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人間佛教及其在當代的推展
洪修平
一、人間佛教與佛陀本懷
提到人生佛教、人間佛教，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中國佛教的特色。確實，從一般意義上說，佛教在本質上是一種追求出世的宗教，其立論的基點是對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價值判斷，其根本宗旨就在於把人從現實的“人生苦海”中解脫出來。佛教的全部理論學說都可說是在論證解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謂“四谛”、“五蘊”、“八正道”、“十二因緣”和“三法印”等最基本的教義，其重心都在於說明萬法無常，緣起無我，從而揭示人生痛苦的本質及其原因，並為人們指出超脫生死輪回、達到涅槃解脫的途徑與修行方法。這種講求出世的人生哲學在肯定解脫之彼岸的同時對現實的人間社會和人生的意義與價值顯然並不持肯定的態度。
但是，從根本上看，佛陀創教的本懷仍然是對人的關懷。佛教基於“人生皆苦”的價值判斷而提出的超脫生死輪回的解脫理想，本身就表達了佛教對人間苦難人生的悲憫以及對永超苦海之極樂世界的向往，透露出了對人生永恆幸福的一種追求。正因為此，佛教在以反婆羅門教的姿態登上社會歷史舞台的時候，為了反對婆羅門教關於有萬能的造物主(大梵天)和不死的精神主體(神我)等說教，破除古代印度社會實行的不平等的種姓制度的神學基礎，才以“緣起”和“無我”作為其全部思想學說的理論基礎，通過否定神意和神創說而大力倡導“眾生平等觀”，強調種姓並不體現神的意志，不應以人的出身而應以人的德行來劃分人的社會等級，這種否定神本、確立人本的眾生平等觀充分體現了佛陀關懷現實社會和人生的情懷，在當時，這也是為最大多數人爭取在現實社會中平等生存之權利的根本之舉。同時，佛教又通過對“自作自受”的“業報輪回”的強調而將人們引向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實踐，鼓勵人們通過自身的努力來實現美好的人生，雖然佛教將人生由“現世”而延長為包括過去與未來的“三世”。但這正是佛教關懷人和人生的獨特性。這種理論不僅蘊含著勸人向善、積極進取的精神，有助於確立現實社會中每個人的道德責任感，而且其本身就表達了佛教的某種人間性和佛陀對社會人生的關懷。對此，星雲大師曾明確地說：“追本溯源，人間佛教就是佛陀之教，是佛陀專為人而說法的宗教。”
由於佛教的出世從根本上說，追求的是智慧解脫，是一種精神的超越與升華，而不絕對地排斥人世，因而到大乘佛教時期更是發展起了“唯心淨土”說和“生死與涅槃不二”、“世間與出世間不二”等基本精神。這就進一步溝通了佛教的理想與現實人生的聯系，既為佛法常住人間、化導世間提供了契機，也為建立人間佛教、人間佛國淨土提供了依據。中國佛教正是繼承並發展了這種人生佛教的精神，走上的也正是人間佛教的道路。
二、中國佛教人間化的特色
中國佛教的人世化、人生化傾向可謂由來已久，它構成了印度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中國佛教也在理論上對人世化和人生化做出了說明。
從歷史上看，漢魏佛教通過譯“無我”(同時否定肉身之我與精神之我)為“非身”(僅否定肉身之我)，就不僅假借中國傳統的“神不滅”的觀念而得以在中土流傳，而且亦以其永恆的主體和三世說為傳統的人生論開辟了新的天地。而漢譯佛教中出現的迎合中國儒家倫理的傾向在以後的譯經中也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乃至在唐代甚至出現了中國人自己編的《父母恩重經》等專講孝道的佛經。魏晉佛教般若學與玄學的交融合流，使佛教進一步得以與道家的自然主義人生哲學及儒家的名教相溝通，因為玄學本質上就是以老莊為基本骨架的儒、道合流；南北朝佛性論與傳統的心神相合，也使佛教最終確立了自作自受的輪回解脫之主體，並進一步從傳統人性論與修養論中獲取養料，因為心神實際上就是不滅的靈魂與本善的人性之混合體。正是在此基礎上，佛教才得以在隋唐時創宗立派，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中國佛教宗派。隋唐佛學的核心是心性論，心性論既是本體論，更是人生論，它在對宇宙人生的整體思考中重點探討的就是主體的解脫問題。以禅宗為代表的中國佛教強調每個人的自性自度，反對離開現實的社會人生來追求解脫，通過突出自我主體而肯定了挑水搬柴、穿衣吃飯等每個人平常的真實生活及其意義，既反映了它深受傳統文化重現世現生精神的影響，同時也為它自身人世影響社會生活打開了方便之門。
中國佛教的人世化、人生化傾向，一方面是佛教為適應中國社會和人生的需要所做出的隨機調整；另一方面也與整個中國文化的重要特點和基本精神密切相關。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於具有一種關懷現實人生的人世精神和現實主義品格，因此，本質上追求出世解脫的佛教傳到中國來以後，在傳統文化的氛圍中日益獲得了關注現實人生的品格，立足於“眾生”(人及一切有情識的生物)的解脫而強調永超人生苦海的佛教在中國則更突出了“人”的問題。隋唐以來興起的中國佛教宗派禅宗，在充分肯定每個人的真實生活所透露出的生命的底蘊與意義的基礎上，融理想於當下的現實人生之中，化求佛(修道)於平常的穿衣吃飯之間，強調“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它所說的“佛性”主要是指“自心”或“自性”，是對人生實踐之主體的一種肯定，它所說的“佛”實際上也就是指內外無著、來去自由的解脫“人”。
宋明以後，中國佛教的人世化、人生化傾向表現得更加充分，“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成為佛教界的普遍共識，憨山德清甚至提出了“捨人道無以立佛法”的說法，並明確地說，這裡“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主張“出世”的佛教在中國終於面向人生，依“人道”而立“佛法”了。
近現代復興的中國佛教更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間佛教的道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在台港興起的新型佛教團體和佛教文化事業，均以面向現代社會和人生為主要特征。中國大陸的佛教目前也正在大力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以期自利利他，實現人間淨土。這樣，“出世不離人世”、“人世以求出世”不僅在中國佛教理論上得到了充分的論證和肯定，而且成為一種實實在在的具體實踐。
當然，中國大乘佛教的人世化傾向並不影響它從本質上說仍然是一種講求“出世”的宗教，因為它畢竟不是以人世為最終目的，而是視人世為方便法門，以出世為旨歸的。中國大乘佛教的人世化、人生化傾向，從佛教自身的發展來說，是大乘佛教的人世精神在中國社會文化歷史條件下的新發展。大乘佛教的“世間與出世間不二”等思想為佛法與世間法的溝通提供了可能，而中國佛教則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使這種可能成為現實。換一個角度看，中國佛教所倡導的“出世不離人世”實際上也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特殊表現。
三、太虛法師對人間佛教的提倡
近代以來中國佛教的發展及其特點都與“人間佛教”有密切的關系；而人間佛教的提倡與推行與近代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太虛法師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太虛法師當年所倡導的佛教革新運動雖然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佛教革新運動所提倡的“人間佛教”的基本精神卻對近現代佛教發展的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太虛法師在倡導佛教革新、推動佛教復興的過程中，曾寫下了許多文章並發表了大量的講話，積極提倡建設“人間佛教”。所謂“人間佛教”就是在人間發揚大乘佛教救世度人的精神，多關注現生問題，多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致力於推動人類的進步和世界的改善，建設人間淨土。太虛法師在《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一文中對什麼是人間佛教作了這樣的說明：“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裡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人間佛教，並非人離去世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間佛教，為人人可走的坦路以成為現世界轉變中的光明大道，領導世間的人類改善向上進步。”這就是說，人間佛教必須革除舊佛教專言死後或鬼神之事、遠離社會現實的弊端，以佛教的真精神面向社會，服務於人生；在太虛法師看來，佛教是有助於現實人生的，他甚至提出，“唯佛陀為真正現實主義者”，“釋迦為解放印度四姓階級而創立平等自由之社會者，……佛陀可於近代人類自由運動之基礎上，為人類完成自由本性之導師，然非後代衰腐之佛徒也。”據此他提出，“若要佛真精神表現出來，須將神聖等等的煙幕揭破，然後才可見到發達人生的佛教真相。”這就是說，可以“發達人生”而不是遠離人生或脫離人生的才是佛教的真精神。
在提倡人間佛教的時候，太虛特別強調了建設人間淨土。他認為，當下的人世間確實是不完美的，從戰禍頻繁、窮濫無恥之徒苟生偷活等來看，甚至可以說“人道幾希乎息矣。”但這並不意味著必須離開這個惡濁之世而另求清淨之世，相反，人們應該努力改造這個不完美的世界，致力於在人間創造淨土。他強調，淨土是要人創造的，把當下不完美的人間創造成淨土是可能的。他在《建設人間淨土論》中曾說：“遍觀一切事物無不從眾緣時時變化的，而推原事物之變化，其出發點都在人等各有情之心的力量。既人人皆有此心力，則人人皆已有創造淨土本能，人人能發造成此土為淨土之勝願，努力去作，即由此人間可造成為淨土，固無須離開此龌龊之社會而另求一清淨之社會也。質言之，今此人間雖非良好莊嚴，然可憑各人一片清淨之心，去修集許多淨善的因緣，逐步進行，久之久之，此濁惡之人間便可一變而為莊嚴之淨土，不必於人間之外另求淨土，故名為人間淨土。”
從太虛的反復論證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所積極倡導的建設人間佛教、人間淨土，就其實質而言，就是要把出世的佛教改造為人世的佛教，把佛教的出世法與世間法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而這其實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大乘佛教人世精神特別是唐宋以後中國佛教人世化、人生化傾向的繼承和進一步發展。
太虛一方面為使佛教適應新時代新潮流而依佛法契理契機原則大力倡導人間佛教，要求服務於社會，建設好國家，把中國佛教的人世精神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另一方面又提出要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更進一步依佛的教法去信、解、行、證，以超越生死苦海的厄難。他曾說：“我們畢竟是人世間的人，我們不是披毛戴角的動物。……我們從生身起以至老死，每天所需要的衣食住行之具，從何而來?你如果肚皮餓了，有食物來充饑；冷了，有衣服來遮體；風雨襲來，有房屋給你住；你如果往何處去，有道路給你走。這些資生的贈與，都是仗人類互助的能力——大眾的力量而得到的。……換句話說，你的生命完全倚靠社會大眾的能力來維持資養。所以，你要去服務社會，替社會謀利益，凡是社會各種辛苦事業，你要耐勞的去做。”他還號召大家要愛國，他說：“若無國家，不但外患無法抵御，國內人民的生命也沒有保障，生活也沒有安寧。……所以……大家要以愛國心為前提，……一致奮起建設光榮的國家。”太虛認為，這是新時代對佛教的要求，佛教應該努力地去加以適應。他正是據此而提出了他的革新佛教的主張，強調應該“依佛法契理契機原則，以佛法適應這現代的思想潮流及將來的趨勢”，應該“根據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適應時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時代性的色彩，隨時代以發揚佛法之教化功用。……把握佛教中心思想，去適應時機、融攝文化和適應新時代新潮流，去發揚宏通佛法。”太虛認為，如果能面向人生，服務社會，又能“進德修道”，依佛法修習，那麼就達到“自他兩利”、既做人又成佛了。
太虛倡導的“人間佛教”，在當時就引起強烈反響，雖然在他那個時代難以建設人間淨土，但這對近現代中國佛教的發展卻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太虛以後的中國佛教可以說正是一步步逐漸走上了“人間佛教”的道路。重溫太虛法師對人間佛教的提倡，對我們今天推行人間佛教，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論人間佛教在當代的推展
佛教在21世紀如何進一步發展並發揮其積極的作用?佛教在未來的發展中如何沿著人間佛教的道路進一步踐行?在當代人間佛教的推展中，應該注意怎樣的問題?都市寺院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我想，太虛法師上面所說的“依佛法契理契機原則，以佛法適應這現代的思想潮流及將來的趨勢”，以及“根據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適應時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時代性的色彩，隨時代以發揚佛法之教化功用”等等，都能給我們以重要的啟示。
首先，契理和契機應該是最基本的原則。所謂契理，就是從根本上說，要合乎佛法的根本道理，契合佛法的根本精神。如果違背了這一條，那就不成其為佛教，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佛教發展和發揮作用了。在契理的同時還要契機，所謂契機，就是要隨順時代的變化和大眾的不同需要而不斷地更新發展自己，並應機接物，方便施教。契理和契機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可偏廢，更不可將之對立起來。從歷史上看，佛教正是在契理的同時又能契機，才保持了它持久的生命力，從而從印度傳到中國，從亞洲傳到世界，並從古代走向了現代。在當代，為了更好地推展人間佛教，探討並發揮都市寺院的作用，佛教也需要從契理和契機兩個方面進一步從自身尋找內在的理論依據，從世間尋找新的突破口。需要注意的問題是，人們在承認契理契機應該統一的同時，在實際中卻往往會不自覺地將它們對立起來，例如有的在強調“契理”時就不喜歡聽佛教的改革、變革或佛教的中國化，一提，就覺得會有違佛教的根本，而有的在強調“契機”時，又會過分地強調隨順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民族與文化的“變”，甚至在強調佛教的中國化或禅宗的儒學化、道學化時而忽視或不承認其對印度佛教的繼承及與之根本上的一致。因此，契理契機的原則如何在實際中得到貫徹，這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從契理契機的原則出發，在推展人間佛教的過程中，佛教還需要“去適應時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時代性的色彩”。佛教畢竟創立於古代印度，發展興盛於古代中國，同時，中國長期以來又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社會，與此相適應而發展起來的佛教，必然帶有過去那個時代的色彩，現在社會發展了，城市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了，科技和思想文化都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的觀念和需求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佛教如何洗除自己不合時代性的色彩以與飛速發展的社會、文化和人生相適應，就成為佛教面臨的重要問題。尤其是在現代化大都市的寺院，如何保持佛教的獨特價值，使之不被商業化的花花世界所污染或湮沒，同時又改革自己不適合時代的東西，與時俱進，這成為佛教存在發展並推展人間佛教必須解決好的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
第三，佛教在自身不斷改革發展的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以佛法適應這現代的思想潮流及將來的趨勢”，“隨時代以發揚佛法之教化功用”。也就是說，佛教的改革發展和與時代相適應，從根本上說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其救世度人的作用。適應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發展是為了更好地發揮作用，這樣才符合佛教慈悲救世、普度眾生的大乘菩薩精神。這也就是太虛法師所說的“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裡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就需要探討現代社會和人生有怎樣的需要?佛教在滿足這種需要中能發揮怎樣的作用?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而宗教文化多元化的當代世界，都市寺院如何在其中發揮其特有的作用?筆者認為，探討佛教所能發揮的也許是別人不可取代的“特有”作用，是當前推展人間佛教和發揮都市寺院作用值得去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
第四，為了更好地發揮佛教獨特的不可被取代的作用，也為了更好地適應新世紀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佛教還需要加強與其他各種宗教與文化的對話和交流，只有在對話中增進相互的了解，在交流中促進自身的發展，佛教才能在宗教文化多元並存的當今之世更好地發揮其提倡平等、包融、融合與促進和平發展等獨特的積極作用。在歷史上，佛教曾成功地與中國固有的思想文化相融合並最終融人中華文化而與儒、道共同成為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三大基本組成部分，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通過人間佛教的大力提倡，佛教也將在新世紀成為全球人類共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資糧。
應該說，社會的急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對傳統佛教而言，既是面臨著重大挑戰，也是提供了新的機遇，特別是對都市寺院而言，尤其是如此。在當今之世，物質財富和人的物欲都在同步迅速增長，人們在追求外在的財富的同時往往忘卻了自身內在價值和“人”的生活，精神空虛、道德失范等各種社會和人生問題層出不窮，在人們普遍面臨著追尋或重建精神家園之需要的時候，如何幫助現代人擺脫各種精神困擾以安頓自我，正確對待物欲以提升自我，佛教可以發揮它獨特的作用。寺院是佛教活動的中心。社會的發展和城市化、現代化、科技化的進程，實際上都為都市寺院推行人間佛教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大城市人口集中，幅射面廣，影響力大，對外交流頻繁。而現代網絡和資訊的發達等等，更為都市寺院的發揮作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並期待，都市寺院應該在人間佛教的推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原載《普門學報》第15期，200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