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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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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潘桂明教授：震華法師與近現代佛教改革
震華法師與近現代佛教改革 蘇州大學 潘桂明 內容提要: 文章由震華法師所處時代的分析出發，從三個方面論述了他的佛教思想和活動。①重視僧伽制度的建設，加強對僧團的紀律教育；②提倡和開展僧眾教育，並身體力行從事佛學研究，在佛學上有重要建樹；③完善自我道德修養，身教言教並進，把慈善公益事業與愛國精神聯系起來。文章認為，震華法師的上述思想和行事，是近現代中國佛教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震華法師雖然因去世過早，未能如願他生前的許多事業，但他重建僧團的理想、注重佛學研究的風格、強調道德實踐的思想，都是值得注意的現象。他是近現代中國佛教史上有代表意義的高僧。 一 震華法師所處時代，是中國佛教面臨嚴峻考驗的關鍵時刻。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民的苦難日趨深重，對擺脫現實處境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傳統佛教及其思想理論已衰敗至極，但由“四大名山”所引導的民間融混信仰及其香火供奉實踐，則有不斷強化之勢。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太平軍反對偶像崇拜，對佛教和道教都采取排斥態度，故使大量寺廟遭受破壞。清末民初，新文化思潮興起，國民革命爆發，又將佛教作為重要破除對象，或毀壞寺廟，或沒收廟產(山林、土地、房屋等)，使佛教再度受到嚴重打擊。抗日戰爭期間，寺破僧殘，僧徒惶惶不可終日。在寺院和民間舉辦的瑜伽焰口、水陸道場、慈悲水忏、梁皇忏、金剛忏、大悲忏、打佛七等各類忏儀活動中，不僅包含了濃厚的世俗信仰色彩，而且也滲透了各類鬼神迷信觀念。佛教繼續沿著下行的路線展開，其原本個性鮮明的思想理論幾乎喪失殆盡，富有特色的宗教文化也遭到嚴重歪曲。 佛教在近代不可言狀的衰敗，表明對它的改革已成為必然之勢。這一改革首先由金陵刻經處的居士群體發起。金陵刻經處的刻經和教學為近代佛教改革提供了一個范例，楊文會、歐陽漸、呂澂三代人的佛教思想和實踐，有效地把宗教熱忱(信仰)與佛學研究(理智)加以結合，又將精深玄奧的佛理與現實社會人生聯系起來，通過儒釋的相互激揚，表達對國家和民族的高度負責精神。 太虛早年曾入金陵刻經處只洹精捨，從楊文會學佛半年，接受居士愛國愛教思想的影響。後來他又景仰康、梁、譚、章等學者的革新思想，自述“對於譚嗣同的《仁學》，尤極為欽佩”(《我的宗教經驗》)，平生最心折的是歐陽漸、章太炎二人(見《歐陽竟無學說質疑》)。他們的思想激發了太虛以佛法救世救民救國的決心和信心，同時也促成了他發起改革佛教的宏願。 太虛指出，近代佛教正在走向全面頹敗。在念佛淨土泛濫的同時，僧尼隊伍魚龍混雜，文化素質和道德水准普遍低下，多以寺院為寄生之所，乃至與民爭利。其結果，不僅嚴重損害了佛教的形象，而且對善男信女造成毒害。他嚴厲批評說：“老幼男女燒香拜佛者甚多，考其真能了解佛法意義正信不謬者，則如鳳毛麟角。其視廟中所有神像均與菩薩平等，而存一膜拜之觀念，逢廟燒香見佛便拜而已。”(《真佛教論──即俗即真的大乘行者》)教界內部的腐敗，從根本上動搖了佛教的基礎，也招致社會其他力量的排斥，改革勢在必行。太虛佛教改革的重心是僧伽制度、僧團建設。與此同時，太虛還提倡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等所謂佛教“三大革命”，號召重視現實人生，走“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道路。 震華法師與太虛大師關系密切，雖師門有別，但都心無成見、胸襟坦然，同謀佛教的復興。法師的祖師是當時江南叢林守舊派人物代表霜亭和尚，他曾竭力反對太虛、仁山等法師的革新主張，但法師絲毫沒有門戶之見，且全力支持太虛等人的革新主張。法師甚至還向霜亭和尚建議，在新的形勢下，應打破一切成見，容納各類人才。為了同謀佛教的復興，他還把太虛的弟子葦舫介紹給霜亭，作為霜亭的法嗣，同時又征得太虛的同意，選太虛的弟子福善為自己的繼承人。在佛教改革的共同理念下，震華與太虛建立起深厚友誼。事實上，震華法師的佛教改革思路與太虛大體一致。 二 震華法師對近現代佛教的現狀也有足夠清醒的認識。他曾說，近代以來中國佛教已“積惡叢生，不可收拾，有如花事已入暮春，月色已過望夜”，教團內部“人各異心，心各異行”，“偽濫疊起”(《歷代僧制泛論》)，事實上已很難挽回頹勢。 有鑒於此，法師在太虛佛教改革活動的啟發下，也決心從重建僧制、健全僧團紀律入手，以作若干補救。他說：“值此東西文化溝通時期，凡百事業，莫不步入競爭階段，新興團體，日有所起。狂風駭浪，聲聲震撼山門，使門內人大有穩坐不得之慨。僧制若不積極重行整理，必將受天然淘汰，而歸於滅亡之一日。僧制整理，必為當務之急。”(《歷代僧制泛論》) 在震華之前，太虛已表達了“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的佛教改革精神。在太虛看來，清末以後，佛教僧伽地位迅速下降，已很難擔負起復興佛教重任，為此他作《整理僧伽制度論》。在論中，太虛提出要對僧眾嚴加訓范，以佛法為學修的中心，旁及近代新思想、新學說，培養僧眾高尚、優秀的品德和全面、完善的知識，以菩薩入世的精神去覺悟、救度世人，從而提高僧伽的社會地位。這種設想雖然不能從根本上克服佛教固有的弊病，但無疑有一定道理，即看到了佛教自身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故而從佛教內部的反省開始，著手進行對自身的改造。 震華受太虛的啟發，帶著同樣的改革理念，決意從整頓僧制開始，以改變當時佛教極度衰微和墮落的狀況。法師特著《歷代僧制泛論》一書，從歷代僧制的考察出發，詳細闡述對僧制改革的認識。他在論及僧制存在的意義時說：“社會凡百團體，欲其保持精神，長久弗墜，非先立有一種完善制度，共同遵守，必不能革除猥弊，獨立不移。”“佛教傳來中國，已歷千數百年，而能保存余緒，不致廢墜者，賴有僧制之繼續存在，以維持其命脈也。僧制若能克振，內之可以涵濡德行，陶鑄英才；外之可以宣揚佛法，化導社會。社會果爾深久認識佛法，則知尊崇道德，熄滅貪嗔，以禮讓化強暴，以慈祥勝斗爭，豈唯個人身心受益，即未來原子能之劫運，亦可消滅無形矣。”這段話雖然過高地看待了僧制恢復的意義，但其維護佛教獨立存在的想法還是可以理解的。為此，他高度評價太虛的僧制改革思想，說：“唯有太虛大師，獨奮無畏精神，自言志在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奔走宣導，三十余年如一日。” 從對佛教自身的深刻反省中，法師認為，僧眾應當自強不息，革去弊端，挽救佛法。他在《歷代僧制泛論》最後作結論說：“凡屬畦衣之士，不必空懷警惕，應從速各各負起責任，共纾患難。勿希望破壞者之賠償損失，勿依賴一二大德之努力撐持，勿坐待龍天鬼神之擁護默佑。唯有急起直追，發憤圖強，打破舊有因循觀念，結成真正和合團體，大精進大勇猛，不受任何惡劣環境所支配，……能如此做起，庶能挽救危亡於萬一矣。”佛教長期處於內外交困之中，僅寄希望於外部環境的改善，已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只有從自身做起，從每個佛教徒的自律、自強出發，才有若干希望。為了挽救佛法，自近代起，僧俗兩界有識之士奔走呼號，頗多感人之處。震華曾說：“憑著為教為僧的一顆心，好像火一般的熱。”他的思想和言論在當時的僧界雖非個別現象，但仍然具有代表性意義。佛教的存在和發展，有賴於自身的奮發努力。 三 震華法師對佛教的另一方面貢獻，是致力於僧伽教育，並身體力行投入佛學研究。 法師出家後刻苦向學，通達佛之經教，又熟識儒學，是不可多得的學問僧。早年他曾在鎮江竹林寺佛學院受學，一年後即擔任教師。後出任竹林寺佛學院院長，任事之余，飽閱三藏經典，增進對佛教史籍的興趣。 法師把僧眾教育看作是挽救佛教的根本出路，也是佛教能否與外部環境變化相適應的首要問題。他說：“民國肇造，百事維新，尤以教育學制推行及於全國，獨佛教徒故步自封，不思迎頭趕上，以致演成廟產興學之風甚囂塵上，一般明哲大德目擊斯變，憂心如搗！深知欲謀挽救，非造就僧材不可；欲造就僧材，非辦僧教育不可。惜乎明了大勢者少，有唱無和，若干年來，全國所立不過安慶、閩南、高郵、武昌數處而已。”(《玉山守老人傳》)這表明，法師從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和現代教育的迅速發展中，清醒地看到了僧眾教育的重要性。 據濮一乘《上海玉佛寺法師震華實禅師銘塔敘》說，法師在僧眾教育上有較高的建樹：“師改制分班授課，成績頓異，其後各省市之佛學院，凡學僧以高材稱者，大率來自竹林寺雲。”又據蓮慶法師《痛念親教震華法師》文說，法師“志在教學，課余閱讀自修，仍不稍怠。尤喜探討佛教史實，檢閱編著，數十年如一日。有時利用寒暑假期，專作采訪之行，至今積稿盈架，皆佛教史料也。師既好學，其對學者亦循循善誘，愛護備至。每講佛史，尤能使聽者忘倦。”該文又載法師曾與同學言：“教育與著述，即為吾之生命及志願，此外非吾所措意也。”這一思想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近現代教界有識之士的精神境界，它足以引起今日僧俗學者的重視。 在上海玉佛寺住持期間，法師仍念念不忘僧眾教育，他創辦了“上海佛學院”，繼續培養僧材。為方便佛學院師生的學習和研究，他設法從日本購得一部《大正藏》。同時，還通過募捐為鎮江竹林寺購得《明藏》、《頻伽藏》、《續藏經》各一部。弘一大師去世後，法師為宣傳和發揚弘一的精神，成立弘一大師紀念館。這些，都表現出法師於僧材教育的重視，而僧材的水平首先體現在對佛法的認識上。晚年，他不顧病體尚未康復，應芝峰法師之請，為(太虛主持的)“中國佛教會”鎮江焦山“僧材培訓班”的學僧授課，終因不勝勞累，再病不起。 法師在佛學研究上也頗有成就。他勤於著述，生平論著都23種，其中尤以《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為要。在其法弟葦一等的《六虞傳供祭文》中曾寫到，法師“十余年主持僧教，培植僧材，修身潔行，致力撰述。苟能眾老林泉，專治史學，贊寧、義楚未可專美於前。”這是對法師佛學水平所作的客觀評價。如今《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的出版，當予法師有所告慰。 四 鑒於僧團紀律松弛，僧眾道德墮落，震華法師決心以歷代高僧為榜樣，完善自我道德修養，身教言教並進。 法師認為，佛教致衰之由可歸納為濫收徒眾、濫傳戒法、濫掛海單這“三濫”。因佛門積弊太深，此“三濫”一時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故法師針對部分出家目的不明的僧徒循循善誘，發起真實道心，做個好和尚，切實在修行上下工夫。他說：“出了家並不是一閒了事，切莫走錯路頭，由閒變成懶，天掉下來都不管。”“眾生是個被環境支配的動物，無論遇到順的環境逆的環境，一拉便去，……修道好比打仗相似，當那濃霧密布大雨傾盆，正是天時賜予的好機會，趕快一鼓作氣沖破敵方的陣線，然後凱旋歸來，吃著太平宴，何等快樂。”出家非為消極避世，虛度時光，應當積極對待人生，展開修行活動。 說到修行，法師以為必須如實做起。他說：“修行做工夫，非要把一個道字，融化會通廓大范圍，一定要貫徹到行住坐臥的威儀上，表現到日用的生活上，令人一望就知道是一位道人，渾身充滿著盎然道氣。那種古樸道貌，更是和藹可親，聽憑你有多少俗塵煩惱，觸著這位道人的道風，隨時就會吹散一半，當下得到清涼。”(《佛教經濟十二門論》)這種道人和道風，也正是法師自己努力的方向。他在《夾山弈葉集序》中說：“夫人廁於天地萬物之間，卓然而稱靈矣，若不克自振奮，求符其實，甘墮庸碌者流，終其生一無建樹，固已辜負此昂藏之軀，得無為萬物所嗤笑乎？吾輩況復剃發染衣，寄跡佛門，有塵外高士之譽，試一整心攝慮，反觀內照，必將增不寒而栗之悚！”在對自身嚴格要求的同時，包含著對破戒僧的善意的批評。 法師的道德實踐也確實足以令人感佩。他生活簡樸，粗衣淡飯，數十年如一日。他曾說：“少欲知足清淨自守，衲衣蔬食樸素成風，故能感發信仰受人恭敬。”(《歷史上僧人參政之光輝》)據蓮慶《痛念親教震華法師》回憶說：“師雖歷主法席，初藉為教學助緣外，不作得天獨厚之想。自守簡樸，待人接物，尤極溫和。玉佛往日道糧垂絕，嘗以黃面作食，酸苦不堪下咽，住眾多因此遠去。師唯恨無力改善，從未獨作好食。出門俱步行，稍遠許雇車代步。師晝日處理寺務教務，閱讀著作常在深夜，而上殿過堂，領眾焚修，從不間斷。”作為住持，法師的自守精神十分可貴，足以為後世僧眾之楷模。 法師受近代社會思潮影響，在太虛大師的基礎上，對佛教的社會功能也有比較開放的思想認識。在他看來，佛教徒的愛教與愛國是可以統一的。由此出發，他既批評佛教與世事隔絕的態度，又反對僧侶混同於政客的行為。 法師在所著《歷史上僧人參政之光輝》中寫道：“社會人士，對僧徒向有一種矛盾批評，即僧徒關懷時局涉談國政民治，便認為六根不淨；反之，僧徒精進自修理亂不聞，則又認為人類絕物。時而如彼時而如此，人情反復無常，可謂極盡尖刻之能事。”又說：“然則出家學佛，一味肥遁自甘，得無與國家政治完全脫離關系乎？曰是又不然，愛國不分界限，出家學佛亦可愛國；為政不必居官，出家學佛亦可為政。”他支持僧徒的積極參與愛國的政治，“絕不能以方自外，更不能以國自外”，“僧徒站在國民立場，注意本身之民事，自屬應有權益”。 在法師看來，歷史既然進入了“以民立國之時代”，所有人都應關注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所以然者，國為吾之國，吾不得不護，教為吾之教，吾亦不得不護。同時國得其護則民賴以救，教得其護則生賴以度。國與教相為依輔，民與生結成同體，力量必益增雄厚，功用亦更為顯著也。果能明了通達此義，則居官不礙為僧，隨緣仍舊不變，斯可與言政治矣。”(《歷史上僧人參政之光輝》)他所說的政治參與，主要指興利除害、洞察民情、造福社會等方面，諸如幫助生產、開發交通、利濟行旅、翊贊教育、解除疾病、贍恤災荒等慈善公益事業。 法師又從國民義務的角度說明僧伽參與政治的理由，他認為，“僧伽為國民一分子，既受國家的保護，對於愛護國家義務，自亦不能例外”。又認為，“從來人類生活，多仰給於社會，決沒有一人可以脫離社會一切需要，而自存在。……所以不論為僧為俗，皆有愛護國家的必要”(《僧伽護國史·弁言》)。將民眾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這種認識顯然屬於時代的進步，顯示佛教界的有識之士在新的社會條件和環境下，思想有了較大的變化。這種思想也與太虛所倡的“人間佛教”相合。 同時，法師也告誡僧伽，“今後出家僧眾，假使因時勢所趨而走入參政之途，幸望仍以古人之信條為信條，不可忘失本來面目，而流為普通之政客也”(《歷史上僧人參政之光輝》)。所以，他所說的僧伽參政，奉行的是佛教為善去惡的理念，充滿了慈悲救世的精神色彩。 概而言之，震華法師的思想和活動，是近現代中國佛教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與太虛大師相互發揮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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