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的佛教教育
筆者長年從事佛教研究，沒有專門從事佛教教育工作，對中國佛教教育的過去和現狀也了解得很不深入，僅借此機會提出個人一些想法與諸位法師、學者討論，供有關方面參考。
一、佛教在新世紀的當務之急是發展佛教教育
佛教發源於古印度，從公元前6、5世紀釋迦牟尼佛創立佛教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佛教從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發展到大乘佛教，在大乘佛教中又先後形成中觀、唯識和密教等教派。從公元前2世紀起，佛教從印度傳到南亞、中亞諸國，開始發展為世界性的宗教。此後沿著絲綢之路，越過帕米爾高原(蔥嶺)傳入中國新疆地區，公元前後傳入中國內地，經過漫長時期的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宗教習俗的適應與結合，發展成為中國的民族宗教之一。在中國佛教中包括三大支系：一是歷史最久，流傳范圍最廣的漢語系佛教；一是流傳於中國藏族和蒙古族等兄弟民族居住地區的藏語系佛教(藏傳佛教)；另外，在雲南傣族等民族居住地區還流傳南傳巴利語系佛教。公元4、5世紀中國漢語系佛教先後傳入朝鮮、日本，在經過長期的民族化過程後也演變為朝鮮、日本民族的宗教。越南既從印度，也從中國傳入佛教，而受中國佛教的影響最大。中國、朝鮮、日本和越南的佛教共同構成北傳佛教。
歷史證明，佛教自成立到現在，在不斷地適應時代、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地理歷史環境中演變著發展著，可以說是在適應中發展，在發展中適應，永無盡期。斗轉星移，歲月不居，現在已經進入21世紀。在這嶄新的世紀，在面臨各國經濟聯系愈益密切趨於全球一體化，政治多極化，各國文化雖密切溝通而又保持多元化的形勢下，佛教將如何適應新的時代、新的社會環境繼續存在和發展？應當說所面臨的需要迅速作出抉擇的問題是很多的，然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培養佛教人才的問題，也就是佛教教育問題。《論語》中記載孔子一句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古代中國佛教著作中常被引用。佛教這一古老的宗教，必須造就能夠適應新的時代，適應在科技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環境下，善於貼近民眾生活，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從事傳布佛法與研究佛學的僧才、學者，才能使佛教煥發新的生命力，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培養這樣的不僅具有高深的佛學知識，而且掌握其他科技文化知識的僧才、學者，需要新型的佛教教育。
1953年中國成立各民族佛教徒的聯合愛國團體――中國佛教協會。此後即著手籌備創建全國最高的佛教教育機構，1956年9月中國佛學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以培養“具有較高佛學知識，能開展佛學研究和寺廟管理人才”為目標，設有專修班、本科班、研究班等各種形式，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佛教人才。進入20世紀50年代後期，由於中國的政治路線發生偏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遇重大阻力，特別在使中國人民遭到嚴重劫難的“文革”中，佛教的正常活動得不到保障，中國佛教學院不得已停辦。直到“文革”結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隨著佛教重新開展活動，1980年9月中國佛學院得以恢復，20年來已培養學僧297名，還培養22名研究生，有37名師生被派往日本、英國、斯裡蘭卡、緬甸、韓國等國留學。這些畢業生分配到全國各地，通過自己的傳法活動和學術研究，已經成為中國佛教界繼往開來的中堅力量。1987年9月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成立，以“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發展藏傳佛教，培養懂國家法律和政策，精通佛學的愛國愛教的高級宗教人才”為辦學方針，致力於培養蒙藏地區的活佛以及格西等高級佛學人才。20年來，各地也陸續成立了各級佛教學校，形成包括由初、中、高三級學校組成的全方位的佛教教育系統，在中國佛教學院之外，地方上著名的有中國佛學院蘇州靈巖山分院、南京棲霞山分院；屬於地方佛教協會主辦的福建佛學院、閩南佛學院、上海佛學院、四川尼眾佛學院、黑龍江佛學院，以及西藏、四川、甘肅和青海的藏語系佛學院，已經並正在為培養適應新時期社會需要的佛教人才做出貢獻。
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學校者，文明進化之泉源也。”國家要富強，民族要振興，文化科技要發展，就需要發展教育，辦好各級各類學校。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歷史已經反復證明了這一點。同樣，佛教要適應新的時代，繼續存在並且得到發展，就必須培養佛教人才，創立和辦好各級學校。中國20世紀50年代從創辦第一所佛教學校至今已經過了45年，雖然走過了曲折的坎坷的道路，然而不僅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而且也積累了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為今後繼續辦好學校，發展佛教教育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佛教協會鑒於發展佛教教育，培養佛教人才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92年1月於上海召開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會後發表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強調為適應中國佛教事業的不斷發展培養大量合格佛教人才的必要性，說“當前和今後相當時期內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還是培養人才。”並就發展佛教教育，辦好佛教院校等方面提出帶有方針性的指導意見，提出實行“學修一體化，學僧生活叢林化”，完善學科建設，建立和完善多層次的佛教教育體系，著手編寫統一標准的教學大綱和教材，改進思想道德工作等。這次會議對推動各地發展佛教教育事業，改進佛教院校的教書育人工作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在1993年中國佛教協會舉行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上，趙樸初會長所作《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的報告中，在周紹良副會長所作《中國佛教協會第五屆理事會工作報告》中都高度評價這個《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重申繼續落實這個文件的精神，制定相應措施。趙樸初會長再次強調：“大力培養合格僧才，加強人才建設，是關系中國佛教命運和走向的頭等大事，是我國佛教事業建設與發展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
二、借鑒全國教育的戰略全局，制定面向新世紀的佛教教育規劃
那麼，我們今後應當如何在繼承以往佛教教育已經取得的成績和經驗的基礎上，繼續落實中國佛教協會通過的有關決議，進一步改善和發展佛教教育，辦好各級佛教學校呢？我想有必要借鑒國家教育的總體規劃，從整體上重新審視和確立面向新世紀的佛教教育規劃。
中國佛教是國家承認並受到法律保護的傳統宗教之一，擁有眾多的信眾，他們與全國人民一道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努力工作。佛教教育是宗教教育，雖然按照國家法律與國家普通教育是分離的，然而由於現代的佛教教育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除傳授佛教系統知識外還傳授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知識，以培養具有優良的思想道德品質，既掌握系統的佛教知識又擁有廣博文化知識技能的新人為宗旨，並且直接影響到廣大的信教群眾，影響到社會的廣闊范圍，自然與國家的普通教育有著密切的多方面的聯系，也可以說它與其他宗教教育是構成中國整體的教育事業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中國的佛教教育不僅服從於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總方針、政策，特別是有關宗教的法律、政策，而且在不少方面與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是密切相應和一致的。
1998年經國務院批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是為了實現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所確定的目標與任務，落實科教興國戰略，全面推進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和創新能力而制定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文獻。雖然這一文獻是面對普通的社會教育和各級各類學校的，然而我想，不僅它的基本精神對佛教教育也具有指導意義，而且它的某些條文內容、提倡的做法對制定新世紀佛教教育整體規劃也有啟示作用。例如其中提出，為了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應“深化改革，建立起教育新體制的基本框架”；要求實施“跨世紀素質教育工程”，整體推進素質教育，改革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開展教師培訓，提高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建立新的課程；加強和改進學校的德育工作，繼續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廣義理想教育，遵紀守法和社會公德教育，進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和革命傳統教育，實施勞動技能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實施體育、美育的素質教育；努力建成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和一批學科；加強科研工作，重視培養高層次創造性人才；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加快高等教育體系改革步伐，繼續實行“共建、調整、合作、合並”的方針，實現由中央與省級兩級管理、分工負責的教育體制……。
結合佛教教育來說，難道在新世紀不應當在認真總結原有的教育體制和情況的基礎上，通過謹慎的改革，完善已有的佛教教育體制，改進佛教教育嗎？不應當實施素質教育，培養具有各種知識技能和活動能力，能夠在未來自己的教務工作中為推進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社會實踐中，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做出卓越貢獻的人才嗎？不應當提高佛教院校教師的文化的道德的整體素質，以利於更好地教書育人，為培養德才兼備的佛教人才做出出色的成績嗎？不應當在各級佛教院校實施德育，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廣義理想教育，遵紀守法和社會公德教育，以推進僧眾道德、風尚的提高，加強佛教自身的建設嗎？不應當通過考查篩選，建立具有先進水平的在國內外有影響的一流佛教院校嗎？不應當增進國際佛教學術交流，培養能夠與國內外學術界的佛學研究接軌的高層次的學僧嗎？不應當積極利用各種社會力量辦好佛教院校嗎？……當然不是。這些“不”字皆是假設，一個也不能成立。中國佛教界完全可以借鑒國家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並且站在國家的宗教教育事業的長遠的整體的高度，制定自己新世紀的佛教教育規劃，為進一步發展帶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教育事業，培養愛國、愛教，德才兼備的新的佛教人才做出成績。
三、關於改進佛教院校佛學講授課程的建議
中國佛教教育設立高級、中級和初級三級院校的體制，已經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課堂設置和做法。例如，在最高級的中國佛學院設有公共課(佛學基礎課、文史哲基礎課、外語課)、專業課及思想政治教育課等，選拔優秀畢業生進修研究生課；中級佛學院，設立佛學基礎課、文化課及政治課等；初級佛學院設立佛學常識、儀軌念誦、叢林制度及文化基礎知識等課。筆者這裡僅就佛學課程提出進一步改進的建議，供諸位參考。
(一)增設原始佛教基本教義和經典的課程
在佛教發展史上，佛教創始者釋迦牟尼佛說法和傳教活動，在現存《阿含經》中有比較集中真實的記載。《阿含經》由很多小經組成，一般每一部小經記述釋迦牟尼佛某次傳法的情形，說理層次分明，語言生動，反映釋迦牟尼佛創立佛教和與帶領弟子到處傳法的艱辛歷程。中國漢譯《阿含經》有四部：《長阿含經》、《中阿含經》、《雜阿含經》、《增一阿含經》，雖收經數量不同，但內容大體一致，與南傳佛教依據的基本經典《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大體相應，主要講述四谛、八正道、五蘊論、緣起論、善惡報應論等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義和理論。在公元前後大乘佛教興起後，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皆被稱為小乘。中國佛教諸宗的判教理論雖將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皆判為小乘，認為是佛陀為根機淺的眾生說的，但仍認為它們是佛法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沒有徹底否定之意。原始佛教為後來的各種教派提供了最基本的教義和理論的基礎。如果中國各級佛教院校在現有的佛學課程的基礎上增設或加強對《阿含經》、對原始佛教基本教義和理論的講授，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意義：
1．有利於學僧加深對佛教創立和發展歷史全面的了解，並從佛陀與弟子游歷各地向各階層民眾傳法的事例中得到啟示，增進對佛法本來所具有的“人間性”的認識；
2．為系統地掌握佛教知識，開展對佛教的深入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
3．掌握原始佛教的知識將有利於今後開展與南傳佛教國家僧俗信眾的佛教文化交流。
?此外，還可以考慮增設兼收大小乘經律論最代表性的經典或選錄的“佛經選讀”、中國諸宗著述選錄的“中國佛教宗派典籍選講”的課程，可以與高級班開設的講授某些佛教經論、宗派著作的專題課程互為補充。
(二)引導學僧自主地獨立地學習佛法和各種專業知識
在高級和中級佛教院校，可以采取多種方式生動活潑地傳授知識，引導學僧自主地獨立地學習，提高寫作和講話表達的能力，增長實際才干。
1、可以布置學僧圍繞讀一部經書、著作、一篇文章寫讀書報告；
2．可以先選定某一題目，或在每人撰寫讀書報告之後，舉行課堂討論，由學生自己主持，請全班學僧按照自己事先准備好的提綱或文章進行發表，彼此質詢討論；
3．選擇建校日或某些節日組織佛學講演會或其他學科的講演會，也可根據條件舉辦講座邀請外單位學者前來講演；
4．建議地區或鄰近地區的佛教院校定期或不定期地聯合舉辦佛教學術研討會，增加學僧彼此交流和共同提高的機會；
5．積極創造條件與國內學術界舉辦佛學研討會，不僅有利於彼此進行學術交流，而且有利於佛教院校師生廣泛地接觸社會文化界學術界，廣交朋友，以利於推進“人間佛教”的建設，弘法利生事業的發展。
其實，上述某些做法有的佛教院校已經實施，這裡提出來是希望進一步推廣和改進。
(三)進一步做好研究生培養的工作
1992年的《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提出在中國佛學院設立研究生班，從高級佛學院畢業生中擇優錄取研究生。迄今已經培養22名研究生。在恢復不久的閩南佛學院，從1999年也開始正式設立研究生班。按照本人的理解，研究生班應培養具有系統的佛學知識，具有較高的佛學研究能力，在道德、學問、修持三個方面皆表現優良的高級佛教人才，他們畢業後能夠發揮自己的特長勝任在寺院弘法或管理，在高級佛教院校授課，並且能夠獨立地進行佛學研究。他們應當達到相當於普通高等學校碩士學位的水平。
對於今後的佛學研究生培養工作，這裡提出以下想法，希望與諸位討論，並請有關領導部門和人士參考。
1．開始階段應注意穩妥發展，根據師資和高級佛教院校畢業生的實際情況，控制研究生的數量，做到寧少勿濫，保證畢業生的質量。從高級佛教院校選拔的研究生一定要真正達到大學畢業生的水平，在佛學和必須具備的文史哲知識方面有較系統深厚的積累，品質優良，身體健康，能夠勝任三年研究生的課程傳授，能夠在導師指導下完成大量閱讀、寫作的作業，最後寫出畢業論文並通過答辯。
2．引導研究生不斷拓寬知識領域，養成關心國內外佛教形勢和佛學發展趨勢的習慣。佛教院校的研究生在導師的指導下確定三年間主攻的方向之後，不僅應當深入地學習佛教專門知識，而且應當根據自己的情況和專業要求，努力學習宗教學原理、中外歷史、哲學思想史等文史哲知識，通曉一門或兩門外語，掌握熟練的電腦使用技術，還應當通過閱讀中外報刊、書籍了解中外佛教界的形勢和佛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這樣才能開闊眼界，提高綜合知識水平，增長能夠面對現實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在以後的佛教研究中做出與國內外學術界接軌的成果。
3．在研究生選擇專業主攻方向時，應當根據需要和學生的實際特長，有意識地安排一定數量的學僧著重學習和研究日本佛教、韓國佛教、越南佛教和南傳佛教的課題。圍繞這些課題，引導他們加強對這些國家的佛教以及歷史文化、語言的學習。目前這方面的人才似乎太少了，不足以適應中國佛教界與國際佛教界開展多方面多層次交流的需要。
4．在培養佛教院校研究生的師資方面，《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建立一支足夠數量、合格而穩定的師資隊伍，是辦好佛教教育的關鍵。”為擴大師資來源，提高教育水平，提出了若干切實可行的措施。其中一項措施是：“聘請教內外專家學者、教師和其他適合在佛教院校任教的人士擔任專職或兼職教師。”現在國內的佛教院校屬於宗教團體自辦的學校，在經營方面具有較大的選擇性和靈活性。例如，不僅可以聘請在職的國立大學的研究佛學的教授兼任培養研究生的導師，或兼任一般班級講課的教員，也可以吸收從國立大專院校退休的教師到學校擔任講授文史哲課程的教師。同時，在開設外語課程時可以聘請大學教員、研究生或從事其他職業的人擔任兼職教師。
當然，為了辦好佛教院校，辦好研究生班，必須加大必要的資金、人力和物資的投入，以便提供較好的教學、圖書和學習的環境，並且不斷改善師生的生活條件。關於這方面，相信隨著全國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佛教事業的振興，各級有關領導的重視和規劃，今後會有較大的改進。
(四)創造條件，建立佛教大學
中國在今後能不能建立具有一定規模、較高水平的佛教大學？我作為一個在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對此抱有強烈的關心。誰都理解，只有具有高水平的教師才能培養較高水平的學生；只有具有受過良好教育，具備較高的佛學素養和多方面的綜合知識的僧人，才能更好地從事弘法、寺院管理工作，在協助政府貫徹宗教政策，教育信徒遵紀守法，推動社會公益事業等方面做出更大貢獻，從而在社會上產生良好的影響；只有具有較高的學識，才能理解和研究現在提倡的“人間佛教”具有什麼內涵，什麼意義，才能積極主動地參與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歷史性實踐；只有具備高深的學問、能夠從事獨立的佛學研究，取得為國內外學術界承認的業績的僧人，才能勝任國際佛教界和學術界日益頻繁的佛教文化交流，做到不辱使命，為中國佛教界，為中國人民爭得榮譽。因此，創辦比現在高級佛教院校更高一級的佛教大學乃至包括佛教學科和其他人文學科在內的綜合性佛教大學的必要性是存在的。
眾所周知，目前尚不存在創辦佛教大學的環境和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就無所作為了呢？本人認為並非如此。我們可以將已有的中國佛教院和其他的佛教院校辦得更好，造就更多的優秀的佛教人才、學者、教師，在整理佛教文獻、文物和研究佛教歷史、教義理論等方面做出令世人矚目的更大成績，積累更多的辦學經驗，並且在社會環境和物資方面進行必要的准備。這樣，一旦具備創辦佛教大學的條件時，就可以從容地比較迅速地著手建校，並完成保障佛教大學正常運營的各項配套工程，迎接佛教大學的誕生。
以上的想法和建議如有欠當和脫離實際之處，敬請諸位提出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