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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去掉內在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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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去掉內在的欲望
《大學》的思想固然高深,但必須以細讀為理解的前提。細讀是一種方法,即通過對具體文本,包括字、詞、句、章等加以深刻了解,才能抵達思想的深處。閱讀經典不能囫囵吞棗,也不能望文生義,細讀保證我們對經典的基本理解的可靠性。 “大學之道”有三個綱領,也稱“三綱”,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僅從文字本身還不能透徹理解其內涵,因為文本的意義是鑲嵌在思想史背景中的。三綱中的“道”、“德”、“善”是中國思想的關鍵詞。要明白這些關鍵詞背後的深刻精神,需要下一番思想史功夫。
(一)內在品格的自我彰顯
第一個問題是“大學之道”的“道”指的是什麼。老子在《道德經》裡經常提到“道”,道是道家的核心思想。其實,道也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道”不僅有“道路”這種形而下的意思,還有形而上的意思,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道”,這個“道”已經從形而下的具體的道路升華為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思想。相比較而言,道家更強調道的形而上的意義。此處“大學之道”的道主要指道理、宗旨、規律等。在古代,大學是成人的儀式,15歲入學(今天是18歲),接受成人立業的教育。大學的對象不僅包括大學生,還包括一切長大成人的人。“大學之道”中的“道”指的是辦大學的宗旨、方針,讀大學的要求和成為大學生的一套自我行為規范。
“大學之道”第一條綱領是“在明明德”。第一個“明”是動詞,第二個“明”是形容詞。第一個“明”就是明白、彰顯、弄清楚的意思。第二個“明”是明亮的、光大的、高邁的意思。這個“德”是指德性、品德和個人修養。“在明明德”就是要去明白、弄清楚並且彰顯人人內心原有的光輝品德。儒家強調“人之初,性本善”,說明人的本性原來就像赤子之心一樣,生下來不是惡的。之所以長大了以後,有的變成了很好的青年,而有的卻變成了罪犯惡人,呈現如此之大的差異,就在於後天的社會環境的影響。正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外在環境和人性發展的關系就是大學教育不得不考慮的方面了。
儒家所談到的人,指出“性本善”,講的是人剛生下來並不是惡的,長大後的改變是由後天社會影響所造成的。德行的彰顯也是和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對此,西方的哲學家也有同樣的探索,其中存在主義就提出了人要面對的四重問題。
存在主義哲學家就在不斷的告訴我們,人處於世界當中,他面對四重關系:
第一,人與自我的關系。文藝復興以後,人成為一棵會思考的蘆葦,相信自己通過培養而具有偉大光輝,相信自己能夠把握自己。但是,人與自我也是一個難題。因為弗洛伊德告訴人們,人不是神,人也不是萬物的靈長,人恰好還有動物的本性,人的本能使得人充滿了欲望,最後人與自我分裂了。
第二,人與他人的關系。自我只有一個,而他人則千千萬萬。放眼社會,可以說損己利人的人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聖人卻很少。人和他人構成了社會的一個維度,但是很多人卻破壞這個維度,去損人利己,甚至是損人不利己。這樣一來,人和他人的關系就已然破裂,而不再具有一種合作協作的關系。
第三,人與社會的關系。他人是具體所指的,而社會則沒有具體所指,可以說是全部他人的總和。從小處說家庭就是一個小社會,而社會可以說就是一個放大了的家庭,或者由眾多家庭組成。古代的家庭是“家族”,不是今天意義上的家庭。今天的家庭結構變簡單了,父母子女幾人,而且很多還是核心家庭,獨生子女多。於是,這些獨生子女都認為自己是父母親掌上的明珠。但在古代,上有兄長下有幼弟,還有叔伯侄子姐妹等,在這樣一個五世同堂的家族裡邊,要把這個家族弄清楚,找到自己的位置,知道進退,也是非常難的。而從家族擴大到社會,厘定自己的位置則更難。
最後,人與世界的關系。康德說:在我的頭上有滿天星空,在我的心中有道德律令。今天的世界不僅有中國,不僅有漢語經典,不僅有儒家經典,還有佛家經典、道家經典,還有西方經典,還有各類的英語、法語、德語等。世界之大,難以窮盡。人總是無法認識這個世界,因為世界不僅太大而且變化太快。
儒家找到了一種面對世界的良好方式就是“明明德”。面對這四重天,去把自己內在的光輝發掘出來。《大學》的意義就在於,當一個人通過良好的教化、修養、陶冶之後,能夠把內在清淨無染的本性發展出來,而成為一個真實的人。為了將人性內在的光輝發揚出來,或者培養光輝的人性,就要克服環境的惡劣影響,這樣才能把每個人心裡所有的光明德行激發彰顯出來。在我看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實就是一種自我的啟蒙,去洗掉那些蒙蔽心靈的贅物和虛假的東西,而把美好的德行開啟出來。
(二)推己及人的公共意識
“大學之道”的第一個綱領“明明德”,主要強調的是自我啟蒙。第二個綱領是“親民”,對“親民”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認為親民就是親近人民,程頤認為“親,當讀作新”,朱熹繼承程頤的觀點,認為“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而從《大學》後面的內容看,“親民”應為“新民”。
“明明德”意味著當人明白“大學之道”,應進一步去啟迪自己而去掉雜欲,才能達到清靜無為的境界。而“親民”則告誡人們,通過自我完善而獲得的心性提升成果不能一人獨享。因為知識權力告訴人們,知識不能獨享,一旦人經過自我啟蒙獲得了剛健清新的人生境界後,還有去除其他人之“蒙”的義務,從而讓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去掉蒙昧,走向新生。這就是“親民”的精神,就是強調要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去除內在的心靈蒙昧而變成新的人。這種推廣及人的啟蒙,正是知識分子和大學教育的重要功能。大學不是“獨善”,而是“兼善”,不僅讓自我變得更加完美,而且也讓天下更為完美起來。有這一批覺悟了的知識分子不斷去發揚這種“明明德”精神,就會讓這個正在被污染和蒙昧的世界變得更加清潔美好。
但是,做這樣的啟蒙大事是很難的,其難並不在於啟發自己,而在於把自己的思想變成他人的思想之難,而變成他人認可的思想則更難。當面對一些人,他的內心全是固若金湯的偏見,完全不能接受任何春風化雨的教化,他過分堅持自己、自我、固我、本我的東西,處在一種頑固不化的想法禁锢之中。面對這樣的人,教化就顯得非常難,而生硬地去教化就顯得教者缺乏人性。在現實中,這種情況卻比比皆是。比如,現在有多少兒童的學習成績,不是父母親打罵出來的呢?為什麼要打?這說明連父母親去推己及子的春風化雨都如此地難,而進行普遍的大學教育當何其難哉!所以,當人們在否定知識分子啟蒙功能的時候,其實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啟蒙做得還很不夠。這個啟蒙是雙重啟蒙,先啟蒙自己再啟蒙他人,即先要“明明德”,才可能去“親民”。
(三)止於至善的高妙境界
“明明德”講的是自我啟蒙,而“在親民”側重於推己及人。第三綱領是“止於至善”。此處的“止”是一個關鍵詞。一般來說,止是停止、終止。但在這裡,對“知止”的理解有其難度。只有當一個人有很高教養之後才能做到“知止”。“知止”是對自己的很高要求——知道進退、知悉厲害、去掉雜欲、有所不能而有所能。這個“止”的意思是說人的目的是要達到最高的善,抵達人生最完善之境,不達到極為高妙的境界就不能停止追求,即使達到好的境界也還要精益求精。
顯然這是一項很難做到的大事業,其難在兩個方面,只要解決了這兩個方面,並循序漸進,就能達到至善。首先,要知道什麼不能做,這就是那些不善的事情。第二,要知道自己該去做什麼,就是去做那些善的事情。這看似簡單其實很難,人們總是在最簡單的道理面前犯錯誤。要避免那些不好的,要去做那些好的,就是強調自己清醒的判斷力、堅定的意志力。正是因為有了清醒的判斷力,人才會有所不為而有所為,有了堅定的意志,才能達到至善完美。
至善不僅是道德的要求,也是做事業的要求,它彌漫在整個社會當中,成為人們內在的尺度。在今天的商業時代,生產的質量要止於至善,服務也要止於至善。眾所周知,德國產品的質量非常好,奔馳、寶馬等都是高質量的轎車。其原因就是德國人那種精益求精的精神,甚至這種精益求精已經到了古板教條不容通融的程度。一輛寶馬車在出廠時,檢測人員在車表面漆上發現了比芝麻粒兒還小的一塊不太平的油漆,就要重新刮掉全車油漆重新做。在很多人看來,馬馬虎虎、隨隨便便、敷敷衍衍就可以了。但德國人從不敷衍隨便,就是要把所有漆去掉重漆一遍。連對一小塊漆都如此的認真,那對機器、機件、傳動機當然是精益求精了。
(四)循序漸進的精神躍升
“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是說要把內在的欲望去掉,從而彰顯美好的品德,推己及人,普及天下的真正的友善思想,進而精益求精達到至善。這是歷經歲月而不減其光輝的難能可貴的思想。而實現這三個綱領有其具體做法。其具體的做法又有重要的幾條規定:“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知止而後有定”中的“知止”是說知道自己的目的,就是知道做什麼和不做什麼。強調要心靜、心止。“止”非常關鍵,除了止其所當止以外,“止”還有一個新的含義,就是要停止在事物的邊界上,停止下來以後,將其變成可以居住棲息之地——“至善之地”。之所以要“止於至善”,不僅僅是排斥那些不好的,而且要居住在至善當中。“定”是說知道了目的所在,然後意志才會有定力。
“定而後能靜”是說意志有了定力,心才能清靜,才能安靜下來。“定”指人的定力,如果今天刮東風就往東跑,明天刮西風就往西跑,那這樣的人就是一個浮躁的、隨風飄蕩的人,這就是沒有“定”。定力極為重要,因為定了之後心才能清靜下來。之所以要清心是因為內心的余念、雜念太多,人在社會上就會變得非常浮躁。浮躁的結果就是出現內在的一些疾病,這個疾病表現出來就是妄動。妄動就是不按規律去動,不顧現實條件去動,執意按照自己的躁動之心奇思怪想去動,甚至是超越了現實的條件去亂動,不懂進退,不懂秩序,不懂得給自己定位,其結果就是不能“安”。不安就有危險,這是儒家所不願看到的。所以,首先要有意志的定力,然後內心才能清靜而不妄動。做到心不妄動,在環境當中才會處於一種安適的狀態,即“靜而後能安”。安適的狀態是一種安逸、舒適、激發自己的靈感和創造力的精神狀態,這不是一般的“隨遇而安”,因為隨遇而安仍然是局限而被動的。這裡的“安”是指一種主動行為,是主動去尋求的安適的狀態。只有心不妄動,身不妄動,才能達到心安理得的狀態。但是,人要做到隨遇而安,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地點而做到心安是一個很難的過程,更何況去主動地克服環境獲得安。能安之後,人才能夠處事有度、思慮周詳,即“安而後能慮”,而且一旦定下來就不再變,能夠思考問題各個方面而達到至善的境界,這樣就會有所得,即“慮而後能得”。
這就是儒家所談到的幾條具體的達到綱領的知行方法,循此步驟就能達到至善的境界。事情往往是這樣:淺者不覺其深,而深者不覺其淺。看上去容易的事,做起來卻很難,但並不意味著沒人能做到。這裡可以提一下德國哲學家康德,盡管他不是儒家。康德在《倫理的基礎》中提出一個重要命題——“不許撒謊”。“不許撒謊”的“不許”就是“止”,“不許”在這裡是一個絕對界線。於是,有好事者就問他,如果殺人犯逼上門來,要你康德老人交出朋友所藏的地方,如果你不撒謊,把朋友交出來,那你豈不就是一個助纣為虐,跟殺人犯同謀的人嗎?康德痛苦地思考了很長時間,最後還是說“不許撒謊”。別人不明白,就問為什麼,他說,如果是為了救朋友就撒謊,看起來這個事情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撒謊”變成了“人類本性”,如果“撒謊”變成每一個人都“必須”要去做的事情,那麼你今天撒了謊,明天就要用十個謊去圓前面那個謊,後天就要用更多謊言來使前面這十個謊自圓其說。這樣一來,撒謊就變成了人類的本性,人就變成了一個“撒謊的動物”,這就很可怕了。所以,康德堅持“不許撒謊”!這“不許”就說明了沒有什麼條件可講,沒有什麼原則可以出賣。“不許撒謊”就是對人的“至善”的高要求,這是深刻體現了他的心定、心靜、意志力、思慮周詳和精神最高境界。在康德看來,這一次他的朋友因為他不撒謊而死了,但是他維系了人類的不撒謊的權利和尊嚴。這就是“不許撒謊”的深刻意義。
“定”、“靜”、“安”、“慮”、“得”都是一種精神的、意志力的內在規范和秩序。但是現實的很多問題並非這麼簡單,常常有一些外在特例。雖然思慮周詳就能達到至善的境界,但是同樣會有問題。美國法律上曾出現這樣一件轟動性事件:一艘船在海上航行遭遇風暴,船上有一名船長、七名水手以及八十多名旅客,由於超重,船馬上就要翻了,船上能扔的東西都扔到了大海裡,但還是超重。為了保證更多人的生命安全,船長決定把八名胖旅客扔進大海,然後船終於順利地靠岸了。但一上岸,船長就被起訴為一級謀殺罪。這就是一個本體問題。當你自己思慮周詳想要達到盡可能好的局面時,它可能觸犯了另一部分的東西。所以《大學》裡所談到的關於幾個達到綱要的步驟,其實也是很難做到的,正惟此,更需認真地去做。
法庭上的辯論使得雙方爭論不休,一部分人認為這位船長正是出於深刻的人道主義,所以他靈活地以最小的犧牲換來了更多人的生命。但是那八位去世的旅客的家屬卻不這麼認為,他們根據的是另一條原則——一個人沒有任何權力去判另一個人的死刑,沒有任何權力讓另一個人去死,因為這在人性的天平上是不合法的。在我看來,理論和現實的問題都需要進入我們的視野,任何理論上的要求都有一個適用范圍的問題。如果從儒家觀點來看這個事情,或者從那些經過自我啟蒙而有覺悟的人的觀點來看這個事情,可能會認為應該讓那八位船員自己跳下去。但是如果船員跳下去了,那船上的八十幾位旅客,肯定就會葬身大海。我認為,儒家所主張的去掉雜念,彰明本心,尋得定力,然後思慮周詳,最後達到完善境界,仍然是一種不錯的,人們可以遵循的原則。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段話主要強調“溯本正源”。人總是被一些支流末節、細微瑣碎的東西左右,而忘掉了真正的本原性和根本性所在。“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說明事物有本根,也有末梢,事情總是有開端,也有結束。“知所先後”是說認識有一個先後順序次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強調,要知道先做什麼後做什麼,要知道開端與終結,要知道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要知道什麼是本原什麼是末流支節。這是一個從“知”到“行”的過程。讓人明白本心,然後去知道社會世界秩序的真正的方向,最後知道事情的路徑、程序。只有這樣,才能培養根本,才不會本末倒置,才不會去坑害他人,同時也不再去醉心於蠅頭小利而忘掉了自己的本性。否則,就像《聖經》所說:你獲得了整個世界,你獲得了天底下所有的金錢,而你失掉了靈魂,你還剩下什麼呢?你怎麼去贖回你的靈魂呢?
資料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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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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