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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智居士:祥和灑脫之路 教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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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灑脫之路

教史篇

佛教在台州的傳續

佛教傳入台州,約在東漢末年。興平元年(194)建的仙居石頭禅院不僅是台州,也是江南最早的寺院。據《嘉定赤城志》吳大帝赤烏年間(238—251)建立的佛寺,黃巖有興福寺、廣化院、廣孝院,天台有興教寺、清化寺、翠屏庵;此外,天台博物館內珍藏著四枚出土於天台古墓的東漢獸鏡,鏡背鑄有精巧的佛像。由此可見,當時佛教在台州傳播之概況。

兩晉南北朝,佛教在台州漸趨興盛。北方僧人南來傳教者繼續增多,有文字可考者,居天台的有昙猷、支昙蘭、定光、普躍、智達、慧明等人。晉時建的著名寺院有臨海延恩寺,黃巖慶善寺,教忠崇報寺(靈石寺)、香積寺、慈雲院、鹫峰院、永壽院、普光寺(今屬溫嶺),天台萬年寺、中巖寺、建平寺,三門普濟寺(廣潤寺);南朝時始建的著名寺院有臨海惠因寺、禅宗寺、石門寺、雲巖寺、龍山寺、證道寺、寶藏寺、*輪寺、延慶寺,黃巖妙喜寺,天台白巖寺、修禅寺、開巖寺、天封寺、明因寺,仙居顯元寺、西仁寺、淨梵院,三門丹邱寺。此時,民間亦有捨宅為寺者,黃巖周豹二女捨宅為妙善寺,任昉捨仙居宅為顯元寺。

陳宣帝太建七年(575),高僧智顗(晉王楊廣贈名智者)與慧辯等二十余人入天台山,於佛隴峰創建草庵。太建九年(577),陳宣帝诏割始豐(天台)縣調,以供智者創業之需。至德三年(585),陳少帝迎智顗回金陵(今南京),在光宅寺宣講《法華經》,領眾研習教義,主張“定慧均等、止觀雙運”,以融會南方偏重義理、北方偏重禅定的風氣。遂以“五時八教”為總綱,以“諸法實相”為中心思想,一心三觀、三谛圓融、一念三千、六即佛等闡明此義,提倡“教觀總持、解行並進”,創立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天台宗。隋開皇十五年(595),晉王楊廣(即後來隋炀帝)應智顗之請求,送智顗重歸天台山。開皇十七年,楊廣派使迎奉,在行至石城(今新昌)途中示病圓寂。智者高足章安灌頂,承前啟後,編纂了大量的天台宗論典,為天台宗的確定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隋開皇十八年(598),楊廣派司馬王弘至天台,按智者遺願建造天台寺。大業元年,楊廣即位,賜名國清寺。從此,國清寺成為天台宗的根本道場。

隋唐兩代為台州佛教的鼎盛時期。隋代於台州始建的國清寺、善興寺、龍山集雲院、大慈寺、高明寺、真覺寺、清心寺等八所著名的寺院都在天台山。自初唐至中唐天台宗沒有創新,也沒有發展。唐天寶、大歷間(742—779),天台宗九祖湛然“挈密藏獨雲東南”,在華嚴、法相、律、密、禅諸宗相繼崛起中,以中興天台宗為己任,弘法30余年,著述數十萬言,使天台宗的理論體系,更為條理化。其所創“無情有性”說是佛性論的重大發展,一時僧徒雲集,宗風遠播,天台宗復盛於世。

天寶十三年(754),揚州高僧鑒真東渡日本,攜去天台宗主要典籍,使之東傳日本。隨鑒真東渡的有臨海開元寺(後改為天寧寺,今復古名龍興寺)僧人思托。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最澄來台州,從道邃、行滿等學習天台教義,並從道邃於台州龍興寺受菩薩戒,次年歸國,創日本天台宗,至今仍為日本佛教一大宗派,並尊國清寺為其祖庭。

唐開元時,僧人一行入浙江,至國清寺求教數學,後回長安助印度高僧善無畏譯《大日經》,並以天台教義加以闡發,撰成《大日經疏》,為密宗的主要典籍;至今國清寺前有一行紀念墓塔與“一行到此水西流”碑。其後,密宗僧人惟象居國清寺,日僧最澄來天台山求法,還從惟象和龍興寺順曉學習密教,兼受秘密灌頂,因其主張天台宗與密宗修持貫通,弘傳善無畏之“胎藏界”密法,故又成為日本佛教密宗流派之一,簡稱“台密”,尊善無畏為初祖,一行為二祖。

唐代佛教淨土宗在台州流傳很廣,臨海僧懷玉以精勤修持著稱,據記載他曾誦《彌陀經》30萬遍,日課佛號5萬聲,曾居臨海延恩寺,創建孔化岙彌陀庵(今稱彌陀寺),卒於天寶元年(742),是佛教淨土宗的著名僧人。《佛祖統紀》、《淨土聖賢錄》、《宋高僧傳》等均載其事。

唐武宗會昌五年(845),李炎下诏毀佛,國清寺等大批佛寺被毀,經像章疏蕩然。雖於大中元年(847)宣宗“恩旨重興”,但許多大寺還只是“佛殿初營、僧房未置,”加之典籍散失殆盡,幾致一蹶不振。

五代,周世宗於顯德二年(955)下诏滅佛,幸台州為吳越內地,未罹此難。時有高僧德韶(891—972)在天台山興建十三道場,弘禅教法眼宗,又與天台宗十六祖螺溪義寂(919—987)從朝鮮、日本請回失散殆盡的天台宗教典。螺溪以此授寶雲,雲授法智,法智大肆講說,台宗得以中興,台州佛教也隨之復興。大中祥符六年(1013),法智創設念佛施戒會,集僧俗男女萬人同修念佛,求生淨土,自此歲以為常。天禧四年(1020)宋真宗特賜“法智大師”號,後被尊為天台宗十七祖。

宋初天台宗內部因爭論智者所撰《金光明玄義》廣本的真偽問題而形成山家、山外兩派之爭,山家主觀境為妄心,山外主觀境為真心,兼及事具三千諸法與否等義的論題,經“往返各五,歷時七載”之後,終以山家之說代表天台一宗。知禮屬山家派,由是尊為中興之祖。由於知禮及遵式的影響,天台宗的著述也受到朝廷重視。乾興元年(1022),章懿太後遣使請遵式為國行忏,遵式“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遂於天聖四年(1026)終於編入,此為天台教典入藏之始。

宋初之後,台、禅、律各宗多兼弘淨土,知禮的弟子神照本如慕廬山之風,結白蓮社專修淨業,參加者有僧俗2萬人,影響所及,念佛成風。

元豐八年(1085),高麗“佑世僧統”義天入宋求法,從杭州天竺寺慈辯習天台教觀,更詣天台山佛隴禮智者塔,回國後建剎號天台,奉慈辯為初祖,天台宗正式在朝鮮立宗。

禅宗在天台山的傳播,始於唐代佛窟遺則(773—830),於天台山弘牛頭禅四十余年,時稱“佛窟學”(《宋高僧傳·卷十遺則傳》)。平田普岸(770—843)於大和七年(833)創平田禅院(即後之萬年寺),為天台山臨濟宗之中心道場。後沩山靈佑(771—853)、黃檗希運(?—855)等相繼弘禅於天台山。五代德韶至天台弘曹山法眼宗。禅僧全宰於周顯德三年(956),創明巖寺。宋有禅僧真歇清了任國清寺住持後,宋元二代天台宗弘教轉至四明、杭州、嘉興、松江、蘇州、南京等地為重心。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下诏國清寺“易教為禅”,天台祖庭遂成禅宗“江南十剎”之一,禅宗在台州興起。黃巖瑞巖院為禅宗曹洞宗名剎,至南宋寧宗時,該寺高僧如淨住持瑞巖淨土寺,融合淨土宗,廣收徒眾,為該寺鼎盛時期。後如淨住持寧波天童寺,傳法日本僧人道元,開日本曹洞宗之始。又有臨濟宗黃龍派高僧昙贲居天台山萬年寺。南宋紹熙間(1190—1194),昙贲再傳弟子虛庵懷敞,復由敞任萬年寺至寧波天童寺住持,並傳法日本僧人榮西,為日本臨濟宗之祖。

據《嘉定赤城志》,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台州五縣成年人丁243204人,僧尼2252人,約占成年人丁的1%;寺院362所,有田、地、山場分別為全州總數的5%、4%和7%;寺產有田千畝以上者22所,山場千畝以上者43所,由此可見當時佛教盛況之一斑。還有許多達官顯宦,占寺院為私家香燈院,如臨海顯明寺於淳熙三年(1176)改顯恩褒親院,為曹勳家所有,即是一例。

元代,國清寺發生“教禅之爭”,一謂智者為“開教之祖”,一謂智者為禅宗,以至訴訟於官,官無定奪,後由浙僧觀無我仍定為“禅”。最後元世祖因杭州天台宗高僧性澄湛堂之奏,還國清舊制。明洪武二年(1369),太祖又诏禅宗名僧昙噩(1283—1372)住持國清,復為禅寺。

13世紀間,日本曾因元兵往侵而中斷國交。至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江浙釋教總統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寧(1247—1317,臨海人)和弟子石梁仁恭等往日本通好,受到日本朝野的歡迎與崇敬,殁後贈“國師”稱號,建塔於今日本京都南禅寺。

無愠(1309—1386)從元叟行端出家,居黃巖瑞巖院,日本懷良親王慕其名望,遣使請往日本傳教,明太祖因而召他去南京,無愠以老病辭。所著《山庵雜錄》二卷,稱為宗門七書之一,是明代影響遠至日本的禅宗僧人。天寧寺住持宗泐(1318—1390),應诏於洪武十年(1377)率佛徒30人西行,十五年(1382)還朝,“涉流沙、渡蔥嶺,遍游西域,往返十有四萬余程”,從印度取回《莊嚴寶王》、《文殊(真實名義)》等經。在此之前,他還受太祖之命,在洪武五年(1372)於鐘山建法會升座說法,並作《贊佛樂章》八曲。他與如玘箋釋《心經》、《金剛經》、《楞伽經》,頒行全國,後收入大藏經中。

明末重興天台教觀的是無盡傳燈(1554—1648),萬歷二十四年(1596)秋募修寺宇,辟幽溪講堂,築楞嚴壇,重立天台祖庭於天台山高明寺,屠隆有《新建天台祖庭記》追述天台宗的興衰史,天台之教遂再盛於東南。傳燈又融會天台三觀之旨,闡揚淨土法門,著有《天台傳佛心印記注》、《楞嚴經玄義》、《淨土生無生論》、《淨土法語》等。自此以後,明、清各祖或主教禅一致,或兼弘淨土,或融宗歸淨,故淨土一宗在台州盛行不衰,直至於今。

由於佛教各宗派大體已經融洽,且有多弘淨土,因此也易被一般人民所接受。寺庵中僧尼為數尚眾,民間信佛者也相當普遍。乾隆時,僧人永智在溫嶺明因寺宣講天台教觀,為一時之盛。其弟子敏羲(1827—1899),於同治間住持天台山華頂寺,弘法50余年,刊印台宗典籍24種161卷。

為掌管僧事,明、清兩代府設僧綱司,縣設僧會司,以為專職機構。

民國時期(1912—1949),臨海、黃巖等縣曾組織佛教會、蓮社和居士林,其間修寺院、塑佛像、講經說法、傳授戒法及各種法會等活動時有舉行。天台山華頂寺、國清寺、萬年寺、方廣寺,臨海延慶寺、溫嶺流慶寺等寺院都得到較大程度的修繕;赤城山塔也進行了重建。除國清、高明及華頂等大寺傳授戒法外,臨海延恩寺、兜率寺,黃巖崇善寺等,都傳過三壇大戒。臨海、黃巖等縣都有佛教會組織。在抗日戰爭期間,各縣還培訓僧伽,組織僧伽醫療隊為戰時服務。在居士組織方面,有臨海、黃巖、玉環楚門等地的居士林和臨海兜率寺蓮社等,在學習、修持佛法及開展社會公益事業諸方面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民國二十年(1931)由於谛閒與可興、靜權等共同力爭,使國清寺重新易禅為教,復為天台宗道場。

其時著名僧人谛閒(1858—1932),俗姓朱,名古虛,號卓三,黃巖沙田朱村(今屬椒江)人。24歲受具足戒於國清寺,後至平湖從敏羲、大海等學習天台教義,光緒十二年(1886),任國清寺座主,為天台宗第四十三世法嗣。以後住持滬杭甬各大寺,講經於東北、山東、安徽等省達40年。創南京佛教師范學校和寧波觀宗學院等,以振興佛法,造就人才為職志。1932年七月初三日,圓寂於寧波觀宗寺,建塔於慈溪五磊山,著名學子有寶靜、倓虛、妙真、常惺等,皈依弟子有蔣維喬等10余萬人,是近代有廣泛影響的大師。門人編有《谛閒大師全集》,收其全部遺著。

興慈(1881—1950),俗姓陳,法名悟雲,以字行,出身於新昌西坑信奉三寶又崇儒的家庭,一門8人先後出家,為佛教史上所罕;14歲依父出家,次年受具於國清寺。一生教演天台,行歸淨土;身居鬧市,仍淡泊自持,以濟世利民為懷,以愛國、愛和平為志,卓然而立。弘法40余年,以“戒行第一”飲譽教內外;皈依弟子有數十萬之眾;著作有《二課合解》、《金剛經易知疏》、《蒙山施食儀規》等。擅長書法,四體皆工,天台山高明寺外摩崖大“佛”字,即為其1908年所書。圓寂後建塔於華頂山太白堂。

靜權(1881—1960),俗姓王,名良安,法名寬顯,浙江仙居人。1905年依黃巖多福寺從鏡出家,1907年受具足戒於國清寺授能和尚座下,後去寧波隨谛閒學天台教觀,深有得益。其後即以講經說法為己任,蜚聲江浙。1957年曾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德高望重,立志不做方丈,但竭盡全力維護名山,30年代曾協助可興和尚對國清寺進行了一系列的重建、擴建工程。迎塔樓、妙法堂、靜觀堂、三賢殿和香光茅蓬等皆為其時所建,並辦佛學研究社於寺內,以培養僧才。其佛學思想亦為“教在天台,行歸淨土”,對佛學深有造詣,但不肯作文,後世所傳《大勢至菩薩圓通章講義》及《地藏經略解》等皆弟子據所講記錄整理而成。1960年12月20日寂於國清寺。

此外尚有國清寺可興、高明觀通等都為佛教事業作出卓著成績。

居士有屈映光(1883—1973),字文六,法名法賢,臨海大田東塍人,早年加入光復會。1917年始鑽研佛學,曾受密宗灌頂。他還注重社會慈善事業,興辦救災服務及辦學、辦公墓等;並建造臨海等地鋼筋混凝土橋梁多座;晚年居台灣桃園縣大溪齋明寺。在弘法、修持的同時,還負責《中華大藏經》的出版工作。著作有《金剛經诠釋》和《心經诠釋》等。

澹雲(190l—1975)於49歲始任國清寺住持,前後達26年。任職之初,即遵百丈遺風,率眾躬耕,令全寺大眾四事無缺,愛國愛教成績卓著。寂後由唯覺(1919—1990)繼任。唯覺為國清寺的修復亦不辭辛勞,曾兩次訪日,為中日兩國佛教徒和人民之間的友誼作出貢獻。

臨海茅庵僧人理權(1893—1966),解放前曾任上海法藏寺西堂兼法藏佛學院教席,也曾於大中國新聲廣播電台播講佛法,得到廣大聽眾的歡迎。建國後回原籍,居巾山,領導僧尼愛國愛教,組織巾山草包廠,過工禅生活,並為端正臨海佛教教風和開展社會公益事業,做了有益的工作。

臨海居士林義行(1909—1958),職業教師,業余潛心佛典,精進修學,著有《法源論》、《淨土決疑礙行答問》、《臨海高僧傳》等多種。他所組織的兜率寺蓮社,在教務和社會公益事業活動等方面開展得較好,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在臨海較有影響的居士團體。解放初期,他為了搞好佛教界的改革,使之適應時代的發展,曾著文發表於《現代佛學》上,建議寺院在寺務委員會領導下,分修持、生產、佛學研究等組進行工作,提倡勞動與修持相結合;為使佛教後繼有人,還主張舉辦“佛教工讀學院”;並在50年代為寺院開展生產自救、自食其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文革”10年,佛教大衰,正信佛徒寥寥。

1972年,國務院撥巨款整修國清寺,以適應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需要。近年來,黨和政府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台州地區佛教開始恢復,並有顯著成績。

天台山的高明寺、真覺寺、方廣寺及赤城山紫雲洞繼國清寺之後陸續修復、開放。1985年10月臨海的天寧寺遷址修復於南山殿故址,為台州地區第一所縣級開放寺院。接著各縣、市相繼開放一些寺庵,供佛教信徒舉行宗教活動之用,並先後成立了佛教協會。1986年2月臨海市佛教研究組召開“新時期的佛教”學術討論會,還舉辦講習班,組織信徒學習政策和教理。1988年4月在原講習班學員的基礎上,成立了臨海市佛教居士林。1989年1月溫嶺縣丹崖居士林成立,國清寺佛學研究社和地區尼眾培訓班第一期各有學員13名,相繼結業;高明寺幽溪佛學苑於1989年秋恢復招僧學習並開課講學。

1989年11月台州地區第一屆佛教代表會議在天台山高明寺召開,同時成立台州地區佛教協會。繼而創辦會刊《台州佛教通訊》(1991年後更名《台州佛教》),是台州地區佛教界學習政策和教理、交流經驗的園地,也是當時全國僅有的地區性基層佛教刊物。當時全地區有正式恢復佛教活動的開放寺院16所,僧405人、尼665人。

1975年至1989年日本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四次至天台山朝禮祖庭,並相繼建有“祖師碑亭”、“法華經幢”及“般若心經奉納塔”。1988年美國洛杉矶華僑信徒成立“天台山國清寺護法會”,集資為國清寺新建觀音殿、玉佛閣、五百羅漢堂。近年來,英、法、德、意、韓、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香港、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佛教徒亦紛紛至天台山朝禮。天台山佛教的弘揚,體現了我國現行的宗教政策的貫徹與落實,增強了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和佛教徒之間的友好往來,對國家的改革開放與旅游事業,亦起了一定的作用。

1992年春於臨海香光居

談臨海龍興寺在日本天台宗創建中的重要作用

日本天台宗創始於最澄法師,大師求法於天台山道邃大師,這是世人皆知的事。但其真正求法之地,知者甚少,或不加注意,即使從史中讀到,知其在台州的活動主要在龍興寺,也不知龍興寺在什麼地方?此事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考查明白。今值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妙善大和尚對天台宗弘揚與研究之重視,特撰文如下:

一、道邃大師與最澄法師的龍興寺因緣

天台宗十祖興道尊者,諱道邃,唐代宗大歷年間(766—779),聞荊溪湛然於天台佛隴寺傳教觀之道,往依之,洞悟玄旨,無所凝滯,荊溪嘉其敏悟,即與其說:“汝能嗣興吾道矣!”遂授以《止觀輔行記》令其敷揚。

此後道邃大師開座說法,析理精微,聞者無不領悟,同門元皓,深加歎服。唐貞元二十年(804)九月,日本國僧最澄遠涉重洋入唐求法,經寧波至台州。時道邃大師居天台山修禅寺,其時適應台州敕史陸淳之請,於台州龍興寺講《妙法蓮華經》及《摩诃止觀》,最澄往聽,從之受法,研習天台教觀,抄寫天台論疏,夜以繼日,精進不辍。翌年三月初二夜亥時,與中國僧人27位,同受菩薩戒。受戒後,攜所抄經卷返日。臨行前,詣台州敕史陸淳,求作判語,以取信國人。敕史嘉其誠,即於其唐牒上作判語:“最澄阇梨,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禀生知,觸類懸解,遠求天台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法於一心,了殊途於三觀,親承秘密,理絕名言,慮他方學徒不能信受,處請當州印記,安可不任為憑。

大唐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朝議持節

台州諸軍事守台州敕史上柱國淳給書日本國入唐使。”①(見《大正藏》55卷,2159經《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最澄是能夠矯正人們行為的教師,雖然出生於日本,但佛性無異,他聰敏智慧,僧俗都敬重,先此已受學於本國,今再求教於道邃大師,已歸萬法於一心,明了諸法門皆不出三觀之旨,已能傳承顯密之教,尚恐其本國的僧徒,不能信受他所說的法,求為作證,那可不依呢!

最澄大師及其弟子兼翻譯義真法師從貞元二十年十一月五日至龍興寺,到次年三月二十五日離開,約有140天時間,是他入唐求法居住時間最長的得法地。最澄大師回國後,開辟比睿山為日本的天台山,創一剎為傳教寺,遂創日本天台宗,遙尊道邃大師為日本天台宗之始祖。由此可知日本之有天台宗,實是最澄從龍興寺受道邃大師教之故,法緣殊勝,永載史冊。

此外,我們還可從最澄大師的《天台法華宗傳法偈》的記載來看,他在台州活動的主要場所是龍興寺。在《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中,還證明抄經地點是“大唐台州臨海縣龍興寺淨土院”。

 二、龍興寺在臨海何處?

查有關史料,在中日佛教關系史上,不但龍興寺與最澄大師有殊勝的因緣,而且還與日本天台宗五祖圓珍有關,因在他所撰的《行歷抄》中,也有過關於龍興寺的記載,這事我們將在下文中詳細討論。還有唐代鑒真和尚第四次東渡日本時,曾駐錫該寺;日本美術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藝術開創者,現作為國寶供奉在日本唐招提寺的鑒真大師像作者,鑒真的弟子思托,亦為該寺高僧;宋代日本天台宗大雲寺主成尋,也曾寓居該寺。但由於歷史的疏忽,龍興寺址究竟在臨海城內何處,台州歷代史籍乏載,查歷代台州府及臨海縣的《方志》,都不得其解,遂成千古之謎!

三、龍興寺即臨海天寧寺

尋根究底查明龍興寺址,這是中日兩國共同關心的問題。中日兩國作為天台宗佛教信徒的一員,大家都在關心此事;中日兩國的學者,為了使天台宗的歷史更清楚,也為此課題絞盡腦汁;臨海市的有關部門則另有想法,亦在研究此事,但一直無有著落。

1990年8月15日,日本東京大學田村晃佑教授、裡道德榮副教授等三位學者專程至臨海考察台州龍興寺遺址,但從天台山至臨海幾天的訪求,終亦無獲而返。

後不久,田村教授又致函當時的臨海市宗教科楊齊通科長,轉詢於我,問龍興寺是否就是唐時的台州開元寺,今之天寧寺?並附寄一紙日本天台宗第五祖圓珍(814—891)所撰《行歷抄》中有關台州龍興寺記載的復印件,其內容為:

“大中七年(853)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台州)開元寺……此開元寺者,本龍興寺基……陸淳郎中屈天台道遂和尚,於此寺講止觀。日本國比睿大師(即最澄)從明州(浙江寧波)轉□到此臨海縣,至此龍興寺,參見道邃和尚,聽讀止觀,正此地也。拆寺以後,於龍興寺基起開元寺,更不置龍興寺。寺門巽隅有山,名小湖山,山腳靈江。”

我們一看圓珍《行歷抄》,龍興寺址問題的真相大白,終於揭開這個千古之謎。原來台州龍興寺即台州開元寺,台州開元寺即今之臨海天寧寺。

據南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27《寺觀門》載:

“報恩光孝寺,在州東南一裡一百步,巾子山下,唐開元(713—741)中建,舊傳有小剎七:曰楞嚴、水陸、證道、積善、天光、景德、藏院,至是合為一,賜額‘開元’……政和元年(1111)改‘崇寧’為‘天寧’。”

天寧寺原址在臨海舊城巾子山西南麓,80年代中為將天寧寺作為宗教活動場所開放,經有關部門協商後批准將該寺遷至近旁的南山殿,並修葺一新。

圓珍《行歷抄》說龍興寺“寺門巽隅有山,名小湖山”,在日語中,“湖”與“固”同音,即臨海城內的小固山。《臨海縣志》卷三《敘山》載:“小固山,在城東南,與大固山(今臨海舊城‘攬勝門’所在處)相望,高七十丈,周圍四裡。”小固山東原有小固嶺,在1964年建造靈江大橋時夷為平地。可見,龍興寺即開元寺,後之天寧寺無疑。

龍興寺之謎已揭開,但寺始建何時呢?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40認為,建於“開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敕天下諸郡興建龍興、開元二寺。”《舊唐書·中宗紀》則認為建於神龍元年(705)二月丙子,諸州署寺觀一所,以中興為名。龍興、開元兩寺並建已為《行歷抄》所否定,而神龍元年所建之寺名“中興”而不名“龍興”,究竟孰是孰非?筆者認為:龍興寺當建於景龍元年(707)。唐代天台山道士杜光庭《歷代崇道記》載:“(天後)竟傳位於中宗孝和皇帝。景龍元年,敕天下州郡,並令置景龍觀。二年,改為中興觀。三年,改為龍興觀。”由此可知,龍興寺亦初名景龍,旋易中興,後改龍興。又《舊唐書》作者與歐陽修、志磐,俱為五代南宋人,應以唐杜光庭之說為准。《台州廣播電視報》周琦先生亦持此觀點,並著文發表於《東南文化》。

鑒於龍興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臨海市政府已據臨海歷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員會、市博物館及宗教部門的意見,恢復天寧寺為龍興寺之名,並按唐代布局重新拆建。寺院土木工程經四個多月的緊張施工,已告一段落,並於5月14日接待了復寺後的第一批日本客人。

天台宗在港台的弘傳與發展

一、天台宗在香港

香港地處我國南方,其地理位置居廣東省珠江東側。據史料記載香港佛教的史跡,可上溯到公元380—458年的晉、宋時代,那時杯渡禅師在屯門山(現名青山)上所建的杯渡庵,是不可忽視的佛教古跡。到了明代,錦田觀音山凌雲寺的建立,使香港佛教進入活躍的時期,其後史料失考。

民國以後,香港與各國人士的交往日趨頻繁,內地佛教界人士與其交往也不斷增多,香港的佛教也就重新興盛起來。目前已發展到有200多個學術團體、400多所寺院的旺盛局面,有出家二眾3000余人以及占人口總數70%的在家男女居士,呈現出弘法、修持、文化教育、佛教院校和社會公益事業全面發展的佛教新景象。

由於谛閒(1858—1932)法師的高徒倓虛(1875—1963)等法師的傳播,使天台宗在香港有了較好的發展。

歷史上推到1927年春,那時台灣茂峰法師又集信眾之力,在新界荃灣山上建立東普陀寺,殿宇巍峨,規模宏大。其後,該寺依十方叢林制式,集四方雲游僧如法行道,每年還開四次講經法會,弘揚佛法。寺內還設有“佛教宗學研究班”,專門研究天台、淨土二宗,“教宗天台,行歸淨土”繼承了智者家風,為天台宗在香港的傳播,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1934年在香港跑馬地成立了“香港菩提”,在覺一、可仁、華庵諸法師的倡導下,努力傳播天台教觀。同年夏天,芝峰法師(即石鳴珂居士1901—1971)應佛學會的邀請,赴港講演《大方等如來藏經》。由於芝峰法師專精唯識、天台、律宗,故在香港影響頗大。

1949年末谛閒法師的高徒、天台宗巨匠青島湛山寺倓虛法師及協助倓虛法師開拓東北天台宗道場的定西法師等都來到香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倓虛大師還偕同青島湛山寺的學僧一同南遷香港,在新界荃灣的九味半區弘法精捨創辦了華南學佛院(即後來的華南佛學院)。學院堅持了湛山寺佛學院的僧伽教育精神,一直持續到1963年倓虛法師圓寂。大光、智鏡、聖懷和樂渡諸法師,皆出自這所學院,為香港佛教界培養出不少的優秀弘法人才。後來樂渡法師到美國創建道場、弘揚佛法,任美國佛教會會長,更使天台宗遠渡重洋。倓虛法師還在香港創設了谛公紀念會、清水灣湛山寺等,均為天台宗的道場。

除華南佛學院之外,永惺法師主辦的菩提佛學院,是又一所著名的僧伽學校,該院禮請天台宗碩德顯明法師出任院長,設於荃灣三疊潭西方寺內,除講授佛學外並旁及各學科,是一所中學部、大專部、研究部齊全的學府。學僧來自香港、台灣和遠至新加坡、馬來亞及韓國等地。

佛教文化事業的另一個方面,是圖書館及出版業。1960年倓虛大師成立“中華佛教圖書館”,館內收藏了大量的佛教圖書,除供各界人士借閱之外,兼發行經書及與佛教有關的著作;由香港佛教志蓮淨苑主辦的“志蓮圖書館”,於1936年3月8日揭幕,本著“弘揚佛經、保存佛教文獻資料,提倡佛學研究風氣”的精神,為學佛者提供幽靜的環境,是目前香港最大的佛教圖書館;此外還有何澤霖居士創辦的“香港佛教圖書館”等都藏有包括天台宗文獻在內的佛教經籍圖書,為天台宗的傳播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服務。香港佛學書局及香港佛經流通處幾十年來出版和流通了大量的有關天台宗著作和經典,又為天台宗的學者提供了一個方便。

二、台灣的天台宗

台灣的佛教傳續歷史並不長,明永樂年間(1647—1661)鄭成功之子鄭經為其母在台南建彌陀寺並延僧居之,是一般公認的佛教正式傳入台灣的標志。此後廣東、福建僧人赴台的漸多,寺院亦有興起,民國以後經靈泉寺善慧、法雲寺覺力、凌雲寺本圓諸法師的弘揚,佛教始遍及全島。建國前夕章嘉、白聖、悟明、慈航、東初、煮雲、星雲等一大批僧伽遷往台灣,從而使台灣佛教有了新的起色。天台宗在台灣的影響和實力雖不及香港的殊勝,但亦可謂有續傳燈。

斌宗(1911—1958)法師,台灣彰化人,年14出家於獅頭山閒雲法師門下,17歲結茅台中汴峰。22歲至廈門,遍歷江南諸山,得戒於天童圓瑛大師。後至觀宗寺弘法社,得寶靜大師賞識,旋至國清寺天台佛學研究社親近靜權大師,專攻天台教觀三年,深有得,曾被請任國清寺輔講。1939年返歸台灣,弘法於台北、台中、新竹、屏東各地,以天台家規宣講《地藏》、《彌陀》、《金剛》諸經,首開台島研教弘經之風。1943年創法原講寺於新竹古奇峰下,1946年於寺內辦“天台宗高級研究班”,1949年冬改稱“南天台佛學研究院”,自任主講,培育人才,以重光祖國正統佛教為職志。1955年創“南天台弘法院”於台北中山北路,次年春又建“法濟講寺”於新店涵碧峰,1958年古歷二月十九日於弘法院圓寂。

繼有慧峰(1920—1973)法師至台弘化。法師河北灤縣人,19歲出家,次年在哈爾濱極樂寺倓虛大師座下受具足戒,從學天台教觀。曾執教於長春般若寺佛學院和青島湛山寺佛學院。1948年赴台後,主持佛學講座於各大寺院。1954年,創湛然精捨於台南,1967年擴建為湛然寺;1969年,又在高雄大崗山建法華精捨,於此隱關三年。畢生說法化眾,授律傳戒,德譽甚隆,擴大了台宗在台的影響。

曾親近谛閒、寶靜二老的顯明(1917— )法師,歷任觀宗弘法社及香港弘法精捨輔講、主講等職。受寶靜法師傳法,為“傳持天台教觀第四十五代”。赴台後於慈航佛學院、南光女眾佛學院、東山佛學書院、中國內學院、能仁佛學院等處講課弘法。著述有《法華經解》、《教觀綱宗講記》、《天台四教儀要釋》、《始終心要略解》、《法華玄義簡述》、《天台止觀節要》等,成《顯明大師法集》10冊,1983年由台北觀宗別院出版後,被譽為“天台學精華大系”,象征著智者大師的教觀正統已正式分燈台島。

當代有斌宗大師的親教弟子慧岳(1927— )大弘法化於台灣。法師台北縣人,1940年依斌公剃度,1949年受具於廈門南普陀寺。斌公圓寂後,繼主台北法濟寺。1960年至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深造六年,學成回台創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中國內學院、止觀實踐堂等,以文化推動弘化。所著《天台教學史》(1974年版)以台宗傳承史為經,教觀思想為緯,系統實用,極具價值。又將唐湛然大師之《摩诃止觀輔行弘傳訣》及明蕅益大師《法華經會義》等標點分段,重排精印,廣受學人歡迎。近年來多次來大陸朝禮國清、玉泉兩大祖庭,財法兼施,積極增進兩岸佛子的友好交往。

發達的台灣佛教出版業,給台宗教典的出版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諸如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之《智者大師別傳增注》、新文豐出版公司之《谛閒大師遺集》、佛教書局之《天台宗綱要》、佛光出版社之《天台思想入門》、大乘文化出版社之《天台學概論》等一大批古籍和新著,得以整理問世。此外天台宗寺院和個人自行倡印的,也很可觀,除上面提到的法濟講寺之《斌宗大師遺集》、觀宗別院之《顯明大師法集》外,台北湛然寺1986年為紀念慧峰法師而發起印行的《天台藏》,選收《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诃止觀》等天台宗珍貴要典,洋洋精裝10冊,堪稱寶島台宗的一大盛事。

此外,香港覺光法師1964年在台北設正覺蓮社下院,樂果法師在南投觀音山創建佛光寺,以及倓虛大師門人曉雲法師、蔡念生居士等,都是值得一提的台宗道場和弘法人才。

淨土宗在普陀山的傳續

淨土宗以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為宗旨,俗稱“念佛法門”。又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後是蓮花化生的,同時還因為淨土宗的成立,是以東晉慧遠(334—416)大師在廬山集僧俗123人結白蓮社為始,故又稱“蓮宗”。繼之提倡念佛法門的有北魏昙鸾(476—542),唐代道綽(562—645)等,而建立此宗理論體系,則推善導大師(613—681)。被譽為普陀山禅宗始祖的真歇清了曾說:“乃佛乃祖,在教在禅,皆修淨土,同歸一源。”因此,普陀山各宗僧人,亦多兼修淨土法門。宋、元、明各朝,普陀以禅為主,清以後,因有淨業僧人居修,淨土宗才在普陀山有較大的發展。

明萬歷五年(1577),內臣明鳳建朝陽庵,笃修淨業,其徒真主、徒孫如樂皆內臣出家,堅守師業,克紹前聲。明末,僧履端海觀建林樾庵以修淨業,融禅、淨於一爐,著《林樾集》,張煌言為之作序。文集中有《海觀白香山繪西方極樂世界圖引》等。

道光九年(1829),僧定智住持普濟寺,二十三年(1843)又主慧濟丈席,退院後隱茅廬,靜念彌陀,冀登道岸。其時又有在經昌茂(1766—1848)出家於積善堂,終身供奉阿彌陀佛及地藏菩薩,見人辄談因果、勸修淨土,歸依者盈千。他嘗刊印佛經數種及《萬善同歸集》,以揚福慧雙修、理事齊進,自他兩力結合往生淨土之志。《淨土聖賢錄·續編》載其往生事跡。

立山滿圓(1825—1889)於同治九年(1870)掩關伴山庵,日禮華嚴,遍參海眾。壬申年(1872)春,信真和尚率眾叩關,請主法雨。不數年百廢俱舉。後為淨業計,建常明庵於清涼岡麓,光緒十年(1884)退居是庵,念佛不辍,決志西歸。又定庵內二時課誦,二時念佛,永為恆規。置稻田222畝,為常明庵大眾資糧。嘗開示門人雲:“淨土一法,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上聖下凡,皆當修持,汝輩恪遵毋廢,若有廢者,非我弟子。”可見其用心良苦,終度弟子數十人。化聞福悟(1840—1897)亦為其所披剃。悟又傳弟子達40余人,臨終能趺坐西逝,足顯圓師弘化之力。開霁源輝(1838—1913)祝發於伴山庵化聞悟,悟付衣缽,著有《僧家竹枝詞》、《西方樂四十八詠》、《極樂歌注釋便蒙》各一卷。輝於《僧家竹枝詞自序》中說:“今時出家易,僧眾愈多,真衲愈少。無論鄉曲小廟,除應酬經忏外,不知修行為何事,宗教律淨,杳焉不聞,師無以為教,弟子亦無以為學。即通都大邑,名山巨剎,亦往往重外而輕內,捨本而逐末。以集緣興造為急務,置身心性命為緩圖。”又謂:“計惟有念佛一門,十方諸佛所共贊,歷代祖師所共勸,橫超三界,帶業往生,人人可行,圓頓直捷。”為淨宗的弘揚,起重要作用。慧源嗣銑(1841—1898)受記於定智尊宿,光緒間歷主弘法寺、普濟寺,曾建丈室三楹以禮佛誦修。甲午年(1894)退居歸隱事佛,戊戌(1898)春染病,作“這個皮囊臭,在世終非久,一句彌陀佛,直向西方走。”偈畢趺坐而逝。

玉峰古昆,一號戀西,自鹹豐辛酉(1861)來山,隱居慧濟寺近30年。因閱《淨土十要》,覺如遇明燈,再覽幽溪《阿彌陀經略解圓中鈔》,益增法喜,自此嚴持戒律,一心念佛,自行化他,惟誠惟懇,復刊大乘經律、淨土妙典,僧俗從化者甚眾。師自發心後直至臨終,日持佛號6萬聲,二時回向,寒暑無間,永為定課。每作開示,其言痛切,聞者流淚。臨終合掌猛力念佛數百聲而寂。次年(1893)二月望日荼毗,現諸祥瑞,缁素數百人共見。著作有《專修法門解謗》、《西方合論原序》、《石經圓滿恨心自策》、《淨土十要秘藏指南贊》、《念佛四大要訣》等。今將其《勸利鈍各修》偈抄錄於下,以公諸同修參閱:

“奉勸利根智慧者,應當日夜看經教。看通一切妙法門,到處弘揚將恩報。或宗或教或戒律,切莫執一令人笑。以此功德願往生,上品上生必先到。奉勸鈍根障重者,應當念佛休看教。佛既慈悲勸念佛,急急須求西方到。方合彌陀經中義,方合六方諸佛言。方得臨終心不亂,方得彌陀現其前。”

通智尋源(1843—1907),別號憶蓮沙門。平生志在《楞嚴》,行在淨土。日課佛號3萬,晨持《大悲咒》一尺香為度。嘗對學者言:“禅宗名為教外別傳,淨土實為教內真傳。”光緒三十三年(1907)四月合掌念佛而逝。著有《楞嚴開蒙》10卷,復刊《彌陀疏鈔》及其它淨土經解多種,是普陀山近世殷勤勸導、不遺余力的弘揚淨業者。

天台僧曉柔,曾著《淨土證心集》,其時亦寓居普陀山,為僧眾所崇。三聖堂真達,曾作《阿彌陀佛百頌》,歌頌阿彌陀佛功德,弘揚淨土法門。後建上海太平寺為三聖堂下院,並在蘇州靈巖山寺得印光大師的幫助下,建為專修淨土法門的道場。

印光聖量(1861—1940)於光緒十九年(1893)遷居普陀山法雨寺,於寺精研佛學,嚴持戒律,專修淨業數十載。力倡淨土法門,強調信願念佛求生淨土為三根普被之應機法門,末法眾生捨此莫由出離生死。主張以恭敬心、深心信願持名念佛,並敦倫盡分,閉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為往生資糧。皈依弟子遍天下,對佛教影響極大,殁後被尊為我國淨土宗十三代祖師。有《印光大師文鈔》及《文鈔》續編、三編,《嘉言錄》、《菁華錄》和《印光大師全集》行世。

當時又有天台宗高僧幻人、谛閒等法師留居普陀,提倡“教宗天台,行歸淨土”,對近代淨土宗的傳播有較大影響。一時普陀山修淨者群集。光緒三十四年(1908),鶴鳴庵監院文蓮及徒廣通創“念佛會”,提倡念佛求生淨土。今庵殿外尚存《淨土勝會碑》,上镌400余善信芳名。清末又組“萬年念佛會”於常明庵,祈“十方檀越,信心愈隆,同入佛會,同念佛名,同生佛土,同成佛道。”清末民初,慧濟寺內設“淨土關”;民國間,伴山庵建“每年四月打一佛七”為自行化他之規,並勒石。碑石至今尚留在新建大殿廊下。

西方淨苑重建於1993年,是妙善大和尚主持創辦的全山第一所專修淨土道場。淨苑以蘇州靈巖山寺為樣板,制定了《念佛堂規約》12條。規定進堂者,“二六時中、惟佛是念,惟淨土是求”,規定諸師“除公務或疾病者外,大眾一律參加”,堅持每天坐香淨修。在監院佛祥法師帶領下,全苑以《規約》為准繩,時時對照自己的一言一行,整肅威儀。蓮宗的特色又於普陀山重現,專修或兼修念佛法門者,隨處可見。普濟寺知藏貞緣法師,除勸人念佛之外,晝夜唯彌陀是念,人稱其為“阿彌陀佛”。

禅宗在普陀山的弘傳

普陀山是浙江省東北部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小島。《華嚴經·入法界品》有善財參拜觀音菩薩於普陀洛迦(或譯補怛洛迦)之說,遂稱之為“普陀”。原為梵語音譯,意為“美麗的小白花”。唐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日本僧人慧锷自五台山請到一尊觀音菩薩像,准備運回日本,在途經普陀蓮花洋時,風暴大作,洋面上出現數百朵鐵蓮花,擋住他的去路,於是就留在潮音洞附近紫竹林邊(後建“不肯去觀音院”),自此,普陀山成為崇奉觀音的道場。

禅,是梵語“禅那”的音譯之略稱,意譯為“靜慮”、“思惟修”,就是用靜坐思惟的方法,以期徹悟自心,故名禅宗。5世紀時,達摩從南印度來到我國,住河南嵩山少林寺,傳心法於慧可,成為中國禅宗的初祖。達摩大師主張以心印心,不立文字,所以禅宗又稱“教外別傳”法門。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稱為五祖。弘忍門下出神秀、慧能二大弟子,分為北南兩宗。後來慧能在廣東曹溪南華寺弘揚禅法,開頓悟法門,被尊為禅宗六祖。慧能以下,又分南岳、青原兩系。南岳一系發展為臨濟和沩仰二家;青原一系發展為曹洞、雲門、法眼三家,合為五宗,稱為“一花開五葉”。北宋中葉以後,唯臨濟、曹洞二宗盛行,後臨濟又形成黃龍、楊岐二派,與五宗合稱為“五家七宗”。自中唐以來,禅宗成為我國佛教的主流和代表,直至於今全國佛教寺院除少數律寺、講寺、淨寺外,幾乎都是屬於禅宗,並以臨濟宗最盛。普陀山佛教亦以禅宗為主。

南宋建炎間(1127—1130),曹洞宗九世法裔大休宗珏寓居普陀,弘揚禅法。紹興元年(1131),宗珏之師真歇清了(1091—1152)從真州(今江蘇儀征)長蘆山移錫普陀,請郡府奏准朝廷,改普陀山佛教律宗為禅宗,度弟子400,嗣法30余人,被尊為普陀山禅宗始祖。撰有《華嚴無盡燈記》,融華嚴宗思想入禅。又有《真歇清了禅師語錄》二卷行世。此後飛錫來山者,皆具曹溪正法眼藏。紹興七年(1137),真歇法侄自德慧晖繼任法席。晖曾於天童宏智正覺禅師處“徹法源底”,當時普陀風范,可與天童並峙。

嘉定年間(1208—1224)臨濟宗楊岐派後裔大慧宗杲(1089—1163)派下的閒雲德韶、大川普濟等先後住持寶陀寺,提倡“看話禅”。普濟編《五燈會元》二十卷,刪繁就簡合《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五種燈錄為一集,匯集從七佛至宋代各宗禅僧的參禅故事和語錄,多機鋒禅語,為影響深遠的禅宗史傳文獻。

稍後有夢窗嗣清住持寶陀寺,清師所弘傳的是曹洞宗宏智正覺禅師所提倡的“默照禅”,與大慧宗杲所提倡的看話禅正好相對。“默”為“離言默契”,“照”是“靈明不昧”。修禅時“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其知為“無分別之知”,其照為“無取而了”。這種禅修方法,可溯源至達摩大師的“壁觀”,永嘉玄覺的“寂照”,將曹洞禅綿密細致的風格發揮致極,在當時雖受到大慧宗杲禅師的反對,但宋末又在普陀山流傳開來。

有元一代,普陀山的禅宗在東洲永、一山一寧、孚中懷信、古鼎祖銘等禅師的倡導下,得到持續和穩定的發展。東洲永系宋末元初高僧,與元叟行端(1255—1342)等有莫逆之交,闡揚大慧宗杲門風。一山一寧(1247—1317)系臨濟宗楊岐派法裔,道德素著,精勤修持,大德三年(1299)在其住持寶陀寺,被元成宗敕封“妙慈弘濟大師”,赍诏書使日本,居彼國19年,開創了24派日本禅之一的“一山派”禅法。孚中懷信於天歷二年(1329)遷居普陀,敕封“廣慧妙悟智寶宏教禅師”,有《五會語錄》行世。古鼎祖銘(1280—1358)為臨濟十七世孫,賜號“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禅師”,著有《四會語錄》。至正十五年(1355),大千慧照(1289—1373)遷主寶陀行化,續宗風。

明洪武初,有當時宗說兼通、行解相應的名僧大基行丕來主普陀,匡眾說法,禅修之風不衰。永樂四年(1406),江南釋教總裁祖芳道聯繼主寶陀,人比之為宋真歇、元孚中,有《拙逸語錄》傳世。嘉靖間,山遭倭亂,殿宇荒廢,但亦有真松等奉准來山修復寶陀寺,大倡宗風。此後,因皇帝崇佛,又因海寇的騷擾,致使普陀山佛教歷數次興衰,禅宗在普陀山亦隨之復興或式微。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川籍高僧別庵性統住持鎮海寺,持律說戒,重新殿堂,領眾精修,高步海隅。從茲一改自萬歷來百年第習講律之傳,為禅宗大乘之學,是為鎮海寺禅宗開法第一祖。康熙三十年(1691),性統撰《續燈正統》四十二卷,目錄一卷,以補臨濟、曹洞兩宗自大鑒以下僧傳之不足。性統的著作尚有《祖師正宗道影》、《高峰宗旨纂要錄》、《梅岑集》、《徑山錄》等行世。

康熙二十九年(1690),臨濟宗天童密雲四世法裔潮音通旭與徒繹堂心明來山省祖,旭受合山缁素並定海總兵藍理之請,主席普濟寺,“十稔之內,百廢俱興”,弘布禅法,類元之孚中,有《潮音語錄》五卷並《潮音隨錄》1卷行世。是年海禁既弛,通旭又得心明之佐,合山禅風大振,元戎藍理始納其言,使普陀山再次“易律為禅”。見灴空焱(?—1729)於性統處“頓超妙悟”,雍正元年(1723)住持法雨,以同門猶子明智為監寺,宣揚妙義,整肅禅規,眾心鹹歸。恆學能積(1744—1801)出家於普陀山悅嶺庵,受正法後易名達積,為傳臨濟第三十八世孫,後焚修於菩薩頂,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興建慧濟禅寺,嘉慶元年(1796)開鐘板安眾,為該寺禅宗之祖。信真空修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繼主慧濟丈席,前後數度計21載,宏闡宗風,遠近景仰。

清末普陀山普濟寺曾為臨濟宗續演內字派偈32字:

“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聖果,常演寬宏,惟傳法印,語悟會融,堅持戒定,永紀祖宗。”

法雨寺亦從突空下“通”字派接續演48字:

“湛然法界,方廣嚴宏,彌滿本覺,了悟心宗,惟靈廓徹,體用周隆,聞思修學,止觀常融,傳持妙理,繼古賢公,信能行證,月朗天中。”

伴山庵更演外字派名60字:

“普山湧(永)蓮花(化),開了根又新,光耀如旭(曉)日,香潔遍微(泥)恆(洹),優昙長發現,寂照繼傳燈,圓明澄覺海,定慧湛清碧,溫良恭謙讓,宗律教淨密,大乘真實道,萬法總歸一。”

廣東潮州開元寺,即為普陀山的分派,續量根寬為開元十方選賢制之第一任住持。從其內名、外號中,我們也可知普濟寺法派偈的第四字,相當於伴山庵分派偈中的第八字。

清末民初以後,禅教律淨密各宗僧人寓居普陀山,雖有圓照寬仁(1893—1990)等禅修大德住山,但在修持上漸趨融攝。1942年,臨濟宗法裔、原揚州高旻寺方丈妙善大和尚掛印來山閉關。1989年榮任全山方丈,重建和修復寺院33座,辦起普陀山佛學院、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安養院、普濟醫院與建造露天南海觀音菩薩大銅像,年年香客超百萬人次,使普陀山佛教走向新的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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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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