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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惠明居士:鄭板橋與佛門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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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板橋與佛門因緣

蔡惠明

鄭板橋(1693~1765)名燮,字克柔,江蘇興化人。清代書畫家、文學家。早年家貧,應科舉為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曾任山東范縣(今屬河南)知縣,後因助農民勝訟及辦理赈濟,得罪豪紳而被罷官。出仕前後均在揚州賣畫,擅繪蘭竹,以草中豎長撇法運筆,體貌疏朗,風格勁峭。工書法,能詩文。有《悍吏》、私刑惡》、《孤兒行》、《逃荒行》等名篇,描寫人民疾苦頗為深切。所撰《家書》、《道情》等作,為世所稱揚。他是畫壇“揚州八怪”之首,著有《板橋全集》。

板橋是獨子,上無兄妹,下無弟妹,母親早亡,自幼過著近似孤寂的生活,成年後又憤世疾俗。口不擇言,養成了“狂”和“怪”的性格。罷官以後,移居揚州,以賣畫為生。他自稱居士,廣交方外之友,常在寺院裡借住,對佛經研究造詣甚深。他有個從祖叫福國和尚,是位頭陀式的苦行僧,生活非常淡泊簡樸,板橋曾賦《破衣》(為從祖福國上人作)詩雲:“納衣何日破,四十有余年,白首仍縫綻,青春已結穿。透涼經夏好,等深入秋便,故友無如此,相看互有憐。”

板橋出身於貧苦家庭,對安貧樂道之士格外敬重。福國上人的出家,使他很受影響。“狂士”不“狂”,與出家人卻談得來,這是由於福國上人的苦行,使他肅然起敬,心悅誠服。板橋有個堂弟名墨,就是他在《家書》中所稱的“捨弟墨”,板橋長“捨弟”二十四歲,頗為關注。此人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對佛教和出家僧眾,有著強烈的排斥诋毀。在這一點上他們見解不同,曾引起爭論。在《焦山讀書寄捨弟墨》書中,他寫道:“僧人遍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即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也。削去頭發便是他,留起頭發還是我,怒眉嗔目,叱為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佛自周昭王時下生,迄於滅度,足跡未嘗履中國土。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因說夢惹出這場事來,佛實不聞不曉。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佛何事乎?況自昌黎辟佛以來,孔道大明,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書之子,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時而猶言辟佛,亦如同嚼蠟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秀才罵和尚,和尚也罵秀才。語雲:‘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老弟以為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寄汝,並示無方師一笑也。”

從信中,板橋駁斥“捨弟”的排佛論點。認為出家人也是中國人,只是剃去須發,穿上僧服而已。如果由於信奉佛教,即出之以“怒眉嗔目,叱為異端而深惡痛絕”,這種敵對的排他意識強加於同是漢民族身上,未免失去儒家的寬恕精神,似乎太過分了。這不能體現孔子“親親而仁民”的胸襟。釋尊一生,從未來過中國,佛教不是從印度以武力強送的,而是漢明帝夜夢金人派遣蔡愔等從西域請來的。佛教傳入中國後,與傳統文化結合,實現“中國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眾所公認的。韓愈辟佛,獨尊儒家,使佛教受沖擊,但佛教並不因此而消滅,相反地扎根於民間,綿延不斷,罵是罵不倒的。至於僧人良莠不齊,在唐初就有了,當時太宗問取經歸來的玄奘大師:你們僧團到底是什麼情況?大師答稱:“魚龍混雜,凡聖交參。”深潭裡有龍有魚是混雜的,世間有凡人也有聖人。人間就是這樣魚龍混雜,凡聖交參,純而又純是找不到的。正因為世間還有許多不合理的事,所以我們要普渡眾生,引導他們止惡修善,淨化自己,僧眾中不守戒規,確是佛陀的罪人,而當時的秀才也不免有敗類。所以互相責罵是無濟於事的。板橋的信寫得婉轉含蓄,他本著持平態度不同意“捨弟”敵視佛教的偏激言論,其維護佛教的心顯而易見。

板橋在《劉柳村人冊子》裡寫道:“臨濟派滿天下,祖庭不修可悲也。予作碑以新之,在大明府車關外。”禅宗自宋元以後,僅臨濟、曹洞兩宗維持門庭。從以上幾句文字中可以看出,板橋不但信佛,而且屬臨濟宗。他作碑重建就是以實際行動為重修臨濟祖庭作出貢獻。

《清史列傳》載:板橋“喜與禅宗尊宿及其門弟子游”。這是有他家族關系與歷史淵源的。他的從祖福國和尚可說是佛學啟蒙師,在求學時期,他曾在常州天寧寺和焦山定慧寺讀書,與出家人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感受甚深。他在《送友人焦山讀書》的一首七律詩中寫道:“幾年不到大江濱,花枝鳥語春復香。抱書送爾入山去,雙峰覓我題詩處。”雙峰指焦山的雙峰閣,他曾在那裡住過,題了不少詩篇。他要友入尋找他題詩的地方。

雍正十年(1732),板橋不惑之年,他秋天到杭州游覽,住韬光庵,興之所至,寫了一首《韬光》的長詩,詩未最後二句是:“我已無家不願歸,請來了此前生果。”言外之意,有想在韬光庵出家為僧的念頭。因為就在去年,他的徐夫人逝世,留有二女一子,板橋交族人撫養,子然一身,雲游各地,他對韬光庵頗有依戀,但因緣悭,沒有實現出家的願望。

據《鄭板橋年表》記載,他交游的第一個出家人是江西廬山的無方和尚,他寫了不少詩篇相贈,並為無方和尚繪竹畫蘭。在《為無方上人寫竹》詩題道:“春雷一野打新篁,解箨抽梢萬尺長;最愛白方窗紙破,亂穿青影照禅床。”在《畫盆蘭勸無方上人南歸》詩雲:“萬裡關河異暑寒,紛紛灌溉反摧殘;不如歸去匡廬阜,分付諸花莫出山。”可見他們之間的友誼深厚。他們最初相識於匡廬,以後又在京師會晤。久別重逢,格外親切。板橋又題五言詩道:“一見空塵俗,相思已十年,補衣仍帶綻,閒話亦深禅。煙雨江南夢,荒寒薊北田。閒來澆菜圃,日日引山泉。”後來無方移居“孝兒營”,在山中修建了幾間茅房,請板橋去同住,過山居農耕的隱士生活。板橋因俗事纏身,未能入山,但卻心向往之。無方“從廬山晉京,原想弘法利生,有所作為,但當時惡人當道,好人受氣,所以只得在“孝兒營”結茅。板橋特地畫蘭花一幅,並題了詩,勸無方和尚南歸,他借蘭喻事,謂“不如歸去匡廬阜,分付諸花莫出山。”寓意良深,一片真情,溢於言表。

乾隆元年(1736)板橋赴京應試得中進士,曾游香山臥佛寺,結識了青崖和尚,這是位滿腹詩書、曾受皇帝欽賜紫衣及御墨的名僧,板橋題《寄青崖和尚》詩奉贈:“山中臥佛何時起?寺裡櫻桃此日紅。驟雨忽添崖下水,泉聲都作晚來風,紫衣鄭重君恩在,御墨淋漓象教崇。透脫儒書千萬軸,遂令禅事得真空。”在板橋看來,只有“透脫儒書千萬軸,名僧知名,未必潛修密行;而高僧在山修學,不一定廣為人知,所以名僧不一定是高僧,高僧也未必是名僧,這正表現了他的“狂態”。

在《與勖宗上人書》中,板橋寫道:

“燮舊在金台,日與上人作西山之游,夜則挑燈煮茗,聯吟付屋,幾忘身處塵世,不似人海中也。迄今思之,如此佳會,殊不易逅。茲待涼秋,定擬束裝北上,適有入都之便,先寄此聲;小詩一章,聊以道意:‘昔到京師必到山,山之西麓有禅關;為言九月吾來住,檢點白雲房半間。’勖尊者,弟燮頓首。”可見他與勖宗這位詩僧也是莫逆之交。

還有個起林上人也是位詩壇高人,板橋有《山中夜坐再陪起林上人作》五言詩四首,這裡敬錄二首:

“一、人語山上煙,月出秋樹底。清光射玲珑,峭壁澄寒水。棲鳥見其腹,歷歷明可知。秋蟲草際鳴,切切哀不已。禅心冷欲冰,詩懷淡彌旨。吟成無箋麻,書上破窗紙。

二、詩成令我寫,寫就復塗抹。骨脈微參差,有愛忍心割,未得如抽繭,針尖隱毛褐。既得如屍解,蜣螂忽蟬脫。主人門外來,詩才日豪闊。遲疾各性情,維余氣先奪”。

起林在日常禅觀生活之余,作詩敘述內心的禅觀意境,引起板橋的共鳴。禅和子的生活是簡樸的,詩作好了,無紙可寫,只得題在破窗紙上。這正和唐代著名詩僧寒山和拾得,把詩題在石頭和樹上一樣,自然超脫。

板橋的方外詩友甚廣,《全集》中還收有贈梅鑒、巨潭、松風、博也、恆徹等上人的詩作,限於篇幅,未能一一照錄。

至於與畫僧因緣,板橋還有首《題屈翁山詩札》,石濤、石溪,八大山人山水小幅,並白丁墨蘭共一卷的七絕詩,詩雲:

“國破家亡鬓總皤,一囊詩畫作頭陀;橫塗堅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石濤、石溪、八大山人都是明王室的宗裔,明朝覆滅後,他們到佛門出家。由於他們本身具備的天賦才能,在藝術上獲得突出的成就,成為中國繪畫史上著名的清初四畫僧。板橋距離八大山人、石濤的時代不遠,他觀嘗了石濤、八大的山水小幅,作了這首詩。既是寫真,又是抒感。石濤、八大等寄跡佛門,雖然免去生死劫難,但仍萦懷國破家亡。唯有寄情於繪畫,有意無意不落痕跡地隱約表露一點心聲。板橋詩中末後二句:“橫塗堅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讀來令人感同身受,余韻未盡。

板橋雲游四海,廣交方外友,他到一個地方,必在佛寺“掛單”,他看來象是未披袈裟的“行腳僧”。他的詩詞中有不少是描述佛教寺院的。其中《韬光》組詩是代表作,詩雲:

“韬光古庵嵌山巘,北窗直吸余杭縣。葛洪小兒峰嶺低,南屏一片排秋扇。錢塘雪浪打西湖,只隔杭州一條線。海日烘雲濕已干,下界奔雷作蛇電。山中老僧貌奇古,十年不踏西冷土;厭聽湖中歌吹聲,肯來伺候衙門鼓?曲房幽澗養神魚,古碑剔藓蝌蚪書;銅瓶野花鳥幾靜,湘簾竹榻清風徐。飲我食我復導我,茅屋數間山側左;分屋而居分地耕,夜燈共此琉璃火。我已無家不願歸,請來了此前生果”。

韬光庵在杭州一座高山上,詩篇第一首就描述了庵的地理位置。山上已“海日烘雲”,而山下仍“奔雷蛇電”,自然境界,迥然不同。此庵並非大寺,僅有“茅屋數間”,但卻引起板橋出塵之念,想在這裡“了此前生果”,板橋雖未出家,但心已出家!

板橋曾為韬光庵繪畫贈松岳上人,並題詩雲:

“天陰作圖畫,紙墨俱潤澤;更愛嫩晴天,寥寥三五筆。元旦畫蘭竹,遠寄郭蘭亭;萬水千山外,知余老更青。”

板橋在《論蘭》一文裡,評論畫僧白丁與石濤畫蘭,他寫道:

“僧白丁畫蘭,渾化無痕跡。萬裡雲南,遠莫能知,付之夢想而已。聞其作畫,不令人見;畫畢,微干,用水噴噀,其細如霧,筆墨之痕,因茲化去,彼恐贻譏,故閉戶自為,不知吾正經率服其妙才妙想也。口之噀水,與筆之醮水何異?亦何非水墨之妙乎!石濤和尚客吾揚州數十年,見其蘭幅,極多亦極妙。學一半,撇一半,未嘗全學;非不欲全,實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詩曰:十分學七要拋三,各有靈妙各自探;當面石濤還不學,何能萬裡學雲南?”。

綜上所述,可見板橋的“狂”與“怪”只是他對當時現實的不滿,他作了十一年的清官,勤政愛民,為救災不願與上司同流合污,掛冠求去,以賣畫為生。他與佛教有殊勝因緣,雖然由於種種原因,身未出家,但卻心傾出家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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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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