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機大用和全體起用——禅宗方法略說
在中國佛教史中,影響最大,並得到充分發展的宗派首推禅宗。若從盛唐時的六祖慧能大師算起,歷朝歷代,禅宗都是中國佛教中的主角,其聲勢和力量遠遠超過了唯識、天台和華嚴。一千多年來,禅宗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挑戰,也沒有人對它有過什麼懷疑。但在近代,隨著唯識學的復興,佛教的理性主義加強,對禅宗的質疑就隨之而來。
禅宗號稱“教外別傳”,教是佛教的經教,也就是以經、律、論這“三藏”作為理論系統和立教的依據。禅宗既是“教外別傳”,它的行為則不受經教理論的規范,也不求在經教中去尋求依據。加上唐代後期禅宗完全拋開了“籍教悟宗”的“如來禅”,而別標“超佛越祖”的“祖師禅”,更使禅宗和經教的聯系紐帶斷裂。但那時唯識、天台、華嚴這幾家以經論傳家的大宗派已經衰落,禅宗“祖師禅”的形成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加之“祖師禅”自身也是光芒萬丈,耀人眼目,人們趨之猶恐不及,哪裡還談得上去懷疑呢?何況“祖師禅”本身,對因循經教就不屑一顧,甚至大加斧钺。在唐武宗滅佛運動之後,唯識、天台、華嚴這幾家宗派在喪失了立宗的典籍之後(這些宗派豐富浩翰的典籍,被唐武宗焚毀殆盡),自己尚失去了立宗的依據,又哪有力量來對禅宗質疑呢?
近代唯識學復新,加之有眾多的高級知識分子的參與,隨著對唯識學理論研究的深入,對禅宗的質疑和發難也就隨之而起了。
首先是對禅宗“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懷疑。禅宗“頓悟”的標准是什麼?這樣的“頓悟”就能成佛嗎?禅宗既自稱“教外別傳”,加上又拋開“籍教悟宗”的“如來禅”,所以在經教中是找不到依據的。禅師們的依據是一代一代的“以燈傳燈”,“以心印心”,局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准繩是什麼。
另外,禅宗的開悟與教下各宗所講的開悟是同是別呢?教下的開悟就是“見道位”,這在唯識學中是有次第、有標准、有依據的。何況“見道位”遠未成佛,後面還有“修道位”和“究竟位”,“見道”僅僅是第六意識的清純,對作為“我”的第七末那識,對於“一切種”的阿賴耶識尚無根本的影響,還處在“轉”的過程中,並沒有取得最終的成果。何況一經“見道”就成了“初地菩薩”,那些“開悟”的禅師們是菩薩嗎?菩薩就有“化身”和“報身”,就有相當的神通變化,這些禅師們有嗎?還有許多,如禅宗一方面標榜“頓悟”,後來又安立“三關”,即破本參、透重關、砸牢關這“三關”之說,既是“頓悟”,就不應有“三關”的次第;若有“三關”這種漸進,就談不上“頓悟”。加上明清以來,禅宗也逐漸衰落,沒有令人振奮的氣象,狂禅、文字禅和念佛禅遠非唐五代和兩宋時禅宗那樣的意氣風發,以至有人把明清以來佛教衰落的責任,歸咎到禅宗的頭上——是禅宗破壞了佛教經教的理性傳統,是禅宗掃蕩了佛教的理論系統。回顧南北朝和盛唐時期佛教內那種朝氣蓬勃、百花齊放、群星燦爛的時代,人們必然會引起這樣的看法。
的確,與唯識宗的嚴密,天台宗的精細,華嚴宗的博大相比,禅宗的確沒有系統的充滿理性的說教。它的機鋒、棒喝、參話頭、默照,以及許多相應的開示、小參、上堂等禅師們的“法語”,的確如禅師們所說的,是“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理性的思維、邏輯的推論似乎對此毫無下手之處。有人說禅宗之禅就是一種“不確定”——天知道是什麼東西!所以,如果要“研究”禅宗,那就找錯了對象,因為禅宗之禅本身就不是研究的對象。不過,如果把禅宗之禅納入精神現象,作為一種心理狀態來進行體會,或許會使人對它有所了解,或許也會體驗到其中的妙處和樂趣。
前面我們對唯識學、天台和華嚴都作了一些介紹,這些介紹,著重於它們在人們現實精神、心理中的意義,而非僅為學術性的探討,對禅宗也是如此。因為佛學是心性之學,並且是實踐性的心性之學,如果作為學術對象來研究,就失去了它的根本意義。禅宗的產生,原本就是對佛教學術化的一種批判。禅宗自稱“佛心宗”,它要求眾生之心升華——回歸為佛心,這種升華——回歸,是在人的精神和生命之中,而不僅僅停留或周旋於認識之中。禅宗的方法,類似於老莊的“棄聖絕知”,甚至更為干淨徹底,因為老莊所“棄”的聖人之道是儒家的,不是自己的。而禅宗所“棄”的,恰恰是佛教自身經千年發展積累的那一份龐大的精神成果。禅宗認為這已經是向佛心升華、回歸的障礙和累贅——釋迦牟尼成佛時何嘗有這麼多的累贅呢?理論需要完備和盡善盡美,而實踐則需要簡捷明快,這是佛教修行中所遇到的矛盾,一個佛教內的二律背反,學佛需要經教作為理論的指導,沒有佛教經論作為指導的修行決非佛教,絕對不能成佛;另一方面,理論的東西又絕非真正意義的佛教,理論並不能使人成佛,佛教經論往往成為“所知障”,是修行實踐中的大敵。唐代禅師似乎就意識到了這個矛盾,以至有“依經解教,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之論。
但禅宗所說究竟為何物?下面略作一番探討。
(一)大機大用和全體起用——從生命和精神的整體入手
禅宗之禅是什麼呢?是一種禅定或高級禅定,還是一種止觀或高級止觀呢?都不是。
在前面的介紹中我們曾經看到,禅定的定,或止觀的止,都是第六意識的一種功能狀態。第六意識有明了位、散心位、睡眠位和禅定位四種狀態,禅定僅是其中的一種而已。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哪怕修行者窮盡了四禅八定,也只是在第六意識中打轉而已。定就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也就是使思維在運動中停頓和靜止下來,如同放錄像帶時,按一下靜止的鍵紐,進行中的境像就靜止不動了,被“定”在那兒了。定的定義就是“心一境性”,心與境相即,不移不動,等同於錄像中的靜止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中,時間凝固了,空間也凝固了,被流動思維所遮掩的深層精神中的某類現象,在定中顯現了出來——這是生命和精神中更為內在的部分,思維只能及其表而不能入其裡。定——所謂“波靜珠沉”——思維在定中以非思維的形式反而得以深入裡面進行觀照。這就是禅定的功用。
禅的另一層意思是思維修。就個人而言,其理性的思維並非能完善地、長久地、穩定地處於明如鏡、止如水的狀態,經常因思維中的雜質干擾而處於散亂、盲目的迷宮中。就思維本身而言,不僅需要受到保護而不受干擾,還需要獲得更大的能量來支持和強化其功能。同時,思維也需要進行保養和矯正,使之處於最佳程序的狀態。若不對思維進行強化和優化性的調理,認識就會處於無力狀態、也會出現偏差,而對真理的追求和把握,是需要思維和認識的絕對清徹和正確,所以思維修對認識而言,是極為重要的。
佛教對思維修所編制的程序就是各種各樣的“觀法”,“觀法”就是思維修。各宗各派有自己特有的觀點,從印度的白骨觀、數息觀、中觀到中國的天台止觀、華嚴法界觀等都是思維修。用現在的話說,這種種思維修,實際就是一種佛教世界觀,通過不斷地修觀,使自己的精神心理和認識,與這些世界觀融為一體,並在修定時,在定中產生相應的作用和效應。
不論是禅是觀,也不論是定是止,歸根結蒂仍然不能超越第六意識的天地,在止觀的作用下,可以“見道”——達到對絕對真理的認識,這就使第六意識的作用和力量發揮到了極致。一經“見道”,思想中的各種“煩惱見”就可以得到根除或轉變。但對於第七末那識這個煩惱的根本源,對於第八阿賴耶識中的“一切種”——這裡面的大多內容是以“業力”形態潛藏於其中的,“見道”後的第六意識對此是沒有直接功用的。第六意識的功用只能是“現行”於意識中的東西發生作用,對尚未“現行”的一切則只能望洋興歎了。
另一方面,第六意識能“見道”當然是美事,如果沒有“見道”,反而成了“見見”,它的理智活動成了“所知障”,反而束縛了自己,這就惹了大麻煩。所以禅宗常稱這一類陷於佛教文字理論陷餅中的學者為“鬼窟活計”,說道理時頭頭是道,而行為表現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這是佛教修行者常常遇到的難題和困境,使人左右為難。怎麼辦呢?禅宗在自己的修行實踐中提出了“全體起用”、“大機大用”等方法,為修行者指出了一條走出困境之路。
圭峰宗密禅師在《中華傳心地禅門師資承襲圖》中評論馬祖大師的禅風時說:
起心動念,彈指動目,所作所為,皆是佛性全體之 用.更無別用。全體貪嗔癡,造善造惡,受樂受苦,此皆是佛性……一切天真自然,故所修行之理,宜順此而乃不起心斷惡,亦不起心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將心還修於心;惡亦是心,不可將心還斷於心。不斷不造,任運自在,名為解脫人。無法可拘,無佛可成……心性之外,更無一法可得故,但任心即為修也。
“起心動念,彈指動目,所作所為”——這是包括了眼耳鼻舌身意全部八識的活動。禅宗認為,“全體貪嗔癡,造善造惡,受樂受苦”——這一切精神內容、行為活動及其最終的承受都是佛性,而且都是“佛性全體之用”。而這一切,又都是“天真自然”的,所以真正意義上的修行,就應該順從人類這種自然天性,既不起心去修道,也不起心去斷惡,當然更不能起心去作惡。為什麼呢?因為佛就是這個包括善惡等一切精神內容的心。既然佛就是這個心,所以修行是多余的;惡也是精神的功能之一,也是這個心,所以又怎麼能“斷”呢?又如何去“斷”呢?所以不論善惡、道與非道,都應采取“不斷不造,任運自在”的方式和風格,做到了這一點,就是解脫,就是佛了。
馬祖大師的法孫黃檗禅師在其著名的《傳法心要》也說:
所言同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此六根各與塵合……中間生六識,為十八界。若十八界無所有,束六和合為一精明,一精明即心也。學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法縛,不契本心。
在黃檗禅師這裡,“一精明”就是“全體”意義上的心,但許多修行的人卻不知在全體上起用,僅停留在思維上,知識上,“遂被法縛,不契本心。”所以黃檗禅師還說;“學道人多於教法上悟,不於心法上悟”,“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理論畢竟只是理論,實踐才是入道之門,下面看幾則禅宗公案。
(龐居士)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悟玄旨。
現代藝術中講“意識流”,其實人的思維活動豈止是“流”,它可以是涓涓泉水,也可以是奔騰洶湧的長江大河。對佛法的追求,三藏十二部的經論又如同意識的海洋,人的精神和認識在其中東流西淌,到底應流向何處呢?“一口吞盡西江水”只是一個譬喻,意識的活動如江水一樣自可流動,如果修行者能把這萬古不息的思維江河“一口吞盡”,其中的境象就另是一番風光了、“吞盡”就“無漏”,意識的全體功用就會展現。
人們對於自己的精神和意識常常處於“沿流觀境”的狀態。思維的本質就是流動,這就決定了其中的內容永遠只是部分和片斷,達不到對全體的把握。“一口吞盡”則能把握思維的動與靜、部分與整體、乃至動態思維和禅定意識中所達不到的地帶。要知道,第六意識和末那識、阿賴耶識原本是一體之心,為區別心的三層功能而安立了這三種識,三者原本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口吞盡西江水”還不僅僅“吞盡”了第六意識,包括第七末那識和第八阿賴耶識也是被一口吞盡了的。在這樣的“全體”作用之下,禅宗的方法就超越了常規止觀被囿定的第六意識,為佛教的修行,為“頓悟”開辟 了一條大道。
佛教修行,以“信、解、行、證”為其完整的體系,分別被稱為“信門”、“解門”、“行門”和“證門”。以淨土宗而言。是“信行”並重;以天台和華嚴而言,是“行解”相應;就唯識宗而言,則偏重於“解”;就禅宗而言,則“行證”並舉,——這大概是中國佛教中的常規說法,主要是禅宗的說法,其它宗派未必苟同。禅宗的確是這樣認為,《五燈會元》中許多禅師對唯識學都有相應的評判——學習唯識學多年,不解決實際問題,於是才改修禅宗。以至他們都認為唯識學僅僅是“解門”——知識的求證,並非實踐的場所。要成佛必須實踐,要“行”,停滯在“解”上是不解決問題的。
如馬祖的弟子鹽官齊安國師,有一次,一位講華嚴的法師來請教,他問那位法師:“華嚴講幾種法界?”法師說:“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則有四種。”鹽官國師把拂塵一豎,問:“這是第幾種法界?”那位法師回答不出,鹽官國師說:“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
這是對“解”的批判,如何使修行者自然而然地“行”呢?《五燈會元》中有一則公案很有趣,有個和尚問禅門老宿:“獅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末審全個什麼力?”老宿說:“不期之力。” 不僅獅子捉兔捉象要調動全身各個部位協調作戰,人們任何一種行為活動,都是全身協調配合參與了的。如走路雖然是腳的事,但眼要看,耳要聽,心要想,手也不能去搗亂——攀著鐵欄桿不讓腳走路,五髒六腑為其提供能量。同時僅僅走路也得使全身各部位的肌肉與腿腳的運動相協調。
禅宗的“全體起用”也是這樣的,不僅要調動第六意識的力量,而且要調動整個八識的力量,這樣來修行,就可以避免“解”的偏隘。
如唐代道吾禅師問雲巖禅師:“觀音菩薩千手千眼,你說其中哪一個是正眼?”雲巖說:“如人夜裡摸枕頭。”道吾說:“我懂了。”雲巖問:“你在什麼地方上懂了?”道吾說:“遍身都是眼啊!”雲巖說:“還不准確,應該是通身是眼。”“正眼”是對佛教智慧的譬喻,這個智慧不僅是第六意識的。八識和全部身體的每一部分都是有份的,因為它們全都投入和參與了。理智活動是全部生命和精神活動的結晶,狹隘片面地使用其功能,反而使人的身心不協調,若身心與理智相協調,那就彼此都有益了。“通身是眼”僅是一個譬喻,意在打破佛教修行中第六意識,也就是“知解”對修行的壟斷,進而打開直通第七末那識和第八阿賴耶識之門。其中的意味是明白的,方法也是極為巧妙的。
宋代著名禅師圓悟克勤說:“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焉。”(《圓悟心要》)其中的要害是一個“全”字。眾生們不能“全”用其心,所以是眾生。“全心”就是八識並用,但眾生只知道用前六識,並為第七末那識所利用,不能作全部八識之主。“一口吞盡西江水”、“通身是眼”等都是“全心”、“全體”的作用。再如信解行證,信是全心之信,解是全心之解,行是全心之行,證是全心之證,不能全心、全體投入,佛與眾生就聖凡有別,若能全心、全體投入,那麼佛與眾生就“一二無差別”了。
“全體起用”就是“大用”,許多禅師對這個“大用”是有嚴格的尺度,也有一定的示范。如仰山禅師問偽山禅師:“怎樣才能做到大用現前呢?”偽山沒有回答,從法座上走回了方丈室。仰山跟隨其後,偽山問他:“你剛才提的什麼問題呢?”仰山重復了一遍。偽山說:“那你還記得我回答的話嗎?” 仰山說:“記得。”沩山說:“我說了一些什麼呢?”仰山轉身便走了出去。
再如著名的雲門禅師在一次說法時說:“大用現前的時候,是沒有機械教條的。”有一個憎人問他:“那如何是大用現前呢?”雲門禅師把拄杖一舉,大聲地喝道:“釋迦老子來了啊!”
這兩則公案,都不是用理論來解釋什麼是“大用”,而是用自己的行為來表現這個“大用”,給人以直接生動的感受。因為理論的解釋只能從認識到認識,不能在第六意識上超越,而用行為方式來表現,所得的感受就沖破了第六意識的界限。如體育運動,理論固然重要,但運動員要取得冠軍是需要“全體”投入的,不把整個身心——特別是眼、耳、身、心、意志、毅力、體魄、技巧全部投入,是得不到好成績的。
再如石霜慶諸禅師在道吾禅師那裡學習時,一次他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沒有理他,卻去呼喚侍者,侍者趕來,道吾分付說:“你去給觀音菩薩的淨瓶添些水。”過了一會兒,道吾問石霜:“你剛才問什麼呢?”石霜重說了一遍,道吾禅師走下禅床,把手一背,一言不發地回了方丈室。這一下,石霜禅師猛地開悟了——這麼多的行為都是菩提,都是道,都讓人“觸目”了,這類公案在禅宗內舉不勝舉。
全心,一方面是心意識三大功能,即積起儲藏之心、恆審思量之意、與了明之識三者,即全部八種識的統一;另一方面,是全部精神對象及內容;也就是全體精神及其對象為全心,全部五位百法為全心,三十七道品為全心,乃至全部煩惱為全心。禅宗在天台宗的“性具善惡”上更進一步,“一口吸盡西江水”,哪管裡面是淨水,是污水,總之是一口吸盡。六祖大師說:“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這個“具足”、“萬法”,都是包容了善惡的。只知善,不知惡,就不能窮盡萬法,就會心有遺漏,就不能被稱為“一切智”,更不能被稱為“一切種智”或“一切智智”。佛菩薩太神聖了,神聖得引起了人們的迷信和誤解,“純善無惡”就是其中的迷信和誤解之一。
以佛教而言,善是教化的主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是天經地義的,為大眾所奉行的。但並不排除在特殊的情況下實施“惡教化”。佛經中許多降魔的故事且不說,顯教、特別是密教內許多金剛明王都是佛菩薩行“惡教化”的化身。如現忿怒形、神王形、鬼王形甚至各種畜牲形的金剛明王像。這些“惡教化”的形相,對內地看慣了“溫文爾雅”佛教的人來說,簡直難以思議。
禅宗在修行方法上有許多創新,“全體起用”是其一種,而“惡教化”也是其中的一種。北宋著名的汾陽善昭和石霜楚圓這兩位大師,就愛使用“惡教化”。
汾陽善昭禅師有一天對廟裡的僧眾說:“昨天晚上,我夢見死去的父母向我要酒肉錢,我心裡難過,所以不免要順隨風俗習慣,買點酒肉紙錢來祭祀一番。”但汾陽禅師在祭奠之後卻獨自坐在案桌上旁若無人地喝酒吃肉,僧眾們都看不下去,一起指著他罵:“今天才知道你原來是個酒肉和尚,有什麼資格給我們當老師呢?”於是打起包袱離開了。只有大愚守芝、石霜楚圓等六七人沒有走。汾陽禅師卻說:“那麼多閒神野鬼,只消一盤酒肉、兩百紙錢就打發干淨了。《法華經》說:此眾無枝葉,唯有諸真實。我這裡現在就是清淨道場了。”石霜楚圓留了下來,他不是沒有頭腦,而是很有頭腦,他知道老師是極有功夫的,所以留下來。但汾陽禅師卻讓他去打雜,從不允許他上堂問法。他不甘心,也多次沖闖入祖堂向老師求法,結果次次都遭到汾陽禅師的辱罵。有時聽汾陽撣師東拉西扯,又盡是一些誹謗、貶低其他禅師的惡劣語言。有時也給學生們講一講課,但常常夾雜許多庸俗下流的事情。這實在讓石霜楚圓看不下去了。有一次他向汾陽禅師訴苦,並有所抱怨,但他話還未說完,汾陽禅師舉起棒子就打。石霜楚圓用手抵擋,汾陽禅師卻把石霜楚圓的嘴一掩。就這麼一掩,石霜楚圓就大徹大悟了,說:“這下我才知道臨濟宗使人開悟的方法,簡直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啊。”
這兩則故事說明了什麼呢?汾陽禅師這是在用“惡”的那一面讓人悟道。一般人學修佛法,只知善法,不知道佛法的善是針對著惡而言的。這裡用“惡”,恰恰又是針對著善的,因為這兩者都是片面的心性,未能得其全體。只有陰陽合壁,善惡溶融,才得盡心性全體的妙用。在生活中常常有這樣的情況,看見一個老實巴交、中庸平和的人,這類人渾身上下沒有一根刺,順來順受,逆來亦順受——這個人有點脾氣多好啊,人們可能有這樣的感歎。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脾氣太大,渾身是刺,動辄橫生是非,——這個人少一點脾氣多好啊!於是人們又可以引發這樣的感歎。人脾氣大了不行,一點脾氣都沒有也不怎麼好,因為其中缺少人格的圓滿。同樣,佛法的圓滿,本身就是人生的圓滿,就是人心的圓滿,就是人們精神的圓滿,如果這個精神中還欠缺部分內容,又怎麼能夠圓滿呢?天台講“一念三千”,“圓融三谛”,華嚴講“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如果心性中缺少了一部分,哪怕是惡,那還稱得上“圓融”,稱得上,“無礙”嗎?
禅宗的方法,並不注重於理論,而在於活潑潑的那一念的靈動,要在這一念之上轉身,在這一念之上悟入,要在這一念之上成佛。這一念,既是人們平常的思善思惡的一念,又不是思善思惡的一念。六祖說“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上座的本來面目”,馬祖說“即心即佛”,馬祖又說“非心非佛”,馬祖還說“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其實都是指的這一念。這一念是“全心”之念,是能善能惡、能動能靜的一念;是能生千念萬念的一念,是能容千念萬念的一念;既是剎那而滅的一念,又是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的那一念。在這一系列意義上,禅宗通過這“當下一念”,打開了心靈沉重之門,使人在直接的感受上體悟到全部精神,全部佛法的秘奧。如果僅僅停留在認識的比量活動上,僅僅停留在對書本的認識上,是談不上這樣的感受的。唐末五代時,有個和尚問投子大同禅師:“在全部經、律、論這三大部的教藏內,還有沒有一些更特殊、更稀奇的事呢?”投子禅師說:“有啊!就是能把經、律、論這三藏產生出來的那個東西嘛。”——這個東西是什麼呢?就是我們這個心,這個心上靈動著的那一念。再如雲門宗的祖師雲門文偃禅師,一天寺廟的僧眾都在搬柴,他用手拈起一小塊柴片,又拋在地上,說:“全部佛教,三藏十二部經論,只是為了說明這個。”全部佛教經典,在整個人類文明所創造的文化中,只是其中很小一個部分,把全世界的圖書都收齊,裡面的內容又說明了什麼問題呢?要知道,這一切都是人的自我體現,都是從人類的思想中、心中、心中的那“一念”中流出來的。“這個”,禅宗常常用這不確定語言來提醒人們對心中的那一念來進行體會。“這個”是什麼?這“一念”,又是什麼?明白於此,在禅宗內就算過了一關。蘋果是什麼滋味,你吃了,知道了,說清楚或說不清楚是沒有關系的,總之你吃到了,知道蘋果的滋味了。如果自己沒有親自咬上一口,無論別人把蘋果的滋味說得如何清楚明白,也無論自己聽得如何清楚明白,那滋味仍然不得而知。這就是禅宗對待佛教經論的態度。
圭峰宗密大師在其《禅源諸诠集都序》中,對禅宗的方法和理論有較為系統的說明。他把禅宗的發展和當時的狀態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息妄修心宗、泯絕無寄宗和直顯真性宗。對照原文看看,不無啟迪。
初,息妄修心宗者,說眾生雖本有佛性,而無始無明覆之不見,故輪回生死。諸佛已斷妄想,故見性了了,出離生死,神通自在。當知凡聖功用不同,外境內心各有分限,故須依師言教,背境觀心,息滅妄念。念盡即覺悟,無所不知。如鏡昏塵,須勤勤拂拭,塵盡明現,即無所不照。又須明解趣入方便:遠離愦鬧,住閒靜處,調身調息,跏趺宴默,舌拄上颚,心注一境……
這基本上是印度的禅法,一面是心,一面是境;一面是淨,一面是染;一面是真,一面是妄;一面是佛,一面是眾生。這裡面的差距要說有多大就有多大,所以必須修習禅定止觀,“依師言教,背境觀心,息滅妄念。念盡即覺悟,無所不知”。圭峰大師認為,這是禅宗內的基本層次,不明白“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道理,不明白“煩惱即菩提”的道理。這種禅修把原本一體的人生宇宙割裂開來,又重新縫合,簡直是多此一舉。但對那些執迷難悟的人來說,卻不失為一種好 辦法。
二、泯絕無寄宗者,說凡聖等法,皆如夢幻,都無所有。本來空寂,非今始無。即此達無之智,亦不可得。平等法界,無佛無眾生,法界亦是假名。心即不有,誰言法界?無修不修,無佛不佛。設有一法勝過涅槃,我說亦如夢幻。無法可拘,無佛可作,凡有所作,皆是迷妄。如此了達本來無事,心無所寄,方免顛倒,始名解脫……
這是印度禅法和中國道家老莊思想相融合的一種禅法。在先秦道家,特別是《莊子》中,禅的氣息是很重的。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坐忘”,“心齋”等,都是禅定的真實寫照。再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道法自然”,“棄聖絕知”,“無為而無不為”等老子這類融理論和實踐為一體的學說,構成了道家修為的完整體系。禅宗內的牛頭宗和石頭禅系,的確有著濃厚的道家氣息。圭峰大師所用的“泯絕無寄”,恰好也是用的莊子之語,盡管他在用佛教術語來說明這一切。
在泯絕無寄宗這裡,已經沒有了心和境、淨和染、真和妄的差別,也沒有佛和眾生的差別了。這裡是“平等法界,無佛無眾生”的境界,修與不修是一回事,“無修不修,無佛不佛”,一切都在絕對的同一中失去了差別和界限。這已是極高的禅法了,但圭峰大師認為還不夠,還有更高一層的禅法在它之上,因為這種禅法還沒有“活”起來,還沒有體現大道的全貌,還沒有體現佛性的全貌,於是他又提出了第三層,也就是最高層次的禅法,這就是“直顯真性宗”。圭峰大師說:
直顯真性宗者,說一切諸法,若有若空,皆唯真性。真性無相無為,體非一切。謂非凡非聖,非因非果,非善非惡等。然即體之用,而能造作種種,謂能凡能聖,現色現相等。於中指示心性,後有二類,一雲:即今能語言動作,貪嗔慈忍,造善惡受苦樂等,即汝佛性,除此別無佛也。了此天真自然,故不可起心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將心還修於心;惡亦是心,不可將心還斷於心。不斷不修,任運自在,方名解脫。性如虛空,不增不減,何假添補?但隨時隨處息業,養神聖胎,增長顯發,自然神妙。此即為真悟、真修、真證也。二雲:諸法如夢,諸聖同說,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籍緣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由無始迷之,故妄執身心為我,起貪嗔等念。若得善友開示,頓悟空寂之知,知且無念無形,誰為我相人相?覺諸相空,心無自念;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唯在此也。故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為宗。但得無念知見,則愛惡自然淡泊,悲智自然增明,罪業自然斷除,功行自然增進。既了諸相非相,自然無修之修,煩惱盡時,生死即絕。生滅滅已,寂滅現前,應用無窮,名之為佛。然此兩家,皆會相歸性,故同一宗。
“直顯心性宗”這兩大派別,實際上仍然是心念所表現的不同方面。“一切諸法,若有若空,皆為真性”,這個真性,就是人們的心,而且就是心中這活潑潑的當下的一念。離開了當下的這一念,全體的心就失去了作用和依據。這一念是什麼呢?當然不是任何具體的東西,所以必須是“無相無為,體非一切”是,也是“非凡非聖,非因非果、非善非惡”的。這個心,這個當下的一念,既能產生和接受一切,又超然於一切之上,超然於一切之外。這一念就是全體人生和宇宙,就是人的全部生命的基礎和精神的基礎,也是修道成佛的依據。
同時,這一念又是“空寂之知”,這種知性,“不藉緣生,不因境有”,是絕對的自知和自覺。這個絕對的自知和自覺,是無條件的,沒有任何內容的,既是宇宙萬有的“體”,也是宇宙萬有的“用”;既是“全體”,也是“大用”,所以才有“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的功用。這是從整個真如上著手,而非僅在第六意識的“止”或“觀”上回旋,前面所例舉的那些公案,都是對這種“直顯心性”的說明。不僅禅宗如此,連高舉止觀旗幟的天台宗也是如此。天台智者大師制定那麼宏大的止觀,但同時又“說止破止,說觀破觀”,讓人們體會那個高於止觀的存在。不管怎麼說,止觀是“我”在修,是“我”用心、用心上的那一念在修,離開了“我”,離開了這個心和心上當下的一念,一切止觀都是毫無意義的。但是這當下的一念,並非僅為第六意識的場所,而是聯通了眼耳鼻舌身意這八識之中的。圭峰大師說:“其中所說諸法,是全一心之諸法;一心,是全諸法之一心。性相圓融,一多自在。故諸佛與眾生交徹,淨土與穢土融通;法法皆彼此互收,塵塵悉包含世界。相即相入,無礙熔融,具十玄門,重重無盡,名為無障礙法界 。”人們當下的這一念,就是圭峰大師所說的“全諸法之一心”,就是“無障礙法界”,這裡沒有根塵識的差別,也沒有十八界的差別,也沒有菩提煩惱的差別,但卻含容了這一切。黃檗禅師在其《宛陵集》中也有這樣的表述;
據我禅宗中,前念且不是凡,後念且不是聖;前念不是佛。後念不是眾生。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舉著一理,一切理皆然。見一事,見一切事;見一心,見一切心;見一道,見一切道;一切處無不是道;見一塵,十方山河大地皆然;見一滴水,即見十方世界一切性水。又見一切法,即見一切心,一切法本空,心即不無,不無即妙有。有亦不有;不有有,即真空妙有。既若如是,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塵國土不出我之一念。
這就是禅宗的“全體起用”和“大機大用”的最好說明,但修行者怎樣才能使這個“全體”“大用”的一念不落入第六意識的“知解”中,怎樣使這一念達到“全體起用”或“大機大用”的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