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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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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正如法師：《谏佛骨表》之剖析
《谏佛骨表》之剖析 正 如 佛教博大精深，森羅萬象。自從東漢初傳入中國，“經歷了近兩千年的歲月，它已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趙撲初《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然而，在將近兩千年的漫長歷史流傳當中，卻也蒙受了種種“大災小難”。大災，有歷史上所謂的“三武滅佛”。小難很多，其中韓愈“斥佛”，可說是較為突出的一例。 韓愈(768--824)字退之，鄧州南陽(今河南孟縣西)人，是中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和古文運動的領導者。他一生致力復興儒學，自诩乃孟轲再起之“聖人”。為了“推尊儒學，排斥佛老”，他先後寫了《原道》、《原性》等論著。這裡，我們要剖析的是他的《谏佛骨表》。 《谏佛骨表》是韓愈“辟佛尊儒”的代表作。文中集中地論述了“佛不足事”的理由。透過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作者在寫作內容上，明顯呈現了他對佛教道理的貧乏和極端偏執的態度。其表現在： 一、作者采取片面的史實，把歷史上的某些不良現象，不加分析地“歸咎於佛”。他認為，上古時代，天下太平，帝王百姓人人長壽安樂，是因為沒有佛教；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後，而明帝在位只有十八年，此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又“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見《谏佛骨表》)這種違背客觀事實而又片面的言論，居然出現在韓愈的筆下，真令人感到難以相信。 “上古”，在歷史上多指商周秦漢這個時期。事實上，這個時期，末必人人長壽，個個安樂。春秋戰國，國家林立，爭雄奪霸，戰爭不斷，那來“天下太平”？秦始皇施行暴政，焚書坑儒，何來“人人長壽”、“個個安樂”？就說“上古”以前的原始社會吧，那時人以構木為巢而住，以樹葉遮體，鑽木取火，尚不時膏虎狼之吻，自命難保，那有“長壽”、“安樂”可言？而自佛教傳入後，國家、人民也未必“皆夭且亂”。眾所周知，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中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國勢強盛的王朝。而在這一時期，佛教的發展也達到了頂峰。高僧大德先後創立了十個宗派，中國成為了佛教的第二故鄉。隨著佛教的流傳和發展，一方面豐富了我國的哲學、藝術、經濟、文學等文化領域；另一方面推進了我國與鄰國經濟、文化的交流，加深了與鄰國之間的友誼和了解。 二、作者以傳統的“華夷之辨”，“先王之說”為立場，認為佛教是外來的“夷狄之法”，與中國傳統的先王學說不同，故“佛不足事”。 《谏佛骨表》中說：“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廖廖數語，將韓愈的傳統保守思想和蔑視外來文化的態度表露無遺。真理是沒有國界的，文化也是沒有國界的。優秀的文化，我們都可以吸收，那能因它的傳播人是“外國人”，那能因它的文化與我們的不同，我們便不能“取而用之”。當然，當他拋出這種片面觀點時，就引起了當時社會有識之士的紛紛批評。高僧大顛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駁斥說： “吾聞之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桀纣之君，盜跖之臣，皆中國人也，然而不可法者，以其無道也。舜生於東彝，文王生於西彝，由余出於戎，季扎出於夷，彼二聖二賢，豈可謂之彝狄而不可法也。今子又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彝狄，何其言之陋也？”(《退之別傳》) 真是一針見血，駁得韓愈“目眙而不收，氣喪而不揚”，自認理虧，慚愧萬分。 佛教雖然不談“先王之法言”，但是所講的道理同儒家學說，仍然有許多相通之處。傳統儒學以為，和尚出家，便是“不忠不孝”。因此，傳統儒者反佛，一般都從這裡為切入口。其實佛教也講“忠孝”，而且對於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更是提倡。《菩薩睒子經》說：“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學。濟神離苦，後得無為，皆由慈孝，學道所致。”《長阿含經》第十一說：“為子女者，當以五事孝敬父母。”又《涅槃經》上說：“知恩者是悲之本，開善業之初門，受人愛敬，名譽遠聞，死者生天，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於畜生。”《地藏經》、《盂蘭盆經》更是被稱作是佛教宣揚孝道的經典。還有佛教徒念經時，就有“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的願文。所謂四恩，即①報父毋養育恩；②報師長教導恩；③報國家水土恩；④報眾生護助恩。作為一個佛教徒不但要報父母恩、師長恩，更要效忠國家，造福社會，利益人民。 佛教徒，一般說有七眾，在家男女二眾，俗稱居士，如蘇東坡、王維等；出家男女五眾，稱比丘、比丘尼等。出家並不是不要父母，而是更要孝順父母。關於出家人孝親報恩的事跡很多，如“釋迦孝父”、“南朝道紀養母”、“唐朝黃檗度母”、“唐代子鄰禮塔救母”等等，不勝枚舉。 因此，只看到出家人，背井離鄉，就斷言佛教不講孝親，未免有些片面。歷史上，許許多多的人，為了實現偉大的理想，背井離鄉，遠別父母，拋開恩愛之情，捨棄榮華富貴，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不顧，難道就可說他是不孝嗎？鑒真和尚為了傳播文化，造福日本人民，遠離父母，遠離祖國，冒著生命的危險，東渡日本，難道他也不知“父子之情”嗎？更何況，佛教認為，我們的父母很多很多，有現在的，有過去的，還有未來的。一切眾生皆是我們的父母。佛教導我們不僅要孝養現在的父母，而且要從這自私、狹窄、有限的“父母之情”，擴大、延伸到無私、無限、無量的“父母之情”。並且，最終目的是彼此共同了生脫死，永離苦難。 三、作者認為：“高祖始受隋禅，則議除之(佛教)。”又“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谏佛骨表》) 根據《資治通鑒》和《新唐書》記載，武德七年，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但唐高祖並沒有采納。武德九年四月高祖下了一道《沙汰僧道诏》，但其目的是在於“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莸有辨，長有妙道，永固福田”。(見《舊唐書》卷一)兩個月後(即同年六月)高祖又下一道敕文，文中說到，“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唐會要》卷四七)等於是宣布取消《沙汰僧道诏》。另據《唐大诏令集》載，高祖武德二年正月，還曾下诏，要求全國人民在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三個月內，禁止屠宰。以上可見，唐高祖是一個相當維護佛教的皇帝。至於韓愈所說的“高祖始受隋禅，則議除之”，唐憲宗“即位之初，即不許度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這在《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鑒》、《通鑒紀事本末》等書中，均無記載。 四、作者在文章中直言率語，表現出一種憂國憂民的樣子，想借此達到“滅佛”的目的。他說，應將此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接著他發誓說，“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谏佛骨表》)表現出一種“捨身為國，視死如歸”的精神。 真的如此嗎？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我們先來看看作者受貶後的自白，並給合本文加以分析，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他在文中所表述的含義，確實過於偏激。據《退之別傳》載，他寫《谏佛骨表》，被貶潮州後，曾與當時靈山寺高僧大顛和尚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對辯。其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大顛曰：“子之來官於南，以其言之直也，今之貌郁郁然似有不怿者，何也？” 愈對曰：“愈之用於朝，享祿頗厚矣。一日以忠言不用，而奪吾刑部侍郎。竄於八千裡之海上，……乃至潮陽，飓風鳄魚，禍患不測。毒霧瘴氣，日夕發作。愈少多病……今復憂煎黜於無人之地，其生豈可保乎？愈之來也，道出於黃陵之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以無恙。愈以主上有中興之功，己奏章道之，使定樂章，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為何上奏章，請皇上 東巡泰山?其目的是“冀萬一於速歸”。 從以上一問一答中，可以看出韓愈被貶斥後與寫《谏佛骨表》時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態度。現歸納三點略作分析於下： (1)在《谏佛骨表》中顯出一副忠君為民，直谏不諱的韓愈，被貶後卻後悔不已，“貌郁郁然”而不可終日。後人說韓愈寫《谏佛骨表》只不過是為了謀求忠的名聲，並以期獲得“大聖人”唐憲宗的恩賜。否則，被貶後就不該後悔，應感到自慰，因為自己已為國為民盡心盡力了。更何況“言用，而獲忠直之名，享報言之利；不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退之別傳》) (2)韓愈被遠谪潮州，途經“黃陵之廟而禱之，幸蒙芝力，而卒以無恙”。深深揭露了他在《谏佛骨表》裡所說的：“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的虛偽性。韓愈一生寫了許多關於祭鬼神的文章，從這些祭文中，也可見他是一位極為相信鬼神報應的人。 (3)迎佛骨時，他忠谏唐憲宗不要觀迎。若此，則“轉相仿效，唯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谏佛骨表》)然而，他被貶於“毒霧瘴氣，日夕發作”的潮州後，不久，就上表請憲宗“東巡泰山”。當時正值“藩鎮割據”，社會動蕩不安，他卻不顧百姓的安危，請皇帝遊泰山，“封禅告功，以騷天下”，而目的是為自己創造早回長安的途徑。因為“倘其(憲宗)有意於此，則庶幾召愈述功德，作詩歌，而薦郊廟焉”。(《退之別傳》)以儒家道統自命的韓愈，口頭上所言是“先王之道”，“君臣之義”，而內心所追求的依然是離不開世俗的“名”和“利”。也難怪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說他“所奉者義也，所志者利也”。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韓愈寫《谏佛骨表》的動機和目的。全文充滿著作者個人的偏見，妄想以此來達到他的“攘佛尊儒”，和政治上的某種意圖。所以，當他“辟佛”受貶官後，內心感到極度的懊悔和悲傷。我們在披露作者在《谏佛骨表》所表現的儒家立場和因循守舊的思想本質，並不眨低《谏佛骨表》的在文學上價值。《谏佛骨表》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雖是針對唐憲宗求長生的心理而作，但與“迎佛骨”時將導致勞民傷財也有著直接的關糸。作為佛教的反面材料的《谏佛骨表》，是值得佛教徒深深的反思。 1989年刊登於香港《內明》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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