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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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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姚衛群教授：關於玄奘所譯的《勝宗十句義論》的年代
關於玄奘所譯的《勝宗十句義論》的年代 姚衛群 《勝宗十句義論》是古代印度勝論派哲學的重要經典之一。公元648年，中國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將其譯成漢文。在漢譯大藏經所輯錄的眾多典籍中，《勝宗十句義論》是一部系統論述佛教之外的一個印度哲學派別的典籍。《勝宗十句義論》的梵文原本在印度現已失傳，它所表述的勝論哲學與勝論派另外兩部主要經典《勝論經》(Vaises!ikasu^tra) 及《攝句義法論》(paddrthadharmasammgraha)的內容亦有很大不同。因此，《勝宗十句義論》就在勝論研究及佛教與勝論的關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玄奘極少譯較完整的“外道”文獻，但卻選中了《勝宗十句義論》翻譯，從這也可看出此篇文獻在印度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關於《勝宗十句義論》的思想內容，筆者已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文章。此處僅就該典的年代問題提一些看法。 《勝宗十句義論》譯成漢文後，中國歷代僧侶很少對它作專門注疏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僅是窺基等人根據玄奘所傳，在一些著作中留下的零散記述。但《勝宗十句義論》從中國傳人日本後，卻頗受日本僧侶的重視，18～19世紀期間，日本曾陸續出現了不少系統的注釋和解說。 本世紀以來，一些國家的學者開始了對《勝宗十句義論》的研究，進行了精心的考證和注釋工作。這對於人們了解《勝宗十句義論》有重要幫助。但關於《勝宗十句義論》的年代問題還是沒有取得一致意見，還有進一步分析有關資料進行研討的必要。 根據翻譯者玄奘所傳，《勝宗十句義論》的作者是印度勝者慧月(Candra—mati)，但慧月的詳細情況，如生平事跡等，他卻沒有講。在印度保存的文獻中，一直未發現慧月的材料，在玄奘之前的漢譯佛典和中國史料中，也沒有關於慧月的記述。在玄奘之後，記述慧月情況的文獻都略而不詳。例如，《因明人正理論疏》的記載是：“十八部中上首名戰達羅。此雲慧月，造十句義論。” 《成唯識論述論》的記載是： “吠世史迦，此翻為勝，造六句論，諸論罕匹，故雲勝也。或勝人所造，故名勝論……後其苗裔，名為惠月，立十句義。” 《俱捨論記》的記載是： “若依勝論宗中先代古師，立六句義：一實、二德、三業、四有、五同異、六和合。後代慧月論師立十句義。” 這些記述幾乎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關於慧月的具體情況。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窺基提到了慧月是勝論18派中的一派，但我們對這種說法的可靠性還找不出別的資料作旁證。在印度哲學史中，勝論派、數論派和佛教都有分為18派的說法。在這之中，佛教曾分為18派是較為可信的。數論派和勝論派是否曾分為18派卻值得懷疑。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印度勝論派哲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觀點，這些不同的觀點雖不一定導致分為18派，然而在勝論派內部出現派別之爭則完全可能。此外，這些簡短的記述還確切地表明，慧月的《勝宗十句義論》較《勝論經》已經是晚了許多年。在當時的人看來，是屬於“後代”勝論。 在國外研究《勝宗十句義論》的學者中，對《勝宗十句義論》的作者和寫作年代主要有兩種推測：一種是日本著名學者宇井伯壽的觀點。他認為慧月的年代約在公元550～640年。其主要根據是：大乘佛教的理論家護法(Dharma—Pala)對勝論派的批駁是反對六句義論的。如果這一事實表明慧月比護法晚，那麼慧月的年代就在護法和玄奘之間。根據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戒賢在護法處求學時是30歲，而當玄奘遇到戒賢時，戒賢是106歲。玄奘公元633年與戒賢見面。因此，護法在公元557年還在世。這樣，慧月年代的上限是公元550年，下限是公元640年。 宇井伯壽還認為，《勝宗十句義論》的許多觀點來自缽羅奢思多波陀(Prasastapa^da)所著的《攝句義法論》，那麼缽羅奢思多波陀無疑要早於慧月。他是6世紀上半葉或5世紀下半葉人。因此，慧月的年代不會早於6世紀上半葉。 另一種是奧地利的著名印度哲學史家埃利希．伏勞瓦爾那(ErichFrauwallner)的觀點。在其所著的《印度哲學史》(英譯本，HistoryoflndianPhilosophy)第2卷中，伏勞瓦爾那提出了這樣的看法：《勝宗十句義論》是5、6世紀慧月對正統勝論學說所作的一次變革。慧月不僅改變了正統勝論的形式，也改變了它的內容。從他開始，句義理論逐漸變成了勝論派的主要內容。伏勞瓦爾那認為，缽羅奢思多波陀大概是6世紀下半葉人，在慧月之後。由於慧月的變革顯得很粗暴，因此引起了正統勝論派的反對。而缽羅奢思多波陀的《攝句義法論》就是這種反對的產物。缽羅奢思多波陀雖然在其著作中保持了正統古典勝論的理論，但也吸收了慧月的決定性變革。因為他把句義論作為其著作的基礎。 此外，根據《印度哲學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IndianPhilosophy)第2卷(正理——勝論卷)的介紹，伏勞瓦爾那把慧月的年代定為5世紀上半葉。他對宇井伯壽的推論提出疑問，認為慧月很可能在護法和缽羅奢思多波陀之間。護法大概是由於《勝宗十句義論》不是勝論派的正統學說才忽略了它。他進一步指出，護法關於勝論的議論是在談及提婆(A^ryadeva)的一個著作的過程中出現的。由於提婆可能在慧月之前，因此，如果護法把他的著作與慧月的理論相聯系，那將出現年代上的錯誤。伏勞瓦爾那還認為，《勝宗十句義論》和《攝句義法論》在內容上的一致之處是不多的。慧月的著作在章節安排和其他方面，對佛教說一切有部的著作《阿毗達磨俱捨論》的依賴性要大於對《攝句義法論》的依賴性。他認為《勝宗十句義論》在處理許多問題時表現得比《攝句義法論》更為原始。因此，應把慧月的年代定得較早一些。另外，伏勞瓦爾那對《勝宗十句義論》中出現的邏輯理論和它的源流也作了一些評論。他認為慧月是從筏裡沙伽那(雨眾，Varsagana)的數論中獲得其推理理論的，這種推理理論的特征是兩支分法，而不是《正理經》(Nyayasfitra)的分法和後期更普遍的三支分法。 基於上述觀點，伏勞瓦爾那認為慧月大概是溫底耶伐辛(Vindhyavasin)和世親的同時代人，其年代應在五世紀上半葉。山 我認為在上述兩種觀點中，宇井伯壽的觀點確有進一步考慮的余地。正如伏勞瓦爾那所分析的那樣，護法沒有提及《勝宗十句義論》，並不能說明他一定在慧月之前。這不能作為確定慧月年代的可靠依據。 在把《勝宗十句義論》和《攝句義法論》比較時，我們確實發現二者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例如，它們都在《勝論經》所列舉的17種德上加了重體、液體、潤、行、法、非法、聲7種德，成了24種德。諸如此類的相似之處，在兩部文獻中還能找出一些來。這表明兩個作者中可能至少有一人知道對方的著作並吸收了其中的一些觀點，可是我們很難下結論說是誰引用了誰的東西。宇井伯壽認為《勝宗十句義論》的許多觀點來自《攝句義法論》。這種說法在兩個文獻本身中是找不出證據的，它歸根到底還要依賴於護法僅提到六句義這一論據，但問題在於護法談及六句義論時，並沒有直接提到缽羅奢思多波陀及其著作的名稱。而六句義的理論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了，並非始於《攝句義法論》。用護法僅提到六句義論這一事實，既不能確定慧月年代的上限，也不能確定缽羅奢思多波陀的年代。因此也根本談不上以此來推論《勝宗十句義論》與《攝句義法論》的先後。 伏勞瓦爾那盡管找出了宇井伯壽論證中的矛盾，但他提出的相反的推論卻也並不是無懈可擊的。例如，他關於《攝句義法論》是缽羅奢思多波陀為了維護舊的正統勝論理論而反對《勝宗十句義論》的產物的說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按照這種說法，那麼《攝句義法論》就應該是一部針對《勝宗十句義論》的論戰性的著作。但事實上《攝句義法論》卻一點也沒有提到《勝宗十句義論》中新增加的幾個句義，我們在此書中也找不出別的批駁《勝宗十句義論》的痕跡。另外，從《攝句義法論》和《勝宗十句義論》對《勝論經》的態度來看，也不能說《攝句義法論》是維護正統勝論，而《勝宗十句義論》是反對正統勝論的。因為，伏勞瓦爾那的說法如果指的是句義論的形式，那麼可以說《攝句義法論》確是在維護《勝論經》的六句義論，但如果從學說內容上來看，情況就不盡然了。《攝句義法論》和《勝宗十句義論》都是對《勝論經》的哲學思想所作的解釋，二者在解釋時都加進了自己的新觀點，《攝句義法論》雖然采取了《勝論經》中的六句義論，但對勝論學說中的許多問題的表述卻與《勝論經》有顯著不同，其中一個重大的差別表現在有神、無神的問題上，關於《勝論經》中是否提到神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有一點很清楚，即《勝論經》沒有提出創世神的概念，而《攝句義法論》卻用神來說明世界的產生和毀滅，如文中寫道： “我們現在來描述四種最終物質實體(地、水、火、風)的創造和毀滅的過程，……四種粗大元素因此被產生，僅僅從最高的精神(精神凝定)中，創造出了來自火極微和地極微混合的宇宙金卵。” 《勝宗十句義論》的情況卻不同。慧月打破了原來《勝論經》的六句義論的形式，創造了在外表上與《勝論經》差別很大的十句義論，從內容上看，二者也有很大不同，這主要表現在《勝宗十句義論》較多地繼承了《勝論經》中的自然主義思想理論的成分，所以，不能說《攝句義法論》是缽羅奢思多波陀為了維護正統勝論，反對《勝宗十句義論》而寫的著作，以此也不能推定慧月是在缽羅奢思多波陀之前。 此外，伏勞瓦爾那的其他幾個論證，如《勝宗十句義論》在論述方法上依賴於世親的《阿毗達磨俱捨論》，它的推論方式來自古代數論等也是很牽強的。因為即使慧月確實受了它們的影響，也不能說明他一定與世親等是同時代人。慧月完全有可能在這些典籍產生後的相當晚的時候受到其影響。 總之，依照上述兩位學者的論證，我們不能確切地推定《勝宗十句義論》的年代。從印度保存的史料中一般都沒有提到《勝宗十句義論》這一情況看，慧月的理論持續的時間不會很長，它的出現很可能是在玄奘赴印度前不久的一二百年內。不管慧月是在缽羅奢思多波陀之前也好，在他之後也好，兩人相差的年代總不會太遠，根據我們目前掌握的材料，要想不出錯誤，只能把《勝宗十句義論》的作者和寫作年代的時間范圍放得寬一些，我認為定在公元450～640年較為合適。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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