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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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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蔡惠明居士：鄭板橋與佛門因緣
鄭板橋與佛門因緣 蔡惠明 鄭板橋(1693～1765)名燮，字克柔，江蘇興化人。清代書畫家、文學家。早年家貧，應科舉為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曾任山東范縣(今屬河南)知縣，後因助農民勝訟及辦理赈濟，得罪豪紳而被罷官。出仕前後均在揚州賣畫，擅繪蘭竹，以草中豎長撇法運筆，體貌疏朗，風格勁峭。工書法，能詩文。有《悍吏》、私刑惡》、《孤兒行》、《逃荒行》等名篇，描寫人民疾苦頗為深切。所撰《家書》、《道情》等作，為世所稱揚。他是畫壇“揚州八怪”之首，著有《板橋全集》。 板橋是獨子，上無兄妹，下無弟妹，母親早亡，自幼過著近似孤寂的生活，成年後又憤世疾俗。口不擇言，養成了“狂”和“怪”的性格。罷官以後，移居揚州，以賣畫為生。他自稱居士，廣交方外之友，常在寺院裡借住，對佛經研究造詣甚深。他有個從祖叫福國和尚，是位頭陀式的苦行僧，生活非常淡泊簡樸，板橋曾賦《破衣》(為從祖福國上人作)詩雲：“納衣何日破，四十有余年，白首仍縫綻，青春已結穿。透涼經夏好，等深入秋便，故友無如此，相看互有憐。” 板橋出身於貧苦家庭，對安貧樂道之士格外敬重。福國上人的出家，使他很受影響。“狂士”不“狂”，與出家人卻談得來，這是由於福國上人的苦行，使他肅然起敬，心悅誠服。板橋有個堂弟名墨，就是他在《家書》中所稱的“捨弟墨”，板橋長“捨弟”二十四歲，頗為關注。此人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對佛教和出家僧眾，有著強烈的排斥诋毀。在這一點上他們見解不同，曾引起爭論。在《焦山讀書寄捨弟墨》書中，他寫道：“僧人遍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即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也。削去頭發便是他，留起頭發還是我，怒眉嗔目，叱為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佛自周昭王時下生，迄於滅度，足跡未嘗履中國土。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因說夢惹出這場事來，佛實不聞不曉。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佛何事乎？況自昌黎辟佛以來，孔道大明，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書之子，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時而猶言辟佛，亦如同嚼蠟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YIN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秀才罵和尚，和尚也罵秀才。語雲：‘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老弟以為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寄汝，並示無方師一笑也。” 從信中，板橋駁斥“捨弟”的排佛論點。認為出家人也是中國人，只是剃去須發，穿上僧服而已。如果由於信奉佛教，即出之以“怒眉嗔目，叱為異端而深惡痛絕”，這種敵對的排他意識強加於同是漢民族身上，未免失去儒家的寬恕精神，似乎太過分了。這不能體現孔子“親親而仁民”的胸襟。釋尊一生，從未來過中國，佛教不是從印度以武力強送的，而是漢明帝夜夢金人派遣蔡愔等從西域請來的。佛教傳入中國後，與傳統文化結合，實現“中國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眾所公認的。韓愈辟佛，獨尊儒家，使佛教受沖擊，但佛教並不因此而消滅，相反地扎根於民間，綿延不斷，罵是罵不倒的。至於僧人良莠不齊，在唐初就有了，當時太宗問取經歸來的玄奘大師：你們僧團到底是什麼情況？大師答稱：“魚龍混雜，凡聖交參。”深潭裡有龍有魚是混雜的，世間有凡人也有聖人。人間就是這樣魚龍混雜，凡聖交參，純而又純是找不到的。正因為世間還有許多不合理的事，所以我們要普渡眾生，引導他們止惡修善，淨化自己，僧眾中不守戒規，確是佛陀的罪人，而當時的秀才也不免有敗類。所以互相責罵是無濟於事的。板橋的信寫得婉轉含蓄，他本著持平態度不同意“捨弟”敵視佛教的偏激言論，其維護佛教的心顯而易見。 板橋在《劉柳村人冊子》裡寫道：“臨濟派滿天下，祖庭不修可悲也。予作碑以新之，在大明府車關外。”禅宗自宋元以後，僅臨濟、曹洞兩宗維持門庭。從以上幾句文字中可以看出，板橋不但信佛，而且屬臨濟宗。他作碑重建就是以實際行動為重修臨濟祖庭作出貢獻。 《清史列傳》載：板橋“喜與禅宗尊宿及其門弟子游”。這是有他家族關系與歷史淵源的。他的從祖福國和尚可說是佛學啟蒙師，在求學時期，他曾在常州天寧寺和焦山定慧寺讀書，與出家人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感受甚深。他在《送友人焦山讀書》的一首七律詩中寫道：“幾年不到大江濱，花枝鳥語春復香。抱書送爾入山去，雙峰覓我題詩處。”雙峰指焦山的雙峰閣，他曾在那裡住過，題了不少詩篇。他要友入尋找他題詩的地方。 雍正十年(1732)，板橋不惑之年，他秋天到杭州游覽，住韬光庵，興之所至，寫了一首《韬光》的長詩，詩未最後二句是：“我已無家不願歸，請來了此前生果。”言外之意，有想在韬光庵出家為僧的念頭。因為就在去年，他的徐夫人逝世，留有二女一子，板橋交族人撫養，子然一身，雲游各地，他對韬光庵頗有依戀，但因緣悭，沒有實現出家的願望。 據《鄭板橋年表》記載，他交游的第一個出家人是江西廬山的無方和尚，他寫了不少詩篇相贈，並為無方和尚繪竹畫蘭。在《為無方上人寫竹》詩題道：“春雷一野打新篁，解箨抽梢萬尺長；最愛白方窗紙破，亂穿青影照禅床。”在《畫盆蘭勸無方上人南歸》詩雲：“萬裡關河異暑寒，紛紛灌溉反摧殘；不如歸去匡廬阜，分付諸花莫出山。”可見他們之間的友誼深厚。他們最初相識於匡廬，以後又在京師會晤。久別重逢，格外親切。板橋又題五言詩道：“一見空塵俗，相思已十年，補衣仍帶綻，閒話亦深禅。煙雨江南夢，荒寒薊北田。閒來澆菜圃，日日引山泉。”後來無方移居“孝兒營”，在山中修建了幾間茅房，請板橋去同住，過山居農耕的隱士生活。板橋因俗事纏身，未能入山，但卻心向往之。無方“從廬山晉京，原想弘法利生，有所作為，但當時惡人當道，好人受氣，所以只得在“孝兒營”結茅。板橋特地畫蘭花一幅，並題了詩，勸無方和尚南歸，他借蘭喻事，謂“不如歸去匡廬阜，分付諸花莫出山。”寓意良深，一片真情，溢於言表。 乾隆元年(1736)板橋赴京應試得中進士，曾游香山臥佛寺，結識了青崖和尚，這是位滿腹詩書、曾受皇帝欽賜紫衣及御墨的名僧，板橋題《寄青崖和尚》詩奉贈：“山中臥佛何時起？寺裡櫻桃此日紅。驟雨忽添崖下水，泉聲都作晚來風，紫衣鄭重君恩在，御墨淋漓象教崇。透脫儒書千萬軸，遂令禅事得真空。”在板橋看來，只有“透脫儒書千萬軸，名僧知名，未必潛修密行；而高僧在山修學，不一定廣為人知，所以名僧不一定是高僧，高僧也未必是名僧，這正表現了他的“狂態”。 在《與勖宗上人書》中，板橋寫道： “燮舊在金台，日與上人作西山之游，夜則挑燈煮茗，聯吟付屋，幾忘身處塵世，不似人海中也。迄今思之，如此佳會，殊不易逅。茲待涼秋，定擬束裝北上，適有入都之便，先寄此聲；小詩一章，聊以道意：‘昔到京師必到山，山之西麓有禅關；為言九月吾來住，檢點白雲房半間。’勖尊者，弟燮頓首。”可見他與勖宗這位詩僧也是莫逆之交。 還有個起林上人也是位詩壇高人，板橋有《山中夜坐再陪起林上人作》五言詩四首，這裡敬錄二首： “一、人語山上煙，月出秋樹底。清光射玲珑，峭壁澄寒水。棲鳥見其腹，歷歷明可知。秋蟲草際鳴，切切哀不已。禅心冷欲冰，詩懷淡彌旨。吟成無箋麻，書上破窗紙。 二、詩成令我寫，寫就復塗抹。骨脈微參差，有愛忍心割，未得如抽繭，針尖隱毛褐。既得如屍解，蜣螂忽蟬脫。主人門外來，詩才日豪闊。遲疾各性情，維余氣先奪”。 起林在日常禅觀生活之余，作詩敘述內心的禅觀意境，引起板橋的共鳴。禅和子的生活是簡樸的，詩作好了，無紙可寫，只得題在破窗紙上。這正和唐代著名詩僧寒山和拾得，把詩題在石頭和樹上一樣，自然超脫。 板橋的方外詩友甚廣，《全集》中還收有贈梅鑒、巨潭、松風、博也、恆徹等上人的詩作，限於篇幅，未能一一照錄。 至於與畫僧因緣，板橋還有首《題屈翁山詩札》，石濤、石溪，八大山人山水小幅，並白丁墨蘭共一卷的七絕詩，詩雲： “國破家亡鬓總皤，一囊詩畫作頭陀；橫塗堅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石濤、石溪、八大山人都是明王室的宗裔，明朝覆滅後，他們到佛門出家。由於他們本身具備的天賦才能，在藝術上獲得突出的成就，成為中國繪畫史上著名的清初四畫僧。板橋距離八大山人、石濤的時代不遠，他觀嘗了石濤、八大的山水小幅，作了這首詩。既是寫真，又是抒感。石濤、八大等寄跡佛門，雖然免去生死劫難，但仍萦懷國破家亡。唯有寄情於繪畫，有意無意不落痕跡地隱約表露一點心聲。板橋詩中末後二句：“橫塗堅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讀來令人感同身受，余韻未盡。 板橋雲游四海，廣交方外友，他到一個地方，必在佛寺“掛單”，他看來象是未披袈裟的“行腳僧”。他的詩詞中有不少是描述佛教寺院的。其中《韬光》組詩是代表作，詩雲： “韬光古庵嵌山巘，北窗直吸余杭縣。葛洪小兒峰嶺低，南屏一片排秋扇。錢塘雪浪打西湖，只隔杭州一條線。海日烘雲濕已干，下界奔雷作蛇電。山中老僧貌奇古，十年不踏西冷土；厭聽湖中歌吹聲，肯來伺候衙門鼓？曲房幽澗養神魚，古碑剔藓蝌蚪書；銅瓶野花鳥幾靜，湘簾竹榻清風徐。飲我食我復導我，茅屋數間山側左；分屋而居分地耕，夜燈共此琉璃火。我已無家不願歸，請來了此前生果”。 韬光庵在杭州一座高山上，詩篇第一首就描述了庵的地理位置。山上已“海日烘雲”，而山下仍“奔雷蛇電”，自然境界，迥然不同。此庵並非大寺，僅有“茅屋數間”，但卻引起板橋出塵之念，想在這裡“了此前生果”，板橋雖未出家，但心已出家！ 板橋曾為韬光庵繪畫贈松岳上人，並題詩雲： “天陰作圖畫，紙墨俱潤澤；更愛嫩晴天，寥寥三五筆。元旦畫蘭竹，遠寄郭蘭亭；萬水千山外，知余老更青。” 板橋在《論蘭》一文裡，評論畫僧白丁與石濤畫蘭，他寫道： “僧白丁畫蘭，渾化無痕跡。萬裡雲南，遠莫能知，付之夢想而已。聞其作畫，不令人見；畫畢，微干，用水噴噀，其細如霧，筆墨之痕，因茲化去，彼恐贻譏，故閉戶自為，不知吾正經率服其妙才妙想也。口之噀水，與筆之醮水何異？亦何非水墨之妙乎！石濤和尚客吾揚州數十年，見其蘭幅，極多亦極妙。學一半，撇一半，未嘗全學；非不欲全，實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詩曰：十分學七要拋三，各有靈妙各自探；當面石濤還不學，何能萬裡學雲南？”。 綜上所述，可見板橋的“狂”與“怪”只是他對當時現實的不滿，他作了十一年的清官，勤政愛民，為救災不願與上司同流合污，掛冠求去，以賣畫為生。他與佛教有殊勝因緣，雖然由於種種原因，身未出家，但卻心傾出家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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