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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密宗道場的建立，數朝帝王的鼎力支持
五台山密宗道場的建立，數朝帝王的鼎力支持 作者：李克域 來源：青年在線 不空是唐代玄、肅、代三朝老僧。他德高望重，所受禮遇，在僧人中前所未有。在唐帝面前有求必應，說一不二。這三代唐帝都以信仰佛教為治國方略。“天寶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莊、老、文、列四子之學者”。可能是道教與密宗有“血緣”關系，後來他又轉向信仰密宗。道教認為世界本源為水、火、木、金、土五種原素所組成。陰陽五行，“九宮八卦”是它的基本哲學思想。無獨有偶，密宗有“四大種子”，地、水、火、風、空、識的六大，“八方”的自然觀。然而密宗又比道教高出一頭，它有嚴密的邏輯推理理論（因明學）和靈活的辯術，都使玄宗耳目一新。 《宋高僧傳》中的《善無畏傳》中說：“開元初，玄宗夢與真僧相見，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寫之殿壁，及畏至此，與夢合符，帝悅有緣，飾內道場，尊為教主。”當然，這些記載是宗教神話。但是，建內道場，和尊為“教主”卻是歷史實事。密宗大師善無畏通過了唐玄宗的“考核”：“時有術士握鬼神之器，參變化之功，承诏御前角其神異，畏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施矣”。於是，玄宗叫他住在興福寺南院，以後又至西明寺。這是密宗至中國，得以立足的歷史。繼善無畏之後，就是金剛智和不空。善無畏這位行至中國的開路先鋒，開了個好頭，得到唐玄宗的尊重，而後來的金剛智、及其弟子不空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也就暢通無阻了。 金剛智於開元八年（720）到達中國，比善無畏晚了四年，他主要是譯經，收徒；其弟子不空除譯經之外，還參加政治活動，這種局面的形成，與當時唐朝的歷史有關。 唐玄宗笃信密宗，肅宗繼承了其父對密宗的信奉，有過之無不及。繼肅宗之後的代宗皇帝，對密宗更加笃信，幾乎內廷每天都有念佛經聲，他到資聖寺、西明寺去聽經，有時也講經。“永泰元年（765）九月於京城資聖、西明寺置百尺高座講《仁王經》，內出二寶輿中，命有力者衣金甲舁出。又結彩為菩薩、神王及八部鬼神，羊車、鹿車、牛車，內侍魚朝恩，護送宰臣及百官，列班序節，率錢以資僧，供二七日，而罷。又诏宰臣及兩省五品已上官，尚書省四品已上御史大夫中丞諸司馬官，並於西明寺行香修齋奏樂，竟日而罷。俄、吐蕃、回訖入寇，罷百尺高座講經”。 金閣寺第一所密宗道場的建立 太原為不空幼時所游之地，又是唐王朝發祥地，不空對山西是熟悉的，當然深知五台山在中國弘揚佛教的特殊地位。所以他於永泰二年上書朝廷“請捨衣缽助僧道環修金閣寺”：“五台山金閣寺……先聖書額，寺宇未成……天下百姓鹹欲金閣寺成，人誰不願。令澤州僧道環日送供至山，景慕道義禅師所見之事，發心奉為國家依圖造金閣寺，院宇多少一如所見，今夏起手工匠什物茲自營辦，將滿先聖御額，終成道義感通。觀夫此僧志願非小，或謂文殊所假俾樹勝因。且五台靈山額有五：清涼、華嚴、佛光、玉華，四寺先成，獨唯金閣一所未就。既是聖跡，誰不具瞻？不空願捨衣缽隨助道環建立盛事。”肅宗批准了建金閣寺，並賜額“大聖金閣保應鎮國寺”。但是，這金閣寺始終沒有動工修建。這是因為“安史之亂”從動亂到平息經過三年之久，在當時來說對唐朝的財力已消耗即盡，經濟狀態如此，當然肅宗無力支持不空建金閣寺的申請。但是，又經過不空幾年的努力爭取，終於在大歷二年獲得三宰相（元載、王缙、杜鴻漸）支持得以批准修建金閣寺，這是五台山第一所密宗道場。 金閣寺建好後，不空於大歷五年親自至五台山主持開光法會。金閣寺可能是中國第一所金瓦寺廟，對後世影響很大。“五台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巨萬”。鎮澄和尚詩雲：“傑閣倚雄峰，登臨興未窮。怡然觀物化，肅爾禮慈容。簾卷千山雨，窗含萬壑風。倚闌何所思，霜月卦寒空。” 唐朝密宗熱鬧一時。但只是在兩都地區，和並、代、渝等州有所傳播。在幽、燕、冀、豫和東南沿海地區沒有多大影響。在五代十國和宋朝，密宗在五台山及內地沒有什麼作為，也就處於無為狀態。 元密宗以藏傳佛教面目出現 元朝本來是崇奉道教的，特別是全真教。《元史》釋老志說：“及得西域（包括吐蕃），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論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诏敕並行西土。”由於元朝的這種方針政策，續唐朝之後，又在五台山大興密宗道場。但是這時的密宗，是以藏傳佛教的面目出現的。 元帝本想利用佛教統一西藏。但是，佛、道二教都與元朝關系密切，在皇帝面前誰都不甘為下，互相排斥，於是就引起一場佛道辯論。辯論是在上都（多倫）宮內進行的，結果佛教獲勝。於是元朝一改前策，從以道教為主，改為依靠西藏佛教思想為主。藏傳佛教在元朝“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後妃，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宦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護，必敕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蓋其重之始此。”僧人可以與王“爭道，拉妃墜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诏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這樣，元朝就在內地發展帶吐蕃氣習的密宗－－藏傳佛教。 明建立阿育王佛捨利塔 到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深知佛教對社會穩定所起的作用。所以在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德化導為善，乃遣使廣行招谕”。把原來元朝管理宗教事務的官員召至南京“授職”。當時吐蕃各教派也迫於形勢主動到南京，實際上是觀察明朝對吐蕃的政策。到成祖時期先派了少監侯顯、和尚智光赴吐蕃作安撫工作，诏吐蕃僧哈立麻來京。 永樂四年（1406）哈立麻至京，“帝延見於奉天殿，明日宴華蓋殿，賜黃金百，白金千，鈔二萬，彩帛四十五表裡，法器、裀褥，鞍馬，香果，荼米諸物畢備。”命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七日，封哈立麻為“萬行具足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看來封此號是在靈谷寺舉行冊封儀式的。受封後他在靈谷寺住了七天，起身赴五台山，並命哈立麻赴五台山建大齋，所謂的“大齋”就建在顯通寺，並命太監楊升修建此寺阿育王所置佛捨利塔，以飾示法王之居。這個塔，就是現保存完整的塔院寺的白塔。 此後，明朝在五台山建的密宗道場還有普寧寺（今大圓照寺）、萬聖佑國寺等。 清鼓勵蒙藏僧人到五台山修持 清朝入關後，定都北京。對佛教取尊奉政策。 清朝入關後第一個皇帝順治，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清朝基本上是沿明朝對西藏的政策。清朝各代皇帝，特別是康、雍、乾三代，吸取明朝歷史教訓，對蒙藏問題特別注意。清政府把西藏密宗當做“政”對待。隨著清政權在全國的鞏固，藏傳佛教作為統一蒙古民族的思想工具，逐漸地用行政手段扶持起來。到乾隆年間，更明確的提出“興黃教，即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的方針政策。 清政府把藏傳佛教，分為四個區域來進行管理。藏區分為達賴管轄區，班禅管轄區。達賴以拉薩為中心的前藏地區，班禅是以日喀則為中心的後藏地區。蒙古分為外蒙古（又稱喀爾喀蒙古），其教權授予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原來哲布尊丹巴直轄於達賴喇嘛，在1694年外蒙古四十八家王子與清政府在多倫諾爾會盟後，康熙皇帝授予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為“敷教安眾大喇嘛”的尊號，可乘黃車，代代相傳，統領外蒙古佛教，並在多倫諾爾建匯宗寺，以示安禅。清軍把准噶爾叛亂頭子噶爾丹消滅後，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又返回庫倫。內蒙古、甘肅、青海、京師、多倫、承德、五台山以及華北地區，授權章嘉國師。章嘉，本來是“張家”，乾隆皇帝認為不雅，故改為“章嘉”。一世章嘉活佛原來是青海省互助縣紅崖子溝張家村人，佑寧寺選此村孩子為活佛，所以，佑寧寺的活佛系統，就稱“張家”。這是一世張家的來歷。康熙四十四年授予張家呼圖克圖二世阿旺卻丹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賜國師玉印，第二年又賜金印。 清政府把章嘉安排到五台山、多倫、承德、北京、甘肅、青海等地，使他成了清朝對蒙藏地區的政治、宗教“巡視使”和“欽差大臣”。因為五台山地處華北中心地帶，又是高寒區適合蒙藏等北方高寒地區民族氣候環境，章嘉作為國師，長住於此，就自然成為當時蒙藏佛教中心，也自然而然地成為聯系蒙藏高層僧俗人士的“中樞神經”。正如康熙帝在《清涼山志》序中所言：“茲山聳峙於雁門雲中之表，接恆岳而俯滹沱，桓臨朔塞，藩屏京畿。其地風勁而高寒，層冰陰巖積雪，留於炎夏，故清涼。”清朝著力在五台山興黃教寺院，鼓勵蒙藏僧人到五台山修持，是為了加強章嘉國師的凝聚力。 藏傳佛教與章嘉國師 由於章嘉國師常住五台山，五台山也是清朝皇帝常往來之地，當然主要是康、乾二帝，特別是乾隆帝，朝山次數最多，在中國皇帝中他稱得起朝台山“冠軍”，達十一次。 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來五台，章嘉國師為帝在菩薩頂舉行祈願經會上，章嘉國師居於中央，帝坐於其左首，念誦佛經。“誦經畢，按照慣例，章嘉國師及其弟子數名，在大皇帝面前致頌辭，撤花瓣，獻哈達。大皇帝說：與胡圖克圖同坐在朕之座位上，朕便覺得安樂。說完，拉著章嘉國師之手，讓章嘉國師與他坐在同一個寶座上，如此尊寵，簡直不可思議。”三世章嘉國師，幼兒時就被接到清宮教養，後伴讀弘歷，所以乾隆皇帝與他情意頗深。他的漢、滿、蒙、藏語言文字皆通，而且對這些典籍都有涉獵，造詣較深，在蒙藏佛教領袖中影響極大。他經常被派往外蒙、西藏地區巡視，是達賴、班禅、哲布尊丹巴的座上客。六世班禅、八世達賴、三世哲布尊丹巴，都是他被皇帝授權赴藏認定的轉世靈童。並授教予他們顯密經典，是這些活佛的真正師父。 乾隆二十年“時准噶爾謀叛，遣使抵喀爾喀各部，誘其離中國而獨立。喀爾喀之西部諸王，受其煽惑，已振軍興旅矣。高宗聞之，先命駐京章嘉呼圖克圖，致書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請竭力鎮撫喀爾喀地方之人心。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答章嘉呼圖克圖書日：勿庸煩心，謂事皆平穩。”由此事可知，章喜國師在蒙藏地區影響之大。 由於蒙藏地區僧侶和王公貴族們，懼怕首都北京炎熱，朝觐皇帝之後，很想再拜章嘉和朝聖文殊聖跡。雖然皇帝夏天都在避暑山莊。但是因為在皇帝眼下，承德寺廟皆為御用，活動多有不便，更主要是為了朝聖文殊，所以多往五台山。清朝乾隆年間五台山的藏傳佛教寺院，由於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鼓勵，好多和尚改為喇嘛，就是這個歷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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