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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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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徐文明教授：僧珍與華嚴宗源
僧珍與華嚴宗源 徐文明 宗派的產生就如江河的發源一樣，往往有眾多的溪流作為源泉，眾流匯聚，便形成了大江大河。華嚴宗的產生也是如此，源自許多佛教宗派，再經過智俨、法藏等大師的創造性的融匯和提升，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一派。有許多的佛教大師為華嚴宗的創立和發源做了貢獻，慧日僧珍便是其中一位。 據《續高僧傳》卷二十五《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禀性柔和，未思沿惡；辭親遠戌，無憚艱辛。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禅師，受持定業。珍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性。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重邃，堪為靈窟。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龛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覩斯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隨便請業。[1] 法順(557-640)俗姓杜，故又稱杜順，生多靈異，號稱神僧，為華嚴宗初祖。法順所事的僧珍禅師不見僧傳，其他事跡不明，只知他俗姓魏氏，曾在京東馬頭一帶建寺，感一黃犬前來隨喜，負土往還，勞而不倦。隋文帝聞之，賜米賞之。 僧珍事跡，與隋智者大師弟子僧珍頗有相似。據《佛祖統紀》卷九： 禅師僧珍，師事智者，行解深著。初住京師勝光寺，唐武德四年(唐高祖)簡取名勝，住同、華兩州。朝廷舉師，往住慧日。時論是之(佛道論衡)。[2] 這一記載過於簡略，且有錯誤，據《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三： 炀帝昔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征四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及武德四年，蕩定東夏，入偽諸州，例留一寺。洛陽舊都，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仍舉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高眾望，又處其員。在京住勝光寺，以勝光寺主僧珍法師即隋炀國師智顗禅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聲，追住慧日。舊曾同寺，同氣相求。珍亦文帝素交，特隆恆准，所以秦國福供，並入勝光。乘達帝城，弘道無倦，福智二嚴，與時俱積。勝光北院，寶塔高華，堂宇绮飾，像設嚴麗，乃至畫缋瓌奇，冠絕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功，不可思也。[3] 這段記載主要是說慧乘(555-630)，間及僧珍。從中可知，僧珍確實是智顗弟子，曾居慧日道場，但他是在隋朝因“行解有聲”而“追住慧日”，在唐朝則為勝光寺主。朝廷簡取的配住同州、華州是在洛陽王世充治下的僧人，時任長安勝光寺主的僧珍是接收者，不是配住的對象。 據《國清百錄》卷二《王重遣匡山參書第四十》： 始於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安置照禅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已遠至。於內援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禅師已下。即建深善，辄以谘知。[4] 這封書作於開皇十二年(592)十月十日，這表明此時楊廣已經建立了慧日道場和法雲道場，但安置的是智者同門南岳僧照禅師和當時名僧江陵法論法師，法雲道場的潭州覺禅師，也有可能為智者同門。如此僧珍最早是於開皇十二年征入慧日，但初被召入的都是前輩高僧，僧珍也有可能稍後來此。 楊廣即位之後，又在東都洛陽建立慧日道場，慧乘等慧日高僧又遷至此，楊廣大業末下揚州時，他們留了下來，後洛陽為王世充所據，是以武德四年(621)平定王世充後，他們又應召入京。當時有二百高僧配住京城附近的同州、華州，只有五人有資格進入京城大寺，受天策大將軍李世民供養。慧乘、道宗(563-623)、辯相(約557-約627)號稱洛陽三大高僧，故得以應選。由於當時僧珍為勝光寺主，與慧乘曾經同為慧日高僧，志同道合，是以慧乘等選擇了勝光寺。僧珍與當時的秦王、後來的太宗文皇帝李世民素有交情，因此秦國的供養大多數都送到了勝光寺，是以此寺建得非常豪華，富麗堂皇。 從中可知，僧珍並沒有象其他慧日高僧那樣到洛陽，而是留在了長安，因而未受王世充的牽連，得到唐王朝的崇奉，他與李世民關系密切，長期擔任京城大寺勝光寺的寺主，地位很高。李世民還將自己所用的袈裟送給他，這是難得的禮遇。據《量處輕重儀》卷二： 近貞觀中，太宗以所著七條納施勝光寺僧珍法師，價直三萬，及終後還追入內。又以所著七條與恭、宣二法師，令制詩先成者與之。及作，一時成，令學士評其勝劣，俱雲一等。因令市估，價直六萬，乃進衣出絹，人付百段。又賜玄奘法師一納，今現在。[5] 此事又載於《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 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納袈裟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制，都不知針線出入所從。帝庫內多有前代諸納，鹹無好者，故自教後宮造此，將為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恆將隨逐。往十一年，駕幸洛陽宮。時蘇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行，學該內外，為朝野所稱。帝召之既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各披一納，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既來谒龍顏，故取披服。帝哂其不工，取納令示，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曰：“福田資象德，聖種理幽熏。不持金作縷，還用彩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绮相氤氲。獨有離離葉，恆向稻畦分。”宣公詩末雲：“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意欲之。帝並不與，各施絹五十匹。即此納也。傳其麗絕，豈常人所宜服用，唯法師盛德當之矣。[6] 這一記載更加詳細，只是有些說法有誤。這一袈裟價值數萬，豈只百金！《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稱“因賜摩雲納袈裟一領，妙絕今古，價直萬金。”[7]太宗只所以不給道恭、慧宣，不是因為二人德行不夠，而是唯此一領，沒有辦法分給二人，只能按照市值人賜百段，以抵袈裟，並非太宗覺得二人配不上，只有玄奘的盛德才宜服用。這領袈裟是太宗令後宮制作，制之數年方成，觀之不見針線出入，達到了天衣無縫的境界，足見其珍貴，太宗常行出巡，都帶著它，可見對之非常珍視。太宗將如此珍貴的袈裟首先贈給僧珍，足以體現僧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因其特別珍稀，是以僧珍亡後，又將此袈裟收回。依照上說，後來貞觀二十二年(648)秋七月時此袈裟又賜給了玄奘。 據《辯正論》卷四： 其年仲冬，勝光寺主僧珍，奉勅就宮迎像，於勝光寺供養。四年獻肇，諸寺大德四十九人，經三七日，慶像行道。日滿設千僧會，王公並來行香。[8] 貞觀三年(629)冬，太宗令後宮造釋迦繡像一幅，並勅僧珍迎於皇宮，在勝光寺供養。四年元日，請諸寺大德四十九人，三七日行道慶像，後又設千僧會，王公大人並來行香。這一方面表現了太宗對佛教的崇奉，另一方面更是體現了僧珍的地位。 僧珍還作為義學大德參與譯經。據《大乘莊嚴經論》卷一： 摩伽陀國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唐言明友，即中天竺剎利王之種姓也。以大唐貞觀元年十二月入京。法師戒行精勤，才識明敏，至德鄰於初果，多能亞夫將聖。繼澄什之清塵，來儀上國；摽生遠之逸氣，高步玄門。帝心簡在，皇儲禮敬。其博聞強記，探幽洞微，京城大德，莫不推許。粵以貞觀四年，恭承明诏，又勅尚書左僕射[邱-丘+千]國公房玄齡，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杜正倫铨定，義學法師慧乘、慧朗、法常、智解、昙藏、智首、道岳、惠明、僧辯、僧珍、法琳、靈佳、慧赜、慧淨、玄谟、僧伽等，於勝光寺共成勝業。又勅太府卿蘭陵男蕭璟監掌修緝。三藏法師雲，外國凡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為本，若於此不通，未可弘法。是以覃思專精，特加研究。慧淨法師，聰敏博識，受旨綴文。玄谟法師，善達方言，又兼義解，至心譯語，一無纰謬。以七年獻春此始，撰定斯畢，勒成十有三卷，二十四品。勅太子右庶子安平男李百藥序之雲爾。[9] 這是李百藥為《大乘莊嚴經論》作的《序》。波頗譯言明友，於貞觀元年(627)來華，始住大興善寺，後稱居勝光寺，共翻譯了《大集寶星經》、《般若燈論釋》、《大乘莊嚴經論》三部佛經。 僧珍應當參與了三部經的翻譯，但《大集寶星經》法琳《序》但言“沙門慧乘等證義”，未細述其他證義大德之名。據《般若燈論釋》慧赜《序》： 四年六月，移住勝光。乃召義學沙門慧乘、慧朗、法常、昙藏、智首、慧明、道岳、僧辯、僧珍、智解、文順、法琳、靈佳、慧赜、慧淨等傳譯，沙門玄谟、僧伽及三藏同學崛多律師等，同作證明，對翻此論。尚書左僕射邠國公房玄齡，太子詹事杜正倫，禮部尚書趙郡王李孝恭等，並是翊聖賢臣，佐時匡濟，盡忠貞而事主，外形骸以求法。自聖君肇慮，竟此弘宣，利深益厚，寔資開發。監譯勅使右光祿大夫太府卿蘭陵蕭璟，信根笃始，慧力要終，寂慮尋真，虛心慕道，贊揚影響，勸助無辍。其諸德僧，夙興匪懈，研核幽旨，去華存實。目擊則欣其會理，函丈則究其是非。文雖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歲次壽星十月十七日，撿勘畢了。[10] 《般若燈論釋》從貞觀四年(630)六月始，至六年(632)十月十七日譯畢。是論在勝光寺翻譯，作為寺主的僧珍當然要參與。然而無論是哪一種說法中，都是將慧乘放在第一位，僧珍的排名似乎很靠後，這究竟是由於在義學成就上慧乘更高一些，還是由於年資，不好定論。 若論年資，慧乘(555-630)，法常(567-645)、昙藏(567-635)，僧辯(568-642)，智首(567-635)，道岳(568-636)，法琳(572-640)，慧赜(590-646)，慧淨(約578-645後)，慧明、玄谟雖然生卒不明，然後來貞觀十九年(645)玄奘歸國後他們仍然在世，並且參與譯經，表明其生年不會太早。如此慧乘比其他人都要大十幾歲，自然應當排在第一，而與慧乘同為慧日高僧的僧珍肯定比法常等人年資高，為何排名如此靠後呢？難道是由於僧珍以禅法著稱，非以義學見長？ 僧珍的卒年，應當在貞觀七年(633)至十一年之間。據《續高僧傳》卷三《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 尋爾而卒於勝光寺，春秋六十有九。東宮下令給二十人，輿屍坐送，至於山所。阇維既了，沙門玄谟收拾余骸，為之起塔於勝光寺，在乘師塔東。即貞觀七年四月六日也。[11] 慧乘卒於貞觀四年(630)冬，波頗卒於貞觀七年(633)春，二人均在勝光寺入滅，亦於此建塔。波頗卒後但言建塔於慧乘塔東，未言僧珍，表明僧珍尚且在世。假如其時僧珍已然去世，作為寺主的他自然應當在勝光寺建塔。據《舊唐書》卷三，太宗於十一年三月駕臨洛陽，次年二月還京。又據前述，貞觀十一年(637)時唐太宗在洛陽召見道登、慧宣，其時賜給僧珍的袈裟已經收回，這表明僧珍已經去世了。 進一步講，僧珍有可能是於貞觀八年初或七年末去世。貞觀八年(634)，太宗為其母永穆太後追福，於舊宅建弘福寺，並招名德五十人入住。依照太宗對僧珍的崇奉程度，理應以他主持。然而弘福寺實以智首為上座、慧斌(574-645)為寺主，且請僧辯、玄會、靈潤、智晔、慧雲、靈范等入住，根本沒有提到僧珍，從資歷和名氣來講，這些人都遠不及僧珍，這只能理解為僧珍已經去世了。 僧珍的生年已不可考。既然他是智者大師的弟子，又是楊廣為晉王時在揚州所建慧日道場的高僧，其生年至少應當和慧乘差不多，在陳天嘉元年(560)以前。 僧珍有沒有可能就是杜順之師因聖寺僧珍呢？從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兩個人確實有不少相近之處，一是法名完全一樣，當時叫這個法名的有名的僧人並不多；二是時代相近，都活動在隋唐時期；三是地域相同，都長期在京師長安一帶弘法；四是都以禅學著稱，號稱禅師。 然而仔細推斷，還是有不少問題。杜順“十八歲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禅師，受持定業”，可以理解為杜順十八歲時便從僧珍出家，也可以理解成他十八出家，後從僧珍習定。如果按照前說，則北周建德三年(574)時僧珍就已經開始弘法授徒了。周建德三年即陳太建六年，智者時在金陵傳教，既然僧珍為智者弟子，那麼他也應當是在金陵從智者習禅。如此他應當是智者最早的弟子之一，而且還要從金陵來到長安弘法，其間的困難肯定不少。如果依照後說，則是杜順先出家，後從僧珍，因為因聖寺的修建是在隋朝，故有隋高祖賜米於靈犬之說。隋時不僅北方早已統一，而且以崇佛著稱的文帝對於不少僧人有吸引力，是以昙遷(542-607)等許多北方僧人在隋初離陳北歸。假如僧珍本為北方人，此時也有可能象昙遷、靖嵩(537-614)等人那樣北上，也有可能和昙遷一樣(或更早)應召入京。 僧珍與昙遷應當關系密切。他長期擔任勝光寺主，而此寺恰是隋時為昙遷而建。據《續高僧傳》卷十八昙遷本傳： 尋下勅，為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勝光寺，即以王為檀越。勅請遷之徒眾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12] 此事發生在開皇十年(590)，其年春，文帝駕至晉陽，昙遷隨行。當時並州有很多的私度僧人，來求公貫，文帝欲許之，昙遷乃勸文帝更示恩典，普及天下私度僧人，文帝乃下诏准許十年四月以前所有私度僧人出家。其後不久，又下敕於京城置勝光寺，以蜀王秀為檀越，安置昙遷徒眾六十余人。這表明勝光寺在隋朝主要是屬於昙遷一派的。 又據《續高僧傳》卷十二靈幹傳： 沙門靈辯，即幹之猶子也。少小鞠育，誨以義方，攜在道位，還通大典。今住勝光寺，眾議業行，擢知綱任，揚導《華嚴》，擅名帝裡雲。[13] 靈辯(586-663)，為其伯父靈幹(535-612)的弟子，靈幹將其撫養成人，資其出家，並授以經義。靈辯十三歲出家，便住勝光寺，時在開皇十八年(598)，因為靈幹與昙遷出於同門，關系密切，靈幹乃令靈辯作昙遷的侍者，後來靈辯又從昙遷弟子至相寺智正法師，因此他也算是昙遷系的傳人。道宣貞觀十九年(645)作僧傳時，靈辯仍住勝光寺，並且被推舉為該寺的三綱，直到後來慈恩寺(始建於貞觀二十二年648)建成之後，他才到慈恩寺。如此靈辯在勝光寺前後住止近五十載，他以弘揚《華嚴》而擅名京城，是當時最為著名的華嚴學者之一。[14]如此勝光寺在唐代依然保持了弘揚華嚴的傳統，為華嚴學重要基地之一。 僧珍何時住止勝光寺不詳，但他在唐初便為此寺寺主，可見至少在隋朝便已經住止此寺了。雖然他是智者大師的弟子，以天台學為本，但既然長期擔任勝光寺寺主，與華嚴學當然也不無關系。僧珍與昙遷可能有師友之誼。 如果這樣，僧珍有可能為杜順之師，則按照常理，他應當長杜順十歲，如此他應生於梁太清元年(547)左右。 雖然有眾多的理由可以認定慧日僧珍與因聖寺僧珍為一人，但其中還是有不少的疑問。如道宣雖然是僧珍的後輩，但基本上算是同一時代的人，但他卻未言僧珍與法順的關系，也未給深受太宗崇奉的僧珍立傳。再者，後世無論是華嚴宗還是天台宗，都無人論及僧珍與華嚴宗的關系，華嚴宗當然不願提及，天台宗為何也不發一言，難道是因為時代久遠，不得其情麼？ 無論僧珍是不是杜順之師，僧珍對華嚴學仍然是有影響的，他是華嚴宗與天台宗早期相互溝通的重要代表。僧珍是唐初天台宗在京城的最重要的代表，也是唐代政治地位最高的天台宗大師，對維護天台宗作為全國性宗派的地位作了很大貢獻。由於僧傳失載，他的傳人不得其詳，但他肯定有不少門人，後世楚金等曾列了一個天台宗七代傳法譜系，在這一譜系中，或許有僧珍的位置，因為這一傳承主要是兩京特別是長安地區的天台宗系統。 注釋： [1]大正藏50冊，653頁中。 [2]大正藏49冊，199頁下。 [3]大正藏52冊，382頁上、中。 [4]大正藏46冊，806頁上。 [5]大正藏45冊，851頁下。 [6]大正藏50冊，258頁中下。 [7]大正藏50冊，218頁中。 [8]大正藏52冊，512頁下。 [9]大正藏31冊，590頁上。 [10]大正藏30冊，51頁上、中。 [11]大正藏50冊，440頁中。 [12]大正藏50冊，573頁上。 [13]大正藏50冊，518頁下。 [14]靈辯事跡，參見《華嚴經傳記》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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