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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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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林克智居士：祥和灑脫之路 居士篇
祥和灑脫之路 居士篇 金陵刻經處與近代居士佛教 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近代佛教復興的先驅——楊仁山居士創辦的金陵刻經處，已歷130個春秋。回顧刻經處130年來對佛教乃至我國文化界發生的重大影響與貢獻，對促進今後的弘法事業是大有好處的。金陵刻經處和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把握時機，組織召開“金陵刻經處與當代佛教學術討論會”，此舉無疑大有功德。借此機會，我想談一些金陵刻經處在近代居士佛教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金陵刻經處的創設 金陵刻經處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創設的佛教文化機構。金陵刻經處的創立，對我國近代佛教的復興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楊仁山居士自鹹豐末年(1861)幾度閱讀《大乘起信論》後，忽然明悟論中奧旨，遂對佛教產生了信仰，在佛經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於是“一心學佛，悉廢其向所學”。同治三年(1864)楊仁山居士學佛幾年，只是個人摸索，不僅師友難遇，甚至找尋一本佛經都十分困難。江南是佛法興盛之地，為什麼佛經如此難覓呢?其原因就是當時經太平天國戰亂，太平天國勸男女老幼信奉“拜上帝教”，佛教寺院及經典大都毀於兵燹。在居士主持江寧工程局期間，遇到局中的王梅叔先生是位對佛學頗有研究的人，於是二人一見如故，經常在一起切磋佛學。後經王梅叔的介紹，又認識了魏剛己、劉開生、張浦齋、曹鏡初等志同道合的學佛者。他們經常聚會討論研究學佛弘法大事，一致認為末法時期要弘揚正法，首先要刻印佛經。同治五年(1866)，楊仁山居士在南京約集十多位同志，分別勸募經費，創辦了“金陵刻經處”。起初，由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城內的北極閣借得一片土地，蓋了一處儲存經版和經書的場所。後來，這塊地皮因產權發生糾紛，居士不得已就把經版、佛書儲存到位於南京花牌樓租賃的住宅中。為了使刻經處有個永久的場所，楊仁山居士又曾到蘇州香雪海看過土地，但沒有成功。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居士才在南京城內延齡巷內買了一塊21畝(1.4萬平方米)大的土地，建造了私宅130間新房，楊仁山居士一家30余人連同刻經處全部搬了進去，這就是現在的金陵刻經處所在地，只是大門已改在淮海路上了。 楊仁山居士為發展刻經事業，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將全部宅第捐贈給金陵刻經處，楊家的後代也就分批地搬走了。居士不僅在臨終前捐獻私宅，還將從歐洲購回的各種科學儀器賣掉以充刻資，足見他致力於刻經事業的無我精神為世所罕見。 精選精校刻印佛典並廣為流通 金陵刻經處的成立，意在精選、刻印佛典，廣為流通，便利四眾的請閱；並保存和整理佛教文化遺產，促進佛學研究的開展，貢獻甚大。對近代佛教——特別是居士佛教的傳播和復興，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我國自唐武宗滅佛及唐末、五代動亂之後，許多佛典散失。早在宋明後佛學研習者就苦於文獻不足。楊仁山不僅在國內遍訪古剎搜求佛典，還因1878年於倫敦結識了日本著名的佛教學者南條文雄，從日本求得我國唐宋古德的遺疏著述300余種，如《中論疏》、《百論疏》、《唯識述記》、《華嚴策略》等，這些法寶都是我國久已失傳的逸書。楊仁山居士還從朝鮮訪得《華嚴三昧章》，從日本購回《弘教藏》全部。為刻印經典，仁山居士認真閱讀，仔細校勘，然後定出“必刊、可刊、不刊”三類，分主次先後刊刻流通。在楊仁山居士的主持下，金陵刻經處還規定三不刻：有疑偽者不刻；文義淺俗者不刻；乩壇之書不刻。因此，由他主持刊刻的經書，均為上乘之作，被學術界稱為“金陵善本”。楊仁山居士有感於日本編印的《續藏經》駁雜凌亂，就計劃另編《大藏輯要》，擬刻印經籍460種，計3200多卷。“此書專為初學而輯，分別部類，以便檢閱”，在其逝世後終於出版。 金陵刻經處自創立至宣統三年(1911)楊仁山居士逝世，40余年間刻印經典2000余卷，先後流通經書百萬余卷，佛像10余萬幀，對佛典的出版和普及作出巨大的貢獻。在金陵刻經處的影響下，如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等都相繼建立，上海佛學書局也隨著創辦。 注重佛學研究，興辦佛教教育開創一代居士學佛新風 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不僅刻印和流通佛典，還從事佛學研究。他的思想博大宏通，自稱其佛學思想是：大乘之機，啟自馬鳴；淨土之緣，因於蓮池；華嚴法界，遵循方山；參祖印可，則景仰高峰。“教宗賢首，行在彌陀”則是他本人所主的信仰。楊仁山居士所注釋的佛教經論主要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四卷，《佛教初學課本》並《注》各一卷，他的著作尚有《十宗略說》一卷、《觀經略論》一卷、《等不等觀雜錄》八卷等，此外他還注釋了不少儒道兩家的典籍。楊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經處“日則董理工程，夜則潛心佛學，校勘刻印而外，或誦經念佛，或靜坐作觀”，可見他是學修結合的實際修行者，居士的真參實學精神，影響了一代學風，故梁啟超說：“今代治佛學者，十九皆聞文會之風而興之。” 楊仁山居士深感當時許多僧人不懂佛學，佛教界人才奇缺，因而創辦佛學學堂以培養人才已成當務之急，他除自辦佛學教學之外，更具文呼吁社會辦學。他在《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的開頭就說：“蓋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弛，以致釋氏之徒，無論賢愚，概得度牒。於經、律、論毫無所知，居然作方丈開期傳戒。與之談論，庸俗不堪，士大夫從而鄙之，西來的旨，無處問津矣！”教風的不景氣，實因佛教教育不力，致人才缺乏之故。1907年秋，他在金陵刻經處設只洹精捨，自編課本，招生教授佛典，並“以英文而貫通華梵”。 只洹精捨就學者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居士，雖僅十余人，但大多是傑出之士，並且後來都成為著名的佛教學者或佛教社會活動家。據《太虛大師自傳》的記載，當時的青年學僧有：太虛、棲雲、了悟、善亮、仁山、惠敏、開悟、智光、觀同等，俗眾則只記下邱曦明，後來邱到支那內學院任教。《太虛大師年譜》宣統元年(1909)條還載：“與梅光羲、歐陽漸(竟無)、邱曦明，亦有同學之誼。”其中梅、歐陽二人不是祗洹精捨時的同學，都是早期從楊仁山居士學佛。先後出於居士門下的學人尚有譚嗣同、桂伯華、李證剛、黎端甫、李澹緣、孫少侯、高鶴年等人。因經費不敷，精捨只辦兩年。宣統二年(1910)，楊仁山又與同人在金陵刻經處創辦“佛學研究會”，本復興佛教之旨，針對佛教衰微之象，力圖振衰起弊。參與者多為當時學界名流，公推楊仁山為會長。 只洹精捨雖只辦了短短的兩年，但其影響深遠。因為它不同於當時各種各樣的僧教育組織，精捨以真正培養佛教人才為目的，並具有弘法於世界的眼光(重振印度佛教是只洹精捨創辦的目的之一)，具有高等僧教育的水平，是其它僧教育的機構難以比擬的。故印順法師說：“為佛教人才而興學，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楊氏為第一人”。太虛法師說：“祗洹精捨乃我國高等僧教育之始。”在楊仁山居士的指導下，一批卓越的佛學人才出現了——譚嗣同專於華嚴，桂伯華精於密宗，黎端甫善於三論，章太炎、謝無量、梅光羲、李證剛、歐陽竟無均擅長於法相唯識。 楊仁山居士殁後，歐陽竟無又創辦支那內學院於金陵刻經處。後又於內院設“法相大學”特科，使絕響千年的法相唯識學重放異彩；太虛大師則創辦佛學院於武昌。缁素兩師同弘法相唯識，同為佛學思想界巨擘，而他們在法義上的不同見解，卻推動了近代佛學研究的發展。 支那內學院學人畢集，呂征、王恩洋、黃忏華、陳真如(銘樞)、熊十力皆列於門下，梁漱溟、湯用彤及梁啟超亦從而問學。後來梁啟超、湯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至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東南大學等校任教，使佛學走向高等學府的講壇。 居士佛學還通過當時維新派人物譚嗣同、梁啟超以及國民革命時期的革命黨人如章太炎等向政界滲透，間接地影響了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 只洹精捨與佛學研究會不同於古老的教學方式，它是一所新式教育制度的僧學堂，只洹精捨與佛學研究會的創立，開創了中國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學的新風，後來各地佛學院的興辦與佛學研究機構的成立，亦多受其影響。 金陵刻經處在近代居士佛教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陵刻經處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創辦的佛教文化機構，它在經籍刊刻流通、佛學教學、佛學研究等方面均創立了卓有成效的業績，在以上幾節論述中都已作了明白的展示，可以肯定：金陵刻經處在楊仁山居士的倡導下所取得的成績，及其對近代佛教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楊仁山居士的功績是肯定的，正如太虛法師贊楊仁山為“中國佛學重昌關系最巨之一人”；趙樸初居士則說：“近代佛教昌明，義學振興，居士之功居首。” 金陵刻經處是在清末佛教衰微之時創建的，由於刻經處同人的努力，對我國近代佛教的復興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國現在正處於國家繁榮昌盛，佛教事業空前發展的大好時期。但因歷史的原因，人才奇缺、四眾素質偏低的現象亦仍存在。在居士學佛方面，雖然在許多地方都已恢復佛教居士林組織，但是活動尚未走上規范，在有些地方甚至以佛事活動大搞經濟收入，偏離了學佛的方向。為使佛教事業能如法、健康地發展，總結和汲取金陵刻經處在弘揚正法中的寶貴經驗，對振興佛教與弘揚佛教文化以淨化人生，無疑是適時而必要的，願以此共勉！ 1996年10月於臨海香光居 佛教居士組織及其活動 佛教居士林是佛教在家弟子的組織。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於1918年11月，這是中國也是世界有居士林的濫觞，現在居士林已遍及國內外。 在我們教內——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古代還是今天——在家信徒永遠占絕對多數，其人數遠遠超過出家眾。因此要搞好佛教工作，就必須先搞好居士工作；在社會上要發揮佛教界的積極性，就必須先發揮廣大佛教居士的積極性。居士工作的另一個特點是絕大多數居士，都參加社會上的各項實際工作，只有把他(她)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才可以說佛教徒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據筆者長期考察和實踐的結果，如果只是守舊，走目前社會上“流行佛教”所走的路，那可以說是背道而馳的，如此下去既不能按佛法修行證果，也調動不了佛教信眾建設“人間極樂”的積極性，為了作好這項工作，讓我們先回顧一下佛陀時期的佛教與祖師的實踐，然後再來談談居士林工作的幾個問題。 一、佛陀時代的教團 我們佛教的僧團就是僧伽(Sangha)，世尊最初在鹿野苑度了憍陳如等五比丘後，僧伽即已成立。但是，我們佛教的僧伽雖以比丘為中心，它的內容卻含有七眾，即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五眾和在家學佛的優婆塞和優婆夷二眾。 當佛陀接受波羅奈國俱梨迦長者及其夫人的皈依後，我們佛教就有了在家徒眾。有一次佛陀帶領三迦葉兄弟及其徒眾千人往摩竭陀國，頻婆娑羅王恭敬迎接佛陀，同時與王後韋提希夫人及文武百官均皈依佛陀，佛陀特為他們說布施、持戒、果報、惡因、修行等五法。頻婆娑羅王還建造了“竹林精捨”，獻給佛陀與比丘們，這是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後來須達多長者在捨衛城建築了比竹林精捨的規模更宏大的“只園精捨”，獻給佛陀作為說法的道場。這時憍薩羅的國王波斯匿和王後末利夫人也皈依了佛陀，成為忠誠護法的佛教徒。由於頻婆娑羅王的皈依佛教，在家的男女信徒即日益增多，並且在家弟子的人數也遠遠超過了出家眾。但從當時七眾弟子的情況來看，出家眾是跟隨佛陀的專業學佛者，在家眾是護持佛法的業余學佛者。 二、我國祖師的實踐 佛教自東漢時期傳入我國後，二千年來傳續不斷，這使我們今天能有緣遇到佛法而信佛。綜觀我國佛教史，可知歷代的高僧大德們在修證佛法、弘揚教義、帶徒領眾等方面均做了不少工作。按戒律的規定帶領出家弟子只能一個一個地帶，數量不可能很多。而帶在家弟子，則可多至成千上萬之眾，故我國的在家眾絕對人數，不論任何時代，總是超過出家眾總數多倍的。古時在家弟子也跟隨出家的法師學佛修持，像早在1500余年前，慧遠大師在廬山結白蓮社時，各地清信之士亦望風來集，如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畢穎之等。降至近世，谛閒法師、印光大師、虛雲和尚等的弟子亦均逾萬。當代台灣的星雲法師更有弟子60—100萬。 對如此眾多的在家弟子怎麼引導他們學佛呢?沒有一個組織總是不行的。 因此，當在本世紀20年代末上海居士沈惺叔、王與楫、陳憲等在訪問王一亭居士後與普陀山了余、太虛法師商談發起居士林組織，以團結在家佛教信眾，太虛法師很贊同此事。結果居士們返滬後即成立了上海佛教居士林。後來該林改組為“世界佛教居士林”與“上海佛教淨業社”。“世界佛教居士林”新林所落成後，還恭請近代淨宗泰斗印光法師為大導師。可見祖師們也都是十分重視居士們的學佛是需有個組織的。 三、當代居士林組織的重要使命 由於時代的發展，又因在家佛教徒絕大多數都參加一定的社會工作，他們不可能放棄工作到大寺院聞法、修持，寺院又由於本身的工作太忙也不可能長期輔導居士學佛；另外為了端正居士的學佛認識，發揚佛教優良傳統，提倡重視人間佛教思想，進一步調動居士的建設人間極樂積極性，更好地做好本職工作，使本職工作與本人的信佛、學佛有機地結合起來，居士組織——居士林的作用就越來越顯出其重要性。 根據佛教教理和我國現行政策，筆者認為當代我國居士林的宗旨應該是：團結在家佛教信徒，在“愛國愛教”原則下，開展教務活動，引導居士在持戒、修福、修慧的同時，為祖國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多作貢獻。實際上做好本職工作和多做社會公益福利事業亦就是修福，是修行之重要一環。我們希望多做在家佛教徒的工作，以團結更多的佛教徒，使他們建立正信如法修行，居士林工作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 四、當代居士林的組織及其活動 居士團體的名稱一般稱“佛教居士林”。因道教在家信徒也叫居士，加上“佛教”二字以示信仰有別，在教內稱呼時，一般可以省略“佛教”二字，單稱“居士林”。 根據上一節所談居士林的宗旨，我覺得居士林的任務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 1、領導居士學習教理及有關政策，提高居士素質，佛教居士必須堅持正信，反對迷信，然後交流修學經驗，不斷提高林友的佛學修養和修持水平； 2、組織林友進行各種修學活動； 3、領導林友舉辦和參加各項社會公益事業的各種活動； 4、組織有利於學佛修養和有益於身心健康的“朝禮佛教聖跡”和書畫、歌詠等活動； 5、舉辦一些與佛教事業相協調的企事業。 為了保證以上各項活動的順利開展，筆者建議居士林的“組織建設”設下列部門： 1、居士林的最高組織為“林友大會”，由林友大會選出“理事會”，再由理事會產生“常務理事會”。在常務理事中產生林長、副林長、秘書長以及各部門的負責人，並應有常設的辦公機構。 2、林長對全體林友負責，編制工作計劃，綜理和協調全林工作。 3、副林長兼任居士林各部門負責人，做好分管工作。 4、秘書長則是輔助林長辦好各項事務。 以下分設教務部、公益事業部、佛教企業部、財務部、組織聯絡部等，現將各部機構分述如下： 1、教務部： (1)研究組：對教理、教史、人物的研究，禅修的實踐及普及性資料的編寫等。有條件的居士林還要做佛教經論的古文譯語體文，中文譯外文等翻譯工作； (2)講習班：根據林友水平，分別開設初、中、高各層次的講習班，以提高林友素質； (3)圖書文物館：應收藏以佛典為主的各類圖書、文物、音像系統的有關資料，並須有復印、復錄資料的保證設備； (4)修持實踐中心：以禅定為中心、淨土為入門的禅修或止觀及各種顯、密修法，視具體因緣而設若干門類； (5)佛事活動組：舉辦喜聞樂見的佛事活動，如生日祝壽，忏悔……等等，除傳統大型佛事由寺院辦理外的其他以共修為主的佛事活動，以適應普通信眾的需要；又因為是居士，當然還可以在林內舉行佛教結婚儀式； (6)佛教音樂團：古代、現代佛教梵呗音樂的整理研究、演唱等等； (7)佛教藝術組：有關佛像、佛畫的研究整理、創作。 2、公益事業部： (1)社會公益救濟組：資助辦學、築路、修路、救災、建亭及義務供應茶水飲料等項工作； (2)佛教醫院：以佛教居士中退休的中西醫務人員為主體先辦起來，以後逐步擴大，並逐步使醫務工作者年輕化。除中、西醫各科外還可設“康復科”，運用佛教修學方法，使人健康長壽； (3)舉辦幼兒班、托兒所。 (4)佛教安養院：辦理養老、醫療康復、臨終助念、送往生等工作； (5)十方塔院：辦理骨灰安放等事宜； 3、佛教企業部：主要目的為開展教務活動和舉辦社會公益事業籌集基金，亦解決居士及其子女的就業問題。 (1)佛教旅游服務社：舉辦各種與佛教有關的旅游事業(參看拙作《佛教旅游的開拓》一文見《廣東佛教》總第七期)，附設有招待所及素食服務部、攝像、照相館等； (2)工廠：生產與佛教有關的各種莊嚴供具、法器、佛像、旅游紀念品、藝術品等，也可開辦植物性蛋白食品廠、印刷廠等； (3)農場：生產各種果品、經濟作物及菇類的培植等； (4)商業：經營各種商品，以利教內外人民生活的需要，應以薄利多銷為原則，為人民服務，絕不能缺斤少兩、以次充好。 4、財務部：綜管各項經濟收支、安排預算，進行決算等。 5、組織聯絡部：有關組織人事的安排及處理公關方面的事務。 居士林組織機構的大致設想如上，大中城市可以全面設置；小城鎮則視具體需要，設立相應的辦事機構。 根據上述設想，市、縣居士林總部應有一個中心會堂，主席台所供的座像為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說法相，會堂周圍布置為佛的本生故事、佛跡、叢林等內容的藝術品。燈光要明暗可調，使能適應不同場合的需要，並有肅穆莊嚴之氣氛。基層活動點的小型會堂亦本此原則，主要作為學習講經之所。 禅修中心的布置：上方掛釋迦世尊巨幅坐禅像，堂內色調柔和，基調以米黃為主，堂內焫名香一爐，空氣要能流通，但不能有直接風吹著所有的禅修居士。修習時分東西兩序相向而坐，像亦可用接引彌陀佛像，以修持方法而適當供奉。 總之，居士林的活動不能完全以寺院方式照搬，不能死板而應適合——特別是適合年輕居士的特點。房屋的布局亦不必依佛寺的格局，希望居士們在實際中發揮才智去創造！ 上面所談的都是形式方面，因居士林是佛教團體，當然它的組織原則也必須以“六和敬”精神而生活。居士個人的生活規范方面，可參閱拙著《香光居寄語——一生解脫之路》一書中的《居士生活准則》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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