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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永海教授:淨慈道濟與後期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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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慈道濟與後期禅宗
  南京大學 賴永海
  一. 道濟其人
  道濟和尚,俗稱“濟公”,志書中多稱之為“濟顛”,南宋時人,是中國佛教史上一位具有濃厚傳奇色彩的“神僧”。
  關於道濟其人,正史、僧傳不見記載,歷史上廣為流傳的,是以小說題材出現的《濟公傳》,“小說家言”本不足作為信史,因此,史上是否有道濟其人,曾經有過不同看法:例如,《花朝生筆記》的作者稱:“實則南宋初無是人,乃因六朝釋寶志而訛傳者也”,亦即認為宋代本無濟公其人,《濟公傳》乃是小說家根據南朝寶志有關事跡經藝術加工而成的;又有的小說家認為,《濟公傳》裡的濟公是雜糅南朝釋寶志及宋代的“呆行者”葉守一和淨慈寺的“诋毀和尚”而成的藝術形象(詳見黃天骥《評濟公全傳》, 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濟公全傳》序言)。這種看法同樣認為歷史上並無濟公其人。但是,學術界和佛教界則有不少人認為,雖然《濟公傳》裡的濟公參雜有不少傳說的成分,但歷史上確實曾有道濟其人,且從有關資料中,考證出濟公具體之生卒年月。
  究竟歷史上有沒有濟公這個人,根據有關資料看,宋代確實曾有一位法號稱為道濟的和尚,根據有五:
  其一,據曾在清乾隆年間被收入《四庫全書》的《武林梵志》記載:
  宋道濟,台州李氏子,年十八赴考,因過靈隱,適瞎堂遠公開席,其間濟以宿
  緣求度,遂為沙門。(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第八冊,《武林梵志》卷九。台灣
  明文書局1980年版)
  其二,《淨慈寺志》亦稱:
  濟字湖隱,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夢吞日光而生,年十八就靈隱瞎堂遠落發。(同
  上,《淨慈寺志》卷三)
  其三,《靈隱寺志》也有相類似的記述:
  濟顛禅師,名道濟,台州李氏子,初參瞎堂遠,知非凡器,然飲酒食肉,有若
  風狂。(同上,《靈隱寺志》卷三)
  其四,《天台山方外志》亦說:
  濟顛禅師,天台人,父李茂春。……母王氏夢吞日光生師,年甫十八二親繼喪,
  投靈隱寺出家。(同上,《天台山方外志》卷五)
  其五,據宋《北磵禅師論文集·湖隱方圓叟捨利銘》記載:
  叟天台臨海李都尉文和遠孫,受度於靈隱佛海禅師,狂而疏,介而潔。……叟
  名道濟,曰湖隱,曰方圓叟,皆時人稱之。嘉定二年(1209年)五月十四日死
  於淨慈。
  此五則資料前四則出自寺志,後一則出自銘文,雖然具體說法有小異,但均明言宋代有一位法號稱為道濟的禅師。在沒有充分的根據說明這些資料或偽或訛的情況下,與其臆測“宋初無是人”,勿寧尊重史料而信其有。
  如果歷史上確有道濟其人,那麼,其准確的生卒年月當是何時?
  關於濟公之生卒年,各種資料上記載也不盡相同。據《濟顛僧傳》載,濟公生於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世壽六十,即卒於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但據著名歷史學家陳垣《釋氏疑年錄》考證,濟公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年),卒於宋寧宗嘉定二年(1209年),世壽六十二。驗之於有關史料,筆者以為後說為是,理由如下:
  一.據《武林梵志》載: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瞎堂遠禅師“敕住靈隱寺”,“於淳熙三年(1176年)遷化”。如果如《濟顛僧傳》所言,道濟生於1192年,則瞎堂遠遷化時道濟尚未出生,無從“就靈隱瞎堂遠落發”;
  二.《淨慈寺志》稱德輝禅師“嘉泰(嘉泰元年為1201年)初住淨慈四年”。如果如《濟顛僧傳》所言,道濟生於1192年,則道濟其時方才九歲,難圓瞎堂遠禅師遷化後,道濟往淨慈寺投德輝禅師一說;
  三.陳垣所言道濟卒於1209年一說,與宋《北磵禅師論文集·湖隱方圓叟捨利銘》中所說道濟於“嘉定二年(1209年)五月十四日死於淨慈“正相吻合;
  四.《淨慈寺志》也載道濟於「嘉定二年(1209年)五月十六日索筆書偈”後入滅。
  可見,道濟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八(1148年),卒於宋寧宗嘉定二年(1209年)說較符合(或接近於)歷史實際。
  盡管歷史確實曾有其人,但即便是幾部寺志所記載的資料,對於道濟一生的活動情況,也都是寥寥數語,憑此實難對於道濟的宗教活動、佛學思想作出比較全面、系統的介紹,所幸的是,明隆慶年間由仁和沈孟柈編著的《錢塘漁隱濟顛禅師語錄》、於明清之際由暑名天花藏主人所編的《醉菩提全傳》(另名《濟顛僧傳》)及約成書於清中葉的洋洋百萬言的《濟公全傳》,為人們提供了十分弘富的濟公其人、其思想的有關資料,盡管這些資料都有點近似於“小說家言”,不可視同信史,但它對於人們從各個側面去了解濟公,還是很有助益的,特別是《濟顛僧傳》,不少前賢大德也都認為比較接近歷史實際,因此,借助它以窺探濟公其人、其思想實亦未嘗不可。本文所依據的資料,除了靈隱、淨慈等幾部寺志的有關記載外,也參考了以上所提及的諸本傳記,這是必須首先加以說明的。
  二.道濟的禅學思想
  1.禅非坐臥 佛在自心
  據《濟顛僧傳》記載,當道濟備受坐禅之苦,找其師父瞎堂遠禅師訴苦時,曾說了這樣一段話:
  坐禅原為明心,這多時,茫茫漠漠,心愈不明;靜功指望見性,那幾日,昏昏
  沉沉,性愈難見。睡時不許睡,強掙得背折腰駝。立時不容立,硬豎得筋疲力倦。
  向晚來,膝骨伸不開,到夜深眼皮睜不開;不偏不側,
  頸項帶無木之枷;難轉難移,身體坐不牢之獄;跌下來臉腫頭青,扒起時手忙
  腳亂;苦已難熬,監寺又加竹片幾下;佛恩洪大,老師救我性命一條。
  照此說來,坐禅真如桎梏牢獄,苦不堪言,它非但於人無益,而且簡直要人性命。從傳統佛教的觀點看來,這種說法也許有點離經叛道--因為傳統佛教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把坐禅看成是學佛修行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但是,如果把道濟對坐禅的這番描述與《壇經》中慧能對坐禅的有關論述聯系起來,那麼,二者則頗有相通之處。例如,據《壇經》載,當慧能聽志誠說神秀的禅法主要是教人住心觀靜,長坐不臥時,便說:“住心觀靜,是病非禅;長坐拘身,於理何益!”並作一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這兩段話雖然具體的說法不盡相同,但都蘊涵著一個思想前提,即“禅非坐臥”、“道由心悟”,用道濟話說,即是“坐禅原為明心”、“靜功指望見性”。
  在《濟顛僧傳》中,道濟還屢屢語及學佛修行與外在的行為並沒有直接的關系,例如他痛罵那些假裝一本正經坐禅的和尚,有如泥塑木雕一般,又有何用!認為,凡夫俗子,往往拘於形式,木然呆坐,其結果多屬修皮不修骨;而利根之人,只要心中有佛,一切動作施為,都不礙真修。他曾以一句“他人修口不修心,我為修心不修口”來為自己飲酒食肉作辯護。此語雖然帶有幾分自我解嘲之意,但其注重“修心”的思想卻於此可見一斑。
  道濟承繼慧能心即是佛,注重明心見性的思想,他自己也曾明確語及,在其入滅之前的一首頌中,他曾視自己的思想是“曹溪一滴”!可見,慧能南宗禅確實是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的來源。
  2.性本天真 隨緣任運
  說道濟的禅學思想源於慧能的南宗禅,並不意味著道濟的禅學思想屬於慧能為代表祖師禅,實際上,如果從總體上說,與其說道濟的思想屬於禅宗前期的祖師禅,勿寧說它與隋唐之後的“分燈禅”更接近一些。
  道濟其人的最大特點,如果一言以蔽之,則在於“顛”!《濟顛僧傳》有這樣一句話:“這濟顛竟將一個顛字,認作本來面目。”此話可視為描繪道濟其人的畫龍點睛之筆。蓋道濟之“顛”,並非瘋瘋傻傻之“顛”,而是一種體現“本來面目”之“顛”。在道濟看來,人之天機,由於各種禮教規矩、造作雕鑿,大多給淹沒了,因此,一般人平時所表現出來的,大都是一種與本來面目相去甚遠的虛假外表,唯有那種違情悖俗之“顛”,可以透露出些許人之自性天機、本來面目,這有如三歲小童,雖然幼稚無知,但所說所做,卻全屬天機;猿猴禽獸,雖毫無規矩,但一舉一動,鹹本自天然。這裡不妨看看《僧傳》中的一段記載:
  有僧對道濟說:“你一個和尚,羅哩羅哩地唱山歌,是正經麼?”
  濟顛道:“水聲鳥語,皆有妙音,何況山歌!”
  有僧道:“你是個佛家弟子,與猿猴同群,小兒作對,也是正經麼?”
  濟顛道:“小兒全天機,狗子有佛性,不同他游戲,難道伴你這班袈裟禽獸胡混
  麼?”
  寥寥數語,把其思想底蘊和盤托出,亦即天然之本性,實乃佛性之所在,絕不可捨此天然之本性、本來之面目,而更另他求。基於這一思想,道濟在修行方法上,采取一種純任自然、隨緣任運的態度。且聽聽他的一首信口歌,歌曰:
  參透炎涼,看破世態。散淡游靈迳,逍遙無掛礙。了然無拘束,定性能展才。……初一不燒香,十五不禮拜。前殿由他倒,後牆任他壞。……學一無用漢,於我有何害?
  《濟公傳》中更有詩曰:
  著意求真真轉遠,癡心斷妄妄猶多。
  游人一種平懷處,明月青山影在波。
  此種一任自然、不加造作的思想作風,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後期禅宗的修行風格。禅宗自「五祖分燈”之後,其修行風格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平常心是道”的基礎上,提倡純任自然、無證無修,隨緣放曠,任性逍遙。濟顛修行理論之特質,則以“顛”為中介,“顛”出自性天機,“顛”出本來面目。二者之表現形式雖有小異,其實質則無殊。因此,從修行理論、修行風格說,道濟的思想完全屬於後期禅宗。此一說法,人們還可以在《濟顛僧傳》找到許多佐證。
  例如道濟之開悟,正象後期禅宗許多禅師的開悟一樣,是借助機鋒、棒喝的。當道濟請求瞎堂遠禅師指教他“一話頭,半句偈”,好讓他早日開悟時,瞎堂遠禅師叫他近前來,拿起禅板冷不防對他就打,並喝道:“自家來處尚不醒悟,倒向老僧尋去路,且打你個沒記性。”正是這一棒一喝,道濟被點醒了前因,不覺心地灑然,脫去下根,頓超上乘。此一番舉動,全然是後期禅宗的行事風格,因此,道濟之禅學思想屬後期禅宗當勿庸置疑。
  3.混俗和光 注重濟世
  道濟禅學思想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不象傳統佛教(乃至傳統禅學)那樣注重隱遁潛修,而是亦入世亦出世,主張混俗和光,做一個紅塵浪裡的本源自性天真佛。
  道濟在歷史上影響,不象別的高僧大德那樣,或以創宗立派傳世,或以注解經論著稱,而是以酒度人、以顛濟眾聞名於世俗社會。《濟公傳》中記載當時的皇帝曾欽賜濟顛十六個大字,曰:“瘋顛勸善,以酒度人;普度群迷,教化眾生。”此一評語倒是對道濟其人、其思想特點的一個形象寫照。
  考濟顛其人在平民百姓中的影響,最以“專管不平事”和救人於危難之中聞名,而且在救苦救難之時,多帶有三分醉意。這與傳統佛教的“不參預世事”、“不飲酒食肉”之告誡是迥異其趣的,但是與宋元時期之禅宗既出世又入世、主張混俗和光,盛行“土面灰頭不染塵,花街柳巷樂天真”的行事風格,卻是正相符契。
  濟顛每次行事,總要先灌黃湯,大醉一埸,然後趁著醉意,濟困扶危。在《濟顛僧傳》中,濟顛屢屢言及“好酒好酒,賽過甘露菩提”,且改儒家之“食不厭精,脍不厭細”為“酒不厭多,食不厭醉”,此中自有濟顛的道理在,這就是他常說的“除非布施一壺,還了貧僧的本來面目,或者醉了,反曉得明白。”意思是說,人之酒醉,較諸清醒之時,也許更能顯露出自性天機、本來面目,因此,更能體現佛陀之本懷和顯現佛法之神通;近代之印光法師對此則另有一說,曰:“其飲酒食肉者,乃遮掩其聖人之德,欲令愚人見其顛狂不法,因之不甚相信,否則彼便不能在世間住矣。”如果把這兩種說法結合起來,那麼,濟顛之飲酒食肉,實非由於嘴饞貪杯,而是別有其用意之所在,亦即借此混俗和光,入世濟人。
  通觀《濟顛僧傳》,書中描寫濟顛飲酒食肉乃至於混跡於花街柳巷的篇幅不少,但它絲毫沒有給人濟顛沉迷於酒色的印象,相反,倒使人覺得他頗有維摩诘居士“行於非道,通達於佛道”的風范。書中兩句詩偈,曰:“俯仰人天心不愧,任他酒色又何妨”、“幾回欲逐偷香蝶,怎奈禅心似鐵堅”,則頗能反映濟顛飲酒食肉,不礙菩提之出污泥而不染的清高道行。當然,此種道行之最終依據,乃在於中詩中所說的堅似鐵的“禅心”,或者用社會上流行的一句口頭禅說,則是“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因為,心中有佛,自然語默動靜、舉止施為,盡合於佛道。
  4.人生如夢 三界皆空
  道濟之禅學思想,除去前面語及的,既深受慧能南宗“即心即佛”、“明心見性”思想的影響,又帶有濃厚的後期禅宗隨緣任運、混俗和光的色彩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般若性空的思想貫穿始終。
  在僧傳中,人生如夢、三界皆空的的思想俯拾皆是,請看看濟顛在西湖蘇堤上所唱的一首歌:
  世人忙碌碌,都在一夢中。
  也夢為寒土,也夢做莊家,
  也夢陶朱富,也夢范丹窮,
  也夢文章顯達,也夢商賈經營,
  也夢位登台鼎,也夢執掌元戎。
  離合悲歡,壽夭共窮通。
  仔細從頭看,都在一夢中。
  更有一首宣揚世事皆空的信口歌曰:
  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生總是空。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來來往往有何功?
  田也空,土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
  官也空,職也空,數盡孽隨恨無窮。
  朝走西來暮走東,人生恰是采花蜂。
  采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一埸空。
  夜深聽盡三更鼓,翻身不覺五更鐘。
  從頭仔細思量看,便是南柯一夢中。
  此外,諸如“人生天地常如客,何獨鄉關定是家”、“榮華總是三更夢,富貴還同九月霜”等詩偈警句,在僧傳中更是屢見不鮮。實際上,濟顛尚未出家時那句語驚四座的“續題”---“淨眼看來三界,總是一椽茅屋。”就含有三界皆空的思想,至於《濟公傳》中描述濟公回家探親時所抒發之感慨,即:“免走荒台,狐眼敗葉,俱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煙迷剩草,亦系舊日征戰之埸。”更成為後人感歎世事無常所屢屢引用的妙句隹語。其實,濟顛於日常行事中所以多取游戲人生的態度,這與他看破紅塵是密切相關的,正因為他“看破了本來面,看破了自在容,看破了紅塵滾滾,看破了天地始終”,所以能夠“跳出紅塵,靜觀雲水,醉裡乾坤,壺中日月”。
  總之,人生如夢,三界皆空的思想在濟顛的禅學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與中國歷史上的禅宗思想特點是相一致的。蓋自五祖弘忍以《金剛經》傳予慧能之後,般若性空思想一直成為中國禅宗特別是慧能南宗的理論基礎之一,道濟思想雖從總體上說屬於後期禅宗,但後期禅宗的思想理論基石之一,仍是般若性空學說。在中國佛教思想史研究上,以往人們常常把禅宗歸結於“真常唯心”,認為禅宗更注重“妙有”,實際上,作為佛教的一個流派,般若性空的思想一直禅宗思想的理論基石之一。
  三.道濟思想與宋代禅學
  在簡略考證了道濟的生卒年代,並對其禅學思想進行了粗線條的剖析後,有一個問題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探討的,這就是道濟及其禅學思想與時代的關系。
  考諸佛教史,中國佛教自唐武宗滅佛,特別經五代戰亂之後,曾經盛行於隋唐二代的佛教諸宗派均呈頹勢,僅有禅宗法脈尚存,而且自五代末之後,又“一花開五葉”,出現了“五祖分燈”。因此,到了宋元時期,禅宗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的主流或者說代表。
  就中國禅宗說,其歷史發展大體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如果說前期禅宗通常是以“六祖革命”後的“祖師禅”為代表,那麼,後期禅宗則主要是指“五祖分燈”後的“分燈禅”。
  所謂“分燈禅”,主要指唐末五代後逐漸分化出各具特點的五個宗派,它們是沩仰、曹洞、臨濟、法眼、雲門五宗。其中:沩仰宗創立並繁興於唐末五代,開宗最先,衰亡亦最早,前後僅四世,仰山慧寂後四世即法系不明;法眼在五宗中創立最遲,興於五代末及宋初,至宋中葉即告衰亡;雲門一宗勃興於五代,大振於宋初,至雪窦重顯時宗風尤盛;曹洞宗自雲居道膺後即趨衰微,從芙蓉道楷後宗風再振,丹霞子淳下出宏智正覺,倡「默照禅”,是趙宋一代禅學之一大代表;臨濟在五宗中流傳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一至於有“臨天下”之說。該宗自石霜楚圓下分出黃龍、楊歧二系,大盛於宋中葉,至佛果克勤下出大慧宗杲,倡“看話禅”,風行一代,對後世影響至為深遠。
  實際上,“五祖分燈”後的禅法,盡管有“五家七家”之分,各宗的禅法雖然也不無小異,但就修行方法說,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都主張無證無修,提倡純任自然、不加造作。例如,臨濟義玄就主張“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無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飯,困來即眠。”並說:「看經看教,皆是造業”,要人們“不看經”、“不學禅”,“總教伊成佛作祖去。”(《古尊宿語錄》卷五);沩山靈祐也主張不假修證,並說:“修與不修,是兩頭話”,百丈懷海評其禅風曰:“放出沩山水牯牛,無人堅執鼻繩頭,綠楊芳草春風岸,高臥橫眠得自由。”長慶大安禅師“在沩山三十來年,吃沩山飯,屙沩山屎,不學沩山禅,只看一頭水牯牛”。(《五燈會元》卷四)沩山弟子香嚴智閒也是因掘地擊竹,豁然得悟,他曾因此作一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景德傳燈錄》卷十一)福州靈雲志勤禅師也曾在沩山門下因見桃花而悟道,並作一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景德傳燈錄》卷十一)至於洞山禅,更是「出入於洪州、石頭,近於牛頭而又進一步發展”。(印順:《中國禅宗史》第409頁)洞山良價曾依牛頭法融的“無心合道”作一偈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個中意,一老一不老!”,此謂道體無所不在,亦遍身心,人無須用心,自然合於道;雲門宗文偈禅師更欲一棒把佛打殺給狗子吃聞名,這種呵佛罵祖的作風與當時盛行的主張純任自然,強調做本源自性天真佛的思想是一致的。因為既然佛是每個人本自天然的,因此任何讀經修行、求佛求祖,都是自尋束縛、枉受辛苦。
  這裡我們不妨回過頭來看看道濟的禅學思想。道濟把酒肉之戒當束縛,視靜功坐禅如桎梏,認“顛”為本來面目,視小兒為全天機,主張任性逍遙,“學一無用漢”,甚而認為明月青山,盡是佛道,水聲鳥語,皆有妙音。這種思想與後期禅宗的性自天然、不加造作,隨緣任運、無證無修的思想風格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後期禅宗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進一步打破世間與出世間的界限,把出世與入世融成一片。這種思想至宋元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進一步把佛教的世俗化、社會化,由前期禅宗的即心即佛,進一步發展為佛性的物化與泛化,所謂一花一葉,無不從佛性中自然流出,一色一香,皆能指示心要,妙悟禅機。此時之禅宗,不但淡薄了世間與出世間的界限,而且混淆了有情與無情物之間的差別;不但不提倡出世苦修,而且大力宣揚“行於非道,即是通達佛道”;不但主張“既在紅塵浪裡,又在孤峰頂上”,而且崇尚“土面灰頭不染塵,華街柳巷樂天真”。後期禅宗的這一思想特點,在道濟身上有著十分突出的表現。有些不甚了解中國禅宗思想發展史的人,當看到《濟顛僧傳》或《濟公傳》中濟顛如此任性逍遙、游戲人生,飲酒食肉、以顛濟眾時,或覺得這是一種純文學藝術刻劃,與佛教了不相干,或覺得這是對僧人形象的歪曲和對佛教的嘲諷,實際上,這些都是一種誤會,濟顛僧傳中道濟之舉止行事,雖然帶有一定的文學色彩,但它完全是以宋元時期的禅師為原型的,具體點說,是以道濟其人的事跡為原型的,在相當程度上帶著深刻的宋元時代的烙印,是宋元時代禅宗思想的一個側影---雖然宋元時期的禅師不一定個個都取“濟顛”這種表現形式,但道濟其人其學與宋元時期禅宗的思想風格非但不相違悖,而且正相符契!---筆者以為,只有這樣去看待濟顛僧傳,這樣去看待濟顛其人其思想,才是客觀的、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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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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