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禅?
“禅”本來是古印度的一種宗教修行方法,往往與“定”合稱,指通過心注一境而使心處於寧靜思慮的狀態以觀悟特定對象或義理的思維修習活動。這種運用非理性的心理調控來引導人們精神活動的方法,曾在釋迦牟尼成道及其創立佛教的活動中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
禅作為證得佛智以徹見人生與萬物之本性的一種思維修習活動,在兩漢時隨著佛教的東漸而傳人中國,在中土社會中形成了眾多的禅學流派或禅系禅脈。從早期的安般禅、般若禅、念佛禅、楞伽禅、天台禅、華嚴禅,直到以禅命宗的禅宗。在禅宗中,又有如來禅、祖師禅、越祖分燈禅等不同的說法。即使同出於六祖惠能門下,因禅法的差異,又可分為馬祖禅、石頭禅、臨濟禅、曹洞禅等。太虛法師曾提出“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禅”,並具體談到了中國佛學的特質之所以在禅的兩點因緣:一是初來中國的佛教傳教者的儀態風度以及他們的修禅持咒所成之神通妙用對國人的吸引力,促使人們進一步去探究深奧神秘的佛法,學人皆從禅中去參究,使中國佛學之特質在禅;二是中華文人士大夫大都崇尚簡括綜合的玄理要旨,品行上也好清高靜逸,禅靜修養,適於士人習俗之風尚,遂養成中國佛學在禅之特質。
禅的精神和修行方法深深地浸YIN到中國佛教的方方面面,影響到教、淨、律各派的發展。天台、華嚴、唯識和禅宗的思想奠基人或創宗者,都與禅有著密切的關系。有的本身就是修習禅定的禅師,後來才向教理方面發展的。例如,天台宗的先驅者慧文、慧思都是北方著名的禅師,創宗者智顗本人也是一位禅師,所重在“止觀法門”。他從慧思處傳得慧文所創的“一心三觀”禅法,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了“三谛圓融”、“一念三千”的觀法,把“一心三觀”與“諸法實相”聯系起來,把種種禅法納於其止觀理論中,建構了天台宗獨特的教觀兼備的思想學說。再如三論宗,一向以弘傳玄理而著稱,但其理論先驅僧朗、僧诠、法朗等三論師也都頗重禅觀,經常與禅師共論大義,切磋禅法,並力主定慧雙舉,盛弘般若三論。其他如法相唯識宗的“五重唯識觀”,華嚴宗的“法界觀”和“十重唯識觀”等,都表明了禅觀在教門中的地位。宋代以後,教與禅的融合更是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特點之一。
禅宗以禅得名,是典型的中國化佛教宗派,並逐漸成為中國佛教的代表。自菩提達摩始,禅學思想就循著僧睿、道生等融會空有兩大系的路數將《楞伽》心性說與《般若》實相說融攝於禅學理論之中。禅宗初創,雖然對空有思想的側重時有不同,但以《般若》破萬法,以《楞伽》說心性,卻是此系禅學始終保持的特色。惠能南宗的出現,更將整個禅學理論構建於空有兩大系圓融無礙結合一體的產物——當下之心的基礎上,奠定了在中國流傳發展上千年之久的禅宗主流的思想基礎。
禅學不僅是中國佛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對中國傳統的儒道兩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理學代表人物朱熹無論從本體哲學還是修養功夫都有取於佛學,特別是禅學甚多。後顏元曾評價說,朱子之.學問是“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無異於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王陽明受禅學與禅宗的影響更大,他曾說:“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門所謂良知。”王學之“致良知”與禅宗之“悟自心”非常相近。全真道南宗張伯端力倡道禅合流,對道教吸取、效法佛教禅宗“直探心源”的修行方法直言不諱。他不但將禅宗的修行方法直接納入道教修養體系中,而且把佛教之“達本明性之道”看得比傳統道教的“養命固形之術”更高。
禅與其他宗教派別最根本的差異在於怎樣解脫人生的痛苦上。在價值選擇上,禅繼承了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務實精神,認為人的幸福不在幻覺中而在現實裡,不是抽象的實現而是具體的實現。因此,禅不把人生的幸福寄托於來世或彼岸王國,而是認為幸福就在當下的現實生活中,就在生命的一念之心裡。“平常心是道”。
中國的禅,既是一種人文理想,也是一種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獨特修持方法,既是一種生命哲學,又是一種高超、平常和潇灑的生活藝術。禅的根本精神就在於超越。生命主體與宇宙客體等一系列人類所面臨的矛盾,都是禅超越的對象。其超越的結果主要表現在,使人的情感得以宣洩,煩惱得以排除,心緒趨於穩定,痛苦得到緩解,心態歸於平衡,提高生活意境。在充分肯定人的主體地位和人格尊嚴的基礎上,確立人的內在本性與佛性的終極合一,從而使人獲得新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生命境界。
(摘自《佛學問答》洪修平、許穎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