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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陳永革博士：“人間彌勒”：從“應化僧”形象看中國佛教的彌勒信仰及其教化效應
“人間彌勒”：從“應化僧”形象看中國佛教的彌勒信仰及其教化效應 作者：陳永革，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 伴隨著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包括彌勒信仰在內的菩薩信仰，同樣表現出明顯的中國化特征。中國佛教史上所謂“彌勒禅”、“彌勒淨土”等現象，正是其中的典型體現。當然，最令人所樂道的當推彌勒信仰與佛教“神僧”的並進關系。本文即擬以唐五代時期浙江契此和尚為代表的“神僧”(“應化僧”)形象與彌勒信仰中國化的關系為視角，辨析其所透顯的菩薩信仰之於佛教中國化的教化效應。具體地說，通過“應世而化”與“應法而化”這二種釋義，認為“應世而化”即注重佛法之於世間教化的作用，指出《宋高僧傳》中對於契此和尚的相關記載，更多地體現了彌勒信仰中“應世而化”的一面。所謂應法而化，則體現了應化靈異中與佛法(如般若、神通等)內容的相關性。在後世佛教文獻對布袋和尚的記載中，更多地補充了彌勒信仰之於“應法而化”的另一面。在這種補充過程中，盡管充滿了文學化改造的痕跡，但同時也充實了契此行化及布袋和尚流傳的內容。 一、 自佛教傳入中國後，神通廣大的“神僧”形象，代不乏人。於晉、唐時代尤多。從佛教教化的社會效應上看，神僧應化的靈異性，總是與佛法教化的世俗性相互並進。據永樂皇帝御制《神僧傳》所稱：“神僧者，神化萬變，而超乎其類者也。”［朱棣：《御制神僧傳序》，《大正藏》第50冊，第948頁中。］ 唐中葉、五代是禅宗迅速擴展其社會影響的重要時期。上及朝廷帝師，下及民間行腳僧，禅宗的社會影響頗為廣泛。當時禅僧的社會形象多種多樣，成為禅法多樣化的一種表現形態。禅師的多重身份，不僅體現出以參禅自悟自性的智慧特征，還被賦予教化民眾的社會效應。這些禅僧形象，體現了當時禅宗影響民眾的世間效應。唐五代禅僧的神化形象，既有人格性的應化之身，更有地域性的應化跡，構成了五代十國時期及其後世佛教區域化的內容之一。作為佛教人格形象與區域佛教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其中最為典型者，莫過於唐五代契此和尚被塑造為“布袋和尚”的“神聖化”過程。 在佛教信仰的層面上，五代吳越國時期，彌勒信仰受到了普遍的崇信。據《佛祖統記》卷42載，“景福元年，吳越王錢镠於剡縣石城山建瑞相寺，以奉彌勒三生石像。”［《佛祖統記》卷42，《大正藏》第49冊，第389頁下。］五代正是以“神僧”契此禅師為原型的“布袋和尚”進行民間化形塑的重要時期。 在歷史文獻記載中，契此向有游方和尚的形象，體現其行化活動的民間性與非主流性。此後的文獻記載，則更具體化為“明州布袋和尚”、“四明布袋和尚”等，甚至更有俗稱“布袋師”之名。在《宋高僧傳》記載中，頗引人注目的是，引述了契此遺偈“彌勒真彌勒，時人皆不識”之句，稱其應化形象乃是“慈氏垂跡”。所謂“慈氏”，本是中國佛教傳統中對彌勒菩薩的譯稱，同時也是恰如其分的尊稱。 二、 從作為游方禅僧的契此和尚逐漸改造為游化民間的布袋和尚的過程，最終定格於中國化的彌勒化身。所謂中國化的彌勒化身，准確地說更是禅宗化的彌勒化身，是人間化的彌勒形象。這一“人間彌勒”的形象，體現了佛法弘化的人間性與神聖性的平衡，成為中國佛教文學中深入民眾、教化世人的禅僧形象的典型塑造。從布袋和尚身上，人們既可以看到中國禅宗發明自心、自悟自性的精神要義，經由從人心的尊嚴到人生的尊嚴，更反映了佛教對民生疾苦的關切。此外，契此游方的多地區性，同樣暗示了游化人間、教化民眾的自在性，從而賦予了“慈悲喜捨”這一傳統佛教教化的民間內涵，以其神異性、傳奇性體現佛教活動的教化取向。 從區域佛教的演進上看，唐末五代之後，吳越地區天台、杭州、寧波(奉化)、舟山(普陀山)分別成為濟顛和尚、布袋和尚和觀世音菩薩的示跡應化之地，不僅表明佛教信仰滲透民間生活的新趨向，更體現了社會各階層參與佛教文化活動的創造性，構成了民俗佛教的佛教發展樣式，在山林佛教、寺院佛教之外，提供了新的佛教文化樣式，在民間社會中流傳頗廣。 宋代則是“布袋和尚”形象的文獻記載確立時期。在《宋高僧傳》、《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及《佛祖統紀》、《釋氏稽古錄》、《雲臥紀談》等佛教歷史文獻及相關史料中，皆有各種明確的文字記載。至元、明，則有念常《歷代佛祖通載》、昙噩《明州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朱棣《神僧傳》等相關記載。民國時期，刊刻《傅大士集》的興慈法師，更編《明州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一冊，將元代昙噩《布袋和尚傳》，重新編寫而成，印光法師。 三、 彌勒信仰幾乎伴隨著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據相關文獻記載，東晉高僧“彌天釋道安”，“每與弟子法遇等八人，於彌勒像前立誓願生兜率。”［《梁高僧傳》卷五《道安傳》，《大正藏》第50冊，第353頁中。］唐代玄奘法師，“法師從少以來，常願生彌勒佛所。及游西方，又聞無著菩薩兄弟，亦願生睹史多(睹史多即兜率，引者注。下同)天宮。奉事彌勒，並得如願，俱有證驗，益增克勵。自至玉花，每因翻譯，及禮忏之際，恆發願上生睹史多天，見彌勒佛。”［朱棣：《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大正藏》第50冊，第219頁上。］降至民國時期，則更有太虛法師博通諸宗而尤以彌勒信仰為歸趣。 有論者指出，彌勒信仰是佛教文化中的“救世主”信仰。此論雖以西方基督宗教信仰為參照系，但多少透露出彌勒信仰的未來時間屬性。不過，從彌勒信仰的內容屬性來說，特別是世間教化屬性來說，則需要作更層次的信仰社會學考察。本文通過對五代契此和尚的“應化”現象，即旨在對此一問題作初步的探析。如果進一步擴展而論(從內在與外在二個面相)，我們不僅要結合以“彌勒三部經”(即《彌勒下生經》、《彌勒大成佛經》、《彌勒上生經》)為主體的彌勒信仰的教理思想進行討論，而且還可以結合彌勒信仰的社會活動史(甚至是政治史)，才能更全面完整地闡釋佛教中國化進程中彌勒信仰的真正特質之所在。本文僅從對契此和尚“神聖化”與“世間化”的關系，相對有限地考察了中國化彌勒信仰中世間教化的歷史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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