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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遠教授:東方宗教文化與21世紀人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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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宗教文化與21世紀人類文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文化藝術研究室主任

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王志遠教授

人類文明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文明,是人類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以人的意志(或由人以神的名義)為核心而形成的使物質和精神相互協調的生存方式體系。每個民族,無論大小,無論發達與不發達,都以其獨特性豐富著人類文明。由於時空的差異,根據歷史和地域諸多因素。人類文明被大致區分為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以及兩者之外更具局部特色的區域文明。時至今日,經歷了近二百年的大沖突、大混戰、大交流,除去個別地區,完全純粹的東方文明或西方文明都已不復存在,然而,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並末因此而消失,隨著東方民族經濟地位的崛起和不斷上升,向西方文明一邊倒的狀況正在轉變,對東方文明之價值的重新審視,成為從20世紀邁向21世紀時,許多睿智之士認真思索的重大課題。

在任何文明體系中,不容忽視的一項,都是宗教文化。其重要性的程度在於,足以依據它來判斷是文明,還是野蠻。一個民族或其起源時的部族、部落,當他們已經具備共同信奉的宗教時,哪怕僅僅是原始宗教,這個民族部族或部落,就已經脫離了野蠻,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園,舉起了文明的火矩。這種判定文明的依據,不以此宗教為高,也不以彼宗教為低,對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的。依照這個標准,東方民族不僅具備自己的宗教形態、自己的文明體系,而且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本文中所說的東方宗教文化,特指在東北亞地區,在中、韓、日三國具有廣泛深入影響的儒釋道三教文化。

殖民時代的思辯方式,曾經以基督教文化為背景,以西方文明為基准,判定哪個民族是文明的,哪個民族是野蠻的,成為一個了族征服另一個民族的理由。所謂“文明”的西方殖民者,曾經令人發指地摧殘過具有幾千年輝煌歷史的東方文化,在他們所謂“野蠻”的東方民族面前,暴露出他們自己才真是野蠻。他們曾經企圖以堅船利炮為後盾,把自己的文明屬性特征——基督教加強給全部東方民族。歷史證明,這種虛妄的企圖最終也未能徹底實現。

盡管以西方文明替代東方文明並未能實現,但是,西方文明迄今為止的優勢地位仍是明顯的。當然,這種優勢已經不完全屬於基督教,而是屬於連基督教也要背離的所謂“現代文明”。我在這裡所說的“現代文明”,特指不僅背離傳統,甚至背離人性,以假為真、以惡為善、以丑為美。這種“文明”以現代媒體為依托,正挾持著無數年輕人,無論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撲向21世紀。

這才是真正值得憂慮的。

20世紀是“除魅”(解咒)的時代。知識分子以人類的啟蒙導師自居,把既往的神聖打翻在地。他們希望籍此而喚醒人類,讓人權勝過神權,從而建立一個更合理的更公正的更平等的社會。於是,一個缺乏神聖感的時代終於降臨了。佛教認為“人人皆有佛性”、“草木皆可成佛”,儒教認為“人皆可為舜堯”、“滿銜都是聖人”,然而,“神道設教”被斥為愚民政策,成佛成神成聖,受到奚落嘲諷鄙視。在以佛神聖為一端,以痞子無賴為另一端的精神架構中,處於中間地帶的平民百姓青年後生,無可挽回地向後者的另一端滑下去。人心不古,道德淪喪,成為一種不絕於耳的哀歎。

應該說,任何一種正當的信仰,都是人類精神家園的土壤植被。邪門歪道,只是植被中有限的毒草而已。刈除毒草,不能把植被都刈掉,而失去正當的信仰,更會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假、丑、惡席卷大地,恰恰因為正當信仰的植被遭到了破壞。

21世紀初,應該是知識分子對20世紀深刻反省的時期。人類社會出現顛倒荒謬,人們往往怪罪政治家。其實,始作俑者,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教育家。20世紀人類精神家園的荒蕪,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論有密切關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們的理論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新模式,也帶來了後遺症。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我們不能回顧到二千多年前的人類文明元創時代。在東方,佛陀、孔子、老子,他們為人類的真心、良知和至善舉起了智慧的火炬,照亮了東方社會幾千年的歷程。打倒他們,就是打倒真心、良知和至善,人心何以不亂,世道何以不濁!對於他們,不是“除魅”,而應是“復魅”。因此,重新修葺人類的精神家園,就一定要找回儒釋道的文化精神。在不僅對中、韓、日三國是極其重要,對全人類也同樣重要。

在中、韓、日三國,儒釋道三教曾經是共同的精神財富。直到現在,無論韓國還是日本,儒佛兩家依然根基深厚。同心相戚,同聲相和,中、韓、日之所以能維系數以千年的交流,就在於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話語材料。

從全世界歷史的總體范圍來看,不同的宗教在同一國度、同一地區中能夠長期和睦相處,相互吸收融合,只有在漢文化圈中才有可能。這恐怕涉及到東西方對“宗教”功能的認識就有差異。“宗教”,是現代語匯概念源於日語shukyo,是對英語religion的意譯。Religion,強調信仰,以自身信仰為主體,排斥任何客體,信仰對象不變化時,信仰者就只能追隨不變。因此,religion必然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但是,在古漢語中,宗、教,並不合用。儒釋道三教的“教”,是“神道設教”的“教”,是“教化“的”教”。換言之,在中國古代,開宗立教,是為了輔助王道,教化百姓,啟發智慧,解除煩惱,安祥人心,穩定社會,總之,不是以“教”為主體,而是以社會為主體,為社會服務。因此,“以天地立心,為往聖立命,為萬事開太平”成為儒教的神聖使命,“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成為最高統治者對三教功能的基本認識。“三教合一”之所以能夠提出、能夠實現,就在於這個“一”是超載於“教”之上的。也正因為如此,三教同戚,經過一個時期的論爭磨合,終於達到“不同而和”的境界。

東方宗教文化對未來世界文明的貢獻,從本質上講,仍然應該是提供以教化為已任從而承擔社會責任的模式。對於突出自身主體性因而產生排他性的宗教來說,東方宗教文化將成為借鑒的典范。

當然,由於東西方文明仍處於交錯撞擊的歷史時期,目前,東北亞三國的傳統宗教文化都有面對新世紀的新問題:一、如何在物欲橫流的現代條件下,重新建立年輕一代對正當信仰的追求,以及對佛神聖的正確理解和正常仰慕。

對青少年的引導,不是一件立竿見影的事,教育者道德要受到教育。知識界對宗教文化的再認識和新闡釋,要形成一種思潮、兩個導向。一種思潮,即對傳統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復魅、復歸、復興,加以不懈的鼓吹,樹立社會的正氣和榮尚。兩個導向,即引導政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終以國力推動;即引導教育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終使每個孩子從小就受到熏陶,從感性到理性都發生轉變。

二、如何使儒佛禅在現代社會中的積極的教化作用,重新成為三國加深交往、共同發展的牢固紐帶。

東亞的儒佛禅思想雖源於中國,但是在20世紀的80年代之前,始終處於為中國的落後挨打做替罪羊的地位,上下幾代中國人,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對儒佛禅只有淺薄混亂的認識。相比之下,韓國之儒佛、日本之佛禅,都不僅繼承了傳統,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已經適應了現代社會的需要,沒有失去社會精神支柱的作用。從歷史上看,韓國、日本以漢文化即儒佛禅宗教文化反哺中國的情況屢見不鮮,現在,中國虛下心來再學一次仍是必要的。儒佛禅的根畢竟在中國,且中國人口眾多,一旦復興,其精神力量不可估量。“道不孤,德有鄰”,中、韓、日三國在文化交流中會推動經濟合作,而經濟合作會使文化的紐帶更牢固。

三、如何弘揚儒釋道文化傳統的精華,與西方文明對接,取長補短,共創人類新文明。

進入現代科技時代的人類文明,必然是東西方文明的融合。但是其融合的過程,恐怕還需要幾百年、上千年。佛教與中、韓、日三國,儒教與韓、日兩國,都創造了在和平友好的交往中,不同文化最終水乳交融,和而不同的典范。這也為東西方文明的融合提供了可能的前景。

東西方文明的融合,僅僅西風東漸是不夠的,東風也要向西方吹。日本將禅向歐美傳播的經驗,是東方宗教文化向西方普及的范例。在經濟地位不平等的狀況下,要西方以謙虛的態度聆呼東方的聲音是不容易的。但是,東方宗教文化“上善若水”,其質雖柔,柔可克剛。三國的經濟背景雖有不同,但是三國的宗教文化精神力量確有同一性,以接近同一的東方宗教文化,和平地持久地共同面向西方,將形成西方文明不能不正視的態勢,而最終將造福於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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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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