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說“吃”
麻天祥
人生在世,所為何來?又何者為苦,何者為樂?自古及今,這也像人性問題一樣,是永遠談不完,也永遠說不清,卻又不能不說的問題。就拿吃來說,孔子早就指出,“食、色性也”。吃無疑是人生頭等大事,因為不吃就不能生存,作為人的一切也就統統地不存在了。所以,在很多人看來,吃就變成了人生的目的。但是,人若如此,與其他動物何異?可見吃只是人生存的最低層的需要,而不是最終的目的。正因為如此,古聖先賢,仁人志士,都把“吃”看成是維持生命的手段,所謂“吃飯是為了活著,活著不是為了吃飯”,說的正是吃和活的辨證關系,甚至更進一步說明,吃作為人性中的重要部分,其本質是“欲”,欲的多寡,直接關系到人的品性,直接關系到人的昭明本性能否實現,故有理學家的天理人欲之辨,佛家五蘊盛苦以及破我執之說。他們都認為,吃只是人的生理需要,人應當還有遠比吃高得多的目標,這就是儒家推崇寧可餓死的伯夷叔齊的道理,也是孟子捨生取義的立論依據。
梁漱溟對此也有獨抒性情的見解,也有讓人耳目一新的說法。他說:“吃飯是應酬自己,飲酒是應酬人家”。這句話乍看起來同佛家無關,其實是佛教破執、隨緣、超然的觀念在他的思想深層長期積澱而付諸世俗的生命哲理和肺腑之言,也是他的“欲念”文化觀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動體現。
“應酬”之說,顯然與儒家講“食不厭精,脍不厭細”的飲食觀不同,無疑是佛教思想積澱的結果。佛教與道家相若,既視己身為累,又以世間萬物為無差別相,與追求覺行圓滿的最高境界相比,人身不過是一個“臭皮囊”,所以,不僅視外在的富貴榮華為過眼煙雲,而且把個人肉體也視作破執的對象,因此不蓄財,不儲谷,雲游乞食,即使是住寺僧人,也不過三衣一缽,粗茶淡飯,過午不食,“吃”是對四大和合之身的應酬。素食不僅是基於眾生平等的“不殺生”和“護生”的理念,實際上更重視的是簡易,而使心無旁骛,以期減滅嗜欲。就如何對待自己而言,自然是少費心思,少花時間,少用財物,簡便隨緣而已。就是梁漱溟先生“應酬自己”的意思。
應當看到,梁漱溟先生的“應酬”之說是同他的意欲文化觀是一致的,當然是意欲向後的印度文化。他認為,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都是以意欲為中心的,意欲的“路向”不同,(也就是價值取向不同),導致世界文化的差異,既有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還有意欲持重的東方文化,以及意欲向後的印度文化之別。對於食和飲,或者大而言之對於個人需求,一般人都看得很重,無不苦心經營,孜孜以求,梁氏卻取敷衍的“應酬”,顯然是意欲向後的佛家態度,也就是破我執,絕嗜欲的佛教文化影響,淡泊欲念的表征。盡管他強調“要排斥印度的態度”,認為人類文化還沒有發展到倡導佛家生活的階段,否則將“把佛教弄到鄙劣糊塗為止”,但是,毫無疑問,佛教的人生觀始終是他的生命哲學的基礎,因此也就決定了他在個人需求方面的“應酬”態度。當然佛教哲學也是他的世界文化三路向、三期發展說的基礎。
事實上,存理去欲不止是理學家的要求。制欲難,在花天酒地、燈紅酒綠的紅塵濁水中保持淡泊尤其難上加難。古往今來,有多少原本清正廉明的腐敗分子,並非不懂得“鳥為食亡”的道理,實在是經不起利祿場中的誘惑,把個人的食、色、財要看得太重,也就摔得不輕。懂得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看似平常的“應酬”二字,卻是梁漱溟先生的大徹大悟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