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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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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溫金玉教授：釋門偉器：大唐三藏法師玄奘
釋門偉器：大唐三藏法師玄奘 溫金玉 唐玄奘因小說《西游記》而家喻戶曉，是一個婦孺皆知的人物；更因其在佛教上的卓越貢獻而彪炳史冊，成為佛法東傳歷程中的一座裡程碑。研究中國佛教無法離開唐玄奘，無論從歷史地理，還是從文學翻譯；不論是從文獻典籍，還是從宗派義理，玄奘的成就都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可以說是：說不盡、道不完的唐玄奘。 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是形成於古代亞洲的兩大文化圈。從地理上說，中印盡管都處於亞洲大陸之內，但一直被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阻隔，形成了完全異質的兩大文化，很長時間處於相隔離的狀態。西元前二世紀末，絲綢之路的開通，使這兩大文化圈的交流成為可能。從此，在這條路上行走著的，就不僅是往來的商旅，還有各國的文化使者，佛教其實就是隨著商旅馬隊的清脆蹄聲傳入中原內地的。 佛法初傳中土，多賴中亞及印度高僧來華傳譯佛典，但其時並非有系統且有計劃傳入，而是隨意性、隨機性很大，由此，使得傳來之典籍或篇章不備，或轉譯有誤。“格義佛教”的產生既有中土思想家的有意誤讀，更是當時典籍不全、義理難解的應急之措。《宋高僧傳》就說“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合。婉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裡，觌面難通。”譬如，早期就把佛教視為一般黃老之術。而真實的佛法大義並不為人所知。為此，從曹魏末年朱士行開始，中土掀起一股西行求法的運動。據史籍所載，西晉有竺法護，東晉初有康法朗、於法蘭，東晉中期以後又有竺佛念、慧常、進行、慧辯、慧睿、支法領、法淨、智猛、法勇等。晉宋之際，游方西行僧人雖多，但其中以法顯最為著名。在西行求法史上，人們也常常習慣將法顯與玄奘並稱，來贊歎他們捨生求法的巍巍功德。如唐代另一著名僧人義淨律師在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就說：“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創辟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然而勝途多難，寶處彌長，苗秀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實由茫茫象跡，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亘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忘餐幾日，辍飲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義淨這番話，道盡晉、唐之際求法僧人往來中國和南亞間旅程中的困苦和危險。正是無數的祖師大德為法忘軀、行走在“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的路上，九死一生取回真經，使後人聞到了佛法，看到了經書。義淨律師曾留下一首讓後人明白今天所看到的經典皆是先人用生命換來的感歎詩： 宋齊梁陳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 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 路遠碧天唯冷結，沙河遮日力疲殚； 後賢如未聞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 這樣令人感動的例子還有許多，如《求法高僧傳》記載常慜法師說：“附舶至中天竺，船覆。舶主令上小舟濟之，慜讓余人求生，己則合掌面西念佛。念念之頃，舶沉身沒，聲盡而終。”千載之下，讀來依然悲怆不已。義淨律師贊說：“輕生為物，順菩提心。忘己濟人，斯大士行。”從中不僅看到佛法東來，更感受到中土西求。 玄奘的孤影西征，同樣充滿著艱辛。西行之路，或山高道險，或風雪交加；或盜匪洗劫，或缺食斷飲。唐太宗在《大唐三藏聖教序》中，對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飛，空外迷滅。萬裡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窗，蹑霜雨而前躍。”一次，他於沙漠中迷路，找野馬泉不得。下馬飲水，因為皮囊太重失手打翻僅有的水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說：“千裡之資，一朝斯罄。”由此，心意彷徨，意欲東回尋求幫助，然走幾裡回頭路後，想起自己“絕不東移一步”的發願，並反覆诘問自己“今何故來？”終於再發誓願，“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在這樣的絕境下，他四夜五日無滴水可飲，憑著信念向西而去… 玄奘西行之前，中國佛教的主旋律依然是譯經，歷代祖師所做的努力，就是想讓中國人明白佛陀到底在菩提樹下悟到了什麼？經典文本的學習成為玄奘早年的主要經歷。他“備通經典，而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之風不習。”十三歲出家後，學《涅槃》，習《攝論》，對《法華》、《維摩》、《阿毗昙論》、《成實論》、《俱捨論》等均有涉獵。數年間就究通諸部，聲譽大著。隨著聞法日廣，造詣日深，他深感多年來在各地講演所聞，異說不一。《慈恩傳》卷一記載，“法師既遍谒眾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理，各檀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游西方，以問所惑。”貞觀元年(627)玄奘結侶陳表，請允西行求法。但未獲批准。然玄奘決心已定，遂抱著“一睹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的宏圖大志，“冒越憲章，私往天竺”。 玄奘在摩揭陀國那爛陀寺歷時五年，跟隨戒賢三藏學習，備受優遇，並被選為通曉三藏的十德之一。在印度，他依然是廣參博學。戒賢囑玄奘為那爛陀寺僧眾開講《攝論》、《唯識抉擇論》。玄奘亦曾著《會宗論》三千頌(已佚)，以調和大乘中觀、瑜伽兩派的學說。玄奘法師在印度最令人稱道的是，在曲女城的大會辯論。戒日王以玄奘為論主，在曲女城召開佛學辯論大會，有五印十八個國王、三千個大小乘佛教學者和外道兩千人參加。當時玄奘講論，任人問難，十八日裡無一人能予诘難。一時名震五印，並被大乘尊為“大乘天”，被小乘尊為“解脫天”。玄奘隨後又參加五年一度、歷時七十五天的無遮大會，辯才無礙，聲望如日中天。但在印度名滿天下之時，他卻不忘西行求法初心，踏上了東歸之路。 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花了十九年時間到印度取經的玄奘，終於回到了長安。史載當時“道俗奔迎，傾都罷市”。不久，唐太宗接見並勸其還俗出仕，玄奘婉言辭謝：“玄奘少踐缁門，服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棄水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並表達了“願得單身行道，以報國恩”的心願。爾後留長安弘福寺譯經，由朝廷供給所需，並召各地名僧二十余人助譯，分任證義、綴文、正字、證梵等職，組成了中國佛教史上最為完備的譯場。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譯經，總共翻譯佛教大小乘經論75部1335卷，計一千多萬字。呂澄先生評價說“印度的佛學從漢末傳來中國，直到唐初的幾百年間，真正能夠傳譯印度學說的本來面目，要算玄奘這一家。”我們看到，在唐朝時，經過先前數代人的努力與積澱，佛教界已有條件對所傳譯的經籍，以及所奉行的教義、教規作一從容的審視。玄奘即是從義理的角度重新省察，所以他把印度佛教的瑜伽有宗移植過來，創立了中國佛教的唯識宗，期望對中國佛教有所補益。在戒律制度層面，稍晚於玄奘的義淨也遇到了與玄奘同樣的困惑，印度僧團的實際修持與中國僧團的修為，到底有何異同？當時中土持律者諸部互牽的律法，是否是純正的印度律法？這樣他西行求法，攜回了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希望通過對純正印度戒律的弘揚，來整饬僧團，矯治時弊，力挽頹風。義淨曾對此感慨的說：“於時歎曰，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寧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鑒斯正則。”如果說玄奘的西行求法，主要基於義理的考慮，那麼義淨的西行求法，更多的是從戒律方面著眼。《大宋僧史略?此土僧游西域》中評論說：“若論傳譯之人，則多善一方，罕聞通解，唯玄奘三藏究兩土之音訓，瞻諸學之川源，如從佛聞曲盡意。次則義淨躬游彼剎，妙達毗尼，改律范之妄迷。” 玄奘與其高足窺基，由於對唯識經論的傳譯闡揚，使得唯識學成為一大宗派，並薪火相傳，風從影隨，至近代仍有楊仁山、太虛、歐陽竟無等提倡弘揚，余音綿遠不絕。如果說鸠摩羅什開演中觀，令印度佛教空宗流布中土，那麼正是玄奘師徒的努力，讓瑜伽有宗得以輝煌。這樣印度大乘佛法的空有二脈，雙峰並峙，如日月同輝，普照華夏大地。 在翻譯上，玄奘一改以往要麼為忠實原典而偏於直譯的方法，要麼為文字順暢而有違原典的意譯，主張“既需求真，又了喻俗”的譯經原則，並創造性地提出了“五不翻”，成為中國佛教譯經史上的“新譯”標志。歐陽竟無曾贊歎玄奘的翻譯風格是：“一語之要，堅如磐石；一義之出，燦若星辰。” 玄奘法師還給後人留下了由其弟子辯機筆錄而成的《大唐西域記》。此書共十二卷，介紹了西域及印度138個國家的風俗地理，“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對今天研究中印交通及中亞地區的民俗風情、人文地理，均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英國歷史學家史密斯，曾對此書的功績評價說：“印度歷史對玄奘欠下的債是決不會估價過高的。”印度著名歷史學家阿裡也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後，再看玄奘法師所擁有的政治智慧。我們知道佛教自傳入中土起，就存在一個佛教中國化與佛教化中國的問題。中華民族文化體系自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就已奠定，並在日後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以儒家為主體，諸學輔佐的多元文化格局，在道德規范、禮俗規制、倫理綱常和心理定勢方面，都有一個較為穩定牢固的精神信仰機制。所以，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初傳中國首先所接受的，就是來自這一古老文明對它的審視和鑒別。如印度佛教中剃發染衣是保證僧相畢現的最基本要求；不拜君親，則是保持出家人出世品格的保障。但在當時士大夫看來，僧人離家棄親是背離人子之道，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圓顱方領是有違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及漢地衣冠文明的古訓；不拜君王，是違背忠君的傳統道德；不事耕作更被輕視為不勞而食的社會蠹蟲。所以模范依從印度傳統佛教儀制，在中土反而是被視為不合時宜、有違人倫道德的行為。從東晉至唐，由此而引發了長達數百年的文化爭論。佛教的本土化問題一直是佛門領袖關注的焦點。從東晉道安法師時就明確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原則，確立了中國僧團的弘法模式。慧遠指出僧團是“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鸠摩羅什依後秦國主姚興的支持，得以創立“關河之學”，使中觀一脈得以發揚。據說唐太宗初見玄奘，就“因勸歸俗，助秉俗務。”後又“每思逼勸歸俗，致之左右，共謀朝政。”但玄奘上奏“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譯。”他“專精夙夜，不墮寸陰”，一門心思譯經。其實玄奘並不是置太宗的優渥於不顧，他或上表稱賀，或讓太宗為譯經御筆賜序。在玄奘歸國期間，始終與雄才偉略的唐太宗以及後來的高宗，保持緊密的關系，以保證自己譯經事業的正常開展。玄奘善巧運用王室的支持，來完成自己的弘法事業，而對世俗的名利並不看重。道宣律師贊揚玄奘說：“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 “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用報師恩。”遙想大師千年前的風采，仿佛看到大師風中飄動的衣袂，依稀能聽到大師演法的獅吼雷音…，我們今天重溫玄奘大師的情懷，回顧大師走過的路，緬懷大師的法乳深恩，正是為了回應大師“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悲心切願，為今天的和樂人群、報恩社會而精進不懈。最後借用趙樸初老人的一首詩來作結語： 信知此土有深緣，聖教三車獨得全。 誓續慧燈無盡際，時輪再轉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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