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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修身在正其心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王岳川：修身在正其心 （一）客觀公正的理性判斷 正心、修身是關於身體的、心理的，《大學》對此有詳細的闡明。“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修身在正其心者”，修身首先要修心。修身主要指的是言辭、姿態、儀態等要合乎道德規范。修身就是用一種社會的規范和道德使自己和社會其它角色能夠和諧相處。我認為中國強調“三和文明”——對整個世界和人類來說是“和平”、對國家來說是“和諧”、對家庭來說是“和睦”。這三個“和”的境界很難達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修身在正其心者”，即“心”要“正”。心正是在和心不正的對比中表現出來的。《大學》列出了四種心不正的狀態。所謂“不正”就是不能保持一種客觀的、中立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而是帶有成見偏見，帶有過分情緒化的自我情感，當然就不能保證中正之心。 四種不正分別是：“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忿懥”就是憤怒甚至勃然大怒。人在極其憤怒的情況下是不清醒的，有人可能會說“憤怒出詩人”。的確，憤怒是可以出詩人。但魯迅認為，當詩人真正寫詩的時候，他一定要等那種憤怒憂憤的心情平靜下來，等心靈的憤懑沖撞平息之後，才可以客觀中正地去寫作，而不是說在憤怒的時候去激情澎湃地寫詩。那樣可能會出浪漫主義詩人，比如像李白。但是，像杜甫的詩——《三吏》《三別》卻不是憤怒時寫出的。這就需要通過內心陶養把這種憤怒加以過濾，變成一種中正之氣，一種深情冷眼的歷史眼光，才能夠去更有深度地看待歷史，故而杜詩有“詩史”之稱。在忿懥憤怒的情況下，要去把握事情的真相，“則不得其正也”。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人有所恐懼的時候，心也偏了。當一個人畏手畏腳、畏前畏後的時候，他要去做光明磊落的事情是很難的。因為，恐懼尤其是巨大的恐懼會使人喪失基本的判斷力。 “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如果人有特殊的愛好、偏好，那麼在對待事情的時候也不能保持中正之心，也不能夠去正確客觀有效地去看世界萬物。過分地沉醉在某一種喜愛之中，也可能麻痺了自己的神經，掩蓋了自己深邃的眼光。 “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從表面看，這話會讓人感到奇怪，因為孟子就強調“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而且儒家的文化精神在有些學者看來就是一種“憂患意識”。《大學》居然說，“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的確會給人誤解。其實，這個地方的“憂患”是患得患失的意思，不敢去大膽地創新而經常瞻前顧後、憂心忡忡，總是放不下放不開。這裡的“憂患”就是與孔子所說的“君子坦蕩蕩”相對的“小人常戚戚”的“戚戚”，就是一種斤斤計較、左顧右盼的心靈不釋然的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下人當然不能做到心正。 《大學》認為，“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是阻礙心正的四種不良態度。因此，摒棄魯莽武斷和畏手畏腳，不再玩物喪志和患得患失，潛心陶養自己的品格，這樣才能正其心修其身。 在“正心”這一目上，儒家所指出的這四大內涵很有意義。歷史上的一些例子鮮明地體現了心正的重要性。明代開國功臣徐達功勳卓著，朱元璋獎給他一座豪宅。一般而言，帝王對臣屬的獎賞會讓人受寵若驚，況且朱元璋和徐達的關系非比尋常，按常理說應該欣然接受。但此時的徐達極其冷靜，堅辭不受。朱元璋想了一個辦法，用酒把他灌醉，然後命令下屬把徐達抬到宅子裡，以為等他酒醒以後就會接受了。可是，徐達酒醒後還是跪拜堅辭不受。朱元璋無法，只好給他修了一個不大的新居，徐達才住下。徐達夫人不理解，說：你功勳卓著，皇帝都嘉獎你，你為什麼還要拒絕一片好意呢？而且你的功勞蓋世，應該得到這樣的獎賞。徐達說：如果我住進去而且住得很舒服，皇帝就會猜忌我居功驕傲，我的心就不正了。而我住進去慢慢就會覺得榮華富貴是很舒服的，不再是如過眼雲煙，這時我就無心殺敵不可能再建功立業。不久，胡惟庸做了左丞相，很多官員迫於他的威風都去送禮討好。但這時胡惟庸反而跑到徐家裡拉攏徐達，但徐達拒斥不見。徐達知道，胡惟庸是一個權力炙手可熱的人，自己不能出賣原則和良知與他結交。這就是徐達“心正”。徐達的夫人又不明白了，她說，他現在勢力很大而這樣拒絕他，會受到排擠使前途暗淡。徐達說，像胡惟庸這樣的小人，他可能網羅很多人或輝煌一時，但最終會自食其果。今天我可能遠離他，得不到什麼好處，甚至還遭到他打擊報復，但應從長遠來看。果然，不久胡惟庸因事被朱元璋殺，靠阿谀奉承拼湊起來的整個關系網都作鳥獸散。 心正最重要的東西是不貪，不在恐懼、憂患、富貴、快樂中使己心拋離了中正之線。在《大學》看來，恐懼、憂慮等不良情緒，深深地影響著心靈發揮其正常的認識功能。因此，所謂正心就是要去掉偏僻、狹隘的私心雜念，摒棄外界干擾和不良情緒的影響，使心始終保持一種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狀態。 有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說出了“心正”的重要性。三國時東吳陸遜是一個文人，他任海昌屯田都尉兼海昌縣令時，強調心正人正。當時他治理的海昌縣出現了兩個棘手問題，一是賦役繁重，使很多人為生計遠逃他鄉；二是縣裡山賊不斷地擾亂人民。陸遜心正就能處事精明正確，一方面對那些逃避賦役的窮苦農家弟子加以安撫，讓他們有飯吃，並把逃跑的人征召為兵，帶領他們到山裡剿滅山賊。結果海昌縣一片平安。陸遜不為外在東西所左右，用一個方法解決了兩個問題。後來，陸遜被委任為吳國大將軍。吳國和蜀國既有矛盾，也有共同的利益。吳國王室有意於與關羽結親，卻遭到侍才自傲的關羽的拒絕，兩國關系開始緊張起來。陸遜在關羽逞強的時候來示弱，他明白示弱並不代表真的就弱。陸遜將心擺正，而關羽居功驕傲，以為神功在手而目空一切，犯了“心不正”的錯誤，不能正確判斷局勢。陸遜抓住了關羽性格的弱點，上任前給他寫了一封信：“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廪良規。⋯⋯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表示自己敬仰關羽的神勇，並願意向他討教學習。關羽的自尊心得到滿足，對陸遜放松了警惕。陸遜對呂蒙說：“羽矜其骁氣，陵轹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最後，關羽中計敗走麥城，其後又率少數騎兵從麥城突圍，被吳將潘璋部司馬馬忠擒獲斬首。劉備在悲憤中起大兵攻打東吳，違背了諸葛亮當時“三分天下”“聯吳抗曹”的國策。陸遜堅守不出，靜待蜀軍疲憊，並說：“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太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結果被陸遜火燒連營四十余寨，劉備大敗而歸，逃奔秭歸，後在白帝城抑郁而終。而張飛也是在悲痛中狂怒喝酒，鞭打士兵，後反被將士殺害。於是，劉、關、張的桃園三結義艱難建立的蜀國遭到重創，蜀國大勢已去。 歷史說明，正是由於一人的不正，一人的驕傲，一人的憤怒使得國將為之傾。關羽喪失了心正，被陸遜打敗，劉備沒有心正，也被陸遜打敗。在儒家看來，心正關乎性命。雖然《大學》只舉了四不正，但這只是舉其大略，其實，《大學》想說明的是，有更多的不正，這些不正只要沒有避免和克服，問題就會接踵而至，導致功敗垂成。面對諸多的不正，唯一的辦法就是做到心正，做到了就能正確地判斷形勢，光明磊落地展開工作。正心才能修身，心不正則身不修。 （二）清心無欲的澄明境界 《大學》除了警告心不正，還提出如何去心不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心不在焉”，在今天似乎有貶義，人們經常說某某人讀書心不在焉，就是說讀書不認真。其實，《大學》裡的“心不在焉”沒有這層意思，而是另有深意。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人們到水邊修禊以消除不詳。王羲之與當時名士41人集會於會稽山陰的蘭亭，修祓禊之禮。暮春三月，天朗氣清，曲水流觞，飲酒賦詩。《蘭亭詩》記錄了眾好友在會稽山曲水流觞的盛況——心脫離俗務惡趣，而飛入一個自由境界。置身於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沐浴著自然天籁，品味著詩書的雅韻，天、地、人的無比和諧讓書法家心曠神怡。此時，王羲之的“心不在焉”就是一種心無旁鹜，不為世俗凡欲所困，不為功名利祿所擾，無欲無求、物我兩忘，因此才得以成就了一片天籁的“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這種魏晉名士的自由風韻通過微醺下筆的書法神品，一覽無余地表現出來——回歸自然、遠離凡俗的“心不在焉”正是“正心”的關鍵。 自由的風尚就是無所求，無所欲。這高妙的境界非常人所能睹。相反，如果有人一下筆就想到要拿金牌、獲大獎、得重金，買洋樓、買汽車等，這種心態下創作的作品是沒有品味價值的，更不可能成為驚世傑作。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是第一位獲諾貝爾獎的日本文學家，本來東方人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就不多，獲獎對川端康成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改變。他的《雪國》寫得美妙絕倫。但這樣才華橫溢的作家最後竟難以戰勝自己。晚年的川端發現自己再也寫不出來好作品，當時寫《雪國》的那種淡然高遠的心境飄走了。寫《雪國》的時候，他沒有那麼多名譽在身，沒有那麼多讓身心疲累的重負，沒有那麼多讓自己輕浮懸空的輕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後，他成了名人，一位世界級的文學大師，名譽加身，俗務纏身，時時報道，處處關注，常被追蹤，被人們期待，被讀者追尋。於是，他的心不在其位，心有所索，心有所憂，心有所投，於是他寫不出來作品了。每況愈下使質疑蜂起。最後，他頹喪地回到家裡，把所有的人都請出去，慢慢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把煤氣管拔下來含在嘴裡，訣別了這個喧囂的世界。 一個偉大的文豪，寫作“驚天地，泣鬼神”，能夠做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但他救不了自己，只好殺了自己。“心不在焉”的重要性突顯出來——心不在此，心不在功名利祿上，才可能創作出好作品。做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人才能專心惟一，才能心正似中。人看見了那些誘惑之物，要去反思，而不是垂涎功名迷戀利祿，從而回歸內心的澄淨，如視無物地保持一種中正立場。“聽而不聞”，聽見了，但似乎沒有傾心去聽，就像播放的背景音樂一樣，只是關注自己心中的事。孔子“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聽了那麼好的美妙的音樂以後，三個月吃肉都不知道吃什麼了。還有一些書法家“心不在焉”，就是心不在俗務上，吃飯時心裡想著書法，心根本不在飲食上，以至於把饅頭蘸到墨汁裡面，拿起來吃而毫無感覺。這種狀態才是真正創造性的好狀態。“心不在焉”並不是說你讀書心不在焉，而是不孜孜以求那些利祿功名。“心不在焉”，那心在什麼地方？心在你所追尋的那種自我心正、空靈和無所依傍的境界中去了。 一般人知道晏殊是宋代大詞人，其《浣溪沙》：“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蝶戀花》：“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可謂美妙無比，脍炙人口。但知道晏殊還是大政治家的可能不多。晏殊早年官職縣令，但他克己奉公兢兢業業，一些同僚邀他出去喝酒，他都一一拒絕。同僚以為他害怕花錢，就提出要替他付賬，晏殊卻靜心留下來細心辦公文。一次，同僚因事被貶，好友們顧及自我前程紛紛遠離，而晏殊卻在那人揮淚獨行時公開贈他送別詞，大家都對晏殊的行為感到佩服也覺奇怪。後來，宋真宗要為太子找一位老師，有高人舉薦了晏殊，說他學問大人品高，心如止水心無旁鹜，不向利祿折腰。晏殊成為太子師，最後官至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做了很多利國利民的大事。 這正好說明了“正心”的人格價值。君子“心不在焉”，心不在功名利祿，不在人際關系，不在拉幫結派等小利上，而是在人格塑成、道德修為、道義擔當上。這樣的人才有公心，才算正心。因此，孔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廣交朋友而不拉小圈子，而小人卻拉小圈子，而沒有公心。在這個意義上，心正才能身正，反之也只有身正才能心正。 （三）身心貫通的道德修為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修身的根本就在於正其心。只有心正才身正，反過來，也只有身正才心正，它們是互為表裡的。也就是說，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不再津津樂道於外在利祿的引誘，而始終處於一種為了追求自己真正的美好理想而“心不在焉”的精神狀態。同時，我們可以知道，人被境轉就是凡夫俗子。人被境轉是說，人隨環境而轉，被環境逼迫而不斷改變自己，這就是一種凡夫俗子的處事方式，因為他的心在不斷地變化。相反，境隨人變、境被人轉，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只有高風亮節、德高望重的君子才可以恪守自我，轉變環境。他不僅通過自己的正心去改變了周邊的環境和他人，而且使得整個氛圍變得祥和，充滿了朝氣、正氣和生氣，並富於人格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這樣才可以扭轉局勢。 三國時蜀國丞相諸葛亮就是心正的典范，是能夠改變環境的典范。自古至今，許多人都對諸葛亮加以評論詠歎，但有一個方面值得思考。諸葛一家三兄弟，長兄諸葛謹在東吳很受重用，弟弟在臥龍崗。而曹操求賢若渴，三次頒布“求賢令”，決意廣納天下賢才。諸葛亮既可以投奔自己的長兄，在東吳舒展自己的才華，也可以投奔曹操在其幕下做一謀士，因為曹操和東吳都比當時的蜀國實力強。但就在這種軍力對比極大、差異極大的情況下，他選擇了蜀國，提出了“三足鼎立”。一般人可能會說，那是因為劉備對諸葛亮很重視。這的確是一個重要因素，“三顧茅廬”經過小說的渲染已經家喻戶曉，但最重要的問題是，他能認清形勢。《隆中對》提出幫助劉備恢復漢室的“三足鼎立”國策，此後表現異乎尋常的勇毅和知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劉備在病重之際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诏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諸葛亮一心輔佐後主，忠心耿耿。 在我看來，諸葛亮選擇劉備的“三足鼎立”、“恢復漢室”，盡管功虧一篑，但是這一選擇鑄成了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一生輝煌、千古流芳。反過來，他長兄諸葛謹選擇終身效力東吳，則導致他一家幾代幾乎整個家族的慘死。這兄弟二人選擇了不同歷史，而歷史也給他們不同的未來。這就是《大學》所強調的身正和心正，正是因為這一“心正”讓他有了正確的人生選擇。 “心不在焉”並不意味著天公不回報善願，天公是會回報的。正是因為心正，人才可以無堅不摧、無所不能，才可以去做應該做的而且一定會做好的大事。心有雜念或心術不正，做什麼事都不成。這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心的問題。這就是《大學》反復強調“正心”重要性之所在。 “正心”作為大學八目中承上啟下的一目，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心是身體的靈魂和主宰，只有不斷淨化自己的心靈，不斷提高品德修養，才能修身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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