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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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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方立天教授：四十余載的佛學人生及學術生涯
四十余載的佛學人生及學術生涯 對於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來說，方立天這個名字並不陌生。新圖書館四層的庫本閱覽室為他專門准備了一張桌子。一位劉姓工作人員說：“自從我在庫本閱覽室工作，他就一直在這兒！” 在學術界也流傳著一段佳話，那就是方立天老師“端著一杯水，背著一個學生書包，和大學生一起按時泡圖書館”的故事。 在方先生2002年出版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一書的後記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我要向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領導和有關員工表示我深深的謝意。承圖書館諸君大力支持，提供方便，設有專桌，使我得以伏案寫作，無間寒暑。可以說，我的科研成績是與圖書館的支持分不開的。” 今年春天，古稀之年的方立天老師被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的榮譽稱號。聯系采訪方老師頗費了一番周折，因為電話打過去後，家裡人告訴我：“方老師去圖書館了”！ “他們的治學態度、方法對我的影響很大，他們是真正的泰斗！” 方立天，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中國哲學史》雜志、《中國宗教》主編，中國宗教學會顧問，中國哲學史學會常務副會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 初次見到這位著作等身、享譽海內外的佛教學家、中國哲學史家，是在中國人民大學科研樓方老師的辦公室。房間不大，但很整潔，進門左面的牆上掛著一幅磚拓的《漢車馬出行圖》，顯得古樸大方。左邊的兩個書架裡全是《大藏經》，右邊的四個書架擺放著一些專業書籍，窗台上放著一株綠色植物，整個辦公室樸實無華。 今年72歲的方先生頭發花白，濃濃的眉毛也染霜塵，鏡片後的一雙眼睛依然堅定有神，嚴肅中透著和藹，怕記者聽不懂自己的浙東口音，他還不時細心地把一些話寫在紙上。在這裡，方先生給我們講述了自己40余載的學術生涯、人生感悟。 1933年生於浙東永康農村的方立天幼年時沉靜少言，不貪玩耍，喜好讀書，因國難當頭，小學沒能連續念完。1949年初中畢業後，不久進入華東財政系統的干部學校學習，繼而留校工作。1956年，方立天考入了北京大學哲學系，他說這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大轉折。在北京大學，方老師受業於湯用彤、馮友蘭、張岱年、任繼愈等哲學界泰斗。“他們的治學態度、方法對我的影響很大，他們是真正的泰斗！”方老師說，“當時我是中國哲學史課程的課代表，與馮先生的接觸較多。自然我對先生對待學術問題的態度，治學方法，乃至精神氣象，也更多了一層了解。”“後來由於政治運動，馮先生的課被停了，但我還是自學了馮先生的全部講義。” “早年的生活環境影響使我萌發了了解佛教、探索佛教的好奇心和濃厚的興趣。” 1961年，方立天來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工作。當時，教研室決定對整個中國哲學史要進行分段研究，方老師選擇了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這一時代恰是中國儒道佛三教互動融合的時期。方老師說，之所以決定研究佛教並矢志不移，主要是因為佛教內容豐富，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又極其之大，還可以與中國哲學的研究結合起來，而中國的佛教研究成果又極其之少。“正因為佛教研究被視為畏途，幾乎是一片處女地，所以投身其間，腳踏實地，埋頭研究也許是更有意義的事情。” “我幼年時的心靈感受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方老師回憶道，童年時候的小學校後面有一座佛殿，裡面有觀音、關公等塑像，“每當我看到這些塑像，就有一種異常神奇的感覺湧上心頭，引發出難以名狀的超越人生的遐想。”家鄉人逢年過節吃齋拜佛的濃厚氛圍，以及母親對佛、菩薩的虔誠，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他，“早年的生活環境影響使我萌發了了解佛教、探索佛教的好奇心和濃厚的興趣。這大概也是促使我研究佛教的潛在心理因素吧。”方老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這樣寫道。 研究佛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方老師說，佛教典籍艱澀玄奧而又龐雜，語言、文字、宗教、哲學、歷史諸學科的知識都要具備。當時的社會輿論對佛學研究也沒有很良性的氛圍，“文革”期間，宗教研究者甚至被視為牛鬼蛇神。這一切，方先生都了然於心卻矢志不渝：“我想，凡事都有它的另一面，困難多，條件差，成功的機會也可能更多些。本著這種想法，我就很有信心地研究起佛教來。” “要立身有道，學有專長” “淡泊名利，與研究宗教有關，雖不信仰，但吸取受用。要立身有道，學有專長”。談到做學問的態度，方老師說了三個方面： “‘修辭立其誠’，這是恩師馮友蘭、張岱年對我最大的影響。人要誠實、真實，名實、言行、表裡三方面都要一致，做學問不能嘩眾取寵，‘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要‘靜心專一’，雜念很多，不容易看好書，浮躁寫不出好東西，要甘於寂寞，坐冷板凳”，方老師說：“人大教師中，也許我是在圖書館呆的時間最長的，我現在連手機都不會用，就是希望能夠專心致志！” “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這也是張岱年先生非常強調的，“好學”和“深思”是方法，“知其意”是目的。體會書中意蘊很重要。如在研究佛教典籍時，就要想佛家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要如此論述。一句話：‘讀書要玩味！’” “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體現出來” 當問到對宗教研究了40余載，有沒有受到宗教的影響時，方老師肯定地回答：“有影響！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體現出來！”他表示，中國傳統文化對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價值取向的影響很大，“我的工作、事業取儒家的態度，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生活上、名利上則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響——順其自然，淡然處之” “但我並不信仰宗教，也不反對宗教”，他補充說。“我把自己的任務限定為從學術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敘述和評價宗教的復雜現象，肯定在我看來應該肯定的東西，否定在我看來應該否定的東西。” 很多佛教法師看了方先生的文章，認為“雖然有批判佛教的地方，但都是講道理的，沒有謾罵”。 “我不會停止我的工作，我要在自己的學術領域盡力去耕耘！” 40余載的學術研究並非一帆風順。方先生回憶道：“我一向珍惜光陰，但文化大革命使我在無所適從，無所作為，無可奈何中度過了一生中最寶貴的黃金季節，這是我終生為之遺憾，又是無法彌補的”。但方先生並沒有放棄學術研究，後來經過前後十五年的努力，寫成《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一書，2002年由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後，在佛教界、政界以及整個學術界都引起強烈的反響，被學術界譽為現代佛教哲學研究的裡程碑式作品。 如果從1956年方先生進入北大哲學系讀書算起，那麼他和中國哲學打交道已近半個世紀。這期間，他出版專著13部，與人合著16部，發表論文260多篇，培養了30余名碩士與博士研究生，現多已成為研究和教學的骨干。為了解海外學術界的現狀，僅寶島台灣，方先生就親赴10余次。北京大學樓宇烈教授以這樣一幅對聯評價方先生：“教書育人桃李滿天下，精思窮微著作傳九州。” 方先生目前手頭有幾個課題，包括儒釋道三教關系、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等。他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自勉，並坦言今後要著重於研究中國宗教的現實問題，弘揚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我不會停止我的工作，我要在自己的學術領域盡力去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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