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禅”與重“性”
——學習太虛法師“中國佛學特質在禅”論斷的一點思考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方立天
太虛法師(1889—1947)，中國近代著名僧人、佛教領袖。太虛法師長期在上海一帶從事佛教弘法事業，1947年病逝於上海玉佛禅寺。太虛法師與玉佛禅寺有著特殊因緣。在太虛法師圓寂60周年之際，上海玉佛禅寺“為了紀念太虛法師的勝行功德，弘揚人間佛教思想，探索佛教應對現代化的經驗”，特舉辦“紀念太虛法師圓寂60周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有特殊意義的。
筆者近日閱讀太虛法師的論著《中國佛學》，對書中提出的“中國佛學特質在禅”論斷，深有啟發。太虛法師的論斷也推動了我進一步思考中國佛教的特點，思考的結果是，認為中國佛學的特質禅是建立在中國佛學重性，即重人的自性，重自性有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重自性是中國佛教的一個重要特點，可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這篇小文提出這一看法，一是為了推動太虛法師思想的開拓研究，二是為了向同行討教，以求獲得正確的結論。
下面擬先簡述太虛法師對“中國佛學特質在禅”的論證，次述中國佛教重禅定與重自性的關系，再述中國佛教重自性的文化意義。
一、太虛法師對“中國佛學特質在禅”的論證
太虛法師《中國佛學》共設五章，“中國佛學特質在禅”為第二章。第二章全文占全書篇幅一半多，是全書論述的重點。本章又設六節，依次分別論述“略敘因緣”和禅自東漢以來，迄至明清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
太虛法師認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比較，如南洋地區佛法之特質在律儀，日本佛教的特點則在於聞慧及通俗應用。而中國佛教特質是重禅。太虛大師從三方面論證“中國佛學特質在禅”的立論。
一是概念的界說。太虛法師指出，從中國佛教歷史研究角度看，中國佛學有其特殊面目與系統，由此進而確定“中國佛學”概念。具有特殊面目與系統的中國佛學有其特殊素質，這個特質就是“禅”。太虛法師又對禅作了界說，指出禅是靜慮之意，即在靜定中觀察思慮。禅也就是指戒定或定慧之“定”，比禅宗之禅的意義寬廣。所以，禅不一定指禅宗，當然禅宗也包括在內。
二是歷史的描述。太虛法師先述“依教修心禅”，指出依教理修觀的禅有安般禅、五門禅、念佛禅和實相禅。次述“悟心成佛禅”，這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禅，書中著重敘述從達摩到慧能的禅法。三論“超佛祖師禅”，這是超佛而惟以祖師之意為中心的禅，著重分述青原行思與南岳懷讓兩系的禅法。四論“越祖分燈禅”，指越祖的五宗分傳禅燈，即沩仰、臨濟、曹洞、雲門與法眼五宗禅法。最後五論“宋元明清禅”。中國禅的歷史演變，生生不絕，未曾中斷，內涵豐富，歷史悠久，構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內容，中國佛學的重要特質。
三、因緣的說明。太虛法師認為，中國佛學的特質之所以在禅的因緣有兩條：一是“梵僧的化風”。梵僧教化風度儀態端肅、風度淵默、顯揚神妙、探索密奧。“當這些梵僧來華時，中國文化已經發達很高，他們從端嚴寂默之中顯其無窮之神功妙智，使瞻仰者起一種高深莫測而極欲探索之心。這在達摩來華後，亦即以此成為禅宗的風化，學人皆從禅中去考究，探索其秘奧，遂即成為中國佛學之特質在禅”。二是“華士之時尚”。“華士”即中國士大夫，思想玄要、言語隽樸、品行恬逸、生活簡儉，“同時樂於山洞崖窟，過其簡單生活，禅靜修養；遇有訪求參問者，為示簡要而切於實際之要旨。如此適於士人習俗之風尚，遂養成中國佛學在禅之特質”。太虛法師認為，中國佛學之特質在禅的原因，就是這兩個方面。
二、重禅的思想信仰基礎是重自性
中國佛教特質為什麼是禅?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也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太虛法師從外來佛教僧侶的教化風度和中國士大夫的習俗時尚兩個方面揭示了“中國佛教特質在禅”的原因，也就是強調禅這個中國佛學的特質是外來佛教僧侶教化與本土知識界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我們以為太虛大師的說法是深刻的。
我們也認為，作為佛教修持實踐方式的禅，決定於它所依賴的信仰價值取向。所以，還有必要追問：是什麼信仰價值取向決定了中國佛教重禅修?在中國禅修的深處，其信仰思想基礎是什麼?問題的答案，我們以為重自性是奠定中國佛學特質在禅的內在信仰和思想基礎，而唐以後中國佛教的主流禅宗的思想正生動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據《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行由品第一》載，禅宗五祖弘忍欲付衣法給慧能，叫慧能夜半人丈室，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慧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並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在這裡，慧能把宇宙和人生問題都歸結為自性，並揭示了自性具有的本原的性質與功能。慧能認為人的自性具足成佛智慧。他說：“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人。”自性生有般若智慧。又說：“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還說：“自性具足三身。”三身指佛的法身、報身和化身。自性具足三種佛身，自性即是佛身，自性即是佛。由此眾生與佛的區隔只在於自性的迷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慧能對人的自性的肯定，是對人的生命本質的肯定，是對人的心性本體和人生實踐主體的肯定，這種肯定為人的修持成佛提供了理論基石和內在基礎。禅宗就是以用禅修參究的方法，徹見心性的本原為主旨和特色的宗派。自性是成佛的本原，禅修是開悟自性即成佛的方法。禅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宗旨決定了相應的參禅修持方式。
戒、定、慧“三學”是印度佛教的修學綱要，由戒生定，由定發慧，三者缺一不可。慧能認為，佛教通常講的戒定慧，只是適應素質低下的人，對於上等素質的人來說，成佛是悟自性。他說：“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亂自性定，心地無癡自性惠。……汝師戒定惠，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惠，勸上人，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惠。”“定”，此指坐禅以保持內心不亂。“惠”，古同“慧”。慧能一方面把戒定慧歸結為自性，一方面又強調以悟自性取代戒定慧。悟自性是直指心性，頓然開悟，這是內在的直覺，內在的覺悟，內在的超越，內在的解脫。自性的內在開悟，不是通過遵守戒律和學習義理所能達到的。因此，既不需要外在的嚴峻戒律的約束，也不需要外在的文字義理的指導。慧能的禅法也不是那種一味坐禅的修定，而是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為禅修方法。這種法門是“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為人本性”。無相，無念，無住是悟見人的本性即自性的參究法門，這種建立在自性開悟基礎上的禅法是對傳統禅法的新創造、新發展。
基於以上的論述，我們認為“中國佛學特質在禅”是建立在中國佛學重自性的思想信仰基礎上的。
三、中國佛教重自性特點的文化意義
如果說廣中國佛學特質在禅”是奠立在重自性思想信仰基礎上的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我們還可邏輯地推論出這樣的論斷：重自性也是中國佛教的一個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佛教自性與印度佛教自性在內涵上的重要區別，這種區別表現出了中國佛教重自性的深厚的文化意義。
禅宗主張修持應以自性為樞紐，而自性的內涵是一種“本覺性”。慧能說：“白色身中……自有本覺性”，本覺就是一個人先天本來具有的覺悟、智慧。華嚴禅師宗密更以此表示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空與不空(有)的區別。他在《禅源諸诠集都序》中以“性”、“空”對舉的角度，把佛教區分為空宗和性宗兩宗，並分析了兩宗的十種異點，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出兩宗“性”字的意義不同：空宗的心性指空寂而言，性宗的心性則“不但空寂，而乃自然常知。”又說：“空宗以諸法無性為性，性宗以靈明常住不空之體為性。”宗密認為，印度佛教空宗的心性是不覺的、無知的，是以諸法無性為性的，而中國佛教性宗的心性是本覺的，有知的，是以靈明常住不空之體為性的，宗密所說的心性具有現實靈知不空之體的思想，實為隋唐時代中國化佛教宗派天台、華嚴和禅諸宗所共有，並構成為這些宗派的理論基礎。
上述慧能和宗密的引文，表明中印兩國佛教在心性思想上的兩個區別：一是性淨與性覺的分殊。印度佛教心性思想的主流是心性本淨說，認為心性本來是寂靜、明淨、寂滅的，和囂動不安的煩惱不是同類的。心性雖為煩惱客塵覆蔽，但其明淨本性是不變的。而中國佛教則提出了性覺說，強調眾生本來具有覺悟性，具有成佛智慧。本淨說著重就倫理、心理方面立論，本覺說則從智能、智慧方面立論；在修持實踐上本淨說導致偏於倫理道德修持，本覺說則趨於返本歸源，見性成佛。二是性空與性不空(有)的不同。慧能和宗密都尊奉般若空宗思想，慧能因聽弘忍講說《金剛經》而開悟，宗密承認心性有空寂的一面，但更強調心性也有自然常知的一面，並據此實際上不太贊成空宗的諸法無性說，而主張性有靈明常住不空之體。也就是說，主張諸法有性說和心性有不空之體說。應當承認，這是一種性有說，是與印度大乘佛教中觀學派的緣起性空說有所不同的。
中國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提出“良知”、“良能”說。良知指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識和認識本能，良能指先天具備的實現天賦道德觀念的能力。此說影響久遠。又中國哲學主流思想都不僅主張一切現象是實有的，還認為現象與本性、本質是統一的，一致的，排斥那種把現象與本性、本質對立起來，視現象是有而本性為空的觀點。中國固有思想傳統和思維方式是否對中國佛教學者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呢?我想這是毫無疑問的。
性淨與性覺、性空與性有的對立，是中印兩國佛教在心性思想上的重大區別。包含性覺和性有說，尤其是性有說的自性說是中國佛教區別於印度佛教的核心理論，在探討中國佛教特點方面有著突出的意義。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區別凸現出中印兩國文化背景的差異：印度是宗教國家，重視未來，關注來世的命運；中國是人文國家，重視現實，關注人格的提升。由於這種根本性的文化差異而如何折射為兩國佛教在心性論上的思想不同，是一個值得繼續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