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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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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周貴華博士：佛教緣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特質及其現實意義
佛教緣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特質及其現實意義 周貴華 在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科學的進展和物質文明的成果令人炫目。技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給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享受、效率和便利。但另一方面，西方工業現代化伴隨的消極後果也顯露了出來，生物物種加速滅絕和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使“先發展後治理”的工業發展摸式遭到了普遍質疑。加上二次世界大戰，及世界范圍內的道德危機，二十世紀展示了一幅復雜的圖象。在逐步邁向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在新紀元開始之此時，人類的心靈應該冷靜地思索。重新塑造文化精神，以建立物質與精神的平衡，勢在必行。這裡，東方傳統文化的價值凸現了出來。其中，以緣起思想為特征的佛教的文化精神顯出了特殊的意義。下面先通過分析大乘佛教的緣起思想，說明大乘佛教的文化精神特質，最後談其對建設新的世界文化精神的重要意義。 一、大乘佛教的緣起思想的特質 大乘佛教思想紛纭龐雜，但離不開一個核心，就是緣起思想。緣起思想主要談一種獨特的因果關系。它認為，一切有為諸法，也就是現象界的萬事萬物，皆因緣和合而生。此“和合緣起”思想略有五個特點： 第一，緣起的本質是和合性。佛教認為，事物生起的原因是因與緣的存在、具足與和合。同樣，事物的存在亦是因與緣存在、具足與和合的結果。也就是說，事物完全系屬於因緣，即依賴於各種條件的具備與會合。這排除了全能、超因果、永恆的造物主的存在，也否定了塊然自生的可能。在因與緣和合的關系中，因、緣雖有主次之分，但二者都不可缺少。因是一，而緣卻有眾多。因對事物的產生及性質的限定起主要作用，而緣起輔助作用。但這並不是說緣不重要。緣不僅幫助事物的緣起，且由於緣的眾多性，一事物與余事物才有了普遍聯系。 第二，緣起具有變化性，即所謂無常性。佛教認為，事物由因緣和合而成，沒有不變之自體性，系屬於因緣，完全依存於眾緣的同時具備，不可能生起前已存在，也不可能生起後常存。因此，事物的存在僅是一種暫存。現象的這種暫合性或暫存性，被稱為無常。佛教用生、住、異、滅四相來描述。大乘佛教更將無常性解釋為剎那生滅。一切事物(包括生命)都處於剎那剎那生滅變化的過程中，是一種永恆變動之流。這樣，一切事物，由因緣和合而成，前滅後生，相似相續，無有止息。 第三，緣起具有時間和空間的普遍性。佛教認為，緣起是一切時空的一切現象所遵循的法則。雖然現象世界斗轉星移，滄海桑田，雖然每一事物念念不住，剎那生滅，無有自性，但都逃不脫這個無時不在無處不有的緣起法則。不管是在現在，還是在過去與將來，一切事物莫不如此。換言之，在任何時間、空間，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恆常的，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生起，亦不可能從唯一因或不變之因得生，或由神創生，也不是無中生有，必須是因與緣和會，即各種條件湊泊，才得生起及存在。 第四，緣起具有徹底性。佛教認為在這種因果關系中，從一方面看，在一一物作為果的同時，亦是因(或緣)。從另一方面看，一一物作為因(或緣)，同時亦是果。即一切物既是果，也是因(或緣)；既是因(或緣)，也是果。不論是生命物還是無生物，不論是外境還是內心，不論是天體之大還是誇克之微，皆不例外。這樣，一事物由余事物為因、為緣而生起，此物反過來亦為因、為緣參與緣起余物。也就是說，萬物彼此互為因緣，相依而生。相對於佛教的緣起思想，佛教外的形形色色的因果思想都不徹底，它們要麼尋求一本身不是果的終極因，要麼試圖用一些不變的微細元素為因，等等，以說明事物的生成。在這些因果思想中，總保留有東西是因非果，或是果非因，顯然與佛教的緣起思想不同。 第五，緣起具有整體性。佛教的徹底的因果思想表明，一切事物處於一種整體的因果連攝中。一物通過因和緣的“紐帶”，聯系其他事物；其他事物亦通過因與緣的“紐帶”和會於此物。這樣，一切事物就相互聯系，互為因果。此相互交涉的因果聯系，如同一個無所不維無所不納的“互聯網”，豎窮三世，橫盡十方。每一事物雖僅位於一時空交叉點上，通過因果聯系，卻與十方三世的一切事物相通。太虛曾有一非常恰當的說明，“我人的一舉手一投足，語默動靜，無一不與萬事萬物為緣而互通消息；更推廣論之，山間的一草一木，海洋中的波濤與空氣，天上的星球運作，無不與每一物互相為緣以致其違順消長。”佛教用“一多相即”或“事事圓融(無礙)”的道理來闡明這種無窮的因果相攝關系，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物物相依，互相含攝，圓融無礙，如同帝釋網珠珠相映，所映境界互相涉入，重重無盡；又如華嚴經言：“於一毛孔中悉分別知一切世界，於一切世界中悉分別知一毛孔性。”這就是大乘佛教的緣起境界。 在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中，關鍵是要解決自然界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人類的生命體悟和實踐歷程，表明了個人、社會、自然間相依相生的一體關系。大乘佛教的徹底的緣起思想深刻地把握了這種關系。以這種緣起思想來觀照人與社會、自然界之間的關系，就揭示出大乘佛教的文化精神，這是一種新的文化透視觀。 第一，相對於宇宙全體，緣起觀提倡一種一體平等的精神。如前所述，大乘佛教的緣起思想，揭示了一個和合緣起的整體性的宇宙。在緣起觀的觀照下，宇宙的一切事物和合為一整體；而在這整體性的宇宙中，每一事物又是平等的。在整個時空范圍內，一切事物剎那不停，前滅後生，相似相續。它們互依互緣，連合而起，無一物而有例外。這樣，萬物一多相即，相涉相入，圓融無礙，渾然一體。換言之，森然萬象雖然形形色色，變動不居，但一體相連。進一步，可以看到，一體的萬物彼此相緣，又各有自位，平等平等。因為，從緣起的角度看，一一物皆依緣和合而生，皆賴緣合助而存，不能自生自存，其生存的意義是在與其他事物的相互聯系中獲得的。這樣的生、存，說明無一物比余物更重要，任一物都不能凸現出“唯我獨尊”式的重要性。同時，任一物在余物的緣起中都不可替代，不可或缺。這又說明物物各在本位，各有其用，無欠無余。這兩方面的道理表明，一切事物彼此平等。綜上所述，可給出萬物間一體平等結論：由宇宙萬物互依互緣，說一體；由皆依緣起緣存，說平等。在一體平等精神的觀照中，宇宙萬象前滅後生故生生不息，剎那不住故活潑新奇，因緣所生故平等一味，相互涉入故和諧共處。人、動物、植物乃至一切生命、非生命體，皆一體平等，和諧無礙。這是大乘佛教緣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的第一層含義，也是其最基本的含義。 第二，緣起觀揭示了一種相生共存的文化精神。在普遍的緣起關系中，每一事物都依因緣和合而生；由因緣和合而生，則無有自性；由無有自性，則不能停住；由不能停住，則剎那生滅。剎那生滅的萬物，本沒有相續的存在，但由因緣力，能前後相似。剎那前後相似的事物，在人的眼中，就是一個相續的東西。由此，事物就獲得了連續的“存在”。這樣，我們就知道了事物生、存的本來意義：因緣和合而起即生，前後相似相續即存。這樣的生與存表明，不僅生離不開緣，存亦離不開緣，即生需依緣合，存亦賴緣助。如禾苗需種子、土壤、水份、空間、適當的溫度等等條件湊合，才能生；同樣，需土壤、空間、水份、肥料、陽光等等條件相助，才能長。且一物的生，必涉及余一切物的生，一物的存，亦必涉及一切物的存。即一物的生、存，依賴於一切物的整體性生、存。還舉前例，禾苗生長所需的那些緣，同時亦由其他事物緣合而成，而後者也待緣成；如果這樣反復追尋下去，會發現，一株禾苗的生長，必借助一切事物的緣力才能實現。因此，一切事物生必相生，存必共存，不能獨生、獨存。 第三，當觀照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生命所屬的生命界時，同感親和也是一種基本文化精神。佛教認為，人與動物同為有情，皆五蘊和合之體，二者皆既有物質性的肉體，更是具有感、知覺屬性的生命。換言之，一切生命之間不僅具有緣起和合性事物的一體平等、相生共存的依存性，還有由感受知覺能力帶來的可溝通性。由此，人對生命界本能具有同感之心、悲憫之心。由此，佛教認為，一切生命本是一體，相生共存，互感互知。並進一步說明，一切生命的苦即自己的苦，感同身受；自己的樂是一切生命的樂，無私播與；故有大慈大悲，以悲拔除一切生命之苦，以慈給與一切生命樂。這就是佛教的同體大悲，反映了對一切生命的深切同情及一切生命的平等觀照。正因為如此，佛教五戒的第一條就是殺生戒，而對生命的慈悲也就成為了佛教的基本價值導向。如果反映在文化精神上，就是同感親和：與生命相感通，對生命生悲心。 第四，從人類社會的角度出發，緣起思想闡明了一種自利利他的精神。按照緣起的思想，萬物內在地處於緊密和普遍的相互聯系中。人作為萬物之中的一員，總是生存在與萬物相緣的關系中，絕不能獨立地生、存，生存需依賴於萬物作為因緣的合助。因此，人與萬物相生共存，一體平等。人與萬物的關系如此，人與人之間也不例外，內在地連屬在一起，聲氣感通，平等共存。人與人之間、人與萬物之間的這種一體平等、相生共存的關系，是一種普遍恆存的“自然聯系”。進一步，由於人具有情感與理智，即具有思想行為的特殊能力，人與人間的相互影響，形成了自然物間所沒有的“社會聯系”。即人自己的身口意即行為、言說、思想意識的串習及人和人、人和自然間的相互影響，人與人間形成了“社會聯系”，產生了生命界的特殊群體人類社會。必須注意，“社會聯系”與“自然聯系”相較，後者比前者更基本，但前者比後者更明顯也更緊密。因此，個人的生存不僅受“自然聯系”的影響，也受“社會聯系”的制約。在社會中，人直接地依賴於整個社會，反過來，個人的思想、行為對社會影響亦大。這表明在社會中不僅人人的生存，而且人人的發展皆是相互依賴的。因此，人的存在由“自然聯系”與“社會聯系”所決定，必定是“依他”的；人無法只通過自身而不藉他人他物獲得獨立自足的存在，必定是“無我”的。依據此無我依他的生存本質觀，對別人有害的行為，在根本意義上會有害於自身；反過來，利於別人的，在根本意義上會利於自身。但最恰當的行為應對自己有利，對別人亦有利，即是自利利他的。也就是說，一個真正道德的或者負責任的行為，必定是自利利他的。而且，於此自利利他中，不是從利自向利他擴展，而是通過普遍性的利他回到個體性的利自。這種以利他為先的自利利他的精神，就是大乘佛教的菩薩行的精神。這樣，根據普遍緣起的思想，大乘佛教發展出一種自利利他的精神。 前面已經說明，萬物間相依相生、相離各滅。彼此相互為緣，不可分離，和合成一整體。就人而言，每一人與社會的其他人、與自然界的所有生命體、與一草一木都連屬在一起，相互依存。個體人不是別的，正是自然、社會全體的體現，自然、社會和合的全體離不開個體的存在，所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此，人的生存和發展，取決於個人、社會、自然界的相生共存、趨同發展。但是，人類在其生命的歷史長河中，從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為了追求自己的短暫利益，經常忽視人、自然、社會的一體共生性，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使人類和自然界的生存前景蒙上了暗重的陰影。 十八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經過二個半世紀的歷程，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了物質繁榮，其國民的生活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樣亦帶動全球其他國家的經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但是，人類卻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生物種類的大量滅絕、環境的不可逆轉的污染與破壞(江河斷流、土地沙漠化、能源危機、臭氧層的破壞等)，越來越沉重地壓在人類的心頭。換言之，西方“先發展後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帶來物質繁榮的同時，卻引發了致命性的生態災難。可以這樣說，人類如果再按慣性走下去，不僅物質文明只會昙花一現，人類的生存家園地球也將提前報廢。這說明，人類一味追求物質的繁榮是錯誤的，其結果必然是自掘墳墓。因此，必須放棄“先發展後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究其根源，此模式來自於西方文化中狹隘的技術中心論、人類中心論以及“相克式”思想傳統。這種思想傳統設定了一個永恆的、無限的自然界，後者同時扮演著兩個角色，既是人類桀骜不馴的敵人，又是人類獲取財富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這樣，人類的任務就是窮其思慮地征服自然界、變本加厲地壓搾自然界，使它在人類面前低頭，乖乖地交出它所有的一切。殊不知，自然界是一個有限的、非永恆的存在，象人類一樣脆弱。對自然界的破壞與掠奪，必然導致生命和自然生態的災難，最終必定反作用於人類自身。 世界的很多國家對此已有所反思，試圖找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以確保人類在保持生態平衡的條件下能夠長久穩定地發展。它開始關注人、社會、自然界“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全體關系，試圖調整人類對待自然的方式。但人類謀求物質快速發展的強烈渴望與自然界冷漠的約束及殘酷的報復，構成一種永恆的沖突。因此，如果不徹底拋棄人類中心論及“相克式”的思維模式，人、社會、自然和諧發展的良性循環是不可能實現的。這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文化價值觀，以從根本上對治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及社會失衡，建立人、社會、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型關系。這種新的文化精神，作為人類中心論以及“相克式”思維模式的對立物，應該昭示出，人類和自然界(包括生命界)都是有限存在。自然界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前提，也是人類快樂和幸福的源泉。毫無疑問，不可能有離開自然界的人類，同樣不能想象離開人類的自然界，二者一體共存。人類應該親近自然界，珍惜、愛護它的一草一木與每一生命，與它親和相依、並同發展。而在享用自然界的財富時，不要掠奪、破壞、浪費，要保證其再生能力，維護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同時，這種新的文化精神，還應告訴人們，人與人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他人不是與己斷然不同的存在，實際就是以“他”的面目出現的自己，自他本是一體的。個人不可能離開社會而獨存，必依賴於社會提供的生活與生產資料、信息，及需要社會的愛與安全的保證。社會也需要每個人負責任的參與與奉獻。換言之，人須認識到他人的重要性，破除“自我”的壁壘，彼此間相互尊重、親和友愛、自利利他，這樣，自私與貪欲就能得到對治，從而建設一個和諧平衡、持續發展的社會。這種文化精神，可稱為“相生式”(“親和式”)文化精神。因此，人類社會與自然界能夠持續發展的關鍵，是要在人類的意識形態和心靈中確立親和相生的“相生式”(“親和式”)文化精神，並以這種文化精神為基礎，建設新的世界文化。 但是，這種文化資源和文化意識在西方文化中是缺少的。現代化發展的後遺症和兩次世界大戰，顯示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弊病。人類不可能按照西方的發展軌跡走向未來。因此，東方的古老智慧開始重現異彩。特別是前面所述的佛教的“和合緣起”的思想，指示了一種現時代西方未有、東方已失的人文精神，對建立“相生式”(“親和式”)文化精神有獨特的意義。首先，一體平等、相生共存的精神表明了萬事萬物的相互聯系，即自然、人的一體性和平等性。只有珍惜、愛護自然界的每一生命個體和一草一木，與之相緣共存，人類才能生存與發展。其次，同感親和的精神表明生命個體的平等性、一體性，也表明對生命的尊重、珍惜，對生命的覺受與苦難的同情。一體平等、相生共存、同感親和的文化意識能夠消解人類心理結構中的過度擴張與征服的沖動，逆轉人類對自然界的強勢壓搾，建立人類和自然界的和諧同盟，使自然界的生命和事物重新煥發生機，成為人類的生命之源和精神家園。而以利他為先的自利利他精神能夠對治人類的“唯我”情結，增進道德意識，關心全人類的精神和物質的福祉，自利利他，使人類生活在一個安寧與和平的社會中。因此，如果能借鑒大乘佛教文化倡導的一體平等、相生共存、同感親和與自利利他的精神，拋棄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意識，就有利於樹立“相生式”(“親和式”)文化精神，進而就可逆轉“相克式”文明建立“相生式”文明，使個人、社會與自然界和諧共存，協同發展。 換言之，以一體平等、相生共存的精神觀照人、社會、自然界的相屬聯系，用同感親和的悲心關愛生命界，將自利利他的意識融入社會，顯示出一種親和相生的精神特質。因此，新的文化精神作為一種世界文化的基礎，首先要吸收大乘佛教的緣起文化精神，以此才能完成一次世界性文化的創造性大融合。這樣一種親和相生的“相生式”(“親和式”)新文化是人類的希望。 (此文曾載於《尋根》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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