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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蔡惠明居士：僧佑對建經藏、造佛像的貢獻
僧佑對建經藏、造佛像的貢獻 蔡惠明 僧佑大師(四四五—五一八)俗姓俞，建業(今江蘇南京)人。他是南朝齊梁時代的律學大師，也是古代傑出的佛教文史學家。幼年時隨父母入建初寺拜佛，就歡喜雀躍，不肯同家。雙親依從他的願望，允許他禮僧范為師。十四歲為逃婚到鐘山定林上寺投法達和尚(當代高僧昙摩密多的弟子)。和尚“戒律精嚴，為法門棟梁”。隨後出家受業於法穎律師，穎師是當時著名律學大德，因而僧佑刻苦鑽研，精通律學。他曾為齊竟陵王宣講律學，由於披釋精詳，深入淺出，聽家常達七、八百人。後又奉齊武帝之命，往三吳(今湖州、蘇州、紹興地區)去試簡僧家，並講“十誦律”，傳授戒法，用所得的供養修造建初、定林兩寺，在寺內建立經藏。從此以俊，他經常廣開律席。“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僧佑法集總序：一謂他“春秋講說，七十余遍”。可見他一生的主要精力，用於傳弘律學。 大師講傳的律學，即薩婆多部(一切有部的“十誦律”)。當時“十誦”、“五分”、“四分”、“僧只”等四部廣律，雖都已在中國譯出，但以“十誦律”最為流行。法穎和尚是專研此律的，大師長期隨學，繼承和發展了和尚的弘律事業，他在“薩婆多部記序”中寫道： “年逾知命，仰前覺之弘慈，奉先師之遺德，猥以庸淺，承業“十誦”，諷味講說，三紀於茲。”說明他師承法穎的律學。他的律學著作有“薩婆多部記”五卷，介紹“十誦律”由北印度廚蜜傳來的經過。“十誦義記”則是他對“十誦律”義理的演述。可惜這兩即占律學的重要文獻早巳佚失，我們只能從“出三藏記集”的目錄和序文中領署其輪廓和大概了。 僧佑大師的著作還有：“釋迦譜”五卷、“世界記”五卷、“出三藏記集”十五卷、“薩婆多部相承傳”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等。其中以“出三藏記集”與“弘明集”影響最大，至今仍是我們研究當時佛教的重要思想資料。“出三藏記集”十五卷，記載東漢到梁所譯經、律、論三藏的目錄、序記以及譯經人的傳記等。僧佑以前的經錄大多散佚，現存經錄應以此集為最早，裡面還保存有道安大師經錄的原文。“弘明集”共十四卷，輯錄了從東漢到梁贊揚佛教的論著，但也保存幾篇反對佛教的撰作，如范鎮的“神滅論”等。作者一百人，其中僧伽十九人。卷一所載牟子的“理惑論”是研究佛教博入中國初期的重要資料。唐道宣律師編的“廣弘明集”是“弘明集”的續編，但體例稍有不同。僧佑在“弘明集後序”中寫道： “余所集“弘明”，為法御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沖，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征蘭百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途之人，不遠而復。總釋家疑，故曰“弘明”。”他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義敢於將反對佛教的論文同時引錄，讓讀者從正反兩方面審辨是非，這種寬宏的治學精神，為今後佛教學術研究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大師的佛學思想，主要是繼承大乘性空學說。在“出三藏記集序”中，他提出的“真谛玄凝，法性空寂”，在“弘圳集後序”中，又闡明“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的論點，就是講離法性空的道理。他認為，雖然“道法性空”，伹“等觀三界，則神之化理常照”(“弘明集”後序)，所以因果三世，輪回受報就在於人的性靈下滅，駁斥了范鎮的“神滅論”，贏得了當時名士王宏、王偉、劉勰等的擁護。 在大師以前，中國佛教典籍傳譯雖已不少，但沒有建立經藏。法穎和尚首先提出“施造經像及藥藏”，大師繼承和發展了這一事業。他先後枉建業城內建初寺和鐘山定林上寺營建般若台建立經藏，得到臨川王宏的全力協助。著名文藝評論家，“文心離龍”作者劉勰也隨從整理勘定，並區別部類加以序錄。梁·慧皎在二南僧傳·僧佑傳”中稱贊大師“造立經藏，搜集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的功績。 大師曾把自己八種著作總名為“釋僧佑法集”，他在“自序”中寫道： “竊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遠，泉清松密，以講席間時，僧事余日，廣訊家典，披覽為業；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競晷。………仰禀群經，傍采記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顯明覺應，故序釋迦之譜；區別六趣，故述世界之記；訂正經譯，故編三藏之錄；尊崇律本，故铨師資之傳；彌綸輻源，故撰法苑之編；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論；且少受律學，刻意毗尼，………既禀義先師，弗敢墮失，標括章條，為律記十卷；並雜碑記撰為一帙，總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啟於今業，庶有借於來津。”這八種著作，現存的僅“釋迦譜”、“出三藏記集”、“弘明集”三種。可見僧佑大師作為古代傑出的佛教文史學家是當之無愧的。 值得一提的是，僧佑大師不僅在建立經藏、撰制經錄、編寫佛教文史等方面作了很大的貢獻。而且他還對佛教工藝創造了光輝的業跡，他撰的“法苑集”中，搜集了許多有關佛教音樂、梵呗、法樂、歌舞、遺像、雕塑等資料。反映了他對佛教藝術的甚深造詣；。慧皎“高僧傳·僧佑傳”載：． “佑為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及剡縣石佛等，並請佑經始，准畫儀則。” 這裡所說的光宅寺銅像是梁·天監十二年(五零九年)大師奉旨監造，耗銅四萬三千斤，鑄成文九佛像，因莊嚴精美，被譽為“東方第一”(高僧傳·法穎傳”)。攝山大佛和千佛巖，則創始於齊·仲璋年問，當時的豫章王、竟陵王等都發心施資依山造像；，大師常為之規劃與監造。至於剡縣石佛就是現今浙江省新昌縣的石城彌勒大佛。據一九八四年四月，新昌縣王月冶、工杏淺用光學經緯儀測定，大佛身高十三·七四米，座高一 ·九一米，頭高四·八七米，發際至頂一 ·八三米，發際至願三·零五米，口廣一 ·二八米，兩膝咖膚距十點六一米，系石胎敷泥，圖繪裝裱而成，眉、睛黑色，眼球白色，發髻青色，唇與頂珠作朱紅色，額嵌圓珠為發光品體，全身其他部份均為金色。五宮端正，身段秀美，氯度娴雅，如含哲理，有慈祥超脫之感，號稱“東南大佛”。劉勰在為石城大佛建成撰題的碑記中稱為“不世之寶、無等之業”，“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其藝術魅力足以使“梵王四鹄徘徊而不去，帝釋干馬踯躅而忘歸。”大佛始鑿於齊永明四年(四八六)至梁天監十五年(五二八年)完成，最早由僧護發起，後來由僧佑續造，最終由僧佑完戎，世稱“三生石佛”。僧佑大師的建造技巧，經現代雕塑專家監定，認為有這樣兩點創新，藝術上獨到之處就是：(一)頭身此例適當。一般人像塑造，總是按人體各部實際比例進行，頭部占全身七分之一或上身四分之一。但如畫、塑比人高大幾倍或十幾倍的巨像，就不能死扣這一比例，否則就會形成“細頭偉人”。北方石窟中造像有意放大上身，恰又出現了“頭大身小”的不協調。僧佑大師是在寵下向石壁構圖，“目准心計、准畫儀則”地先在心裡擬好稿，站在寵下“遙控”，指揮工匠定位，把心中的圖像镌刻到石上去，因此比例勻稱，造型優美。(二)眼晴設計奇妙。大佛雙目半開，兩耳垂肩，嘴合唇啟，流露出慈祥與容智，具有強烈的感染力。人們站在寵下不論從那一個角度瞻望都覺大佛隱含微笑，令人雜念頓收，肅然起敬。據研究，其主要原因是眼睛設計的奇妙。原來表現喜、怒、哀、樂，關鍵就在於眼睑和眼球配置的調節上，立體雕塑的表達更有一個深度問題，眼睑張大，眼珠突出，成圓睜狀，就成為驚愕、凶煞之相；反之，眼睑閉合，遮住眼球，便構成入定或打噸之狀。大佛眼睑開張適度，微啟不展，眼珠藏在眼睑內有一定深度，內藏而不昧，可見而不突，才形成微笑、慈祥、超脫的容貌。這不能不說是僧佑大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的創造。 明徹、窦唱是大師的弟子，他們繼承和發揚了僧佑大師的優良傳統。“續高僧傳·明徹傳”載：“徹因從佑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為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其興廢，移業經論，歷采家師，備嘗深義。”“續高僧傳·寶唱傅”則載：“唱投僧佑出家，咨禀經律，先後撰集“法寶聯壁”，“續*輪論”、“法集”、“華林殿經錄”、“經律異相”、 “名僧傅”等。寶唱自稱：“律師釋僧佑，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頂班二落，禮誦余日，撫拾遺漏。”可見大師道德學問，影響深遠，化導門下，身教為先，馳譽法門。劉勰也隨大師同住十余年，對他推崇備至。 僧佑大師圓寂於梁天監十七年(五一八年)五月建業建初寺，世壽七十四歲，葬於鐘山定林寺。弟子正度立碑，劉勰為撰行狀。 摘自《內明》1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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