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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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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王雷泉教授：“通商”與“傳教”
“通商”與“傳教” 楊仁山居士的《支那佛教振興策》二篇(《等不等觀雜錄》卷一，收於金陵刻經處印行《楊仁山居士遺著》)，寥寥數百字，內涵卻十分宏富。一百年前的世紀之交，在落後就要挨打的嚴峻現實下，滿清王朝被西方列強逼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於是辦洋務，開工礦，派留學生……值此百事更新之際，以張之洞為代表的統治階級中一部分較有頭腦的人，卻開出了一劑急功近利的“廟產興學”藥方，欲取寺廟之產業，以充學堂經費。 在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光注重世俗層面的招商開廠，而不注重超越的宗教精神，能否使中國真正富強起來？《支那佛教振興策》，比起一般單純為了保廟產的寺僧，其高明之處就是指出近代化與宗教同步發展的關系。比起颟顸昏庸、病笃亂投醫的滿漢大員，楊仁山是更有資格討論“通商”與“傳教”這二者關系的。楊仁山是中國佛教徒中走出國門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1878年和1886年，兩次隨曾紀澤、劉芝田出使英法等國，學習西洋先進的政治制度、經濟管理和科學技術，采購儀器設備，並向朝廷上書建議派更多的年輕人出國留學。同時，他在英國會見了近代宗教學創始人馬克斯· 缪勒教授，接受了先進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並與缪勒門下的日本留學生南條文雄結下了長期的文化交流關系，他幫助南條文雄編寫佛藏目錄，南條則把許多在中國已佚的佛經通過楊仁山從日本反哺回中國。楊仁山還與美國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錫蘭佛教復興運動代表人物達磨波羅居士等宗教界人士有過多次交往。綜觀東西各國大勢，楊仁山指出：“泰西各國振興之法，約有兩端：一曰通商，二曰傳教。通商以損益有無，傳教以聯合聲氣。我國推行商業者，漸有其人，而流傳宗教者，獨付缺如。” 中國現在正進入市場經濟階段，經濟秩序和價值規范正在重組之中。過分講求人事功利以致忽略對永恆精神的追求，既是我們民族文化傳統的承負，也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代價。前不久，上海最大的南京東路新華書店有過一次不大不小的危機，據說一位相當層次的官員揚言，若是由他主管這一地段，早就讓書店遷出這塊黃金地段了。如果順著此公的思路，那麼最該征用的地塊應是處於鬧市中心而經濟效益更差的人民公園，哪怕是給肯德基炸雞店作養雞場也能創造更多的利潤。現代化與宗教其實並不對立，它們之間是一種辯證的關系。“現代化本身產生的問題會增長對宗教的需求。”“宗教乃是減輕現代化帶來壓力的一種可能方式。”((德)蘇為德：《現代化和宗教的辯證法》，《世界宗教資料》1992，4)如果我們承認在大都市的鋼筋水泥叢中，不能沒有綠化園林的調節；那麼我們也必須承認，在追求溫飽乃至小康的物質生活中，同樣不能沒有超越的宗教精神的滋潤。 瑞士天主教神學家漢斯·孔1987年訪問中國時作了《基督教向何處去》的學術報告，提出“我們現在正處於重新發現宗教的過程中”，一旦日新月異的經濟發展伴有宗教冷漠麻痺，如果純粹的物質至上主義開始統轄一切，將會產生什麼後果呢？“人生無意義感會加重，歸屬感會喪失，道德悲觀主義會加強，失去精神寄托的感覺會漫延。”(《中國宗教與基督教》，三聯書店，1990，231-232頁) 這種後果，我們已經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此時此刻，楊仁山的警告依然具有劃世紀的意義：“東西各國，雖變法維新，而教務仍舊不改，且從而振興之。務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我中國何獨不然？！” (寫於1994年10月，文中主要內容，曾作為金陵刻經處主辦的 《聞思》雜志[僅出刊一輯]刊登楊文會《支那佛教振興策》的“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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