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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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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程恭讓教授：評《華梵之間》：“淺層的史實”與“深層的方面”
評《華梵之間》：“淺層的史實”與“深層的方面” 《華梵之間》 程恭讓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一版 學者在評論歷史事件的時候，心口稍失檢束，就容易發出一些“想當然耳”的言論，以思想上的“理當如是”，取代學術上的“事實如此”，以至於造成“一言而蔽千古不齊之事實”。自從“口述歷史”、“訪談錄”等類撰史形式流行之後，這個問題有往深處發展的趨勢，雖研究有素發言謹慎的學者，也難以徹底戒除。蘇晉仁、程恭讓兩位先生整理出版的周叔迦(1899-1970)遺作《清代佛教史料輯稿》(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0月第一版)，收有一篇《紀念一代佛教文史大家周叔迦先生誕辰一百周年——蘇晉仁先生訪談錄》。這篇訪談錄近已收進程恭讓先生的論文集《華梵之間》(第207-233頁)，其內容固然十分豐富，卻也難免雜染時代風氣，摻入某些“想當然耳”之論。請看下面這兩段話： 蘇：當時三個以佛學研究著稱的佛教居士中，竟無先生、清淨居士二位似乎都未注意到敦煌卷子，唯有叔迦先生在這方面做出了相當的貢獻，因此成了日後中國佛教敦煌學方面的一位先驅者。之所以有這種區別，我想主要還是因為他的學術興趣十分廣泛的緣故。當時他住在北京，敦煌殘卷的大宗是在北京圖書館，而叔迦先生和負責整理殘卷的陳援庵、趙萬裡等先生又很熟悉，所以他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東西。環境給了他這些機會。 程：除了您所講的這些主觀、客觀方面的條件之外，我覺得還有一些深層的方面，叔迦先生個人對佛教思想史的看法可能影響了他對敦煌卷子價值的判斷。比方說吧，如果當時讓歐陽竟無、清淨居士來看待這些敦煌卷子，他們可能認為殘卷意義不大。並非因為是“殘”卷，所以意義不大；假設是完整的卷子，被伯希和等人盜去的卷子，也意義不大。因為這些卷子大部分是中國佛教學者的著作，是在佛教“中國化”的氣氛和思潮下寫成的，所以照歐陽等人看來，其佛學價值幾近於零。而叔迦先生就不會這樣看問題。 蘇、程二位先生的話，很容易讓讀者認為，法相唯識學南北兩大家的歐陽竟無(1871-1943)和韓清淨(1884-1949)從未注意到敦煌卷子，就是注意到了，他們也會認為殘卷意義不大。照程先生的意思，南歐北韓不注意敦煌殘經或者認為其意義不大的主要原因是，敦煌卷子中“大部分是中國佛教學者的著作，是在佛教‘中國化’的氣氛和思潮下寫成的”，故而以南歐北韓“印度佛學本位”的眼光來看，敦煌殘經的“佛學價值幾近於零”。可是，實際情況是這樣嗎？我們可以明確地告訴蘇、程兩位先生，南歐北韓不僅注意到敦煌殘經，而且南歐創辦的南京支那內學院(包括其前身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和北韓建立的北京三時學會還注意到某些殘卷的價值和意義，曾經有選擇地加以校勘刻印。敦煌卷子中雖有很多“中國化”程度很深的佛學著作，但也有不少“中國化”程度很淺的唐代玄奘一系的法相唯識學佚籍，引起南歐北韓注意的首先就是這批佛典。 在支那內學院正式成立(1922)之前，歐陽漸就在金陵刻經處研究部組織自己的學生校刻過一部敦煌出土的法相唯識學要籍，即唐京師西明寺沙門昙曠的《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簡稱《百法義記》)。我托友人隆藏法師從北京法源寺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借出這部論疏，發現它還是周叔迦的堂兄周叔弢(名暹，1891-1984，史學家周一良的父親)和周叔迦的長兄周明泰(1896-1994)等人捐資刻印的(參看《弢翁藏書年譜》，李國慶編著，周景良校定，黃山書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11-12頁)，書後有刊記曰： 孫多焌、周暹、周明泰合施銀百五十圓，敬刻此《記》，連圈記字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個，支校刻銀百三十二圓，余銀由流通處印書布施。 民國九年季春金陵刻經處識研究部刻 刊記前面還有歐陽弟子、唯識因明學專家邱檗(字曦明，一作曦運，江西宜黃人)寫的校記： 《百法明門論》略陳唯識名義，大乘光《疏》釋詞稍簡，基師《解》文復多缺佚。昙曠作《記》近出敦煌，周君叔弢鈔得見饷，披讀再三欣惬希有。基、光論述依據三藏，奘師受學勝軍居士，再傳窺師，因述《成唯識記》，義文淵海，初學面牆，得茲《論記》開明，慧光一線。惟《記》本衍缺，多所補削，猶恐偽漏，致滋疑惑，願諸讀者，靡尤再詳。宜黃邱檗附識。 校記中提到的“大乘光《疏》”和“基師《解》”，分別指玄奘弟子普光(大乘光)和窺基的《百法明門論疏》和《百法明門論解》(均有金陵刻經處刻本)。周叔迦曾據邱檗校本替昙曠《百法義記》作提要曰：“夫《百法論》略陳唯識名義，近之可以斷惡修善，遠之可以達俗會真。基《解》文多阙佚，光《疏》釋詞簡切，曠《記》诠敘清晰，以較忠《疏》，淵廣差堪比擬，精峭似若稍遜，此時代之所限耳。”(《釋家藝文提要》，第436-437頁)“忠《疏》”指窺基弟子義忠的《百法明門論疏》(有支那內學院刻本)。周叔迦提要的用語，頗有采納邱檗校記之處。 支那內學院成立後所刻敦煌佛典，據我所知有唐佚名撰《唯識三十論要釋》和唐益州福感寺沙門道基撰《攝大乘義章》。我以前購得過一冊金陵刻經處新印的木刻本《唯識三十論要釋》，書名下題“敦煌本”三字。這個本子後面沒有任何刊記和校記。但瞧字體，應該是支那內學院刻本。由於此書北京國家圖書館和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無藏，我就查閱台灣“國家圖書館”目錄，發現其藏本中有“民國二十三年支那內學院刊本”，但具體出版訊息不詳。於是，我就托金陵刻經處的肖永明先生幫我查查刻經處該書木板上面是否有刊記或者校記一類的東西，肖先生很快回信說該書木板尾葉有刊記，其內容如下： 劉湘撥付四川省款敬刻《唯識三十論要釋》一卷，連圈計字二萬九千八百二十五個，扣洋一百九十六元八角四分五厘，簽條尾葉功德書十九部，實共支洋二百零四元九角二分五厘整(此數由二十二年八九月余款三百四十六元二角七厘四毫內支付)，民國二十三年六月支那內學院識。 果然是支那內學院的刻本！周叔迦曾依《大正藏》所收本考證，《唯識三十論要釋》多半也是昙曠的作品(周叔迦《釋家藝文提要》，第438頁)。 呂澂在《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8月第一版)講攝論學派(南北朝末期到唐朝初期以講習真谛譯《攝大乘論》為主的佛教派別)時，曾經提到過一本《攝大乘義章》：“此外，在敦煌卷子中有一些章疏殘本，如道基的《攝大乘義章》(殘本，已校刻)，可以看到當時的理論都因自由發揮而更加顯得復雜了。”這本“已校刻”的《攝大乘義章》殘本，我也托隆藏法師從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借出，發現它是由支那內學院刻於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其尾葉刊記說： 葉恭綽施資敬刻《攝大乘義章》一卷，連圈記字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個，扣洋一百零三元一角二分五厘，簽條尾頁功德書六部，實共支洋一百零五元整，民國二十五年四月支那內學院識。 刊記前有校記雲： 右《章》一卷，舊鈔本，不題作者。以《法苑義鏡》《獅子吼鈔》所引古基師《章》文對校，處處合符，斷為道基之作無疑。基以貞觀十年示寂，此《章》典據乃有貞觀七年新譯之《大莊嚴論》，是必晚年定稿又無疑也。基《章》原有八卷，今才余一，而文猶不全，殘佚已甚。然對治之談，攝師宗要，故《法苑·斷障章》中引破古基之說最多，今適存斷結等義以資對照，可雲得其精華矣。至於《攝論》舊師立義多途，基獨厘改先轍緝缵亡遺，此殘卷中列破三藏及晉漢諸家數處，頗見其概，是則尤可貴也。校者附記。 這位未署名的“校者”，我看多半就是呂澂。周叔迦《釋迦藝文提要》第168-169頁對此內學院刻本《攝大乘義章》也作有提要。 三時學會校刻的敦煌佛典，據我所知有《天請問經(附疏)》(我用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書庫藏本)。書後有校記略雲： ……今劉君(佛三、君曼)之母 李太夫人逝世。同人發願為刊《天請問經》若干部。是經佛為梵天請問而說。問答伽他，美妙易解。引入聖教是最方便。傳有基《疏》，今佚不存。近於京師圖書館所藏敦煌寫經卷中，偶尋得之。但惜阙殘。猶足參究。法寶重睹，歡喜慶慰。今並附刊，用廣流布。願令聞者，聞已生信護持受誦，其福無量。以此所獲功德，施彼亡者資生勝趣。 三時學會識 既雲“猶足參究”，復說“法寶重睹，歡喜慶慰”，可知三時學會並不以敦煌佛典為全無價值。校記後有刊記曰： 韓蘊晴 清 淨 韓哲武 官伯行 朱芾煌 各五圓 胡朝宗 饒鳳璜 各三圓 李成志 馬 凖 相 偉 申 憲 林 肅 各二圓 翁 廉 陳霞章 蔣灼三 各一圓 徐鴻寶 六圓 天津交通貨棧 三十圓 以上共銀洋八十圓計印是經及疏一千五百部如數付訖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印成 刊記中所提施資人“清淨”，就是韓清淨。《天請問經》用的是玄奘譯本，所附《天請問經疏》本無作者名，校記作者認為是窺基的佚文，但周叔迦懷疑是玄奘弟子文軌所作(《釋家藝文提要》，第239-240頁)。 綜上所述，要想判定南歐北韓是否注意到敦煌佛典，以及是否認為敦煌殘經意義不大，只有調查研究支那內學院(包括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和三時學會所刻經籍的具體情況，此外別無他途。在能以“淺層的史實”說明有關問題的情況下，實無必要引入程先生所謂“深層的方面”加以解釋。以文獻為根據來成立思想，而不是以思想的揣測來取代文獻的調查，這是一種簡單有效、歷久彌新的基本治學方法。大概由於這種方法實在是太簡單太樸素了，反倒經常為我們所輕視。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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