狂風驟雨”，引起了社會有識之士和佛教界人士的抗議。當時大師在蘇州報國寺閉關，由圓瑛法師同“大悲和尚、明道法師、關、黃二居士，同至報國寺，谒大師就商辦法。乃承以衛教相勉。於是請撰整理僧伽制度文一篇。”(《印光大師永思集》，以下簡稱《永思集》，圓瑛：《印光大師生西事跡》)中國佛教才免遭一場滅教之災。 大師對“護教興教”，可謂不遺余力。他之所以不遺余力，其目的無不是“提倡佛法，以行救濟(人類)”。正因為如此，所以，大師一生又非常致力於社會福利和佛教慈善事業，甚至把社會福利和佛教慈善事業看得比“護教”還要重要。 大師除自己辦有佛教慈悲義赈會等外，還為上海等各地的慈幼院、救災會和其他災區勸募、捐款。例如一九二六年，長安解圍後，他急拔印文鈔之款三千塊銀元，托人速匯赈濟。一九三六年，陝西省遭大旱。他又將自己印書僅有的一千銀元急拔救濟旱區。一九三七年，大師在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法時，首先發起救災，並當眾捐出印經款和皈依弟子供養的全部金額計四千銀元悉數作為倡首。以上種種，不勝枚舉。總之，大師對於“救濟急難，猶如切膚之痛，無不盡力。”(《行業記》)以救人為上，乃是大師一生始終堅持的觀點。 大師一生嚴己寬人，與人為樂，一旦有錢，從不儲蓄，不是救濟窮苦大眾，就是印經贈人，或辦慈善事業。而自己卻總是“破衲粗粝”，“克苦儉樸，一如故昔，灑掃洗滌，躬自操作，粒粟寸紙，珍若拱璧”。(《永思集》第25頁)一生過著艱苦樸素的生活。 在《略說印光大師之盛德》一文中，弘一法師回憶說：“大師一生於此事(指惜福)最為注意。衣食住等皆極簡單粗劣……師每日晨時僅粥一大碗，無菜……午食時，飯一碗，大眾菜一碗。師食之，飯菜盡己，注開水於碗中將滌蕩以嗽口入肚，與晨無異。” 據《永思集》載，有一次，大師看到菜中用的醬油稍為好些，他對此“大加呵斥”，責備說：“我等道力微薄，不足利人，即施主一粒米，並無法消受，那可更吃好菜。”又有一次，一位居士送來四個饅頭，過了兩天，侍者才想起這事，但饅頭已發霉了。侍者正准備自己吃掉，卻被大師發現了，大師邊拿過饅頭，邊關懷地對侍者說，你不能吃，吃了對胃不好，我吃還不要緊，以後要注意，不要糟蹋施主的東西。說完，就自己吃了起來。生活如此簡單，從不敢浪費施主的一絲-亳。 大師為人慈悲，不論僧俗老幼、貧富貴賤，都一視同仁，熱情以待。總之，大師的一生，是勤勞惜福，嚴己寬人的一生；是護教興教，弘法利生的一生。他的崇高的道德修養和弘法利生的大無畏精神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大師1881年出家於終南山蓮花寺，至1893年，先後游學於湖北蓮花寺、北京紅螺山資福寺、龍泉寺、圓廣寺；1893年(33歲)至1930年常住普陀山法雨寺；1930年(70歲)至1937年住蘇州報國寺，1937年冬轉住蘇州靈巖山寺，直到1940年往生，世壽八十，僧臘六十。著作收集在《印光法師文鈔》正續編中。 根據《印光大師文鈔》(以下簡稱《文鈔》) 等有關資料，大師的佛學思想是以淨土為中心，而展開他一系列的學說。在弘法方面主要指歸淨土、兼護諸宗，提倡帶業往生，在格正世道人心方面有注重因果，宣揚佛教救世精神，主張“釋儒無二”說等。 二、宏揚淨土兼護諸宗 佛教自從漢代傳入中國後，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弘傳，隋唐時期發展到鼎盛。宋明以後，佛教逐漸走向衰落。到了近代，由於佛教界一些高僧大德和居士的努力，佛教又呈現出復興的趨勢，而淨土宗更是廣布流行。在近代弘揚淨土有代表性人物中，印光大師就是出色的一位。 大師一生致力於弘揚淨土。他自一八八二年念佛蒙佛感應後，對淨土法門便萌生信心。從此，他發願弘揚淨土，直至往生。通過大師的積極傳播，推動了淨土宗的發展，使當時出現了“善導高風，復見今日”的昌盛景象。但是，他在弘揚淨土的同時，也融合諸宗的思想，並且需要對機施教時，也暢談“佛法平等之懷”，從不揚此抑彼排斥他宗。他說：“佛法平等之懷，所有言論，唯理是尚，毫無偏私。”又說：“法不一律，正好事理並進，頓漸齊驅，庶得三根普被，利鈍均益。”(《文鈔》正編《與佛學報館書》)這種法法平等的思想在大師的文鈔中表現得很突出。為了對機施教，大師有時信手拈來禅宗的“機鋒”使人“明心見性”；有時強調學習教理的重要性，教人要發心學習教理，從教起修，甚至有時借用儒家思想說教，教人遵守倫理道德等等。 大師認為，佛教中的一切法門都是一樣不可思議，如大海水，都是一鹹味。他說：“善會者，則一切法，法法圓通。”又說：“佛理圓通，法法歸真，頭頭合道。”(《文鈔》正編卷一，《與友人論校經綱要書》)大師就是這樣在融合諸法的情況下而弘揚淨土。他在宏揚淨土的同時，始終維護著各宗派的發展。 為什麼要弘揚淨土？大師認為淨土法門殊勝無比。怎樣殊勝無比？歸納起來，主要有四點： 其一，淨土法門適應一切根性，“萬修萬人去”。他說：“夫所謂淨土法門者，以其普攝上中下三根，高超律、教、禅宗”；“九界眾生離此法，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文鈔》正編卷一，《與大興寺體安和尚書》)淨土法門“普攝上、中、下”三根，無論哪一種根機的人，只要信願念佛，都能在淨土中得到好處。“但具真信切願，縱五逆十惡，亦可永出輪回，高預海會。”(同上，《與佛學報館書》)大師認為，其他法門，都不能作到“三根普攝”，有的是適應小乘根機人所修的；有的則是適合大乘根機人所修的，唯有淨土法門例外，它“三根普被，利純全收。上之則觀音、勢至……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則五逆十惡，阿鼻種性，亦可預入其中。”(同上，《與陳錫周書》) 其二，淨土法門，它含攝一切法門，而又超過一切法門，是佛教中“至圓至頓”的法門。大師雲：“淨土者，乃究竟暢佛本懷之法也。(它)高超一切禅、教、律，統攝一切禅、教、律……雖三藏十二部之玄言，五宗諸師之妙義，亦诠不盡。”(《菁華錄》第7頁)可見淨土，是通達佛道的究竟法門，所以，歷代祖師極力弘揚，千經萬論處處指歸。不但淨土三經《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專談淨土，就是“諸大乘經，鹹皆帶說淨土”。(同上，第6頁) 其三，淨土法門，是佛教中一切宗派的最後歸宿。無論是哪一種修持方法，最終都得歸結到淨土法門上來。《華嚴經》、《法華經》、《楞嚴經》都是大乘的重要經典，也都勸人修習淨土法門。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普賢菩薩為善財說十大願王，而“普令善財及與華藏海眾，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其圓滿佛果”。(同上)“三藏之王”的《華嚴經》也以導歸極樂，為圓滿佛果。 大師認為，如來“一代時教”，“括舉大綱”可分為律、教、禅、密、淨五宗，其中“律者佛身，教者佛語，禅者佛心”，成佛、度生都得依此三法才能實現。眾生依此三法，則可轉“眾生三業”為“佛三業”。而如來為令眾生宿業頓消，又示“密宗”一門。為使行人皆得“即生成辦”，又“特開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令聖凡“同於現生，往生西方”。由此可見，“淨為律教禅密之歸宿，如百川萬流，悉歸大海”。(同上) 其四，淨土法門“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文鈔》正編卷三，《棲真常住年念佛序》)他說：“一切法門，皆仗自力，斷惑證真，方得了生脫死。”(同上)而修習淨土法門，只憑一句六字洪名，具足信願，一心淨念，就可以仗佛力、自力、橫超三界，帶業往生，一生成辦，不須要經過三大阿僧劫的長時間的修行。一得往生，便是“蓮花化生，無有生苦，純童男相，壽等虛空，身無災變、老病死等”，時時刻刻“追隨聖眾，親侍彌陀”，到處“水鳥樹林，皆演法音”。在極樂世界裡，“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樓閣堂捨，皆是七寶所成”，萬事萬物“唯是化作”。極樂世界的人民個個有“大神通”、“大威力”、“大智慧”、“大辯才”。(同上，《與陳錫周書》)淨土法門，修習容易而果位高，是為成佛的最方便的修行方法。 總之，淨土法門是諸佛“本懷之法”，“教內特別”，它“萬匯鹹收，三根普被”，修習容易，成佛迅速，一生成辦，不經後有，對於“當今之人”來說，“欲於現生了生死者，捨此一法”，確實“絕無希望矣”。(同上，續編卷下，《無錫淨業社年刊序》)“末法眾生”，不修仗他力的念佛法門，“而去別修其他法門，那恐怕要了生死，就比登天還要更難了”。(《印光大師文鈔選讀》，第202頁，下簡稱《文選》)。由於淨土法門有四大優越性，所以，大師慈悲心切，破時節因緣，代佛宣法，專宏淨土，普利大地群生。 三、提倡攝心念佛，帶業往生 攝心念佛，帶業往生，是大師普利群生，實現往生彌陀淨土的基本途徑和修持方法。通過攝心念佛帶業往生這一特殊途徑，人們可以仗佛慈力接引，往生西方，了生脫死，享受永恆的“極樂”。 《文鈔·復高邵麟書》說：“攝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在昔弘揚淨土者，尚未談及……光(大師自稱)以心難制伏，方識此法之妙。”從此，當大師示人念佛時，總免不了出現“攝心念佛”的字眼，強調“攝心念佛”的功效。 “攝心念佛”來自於《楞嚴經·大勢至念佛圓通章》。《大勢至念佛圓通章》，是記載大勢至菩薩“念佛得三摩地”的修持方法，經中末後有雲：“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文中所說的“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的修持方法，正是大師“攝心念佛”的來源。關於這一點，我們從《文鈔》中，得分了證明。大師在給楊炜章的信中寫道：“念佛名號，勿用觀心念法，當用攝心念法。《楞嚴經》大勢至菩薩說：“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文鈔》續編) “攝心念佛”，就是“念佛時，意根要記得清清楚楚，舌根要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要聽得清清楚楚，意舌耳三根，一一攝於佛號，則眼也不會東張西望，鼻也不會嗅別種氣味，身也不會懶惰懈怠，名為都攝六根。”(同上)又“攝心之法……當攝耳谛聽，無論出聲默念，皆須念從心起，聲從口出，音從耳入。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聽得清清楚楚，如是攝心，妄念自息矣。”(同上)大師所說的“攝心念佛”，其實是“都攝六根念佛”，而只不過是著重“攝心”罷了。 據《觀無量壽經》所述，極樂世界品位有“三級”、“九品”的區別，念佛人生到那“一級”那“一品”都是自己的“修持”的深淺程度而決定。修持深的無疑往生“上品上生”，修持功夫淺的很可能得個“下品下生”。由於極樂世界有“三級”“九品”的不同等級，所以，只要具足信願念佛，不管罪業輕重，都可以帶業往生西方，其道理也就在這裡。 大師的“帶業往生”說，繼承了經中的觀點，並給合自己的悟境加以發揮。他認為帶業往生的“業”，是指“在此界，尚未有斷惑業，名帶業。若生西方，則無業可得，非將業帶到西方去”。(《菁華錄》第10頁)也就是說“一得往生，則定慧不期得而得，煩惑不期斷而斷。”(《文鈔》續編卷下《念佛懇辭序》)極樂世界“無有眾苦”，就連“惡業”之名也不存在，怎麼有實業可得呢？從“權教”上說，確實有“業”帶到西方去，並且西方極樂世界有“三級”、“九品”的區別。但是從“實教”上講，既往生西方，則沒有果業高低的差別，也沒有實“業”可帶。大師謂“帶業往生，非將業帶到西方去”。 四、因果為本，重在行持修證 因果為本，重在行持修證，這也是大師佛學思想的又一個重心。他以“因果為本”，念佛往生，推動了他一系列思想的傳播。他時常這樣教導人們：“因果者，聖人治天下，如來度眾生之本也。”(《文選》第159頁)他認為，“世出世間聖人”離開因果之理，而談“治天下”、“度眾生”，即等於“緣木而求魚”，徒勞無益。應該是“笃信實行因果”，才能達到“治天下”、“度眾生”的目的。所以，大師認為，深信“因果”誠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力行“因果”，行持修證。 大師認為，國家之所以戰爭不息，不得太平；人之所以私欲填胸，無惡不作，以至輪回流轉，不得解脫，這一切都與不明“因果報應”之理有關。為此，大師圍繞著“治天下”、“度眾生”這一目的，展開了他的因果報應說。 因果報應是客觀存在的因果聯系。“有因則必有果，有果則必有因”，一切事物都逃不出這種必然的規律。人們的思想行為也是這樣，作這樣的因，就必定產生其相應的果。這又稱“業報”。“業”是造作的意思，指眾生的一切身心運動。由於，造作的“業”，而產生“報”。“報”，是果報、報應。 一切眾生在“如是業”“如是報”面前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官宦富豪，還是貪民百姓，只要作惡，都會招來惡果，行善就會感來善果，它有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樣准確。但是，由於人們所造的“業力”大小不同，因此，就有了“現報”、“生報”、“後報”的先後次第。“現生作善作惡，現生獲福獲殃，謂之現報。今生作善作惡，來生獲福獲殃，謂之生報。今生作善作惡，第三生或第四生……或至無量無邊劫後，方受福受殃者，謂之後報。”(《菁華錄》第114頁)所以，今生的修善行惡，有即生受報和來世受報。今生的禍福苦樂，有來於即生的因素，也有前世“業力”之所感招。因果報應，它貫串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而又連結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形成了無始無終的因果報應循還鏈。然而，除重大的“業力”，稱為“定業”的不容易被改變外。人們通過後天的努力，可以改變過去世的“業因”。他說，“愚者可賢，賢者可愚，壽者可夭，夭者可壽，富貴貧賤，及與子孫繁衍、滅絕，一一皆可自作主宰。”(同上，第113頁)這也就是“人定者亦可勝天，謂兢業修持，則前因不足恃。是以現因為因，而消滅前因也。”(同上)可見，有人說佛教的因果律，不僅不是宿命論和定命論，而是不折不扣的努力論，是有道理的。 大師認為，佛教的三世因果說，是教人“識因知果”，努力改惡遷善，息滅貪嗔癡，使人“返迷歸悟”，“顯現本性”，出離輪回六道。它是世出世間聖人“治天下”和“度眾生”的根本。為此，《文鈔》中處處指明“笃信實行因果”的重要性。但是，大師談因果與別人又有所不同，他是談因果為本，而重在行持。 他在《申述因果原理並以事實證明》一文中，談到某居士問他“挽回劫運之方”時，他說：“此易之事，在明因果之理，而笃行之耳。”明白只是開始，重要的在行動。“若不注重躬行，只期多知多見，必至矜己傲物，排因拔果。”(《文鈔》續編卷上，《復無錫學佛社書》)因此，在深信因果的同時，必須著重致力於“敦倫盡分，閒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自行化他，由此“實行而博學，由博學而得宗，如是則決定現生優入聖賢之域，臨終即入極樂之邦矣”。(同上)所以，“學佛之人，務必躬行。”(同上，《復邵慧園書》)在“因果”原理的指導下，大師精進行持，以期早日往生西方。身教勝於言傳，是大師深信因果，行持修證的最好證明。 五、主張“儒釋無二道”說 佛教與儒家名教是否相通？是否相抵？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一直有所爭論。爭論的結果，歷來有這麼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認為，儒釋是一致的，可以互補，相得益彰；另一種，是不加分析地認為兩者相抵觸的，應該取締佛教。到了近代，這個問題還是眾說紛纭，莫衷一是。為了排除這不必要的爭辯，大師又重新提出了“儒釋無二道”的思想。 大師在《佛川敦本學校序》中說：“儒釋二教，其跡似異，其本原同。”又說：“儒釋無二道，生佛無二心。”(《文鈔》正編《儒釋一貫序》)它們目的是完全一致的。為了進一步證明兩者之間根本相通，大師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釋儒都談因果報應的道理。《文鈔·因果錄序》說：“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眾生之大權也。”又說：“因果之理，大發明實維佛經，而儒教經，亦屢宣說。”如，“《書》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莫不皆以因果報應之理示人。”(同上)所以，“不信因果”，“不唯悖佛，亦悖儒經。”(《文鈔》正編，《與佛學報館書》) (二)釋儒同樣重視社會倫理道德。大師認為，雖然“倫理道德”出自儒典，但是佛法“亦復具足世間一切善法，舉凡倫常修齋之道，固已極力宏闡，亳善弗遺”。(《文鈔》正編卷三，《儒釋一貫序》)佛教雖然是“出世間法”，但對於一切有利於社會、人民的善法，也“極力宏闡”，諸如“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隨已職分，各盡其義，固與世間聖人所說無異”。(同上)在倫理道德方面，兩教所說的道理是相通。 綜上所論，大師進一步表明，儒學只不過是佛學中的一部分而己。他說：“佛法雖屬出世間之法，所有世間經世之道，悉皆包括無遺。舉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鹹與世間聖人所說無異。”(《文鈔》續編卷下，《學佛淺說序》)佛法森羅萬象，世出世間一切法“悉皆包括無遺”，儒學亦在佛學之其中，“儒釋原同”。當然，大師所論目的是以儒學為方便，而以佛法為究竟。大師出於“弘法利生”的需要，有時雖講及儒教的“八德”、“八事”，諄諄啟迪人們，使人產生憬悟，其實是在宣說佛法妙義，只不過是假借人們容易接受的儒教名相用之而己。 在當時儒學還算風行的情況下，大師針對性地提出以儒學作為接引人們學佛的一種方便手段，以“儒釋無二”，而又以佛法為究竟的思想，為其弘法帶來很多方便，促使他的佛學思想為上層知識分子所接受。這種“應機施教”適應社會思潮的作法，值得學習。 六、宣傳佛教救世說 大師一生熱愛國家，熱愛人民。他把國家、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生命。為了救國救民，他毅然揭舉“佛教救世”的旗幟，大聲呼號，嘔心瀝血，費盡神思，積極投入了救國拯民的活動。 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漸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隨著社會性質的改變，中國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銳。在封建社會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民國以來，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內戰連年不斷，加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偉大的祖國，“已至千鈞一發之際”，面臨著滅亡的危險，廣大的中國人民，“或血肉橫飛，喪身殒命，或屋毀家破，流離失所，無食無衣，饑寒交迫。”(《文選》第166頁)目睹這“刀兵連綿”，屍骸遍地，瘡痍滿目，長夜難眠的時代，大師“言念及此，心膽俱碎”。(同上)為了“救國救民”，他本著佛教入世的思想，大力宣揚佛教“積極救世”的精神。 佛教的“入世”精神，是以人類為根本的救度對象，它要將一切人從苦惱、愚昧中救度和解脫出來，而達到究竟的安樂和徹底的覺悟。大乘佛教認為，要成佛，就必須以利生為前提，如果脫離眾生就無法成為佛陀。《華嚴經》說：“(菩薩以)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花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又說：“是故菩薩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大師深悟大乘精神，依教奉行，履行菩薩道，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工作，立足人類，以利人為成佛的根本出發點。因此，在他的一生弘法中，時刻不忘“挽回世道”，“救正人心”，為“天下太平，人民安樂”而履行他的神聖使命。 他把宣揚“佛教救世”，看成是義不容辭的天職，始終堅定不移地倡導佛教是“挽回世道的要道”。(《文鈔》正編卷三，《佛化隨刊序》)從而，他大聲疾呼“欲為救援(世道人心)，捨昌明佛學，莫能為力，故鹹以提倡佛學為急務。”(同上，《佛學研究叢林序》)佛學，它是了生脫死的奇方，煩惱流中的寶船，苦海波濤的南針，格正人心的秘訣。所以，只要“人各實行，則國不期護而自護，災不期息而自息矣”。(《文選》第167頁) 大師的佛教救世學說的基本精神，可歸納為四點：(一)發揚佛教慈悲喜捨的精神。所謂“慈悲”就是“與人為樂”，“拔人之苦”。所謂“喜捨”，就是對社會、對人民歡喜施捨自已的一切。大師認為，“四海內外，同是同胞”，都是親兄弟。人樂我樂，人苦我苦。他說：“乾為大父，坤為大母之德，存民吾同胞，物吾同仁，凡在天地間者皆愛憐之，護育之。”(《文選》第167頁)要同情和幫助同胞，不要只為個人求安逸。 (二)發揚佛教自我犧牲的大無畏精神。《文鈔·挽回劫道論》中說：“近來，世道人心，日趨日下，各懷我見，互相競爭，以致刀兵連綿，無時靜谧。”要轉變這種現象，大師認為，應除去人們的“我見”，“視一切人民，皆如同胞”，不分彼此，忘我地“代人之勞，成人之善”，“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的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 (三)笃信並實行因果報應之說。因果，是“救國救民”的根本，這在上面已經提到。只要人們深信實行因果之理，則“國運可轉，災難可消”。他在上海護國息災法會上強調：“洞明因果之理，而又笃信實行，則世道人心，自可挽回。”(《文選》第164頁)因果報應，如影隨形，“今生所作所為皆是惡事，來世定得惡果。如今生所作所為皆是善事，來世定得善果”。(《文選》第159頁)人人都明白這善惡報應一點不差的道理，自然就“雖欲為惡而有所不敢，雖欲不為善而有所不能”。(《文鈔》正編卷二，《復張伯嚴書》)人人笃信實行因果之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天下自然太平，人民自然安樂。 (四)普及戒殺放生，吃素念佛。大師認為，導致“世道人心陷溺”的又一個根本原因是“由殺生而起”，因此，要“止殺業”。而“止殺”最好的辦法是“戒殺吃素，護惜物命”。“人人能護惜生物，不加殘害，則殺劫可消，而國運可轉矣”。(《文選》第179頁)又說：“殺劫，及一切災難，皆為眾生惡業所感，人人念佛，則此業可轉。”(同上，第155頁)現在，我們所受的種種災難，都是我們過去惡業所招感的，要除去過去世所造的惡因，就必須趕緊忏悔，戒殺放生，吃素念佛。 大師敢於面對佛教現實，善於觀察眾生的根機，應機施教，大膽繼承和發揮佛教的教義，並形成了自己的佛學思想體系。他的佛學思想在中國佛教史和佛教思想史上，是有地位有影響。“宏闡淨宗，惟師(指印光大師)為最。”(《永思集》第211頁)這是圓瑛法師對大師的評價。弘一法師說：“大德如印光大師者，三百年來一人而己。”榮譽至極。所以，當大師往生後不久，國內外高僧大德，並紛紛推崇大師為中國佛教淨土宗第十三祖，並譽之為“中興淨業”大師、蘇州靈巖山寺淨土道場的開創者。大師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由此可見。 大師一生住持佛法，通宗通教，專弘淨土。在他的積極弘揚下，使淨土宗在當時呈現出“善導高風，復見今日”的昌盛景象。他的專修淨土，攝心念佛，著重現實，不離世法，深信因果，嚴持戒律，重視修持等樸素無華的思想，對後來佛教思想，尤其是淨土思想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正如寫於198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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