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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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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麻天祥教授：法顯對佛教中國化的貢獻
法顯對佛教中國化的貢獻 麻天祥 湯用彤先生說：“佛典之來華，一由於我國僧人之西行，一由於西域僧人之東來……然去者常為有學問之僧人，故能吸收印土之思想，參佛典之奧秘。歸國以後，實與吾國文化以多少貢獻，其於我國佛教精神之發展，固有甚大關系也。”。“晉宋之際，游方僧人雖多，但以法顯至為有名。”他還指出：“海陸並遵，廣游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返者，恐以法顯為第一人。此其求法所以重要者一也。”我國人游天竺、西域之傳記十余種，現存者極少，西人均視為鴻寶，“法顯《佛國記》，載其時西域情形甚詳，居其一焉。此其求法之所以重要者二也。”法顯歸國，參與“譯經約百余萬言，其中《摩诃僧只律》，為佛教戒律五大部之一。而其攜歸之《方等涅槃》(1)，開後來義學之一支，此其求法所以重要者三也。”(2) 湯先生的意思是，佛教自印度傳入中華，除了西域僧人東來弘法外，中國知識分子亦推波助瀾，致西行求法運動如日中天。而西行求法者，亦為博學深思的學者型僧人，故能廣搜精求異域文化，於中國傳統和佛教思想之發展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梁啟超謂之“時代的運動”(Periodical Movement)和“留學運動”。梁氏言：“比諸基督教徒之禮耶路撒冷，天方教徒之禮麥加，與夫蒙藏喇嘛之禮西天，其動機純為異種。”“故法顯、玄奘之流，冒萬險，歷百艱，非直接親求之於印度而不能即安也。質而言之，則西行求法之動機，一以求精神上之安慰，一以求‘學問慾’之滿足。惟其如此，故所產之結果，能大有造於思想界。”(3)梁啟超同樣強調的是，西行求法，或者說“留學運動”在思想上的貢獻，特別是對佛教中國化的貢獻。其中法顯首出群倫。湯先生概括為三條。其重要者之一，留學天竺，陸去海還，攜佛經歸國者(4)，“第一人”的殊榮，非法顯莫屬；其二對西域風俗、人情、地理之記述，亦甚精詳，尤為國際學術界所關注，故亦無須贅言。唯有其三，實為西行求法的主要產品——攜歸之佛教經典，為佛教義學輸入提供了文本的依據，奠定了佛教中國化思想基礎，但由於各種原因，關注甚少。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這裡，我們拾遺補缺，專就第三點論述法顯的貢獻。 法顯，俗姓龔，山西臨汾人，即《歷代三寶紀》、《大唐內典錄》所稱“平陽沙門”(5)。法顯有三兄，俱於髫齡夭亡。其父懼禍及法顯，顯三歲便出家為沙彌。十歲時喪父，繼而母忘，二十歲受具足戒。傳，嘗與寺僧數十人刈稻於田中，有饑民欲奪其谷，諸沙彌皆驚恐逃避，唯法顯不卑不亢，對強搶者說：若有需要，可隨意取。但你們往日無布施，故今生有此饑貧，若再搶奪，將萬劫不復。說罷揚長而去，強搶稻谷者聞言羞愧，棄谷而逃。 如前所言，後漢至魏晉，僧人東來西去，佛徑傳譯及西行求法，如日中天，但早在印度，佛經缺載，率憑口傳，傳來佛經雖多，但篇章不全、迻譯失真者已屢見不鮮，而律藏殘缺，尤其難以滿足已經在中國本土制度化的佛教之需要。所謂“經法雖傳，律藏未闡”(6)，正反映了當時對戒律的需求。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志行明潔，儀軌整肅”，年近花甲的法顯，“常慨經律舛阙，誓志尋求”戒律於天竺，於東晉隆安三年，即弘始元年(公元399年)，從長安出發，開始了長達15年(7)，陸去海還的西行求法的艱難歷程。 據僧佑《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法顯法師傳末記載：“後到荊州，卒於新寺，春秋八十有二。”慧皎《高僧傳》謂之“辛寺”，“春秋八十有六”。另據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三，法顯回國後同佛陀跋陀羅(覺賢)在南京道場寺共譯六卷泥洹、摩诃僧只律等，直到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二月末結束；據《高僧傳》卷三佛馱什傳，法顯圓寂在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七月以前，因此可以推定，法顯卒年當在418至423年之間。按82歲計算，法顯生年應為公元336到341年；按86歲算，應為332到337年。據此計算，法顯西行至少在58歲，甚或可能在60歲以上了。 如是，法顯懷“律藏殘缺”之憂，於耳順之年，“西度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經鄯善，游天竺，巡禮佛教故跡，“凡所歷三十余國”，艱難險阻，九死一生，陸去海還，以古稀之年，度過了15個春秋。誠所謂，“蓋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也。”(8)唐代高僧義淨也曾就法顯和玄奘西行求法予以比較，他說：“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開辟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9)，其竭蹶艱難，又遠在玄奘之上。更何況，玄奘西去東回，皆取道陸上，上有唐王室之庇護，沿途又有“諸國王侯禮重”；而法顯不僅年逾花甲，為求法不惜身命，而且始終是一介普通的行腳僧人，孑然一身，苦心孤詣，百折不回，攜歸經律十余部，六十余卷，譯經百余萬言(10)，相比之下，也就顯得更勝一籌了。 正如梁啟超所說，我國人西行求法，目的在於學問，而不在信仰。法顯顯然也是一個學問僧，其西渡流沙，開辟荒途，其目的自然也在於佛教義學之傳播。除戒律外，六卷泥洹經之翻譯，並流布晉土，使“一切眾生悉成平等如來法身”之涅槃佛性論，同般若性空說並駕齊驅，開中國佛學心性論之先河，為中國佛教哲學做出了顯著的貢獻。具體說有三： 其一、《法顯傳》開宗明義，首先說明，“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至天竺尋求戒律”。可見，法顯西行，原處動機就是尋求戒律。其結果也不負所望，在天竺獲得戒律多部，有摩诃僧只眾律一部、薩婆多眾律一部、彌沙塞藏本。事實上，佛家戒律五部，即薩婆多部十誦律、四分律、五分律(彌沙塞部)、摩诃僧只眾律和迦葉毗律。其中迦葉毗律在中國無傳，其它四部，法顯攜歸者有三部。《高僧傳》明律部末亦論之曰：“並法顯所得梵本”(11)，其貢獻之巨不言而喻。 其二、法顯對毗昙學的貢獻。毗昙，意為“對法”、“無比法”，亦有“論”的意思，也是三藏中的“論”藏。毗昙學實為一切有部之學，東晉以下，由道安、慧遠提倡，采用名相分析的方法，論證我空法有，有六因四緣之說。其中南方有慧集，北方有慧嵩，號稱毗昙師，而成毗昙學派，多兼治其它經典。法顯由天竺獲得《雜阿毗昙心》、《摩诃僧只阿毗昙》、《雜阿毗昙心》等，並且於歸國後同覺賢一起翻譯了這些經論。這些翻譯經論雖然阙佚，但法顯於毗昙學的傳譯顯然不容忽視。 其三、佛經的攜歸與翻譯尤為重要。對中國佛教哲學，尤其是心性學說的貢獻，既是無心插柳，實際上確實起到了弄潮濤頭，推波助瀾的作用。法顯自印度取回的《長阿含經》、《雜阿含經》都是極其重要的佛教經典，特別是他和佛陀跋陀羅，即覺賢在健康共同翻譯的《方等泥洹經》(即六卷本的《泥洹經》)，公開倡導“涅槃實相”、“佛性實有”、“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與當時廣為流行的般若性空之學相反相成、相得益彰。雖然其後道生的“一闡提人皆有佛性”之說，因此倍受責難，但也因此爭論加深了對心性學說的認識和論證，從中亦可見中國佛教哲學，乃至整個中國哲學心性學說的不斷發展與深化。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五記：“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鹹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楊都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俨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異。揚州共傳，鹹稱神妙。”此雖系傳聞，但也反映出法顯所傳《泥洹經》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神聖地位。 綜上所述，法顯“慨律藏殘缺”，舉年近花甲之身，不惜身命，孑然西行，前後歷經15年，取得佛教經律論三藏十余種，六十余卷，翻譯百余萬言，在律學、毗昙學，以及涅槃佛性說和其他佛教哲學方面，均有重大的貢獻。 (1)在各種版本中，均為《方等》、《涅槃》，誤。 (2)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255、257頁，麻天祥主編《20世紀佛學經典文庫》，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8年。 (3)梁啟超《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中國佛教史研究》27-28頁，新文豐出版公司(台灣)，1984年。 (4)梁啟超統計，自魏朱士行，至唐玄宗悟空，西行求法者105人，佚名28人，參見上文。 (5)《高僧傳》、《出三藏記集》、《開元錄》等，均稱“平陽武陽人”，湯用彤也沿襲此說。然平陽境內並無武陽縣或地名，武陽或系傳抄時平陽之誤，故三寶紀直稱“平陽”人。當時平陽郡治所在平陽縣，縣城故址即今臨汾縣西南。 (6)《高僧傳》卷二，弗若多羅傳。 (7)據湯用彤考，弘始元年(公元399年)出發，“六年而到中國(即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而達青州，前後共十五年，應為義熙八年也(公元412年)。”義熙八年實為公元413年，前後總計為15年。 (8)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260頁，麻天祥主編《20世紀佛學經典文庫》，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8年。 (9)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10)《出三藏記集》卷二載經律名12種，其注曰：右十一部，定出六部，凡六十三卷，晉安帝時沙門釋法顯以隆安三年游西域，雲雲。 (11)《高僧傳》卷十一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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