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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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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劉元春教授：佛教初傳西域新論
佛教初傳西域新論 劉元春 這裡，取西域之狹義，特指今新疆。弄清佛教初傳西域的時間問題，關系著中國佛教史。歷來學界眾說紛纭。但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遵循佛教由印度經西域傳入內地的程序，若根據《魏略》、《大唐西域記》等漢文獻，再對照藏文《於阗國授記》、《於阗教法史》等史料，佛教在公元前1世紀(約前82年)時傳入於阗，以毗盧折那阿羅漢感化於阗王興建贊摩帝寺為標志。湯用彤、呂澂、羽田亨、羽西了谛等中外學者所論也基本與此相符。近年，學者們又提出了新的觀點，其中以陳世良、吳焯先生的引人注目。我們不妨列述如下，供大家研討。 陳世良先生認為①，佛教傳入龜茲(今庫車)的時間應在公元前122年或稍前，即漢武帝之世。他首先以“澡罐”為線索。《梁書·劉之遴傳》載，劉之遴所收聚的古器中有“外國澡罐一口，銘雲元封二年龜茲國獻”。漢武帝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他認為澡罐作為禮品送人，是當時西域佛教徒喜歡的一種禮節，這表明當時龜茲人已信仰了佛教。又據《出三藏記集》第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載龜茲已“大法流此五百余年”，而《比丘尼戒本》是晉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在長安譯出，由此推出上述結論。另外，龜茲是佛教說一切有部盛行之地。如果我們從公元前3世紀印度阿育王時代，說一切有部退出上座部後來到罽賓後仍弘傳佛法這一歷史背景看，佛教在漢武帝時張骞鑿通西域後而迅速傳入龜茲等地，也是可能的。 陳世良先生的推論也接近有關文獻的記載。假如“澡罐”確系當時佛教徒專用之“法物”，那麼這一觀點將對西域乃至整個中國佛教史產生重大影響。但這點論據尚難讓人完全信服，還需要結合印度及西域自然、社會史實進行全面的探討。再就是，佛教傳入於阗、龜茲誰先誰後，如果按原來佛教由於阗向龜茲傳播的路線，那於阗佛教初傳的時間應在何時？這些都是需要搞清的。 吳焯先生的觀點是②：(一)佛教傳入西域的時間為公元2世紀上半葉，這之前民間可能通過商賈帶進一些佛教藝術品，蔥嶺以西的佛教徒亦可能零星地隨商旅進入塔裡木盆地，但未造成影響；(二)以於阗、鄯善為主要傳播地的絲路南道以龜茲為主的絲路北道傳入佛教要早；(三)內地佛教的傳入較西域為早，是由印度直接傳入的，但時隔不久，西域即成為印度向中國內地傳入佛教的中轉站，並發揮了極大作用；(四)佛教傳入西域雖時間較晚，但後來居上，遂出現內地向西域取經及西域向內地傳法的熱潮。他主要用考古資料論證的，論據是：(1)在新疆於阗、鄯善等地發現的佉盧文字是與佛教傳播發展聯系在一起的，但在這些地方發現的“漢佉二株錢”及“佉盧文書”的年限大約在公元1-4世紀之間；(2)在於阗、鄯善等地發現的佛寺遺址及壁畫、雕塑均不早於公元3世紀；(3)在疏勒(今喀什)、龜茲等地的石窟寺等佛教遺址一般屬公元3-6世紀的；(4)《漢書》、《後漢書》未記載於阗等地佛教情況，說明西域在公元1世紀末到2世紀初並未流行佛教；(5)內地四川樂山、湖北蓮溪等地古墓葬內的佛教遺物及江蘇連雲港孔望山摩巖造像等，約在公元2、3世紀，都不晚於新疆地區的發現的佛教遺物。 應該說，吳焯先生的觀點還是有“師承”的。梁啟超先生曾在《佛教之初輸入》中提出③，佛教初入中國內地“自當以漢末桓靈以後為斷”，而且，“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黃文弼先生在《塔裡木盆地考古記》序言中也說“新疆佛教當起於東漢末季”⑤。季羨林先生根據比“佛”字更早的“浮屠”是直接從印度方言譯來而推論，佛教之初入中國“沒有經過西域小國的媒介”，“可能是從海道來的，也可能是從陸路來的”，而西域諸地“最初還沒有什麼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國來的過路而已”⑤。這些從考古學、語言角度分析得來的觀點，也未必都無懈可擊，但總能啟發我的思路的展開吧。 最後，再轉述一點或許不是題外的話。據報道，南京藝術學院副教授阮榮春先生發現之中國佛教南傳系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早在公元3世紀前後，佛教即由印度傳入緬甸、雲南，沿長江流域傳入內地，並東傳到日本。已發現的146處佛教造像，其風格近似於中南印度流行的“秣菟羅系統”的造像藝術特點。在日本境地內也發現了公元3世紀前後從吳地傳入的佛飾鏡。⑥。這一發現，與通常所說的“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了“並駕齊驅”之勢。無疑，這將有助於佛教向中國傳播的時間、途徑等問題研究的深入。 注釋： (1)陳世良《關於佛教初傳龜茲》、《西域研究》(新疆社會科學院)1991年第四期，頁8081。 (2)吳焯《從考古遺存看佛教轉入西域的時間》，《絲綢之路造型藝術》(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頁290-308。 (3)梁啟超《佛教之初輸入》，《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書局1989年6月版)頁19-30。 (4)黃文弼《塔裡木盆地考古記》。 (5)季羨林《浮屠與佛》，《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頁323-326。 (6)《報刊文摘》(上海1991年2月10日第三版，原載1991年11月28日《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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