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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金玉教授：真禅法師——當代佛教制度建設以玉佛寺為中心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真禅法師——當代佛教制度建設以玉佛寺為中心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溫金玉 玉佛寺，不僅是滬上名剎，也是聞名於海內外的寺院。在遍布全國的名寺古剎中，玉佛寺的歷史其實並不算悠久。然而，由於其先後有可成、震華、葦舫等一代高僧住持，其間又有虛雲、太虛、圓瑛、谛閒等一代名僧駐錫，玉佛寺因而成為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的寺院之一。 玉佛禅寺由首任住持慧根法師於清光緒八年(1882)創始，至今有120多年的歷史，前後歷經十一任住持，“歷代方丈依靠他們卓越的智慧和才能，從最初的結茅而居，發展到今天宏偉輝煌的盛大氣象；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平凡寺宇，一躍而成為全國著名的梵宇寶剎。幾度辛酸，數番精進，玉佛寺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卓越的領袖人物、厲行‘人間佛教’的氣概、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胸懷，傲然挺立於世界經濟重鎮——上海的大地上”。正是這些佛門領袖帶領著寺內四眾弟子艱難創業、苦心經營，使玉佛寺從艱難走向輝煌。其間，因時代因緣，第十代住持真禅法師成為玉佛寺發展史上承先啟後的重要人物，為玉佛寺的中興作出了巨大貢獻。值真禅法師覺醒：{都市中的佛教·前言》，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4月版。圓寂十周年之際，緬懷其對中國當代佛教的恢復與發展、對上海佛教的重建與振興所作的傑出貢獻，特撰此文，以心香一瓣表達真摯的紀念。 一、注重制度建設是玉佛寺之傳統家風 近現代玉佛寺雲集了一大批法門龍象，他們在僧制建設上的理論創新與實踐經驗，成為日後玉佛寺中興期可供借鑒的寶貴財富；他們為法忘身的精神、勇於承擔的魄力也成為真禅法師制度建設思想的源頭活水。 我們首先追溯一下太虛大師的改革思想。佛教在近代呈現出不可言狀的衰敗，改革之勢已成必然。在社會驟然劇變的大格局下，僧團內部更多地進行反省，力圖通過自身的改造、調整，來回應時代的演變。僧界最傑出的代表是太虛大師。民國以來改革復興思潮激發了太虛大師以佛法救世救民的決心和信心，同時也促成了他發起改革佛教的宏願。他於1912年組織佛教協進會，並與釋仁山合作，想把鎮江金山寺改為佛學堂。但由於佛教界傳統勢力的阻撓，未能成功。1913年2月，在寄禅和尚追悼大會上，太虛大師為了挽救佛教的危機，針對當時佛教叢林存在的積弊，首先提出了“教理”、“教制”、“教產”的三大革命主張，號召重視人生、社會，復興佛教。1914年，到普陀山閉關三年閱藏，將其佛教改革思想加以整理，撰寫了《整頓僧伽制度論》。出關後，他立下了整頓僧制的心願，高舉佛教改革的旗幟，提出“三種革命”，開始了他為時30年的改革實踐和弘法事業。 太虛大師有兩句名言：“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他審時度勢，倡導整頓僧伽制度，力圖補偏救弊，主張統籌全局。他的這一主張，吸引了當時社會及教內的大批有識之士，參與其所發起的佛教革新運動，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寫下了最耀眼的一章。 太虛大師與玉佛寺有著甚深因緣。1946年5月太虛大師抵滬，應大眾之請，曾於玉佛寺講《佛說彌勒大成佛經》。因當時福善任寺內監院，大師來滬多駐錫寺內直指軒。期間創辦《覺群周報》，任社長，又成立覺群社，宣揚佛教革新主張。1947年2月20日福善感染痘疹逝於玉佛寺，太虛深恸之。3月5日太虛大師在玉佛寺召開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第七次常務會議。12日玉佛寺退居方丈震華以40歲英年而病逝，大師為其封龛說法，悲恸過度，中風不起，隨後亦圓寂於寺內直指軒。太虛大師雖然在玉佛寺駐錫的日子並不是很多，但對玉佛寺的影響卻是巨大的。 其次我們來看一下震華法師的僧制建設思想。震華(1909—1947)，玉佛寺第六任住持。震華法師與太虛大師關系密切，深受其改革理念的啟發，同樣是從整頓僧制開始，以改變當時佛教極度衰微和墮落的狀況。他著有《歷代僧制泛論》一書，對歷代僧制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在論及僧制的本質及其重要性時說：“社會凡百團體，欲其保持精神，長久弗墜，非先立有一種完善制度，共同遵守，必不能革除猥弊，獨立不移。”所以他呼吁僧制在今日確有整頓之必要，“凡吾教徒，不可漠然視之”。 針對當時僧界混亂、新舊對立、各自為政的局面，以及國內以興學之名侵奪寺產的現狀，他提出僧制的整頓應從兩個方面人手，一是僧制的整理問題，就是召集僧界大德，心平氣和，聚於一處，對目前應興應革事項，詳加研討，力求取得一致意見，完成統管制度，設立總別機構，然後次第施行。二是僧制推動問題，僧制本為教團內務，但有時發生阻滯，又不得不借重政府力量來協助，所以提出要與政府處理好相互的關系。僧眾應當自強不息，革去弊端，挽救佛法。震華法師的這些理念在其主持玉佛寺時得到真實的實踐。1942年，他應邀來滬主持上海佛學院，同年5月繼任方丈。當時正是抗戰中期，教界許多人持消極態度，產生厭離心，對國事、對佛教，都漠不關心；也有一部分人以為時局如此，非個人所能扭轉，便沉溺於物質享受中，得過且過，甚至有些僧人以博弈之戲及吸食鴉片來消磨歲月。震華法師晉山之後，修繕殿堂，力爭為修道者提供一個清靜莊嚴的道場。他為了提高僧眾素質，創設“上海佛學院”，培養僧才，發行《妙*輪》雜志，弘揚佛教理論，呼吁僧眾覺醒振作，發揚佛教積極救世的精神。他又任命超塵法師為監院，期待從根本素質上解決問題。超塵法師頗具膽識，整頓寺規，再樹法幢，把不守清規者一一予以遷單，使玉佛寺風氣一新。 1942年弘一大師在福建泉州的溫陵養老院示寂，震華為紀念弘一大師，與白聖法師和窦存我、夏丐尊等居士在寺內發起成立“弘一大師紀念會”，以緬懷弘一法師對佛教律學的貢獻，同時也是給紀律松弛的僧團一個警示象征。在“弘一大師紀念會”裡，還附設了一所圖書館。為便於佛學院師生學習參考，特從日本請購《大正新修大藏經》一部。震華法師生平勤奮好學，尤其對於佛教史籍用功甚多。他著述甚富，散見於各種佛教雜志。如今玉佛寺文化功能齊全，且人才濟濟，如能把法師已結集行世或未刊行者收集整理，編輯一部《震華法師全集》，將是對學界、教界的最大貢獻。 二、真禅法師與佛教制度建設 真禅法師(1916—1995)，俗姓王，名鶴樹，江蘇東台人。童真人道，1921年在安豐鎮淨土庵依淨修老和尚出家，法名真禅，字昌悟。1931年在南京寶華山隆昌律寺依德浩和尚受具足戒。先後人東台三昧寺啟慧佛學院、鎮江焦山定慧寺佛學院、鎮江竹林寺佛學院、泰州光孝寺佛學院、上海佛學院、上海圓明講堂楞嚴專宗學院、南京中國華嚴速成師范學院等院校學習。先後擔任鎮江竹林寺、蘇州獅林寺等名剎住持，以及竹林佛學院院長。 竹林佛學院是藹亭法師於1928年所創辦，1932年藹亭法師退居，赴香港弘化，震華法師繼任住持及佛學院院長。真禅法師進入竹林佛學院，依震華法師受學，深受震華法師的青睐，親自指點他功課，並命擔任初級班的助講。1935年秋，竹林寺傳戒，震華法師命其擔任衣缽之職，管理全寺財務，真禅法師處理得條理井然，分毫不差。後來，震華法師為真禅法師傳法授記，實植因於此。 1942年，上海玉佛寺住持遠塵法師退居，由震華法師繼任，召真禅法師到玉佛寺協助其辦理上海佛學院。真禅法師受任為佛學院訓育主任，並擔任玉佛寺堂主、代理副寺，成為震華法師的得力助手。 1949年秋，京滬大動亂，應慈老法師在上海沉香閣潛修，真禅法師隨侍。1951年秋，應慈老法師應各界之請，在沉香閣傳戒，真禅法師擔任教授阿閹黎。戒期後，應老推薦他到玉佛寺任執事。翌年擔任信眾部副主任，為信眾講授佛法概要及教授信眾梵呗。其時葦舫法師為玉佛寺第九任住持。葦舫法師(1908—1969)亦是滬上一代名僧，年僅13歲即出家，1926年於南京寶華山受具足戒。後輔佐太虛大師整理僧伽制度，曾隨侍太虛大師數年。“七·七事變”後，他主持武昌佛學院，編輯《海潮音》月刊，深受太虛大師思想影響。1949年3月，出任玉佛寺住持。真禅法師每日與葦舫法師共事，其間一定受到其從太虛大師處一脈相承的佛教改革思想的熏陶。1953年，真禅法師任寺務處副主任，並兼任知客，負責接待工作。1959年，應葦舫法師之請，出任監院，綜理寺務。從1966年起，“文化大革命”期間，玉佛寺僅剩下住持葦航、監院真禅等5個出家人，他們堅持留在寺內，以糊紙盒度日，並設法保護了寺廟的建築和房屋免遭破壞。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玉佛禅寺於1978年恢復開放。在1979年召開的上海市佛教協會第三屆理事會上，真禅法師當選為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任玉佛寺住持。真禅法師繼承太虛大師、震華法師等前輩的革新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後大陸佛教復興的關鍵時刻，結合上海這一中國商業都市的具體特點，創造性地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設，為上海佛教以及中國當代佛教的建設提供了可貴的經驗。 1、農禅並重制度在都市佛教中的定位 “文化大革命”之後，佛教百廢待興，當時可以說是寺院破落，僧人星散，經卷蕩然無存，佛像殘缺不全。有人稱為佛教復興中的“硬件建設”期。如何解決返寺僧眾的生活問題，如何落實寺院建設項目的資金問題可能是當年所有寺院當家人最為緊迫的事情。真禅法師大膽地舉起“農禅並重”的旗幟，為上海的寺院建設、為玉佛寺的中興闖出一條光明之路。在復興中的中國佛教界也意識到這一問題，所以1983年趙樸初會長就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講話中指出：“農禅並重”應從廣義上理解，“農”系指有益於社會的生產和服務性勞動，“禅”系指宗教學修，兩者不可偏廢。他號召全國佛教徒在進行宗教學修的同時，要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和其它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實踐。鼓勵凡有條件的僧尼，都要依靠自己的勞動和工作實踐，做到自食其力；凡有條件的寺廟，都要依靠生產、服務收入和其它收入，做到以寺養寺。他特別強調，進一步發揚光大農禅並重的優良傳統，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每個佛教徒的光榮任務和應盡職責，繼承和發揚這種優良傳統，也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要方面。 真禅法師積極響應中國佛教協會的號召，結合上海佛教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解釋了“農禅並重”的思想。他認為，在傳統社會中，農，就是生產勞動，耕田播種。但對現代商業都市來說，就是以商為主，所以上海玉佛寺在寺內設立素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處。這不僅方便了香客和游客，也增加了寺廟的收入。真禅法師認為，經商要看目的，如果是為了常住，為了公共事業，為了滿足廣大佛教信徒宗教生活的需要，寺廟不僅可以經商，而且商情還能通達禅要，這在禅宗的公案中是可以得到啟示的。真禅法師進一步指出，佛法賴僧扶，僧要靠自力，不能躺著吃香火，創辦實業恰恰是有作為的表現，是值得提倡的“以廟養廟”行為，大力發展寺院的經濟自養事業是佛教適應當代社會的重要表現。在這一精神指導下，玉佛寺廣大僧眾，在堅持宗教學修的同時，積極參加服務性勞動和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實踐，取得了優異的成績。這些服務性勞動的收入，在寺廟收入中占了較大比重。除為職工開支之外，有大量積余用於修繕寺院。 2、注重制度建設，培養弘法人才 真禅法師早年為律宗第一山——寶華山隆昌寺的戒子，戒期結束後，曾留在山上結夏安居，修習《毗尼律儀》。繼而人鐘板堂，學習傳戒三壇儀軌、佛事儀軌等，對戒律儀軌有著深刻的領會。他一生先後任富安大聖律寺首領執事，蘇州獅林寺住持，鎮江竹林寺住持兼佛學院院長，上海玉佛寺、上海靜安寺、河南開封大相國寺方丈，上海佛學院院長，對僧團管理、叢林制度更會有深切的感受。從1979年起，擔任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期間，對整個區域佛教建設有著宏觀的把握與設計。1988年4月，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93年10月，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上，又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這樣對當代中國佛教的現狀與走向就有著高層的慎思，對佛教與當代社會的協調與適應有著暢通的信息溝通。然而他對中國當代佛教制度的設想更多地是在玉佛寺這塊實驗田裡試種，所以玉佛寺管理制度的展開其實也就是真禅法師管理思想的具體體現和實踐表達。 首先，重視學戒制度。1981年以後，玉佛寺開始恢復佛事活動，“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離寺的僧侶重回寺院，寺中常住增加到100多人，寺中及時恢復叢林組織制度。1982年夏，真禅法師在寺內創辦學戒堂，招收學員，剃度出家，傳授佛門儀軌、日常課誦。1985年玉佛寺首次舉行傳戒活動，來自國內24個省市的600多名佛弟子在真禅法師座下受戒。 其次，建立健全教育制度。寺院剛批准恢復，真禅法師就定期舉辦佛經講座、注重信仰建設，於佛菩薩聖誕定期舉辦法會、慶典。為寺內僧眾與居士講授佛學基本課程。為了使教團教育擴大規模、提高層次，1983年在真禅法師主持下，上海市佛教協會正式開辦了上海佛學院，並親自擔任院長。他希望通過佛學院的規范教學，以期紹隆佛種，荷擔如來家業。1984年，又在南市區慈修庵設立上海佛學院尼眾班，招收青年尼眾人學。其後，又在崇明縣廣福寺設立僧眾班。十多年中，先後共培養出了近200名佛學人才。 第三，重視學修制度。佛學院采取了“學修並重”的方針，發揚佛教解行並重的優良傳統。規定全體學僧，在學習佛典和文化知識的同時，必須參加玉佛禅寺僧眾所進行的自我修持活動。如每天必須上殿做早晚功課，寺內定期舉行的大型佛事活動，如禅七、佛七、水陸法會等，學僧都必須參加。據悉，1952年冬，虛雲法師莅寺主持祝願世界和平法會，歷時49天。1953年2月，虛雲老和尚在寺內主持禅七，領眾熏修。真禅法師上任以來，重興“禅七”活動，每年臘月初一至初八舉行，至今已成玉佛寺的禅修品牌。 第四，重視人才培養制度。人才的培養涉及佛教的前途命運，真禅法師把紹隆佛種，培養佛教事業接班人，看成是當代中國佛教的頭等重要大事。1992年7月，他撰寫《培養青年僧人是中國佛教界的當務之急》一文指出，辦好各級各類佛學院校，是中國佛教界目前的當務之急，必須注意以下幾點：一是籌措充足的經費，二是聘請有教學經驗的教師，三是編輯統一的教材，四是重視入學僧的質量，五是明確培養目標。真禅法師不僅關心上海佛學院學僧的進步和成長，而且也非常關心其他地區所辦的佛學院校、僧伽培訓班學僧的進步和成長。他曾先後於南京棲霞山僧伽培訓班的開學和結業典禮上、中國佛學院靈巖山分院第二期開學典禮上，作了多次重要講話，勉勵學僧勤奮學習，努力上進，爭取成為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真正能對佛教事業作出貢獻的佛學人才。 第五，建立文化建設制度。真禅法師響應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關於“注重學術研究”的號召，積極開展佛教學術研究。從1981年開始，舉行各種法務活動，並著手籌印和流通一些經書、法物，陸續出版了《玉佛丈室集)10冊、《上海玉佛寺叢書》11種及《玉佛禅寺》畫冊2種、《玉佛禅寺建寺110周年紀念特輯》、《持松法師論著選集》與《紀念文集》、《應慈老法師圓寂三十周年紀念文集》等，發行數十萬冊。 第六，建立慈善弘法制度。真禅法師一貫熱心佛教慈善公益事業。他從1984年起，就以個人名義和代表玉佛寺向有關福利機構及團體進行捐贈。1988年真禅法師受聘為上海市兒童福利院名譽院長，並設立“真禅法師殘疾兒童福利基金”和“真禅學校”。1991年8月，全國各地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遭受嚴重水災，真禅法師率領上海市佛教徒向災區人民捐贈人民幣100余萬元，其中玉佛寺僧職人員捐贈70余萬元，嶄新棉被1000條，幫助災區人民重建家園。捐款總數居全國各省市佛教協會之冠，受到中國佛教協會的表彰。1994年真禅法師被推舉為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副會長。玉佛寺僧眾用實際行動弘揚佛教慈悲濟世的優良傳統，樹立了佛教關愛人生、服務社會的新形象。 第七，外事接待制度的建設。玉佛寺是恢復較早的寺院，還被作為上海十大景點推出，每年有數十萬外賓、數百萬游客來寺進香參觀，此外開放以來還接待各國首腦約250余人次。承擔如此重要的外事任務，玉佛寺的形象至關重要，真禅法師建立健全接待制度，並總結了“阿彌陀佛加友好”的接待原則，為玉佛寺的外事接待工作奠定良好基礎。 第八，信仰制度建設。真禅法師還重視佛教的正信問題，這是對以往佛教世俗化、鬼神化的批判。1991年1月，針對香客燒香點燭互相攀比風氣愈演愈烈的現象，由真禅法師發起上海市佛教寺院文明敬香倡議，獲得全國各大寺院的響應，影響很大。玉佛寺法物流通處以大局為重、不計較局部暫時的利益得失。取消了寺內的蠟燭供應，對線香也進行三炷香的改樣包裝，並在香期以“送香”的措施代替以往“售香”的辦法，同時加強輿論宣傳的力度、長期堅持不松懈，終於取得了成效，養成了香客在玉佛寺內文明燒香的風氣。雖然這些措施給法物流通處帶來了每年數十萬元的經濟損失，卻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開展移風易俗作出了貢獻，受到了佛教界和社會的好評。 真禅法師對當代佛教的制度建設是多方面的，惟賢長老在《遺德高風，後繼有人——紀念真禅長老圓寂十周年》一文中專門回憶說：“多次在北京中國佛協開會，都與他相聚，共談佛教建設問題，包括寺廟管理、培植僧才、與社會主義建設相適應等問題，談得頗融洽、頗認真。”這也說明佛教建設問題是真禅長老關注最多的大事。 三，自有後來人  玉佛寺與當代叢林建設 2000年，由諸山長老公推覺醒法師為玉佛禅寺第十一任住持；2002年9月，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全國代表會議上，覺醒法師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玉佛寺的制度建設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玉佛寺新一屆領導班子結合新時期都市佛教的特點，在繼承真禅法師建立的以傳統的叢林制和現代民主管理制相結合制度的基礎上，不斷完善、不斷改進，使玉佛寺制度建設更上一層樓。 1、寺院組織與運作 中國佛教協會曾提出“以信仰建設為核心，以道風建設為根本，以教制建設為基礎，以人才建設為關鍵，以組織建設為保障”的治教原則，玉佛寺圍繞“以佛法覺悟群生，以教育培養人才，以學修提高素質，以服務樹立形象，以文化提升品位，以慈善回報社會”的寺院管理理念，在保持寺廟傳統的行政組織的同時，結合自身既是重要旅游接待單位，又由於“文化大革命”後形成法師與居士在寺院中同時存在的既成事實，探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發展需要的大都市寺院機構設置——四部兩室的管理網絡。玉佛寺管理制度，采取傳統的叢林制和現代的民主制相結合的辦法，寺務委員會為全寺最高的民主管理機構，由法師與居士共同組成，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則，制定寺院大政方針，對寺院日常事務作總決策。寺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為寺務處，負責對寺務委員會的決策具體執行。寺務處下轄四部兩室，分別是法務部、弘法部、經濟部、後勤部、辦公室、財務室。寺院管理工作采取先民主協商，再統籌安排的方式，合理分工，明確職責，協調人、事、物三者的關系，既理順了組織關系，又提高了工作實效，增強了寺院凝聚力。 2、僧團處事制度 玉佛寺地處上海繁華市區，仍能遵照農禅並重的叢林古制精神，組織全體僧眾、職工發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優良傳統，堅持各種勞作。寺內僧眾的修持，亦保持了良好的道風。玉佛禅寺現有僧眾120人(包括佛學院學僧)，設有傳統的四大堂口(客堂、禅堂、庫房和衣缽寮)，有一套較為完整的執事制度。日常修持，全體僧眾(包括佛學院學僧)每天上殿做早晚功課2次，從不停辍。每月農歷初一、十五，全寺僧眾集中到禅堂坐香、齋堂誦戒。堅持了初一羯磨、十五誦戒，平日輪流坐香的修持制度。農歷臘月初一至初八，全寺僧眾在禅堂舉行禅七，其間停止寺內一切活動，一心辦道、自身修持。農歷四月初一至初八，舉行華嚴佛七法會，由方丈分別選講《華嚴經》中的《普賢行願品》、《十地品》、《三昧品》等各品。清明和冬至節，分別舉行佛七法會。佛、菩薩誕辰，舉行祝誕普佛法會。 3、教育文化制度 文化是一個寺廟品位的象征，教育是寺廟發展的基本保證。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玉佛禅寺確立“文化建寺、教育興寺”的發展戰略。2000年6月30日，成立《覺群》編輯部，除發行《覺群》季刊外，還出版《覺群·學術論文集》、《覺群叢書系列》。弘一圖書館修葺一新、設立弘一紀念堂對外開放。玉佛寺網站、星期佛學講座、梵樂團、覺群學院、覺群編譯館、覺群沙龍也相繼開辦，玉佛禅寺開始形成了音聲佛事與佛法講演緊密結合、僧伽教·育與居士培訓互為補充、通俗講座和專門研究齊頭並進的良性發展的文化態勢。在辦好上海佛學院的同時，2001年8月，從中國佛學院等5所院校引進30多位應屆畢業僧到玉佛寺常住，大大提升了寺院僧團素質，成為寺院可持續發展的有生力量。另外。玉佛寺還成立禅修中心，引導一些在家佛教徒學習參禅，效果良好。為了使弘法工作更為規范化，更具規模，玉佛寺又推出“覺群文化周”。每年用七日的時間，舉辦一次盛大的講經法會，成為玉佛寺全年弘揚佛教文化工作的總匯奉獻給信眾。 2000年和2002年舉辦了“弘一大師(李叔同)誕辰]20周年紀念座談會”、“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都市寺院與人間佛教”研討會，後兩會分別結集出版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研討會論文集》、《都市中的佛教》。2004年5月，玉佛寺隆重舉行了“上海圖書館和弘一圖書館文獻資源共建共享簽約暨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基層中心”揭牌典禮。2004年9月，“玉佛禅寺與上海外國語大學合作辦學簽約暨首屆法師外語培訓班開學典禮”在上海外國語大學隆重舉行，這些舉措在全國佛教界確是開風氣之先河。此外，玉佛寺還計劃創辦覺群研究所、覺群養老院、覺群環保促進會等一系列以“覺群”為品牌，范圍覆蓋文化、教育、福利、環保等領域、以“振興佛教、回報社會”為目標的弘法機構。 4、經濟制度 佛教經濟自養事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玉佛寺創造性地提出經濟自養要堅持“兩性”：一是宗教性，二是文化性。宗教性是說寺院的經濟自養部門的經營理念不能簡單地等同於社會上的商業發展理念，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宗教特色，注重將宗教理念注入到商業行為中，不唯利是圖，不損害佛教形象；文化性是說寺院的商業經營要有內涵，要注重宣傳宗教深厚的文化底蘊，要不斷提高服務項目的檔次和品味，突出經營的文化性，尤其是對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更要大力弘揚和繼承。本著“以廟養廟”和堅持“兩性”的原則，玉佛寺的經濟自養事業得到了穩步發展。為了進一步提高經濟自養部門的管理水平，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革，對經理實行公開招聘制，對員工實行優化組合和競爭上崗，從而增強了大家的責任意識，調動了廣大員工的積極性。正因為玉佛寺在經濟自養工作中堅持慧。了嚴格的經營管理方針，落實了有效的經營管理措施，所以近年來的成績非常顯著，法物流通處、素齋部每年都能向寺院提交數額較大的自養利潤，積極發展、壯大了寺院的自養經濟體系，從而為道場的興隆、僧眾的修持及僧才的培養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也為弘法利生事業的開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了貢獻。 2004年7月玉佛寺物業管理舉行招標會議；10月，玉佛寺與明華物業公司舉行物業委托管理簽約儀式。這又是一件破天荒的改革措施。11月，“覺群樓”落成暨覺群文化活動中心正式啟用，其中設有覺群賓館。這必將為玉佛寺的經濟自養事業開拓更為廣闊的前景。一年來，寺院的物業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規范化的軌道。物業公司的引進，為玉佛寺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理念，為寺院的規范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為了進一步提高寺院管理中高級管理層的管理意識和水平，積極推動佛教與社會的相適應、相協調，將佛教寺院充分融人到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形勢中，玉佛寺決定借助高校的力量，為自己培養一批高層次的管理人才，以促進寺院的整體管理水平躍上一個新的台階。2005年9月1日，上海玉佛寺高級管理人員MBA核心課程研修班開班典禮在上海交通大學隆重舉行。參加這次培訓的18位學員均為玉佛寺承擔管理任務的主要人員。覺醒法師接受采訪時說：我們以前是用傳統的寺院管理方法來管理寺院，現在要繼承傳統，適應當代，把現代的管理理念引進到寺院裡來，希望通過在大學的學習從理論上能對現代管理理念有更深的理解，將寺院管理和現代企業管理有機結合起來，用先進高效的方式，對寺院進行現代化管理。 5、僧團與社會的互動 玉佛寺以“愛國愛教”為指南，主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他們的具體舉措有：(1)高舉愛國愛教的偉大旗幟，積極投身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2)發揚自身優勢，幫助社會共同預防科研工作中可能發生的危害人類生存的極端行為；(3)利用佛教特有的社會影響力，積極參與反對戰爭、維護和平運動；(4)弘揚佛教慈悲濟世的優良傳統，關愛人生，服務社會；(5)發掘和宣傳佛教教義中積極的倫理道德內涵，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服務；(6)參與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工作，共建健康有序的文明世界。 據不完全統計，玉佛寺自1979年對外開放以來，接待國際友人、港澳台同胞和國外僑胞，約有300余萬人次。曾先後接待了外國元首和首腦人物250多批。玉佛寺每年進廟的信徒、香客多達100余萬。同時十多年來，真禅法師和覺醒法師，也先後到20多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弘法訪問。 玉佛寺以慈善事業聞名全國。據悉，玉佛寺每年都要向社會捐款，為希望工程、特困家庭及外來務工人員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迄今為止，玉佛寺已累計向社會捐款達2000余萬元。2005年10月1日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6周年，玉佛寺僧眾、員工200余人匯集寺內，舉行了莊嚴而隆重的升國旗儀式。儀式結束後，玉佛寺向上海市慈善基金會捐款5萬元，用於資助老年特困家庭。多年來玉佛寺以實際行動，實踐著“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人間佛教思想，為構建和諧社會默默耕耘和奉獻著。2005年11月6日玉佛寺隆重舉行了上海市慈善基金會上海慈善物資管理中心玉佛寺工作站，這是上海市慈善基金會第一次在基層單位設立工作站。 目前，由真禅法師奠定的寺院規范化管理制度，經過近幾年的完善，已成為玉佛寺民主管理的依據與准則。玉佛寺依照中國佛教協會制定的《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共住規約通則》結合本寺實際情況，制定了《玉佛寺僧伽共住規約》12條；為提高對外形象，制定《客堂規約》10條；為規范寺院各部門的工作，使各堂口管理有法可依，制定了各部門的規章制度，包括《玉佛寺寺務處辦公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法師職工學習制度》、《財務管理制度》、《庫房物品領用制度》、《職工上下班考勤制度》、《駕駛班車輛管理使用制度》、《佛事管理制度》、《上殿制度》、《消防安全責任制度》、《綠化環境衛生評比制度》、《自養經濟目標管理辦法》、《固定資產管理辦法》、《文物字畫檔案管理辦法》等30余種。“這些制度從整體到局部、從共性到個性，或交叉、或平行地構成了玉佛寺的行政制度管理網絡，為寺院制度化管理提供了保證”。 玉佛寺自民國起就是開風氣之先河的滬上“首剎”，今天又是中國當代海派佛教的代表，其舉措施為不僅影響著東南大地，同時也輻射至全國乃至海外。我們衷心祝願玉佛寺四眾弟子發揚愛國愛教的傳統，繼承真禅法師慈悲濟世、弘法利生的精神，同心同德，開拓進取，在當代中國佛教建設之路上快馬加鞭，創造出更多更大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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