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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孫銘教授：太虛大師與湖南佛教的深厚法緣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太虛大師與湖南佛教的深厚法緣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  徐孫銘 內容提要  太虛大師的出家和成長與湖南法師有深厚法緣。湖南高僧敬安、道階等在生活、健康、意志、修持、佛法方面傾力呵護，對其成長至關重要。湖南僧俗以極大的熱情支持太虛大師復興佛教大業；太虛對湖南佛教僧才教育、佛學研究也有多方面的推動和護持，其佛教革新運動在湖南十分活躍，成果豐碩。 關鍵詞  太虛  敬安  湖南高僧  佛教革新 太虛大師是中國近代佛教改革的領袖和先驅。其出家、成長和成就與湖南高僧、居士有十分深厚的法緣。本文對太虛與湖南佛教界的深厚法緣進行一番梳理，探討其間的內在聯系。 湘藉高僧呵護的殊勝因緣 精心撫育——奘年法師與太虛大師  1905年，十六歲的呂淦森只身來到上海，本來要乘船到普陀山出家，結果“匆亂中上錯了去蘇州的輪船”而中途在乎望登岸，以便第二天改乘返上海的輪船。在乎望，呂淦森信步來到莺豆湖邊的小九華寺，決定在此寺出家。小九華寺的監院士達法師收淦森為弟子，依臨濟派下取法名唯心。稍後，士達法師領沙彌唯心到寧波鎮海團橋頭玉皇殿見師公奘年法師。奘年為唯心起了“太虛”、“玄沖”等幾個名字，在韋陀像前抽簽，得簽語“此身已在太虛間”，決定用太虛為表字。此後，太虛大師依師公奘年法師住。 太虛大師的師父士達(1877—1943)，法名弘量，湖南人，光緒十八年(1892)，在衡陽羅漢寺從奘年法師出家。光緒二十二年(1896)到江浙，曾住持上海敬心寺。士老不拘小行，而持誦甚虔。民國三十三年(1943)無病卒，年六十七[1]。 奘年(奘嚴)，法名寬妙，湖南人，光緒十四年(1888)在湖南衡陽東洲羅漢寺出家，光緒二十九年(1903)到寧波天童寺參禅，以寧波為第二故鄉。這位來自湖南的奘年法師自太虛大師初人佛門，數十年如一日地照顧、支持著太虛大師。 剛出家的太虛正患瘧疾，身體虛弱。奘年法師對太虛極盡慈愛與呵護，求醫買藥，精心調理，太虛多年的疾病痊愈。太虛大師在《自傳》中寫道：(光緒三十一年)這年冬天，奘老朝峨眉山回甬，買了好些滋補的參藥來給我吃，我多年的疾病痊愈了，色身也更加發育長成，獲臻健康。 奘年法師帶太虛到天童寺受戒，為太虛親近八指頭陀、道階等高僧創造條件。戒師寄禅敬安，尊證道階法師都是來自湖南的高僧，後來對太虛的成長及事業多有影響。受戒圓滿，奘年法師設素齋禮請寄禅推介太虛接受進一步的訓練修習。寄禅敬安親自修書介紹太虛大師到寧波永豐寺依水月歧昌修習佛門禮儀和佛法經典。在這裡，太虛法師受到規范而嚴格的儀軌訓練和經典修習，對太虛今後的成長有良好影響。 當太虛成長過程遭遇挫折時，奘年法師不離不棄，盡全力幫助他、鼓勵他。辛亥革命後，經歷過“黃花崗起義”、“金山寺事件”、尤其是寄禅敬安遽然去世等重大變故，太虛的改革主張在教界沒有得到積極支持。困惑之中，太虛來到普陀山，在了余和尚、詩友豁宣的支持下，決定閉關清修。太虛閉關，奘年老法師全力提供各種條件，安排信心居士贈太虛大師一部《頻伽藏》，帶工役一名專照料太虛生活，侍役的工資及閉關期中零星的需用，由信心居士供給。三年關房中，太虛坐禅、禮佛、閱藏、寫作，研習台、賢、禅、淨、三論各宗著述，及《楞嚴》、《起信》等諸多佛教經典，旁及諸子哲學綱要。習禅修行，智慧得以啟迪，心智透脫無滯。 出道之後的太虛大師法務繁忙，所住持的寺院無暇照顧。師公奘年、師父士達代為打理。1924年，太虛大師與寂山、仁山、讓之、守培、智光、晴峰、常惺、象賢等，抵泰縣光孝寺。太虛大師開講《維摩诘經》。奘年老法師專程從寧波來聽經，法會傳為盛事[2]。教界德高望重的奘年老法師對太虛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支持，由此可見一斑。 太虛大師對師公的感情深厚；，經常到師公處看望，偕師公游雪窦，與師公詩詞唱和。1946年1月，太虛大師在浙江寧波逗留，禮奘老，解常佩玉塊親為奘老懸於胸前，作《奉奘老》，為大師最後詩篇： 吃虧自己便宜人，矍铄精神七四身。 勤樸一生禅誦力，脫然蕭灑出凡塵![3]太虛大師《自傳》對師公奘年多有記敘，如： 奘老道心甚好，又極其忠厚謙和，待我尤極慈愛。見我有瘧疾等病，攜我至鎮海城就醫吃藥，醫了一二月，身漸健康，始陪我往天童寺求戒。 太虛大師幼時家計艱辛，與外祖母相依為命，外祖母的慈愛、教養，是大師生命中最為重要的親人。出家後，師公奘年愛護與外祖母難分軒轾。印順法師《太虛大師年譜》寫到：“奘老護念大師甚切，外祖母外，一人而已[4]。” 奘年老法師的生平資料留下不多，僅從《太虛自傳》、印順法師《太虛大師年譜》中可以找到少量的事跡。從他對太虛的照顧護持，可以看出奘年是一位慈悲可親而又有廣泛法緣的法師。印順法師《太虛大師年譜》還記敘了奘年老法師護持圓瑛法師的佳話。1908年，圓瑛法師以事觸寧波縣知事怒，被判驅放回原籍。奘老濟之以旅資，且代為枷系，伴送至上虞。光緒末，宣統初，圓瑛大病數月，奘老親為護侍[5]。 奘年對圓瑛、太虛兩大高僧的悉心培養和呵護，足以證明奘年老法師慈悲胸懷，對佛教人才的培養貢獻非同一般。 鑄成高邁僧格——寄禅敬安與太虛大師  1905年11月，小沙彌太虛由師公奘年法師帶領，前往寧波天童寺受戒。太虛大師在《自傳》中寫道：“我這一年去進堂受戒，是在十一月二十前，傳戒和尚就是諱敬安字寄禅的八指頭陀。初見他奇偉的形貌，聽他洪亮的言音，便起敬畏。”[6] 寄禅敬安(1852—1912)，俗名黃讀山，清末著名佛教領袖、愛國詩僧。1877年，敬安法師在寧波阿育王寺佛捨利塔前燃二指，剜臂肉燃燈供佛，自號“八指頭陀”。寄禅法師是湘省著名高僧，擔任過湖南衡陽大羅漢寺、南岳上封寺、大善寺、寧鄉沩山密印寺、湘陰神鼎山資聖寺、長沙上林寺住持。光緒二十八年，寧波天童阙席，首座幻人率兩序頭往迎。和尚辭上林至天童，擇賢任能，百廢俱舉，夏講冬禅，鄭重佛法，天童得以中興。寄禅敬安為佛法敢於獻身，不畏強暴，性格剛毅，是首任中華佛教會的會長，是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眾望所歸的領袖。寄禅敬安對中國近代佛教另一卓著貢獻就是對圓瑛與太虛兩位佛教領袖的培養與影響。 太虛大師出家之初就親近寄禅敬安，親聆教誨，常侍左右。寄禅敬安言傳身教，其高邁槽格，對正處於成長時期的太虛大師影響巨大。寄禅敬安在戒堂上，太虛的天賦與潛力被寄禅敬安發現，以法器相許，寄予厚望，“嘗召之至丈室，端容霁顏，縷告以生平所經歷事。並述孟轲氏‘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勉余習勞苦而耐枯冷”。[7] 為了增加太虛大師的閱歷，鍛煉才干，寄禅敬安經常帶太虛參加佛教的重大活動，如寄禅主辦寧波僧教育會，太虛、圓瑛、棲雲均參與活動，這是大師從事佛教運動的起點。寄禅和尚應江蘇省僧教育會之邀，參加在鎮江金山寺的成立大會，太虛大師與棲雲隨行，各有演說[8]，並同游蘇州虎丘。宣統三年，各地推行地方自治，占寺奪產之風益急，諸方集會上海，商推寄老進京請願。此行原計劃由太虛隨行。中華佛教總會成立，寄禅老法師召太虛參加。由此可見，寄禅和尚對太虛大師的著意栽培與鍛煉。 太虛大師把寄禅法師作為楷模，充滿敬仰。太虛在《中興佛教寄禅安和尚傳》中寫道： 和尚血性人也，有大慧果、紫柏可忠義菩提風。 和尚於扞衛佛教，尤能以聖天法琳為幟志。 和尚慨國政之棼亂，憫佛教之凌夷，力排眾議，以興學衛教倡，登高一呼，翕然呼 應，由學部頒行僧教育會章程，於是僧人皆自辦僧學，設立僧教育會，浙省之有佛教學 校自此始。 惟環顧僧界，魄力之雄厚，志願之堅毅，未有能仿佛和尚者，大人僧界復誰是…… 1912年，寄禅老法師為護持寺產，圓寂於北京法源寺。噩耗南來，大師作《心喪八指頭陀》： 相隨學道白雲層，棒喝當頭領受曾。 從此更無師我者，小窗垂泣涕如繩! 萬樹梅花竟埋骨，一輪明月孰傳心? 遺詩自足流千古，翠冷香寒憶苦吟。 挽和尚聯曰： 三十年佛教歷史，與師皆有關系。 在寄禅和尚紀念會上，太虛激憤已極，提三大改革主張，在佛教界激起巨浪。太虛撰《中興佛教寄禅安和尚傳》，介紹寄禅和尚的事跡。 寄禅和尚對太虛一生的影響至深，乃至太虛在迷惘困惑之際，曾一度沮喪而生退轉心時，是寄禅對他寄予的期望與勉勵鼓舞著太虛堅持下來。 太虛大師《自傳·七民初間思想行動的不安定》敘述道： 民國初年，我二十四歲，以所辦佛教協進會的失敗，繼以八指頭陀的逝世，對於佛 教的前途頗抱悲觀……對於佛教已若即若離；然終不與佛教絕緣者，則道誼上有八指 頭陀曾喚我入其丈室，誦孟子“天將降大任”一章以勖，及豁宣、昱山的時相慰勉，而奘 老的待我始終溫和護惜，亦為一種深厚的關系。 導人佛法堂奧——道階法師與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一生著作宏富，佛法貫通，與他出家之初接近嚴師，受到良好的教育訓練，打下堅實基礎有很大關系。 太虛出家後學習佛教經典與教義，首先是啟蒙於永豐寺歧昌和尚，繼而在天童寺受教於道階法師受益匪淺。 道階(1870—1934)湖南省衡山縣人。在衡陽著名禅院岐山仁瑞寺閉關兩年。光緒三十四年(1908)，赴北京為湖南耒陽金錢寺請頒《大藏經》。道階法師是近代佛教改革運動的得力法將。宣統二年(1910)在北京廣濟寺成立僧自治研究會，與李翊灼等數十人建立佛學研究會於象坊橋觀音寺。1911年發起建立中央佛教公會、佛教僧林會。冬，被欽定為法源寺住持。民國元年，任以寄禅為會長的中華佛教總會機關部理事長。發起並主編《新續高僧傳四集》。民國14年(1925)秋，赴日本參加東亞佛教大會，被舉為副會長。道階法師曾兩度赴印度求捨種利，考察佛教遺跡，周游東南亞，帶回一批珍貴佛教文物，民國23年(1934)3月15日卒於南洋怡保三寶洞，終年65歲。 道階法師得默庵法師的真傳，禅教雙融，谙悉律儀，持律精嚴，成為禅、講、戒兼能的著名法師， 默庵法師，湖南衡陽人。清末，南岳佛教遭受嚴重破壞，與淡雲法師一道發願恢復南岳五大叢林，為中興南岳佛教做出了巨大貢獻。默庵法師是湘僧近百年來最有學行者，敬佩智旭法師的學行，多宗兼宏，尤善天台、慈恩宗義。晚年住持南岳祝聖寺，從學者常數百人，清末湘中法師大都出其門下。默庵著作等身，有《教觀綱宗釋義紀》、《楞嚴易知錄》、《續人天寶鑒》、《閱藏日記》、《唯識勸學篇》、《法華便蒙解》、《金剛經刊定記會本》、《近僧紀略》、《重修乘雲宗譜》等[9]。 默庵法師往生於1902年，他的衣缽傳至道階。 道階法師在南岳隨默庵閱《大藏經》，遍學天台、賢首、慈恩、禅、律各宗教義。默庵對學子鉗錘鍛煉非常嚴格，道階法師在默庵法師座下經嚴格培養，佛學造詣日漸加深，擅長講經，曾在湖南多所寺廟講過多種經典，如《法華經授手》、《彌陀要解》、《二時課誦》。光緒末年，道階法師三次受寧波天童寺請講《彌陀便蒙鈔》、《法華經》、《楞嚴經》，受寧波七塔寺請，講《成唯識論》，聽眾踴躍。“國中土大夫鹹頌之曰‘曉鐘’，謂公之說法如破曉霜鐘能警覺人之甜夢也”。[10] 太虛大師在天童寺受戒，道階法師是尊證。戒期燒傷疤時，道階親自前來護持。與寄禅和尚一樣，道階法師發現太虛的資質潛力非同一般，對太虛寄予厚望。道階向太虛介紹湘中高僧法琳時，稱太虛具有法琳的潛質。 太虛十八歲那年夏天，到天童寺聽道階法師講《妙法蓮華經》。聽《大佛頂首楞嚴經》後，曾復講“十如是”章。太虛異乎常人的表現受道階法師器重，命住在禅堂的太虛移住法師寮，司檢查經書的專職。太虛在法師寮有機會閱覽道階法師所攜各種經書，《弘明集》、《廣弘明集》、《法琳傳》等護教文獻，遠植日後弘護佛教之因。飯余，道階法師為太虛等講《教觀綱宗》、《相宗八要》。“與公浸稔，嘗昕夕侍從數月，公每稱我有玄奘、窺基之資，誨之獨勤”。[11] 道階法師是太虛研究教義，研究唯識等佛學的引路人。太虛在道階門下打下唯識學基礎。 會昌法難後，典籍散佚，唯識學長期沉寂。清初雲峰、高原、通潤、廣承、大真、智旭、王肯堂、王夫之等人著書闡發唯識義理。清末民初，沉寂已久的法相唯識學研究呈現復興的景象。其中，湖南默庵、道階等研究和宏揚唯識學有不俗的成就。太虛大師對默庵與道階法師唯識學貢獻評價很高，認為，“慈恩宗義重光震旦，公與默庵法師為力亦多也”。 太虛與革命僧棲雲法師 棲雲，俗姓李，湖南人，秀才出身，弱冠出家，從敬安法師參學多年。不久，離開敬安赴日本留學，在日本接觸到革命黨人，加人同盟會。後來，棲雲隨徐錫麟、秋瑾回國在江、浙一帶從事革命活動。太虛大師與棲雲相識於小九華寺，在棲雲的影響下，太虛大師閱讀了宣揚革命的書刊，接觸到革命思想。1910年，太虛與棲雲同赴南京楊文會的只洹精捨求學，又有同學之誼。稍後，棲雲好友釋月賓請棲雲南下廣州擔任白雲山雙溪寺住持。棲雲邀太虛同往廣州弘法，在白雲山安住下來，遇舊友肇慶兵備道易順鼎，又結識了一批新朋友。太虛在廣州宣揚佛學及發表詩文，與官紳學界士大夫交游，廣受歡迎，被推舉為雙溪寺住持。因為棲雲的因緣，太虛大師與眾多革命黨人過從甚密，經常參加各種秘密集會與活動，他所住持的雙溪寺時常有革命黨人來集會。1911年黃花崗起義失敗，朝廷抓捕革命黨人，棲雲被捕。清軍在棲雲住處發現了太虛的《吊黃花崗》詩稿，派重兵到白雲山抓捕太虛。太虛先機而動，逃過此劫。太虛與棲雲的交往，使太虛親身經歷一次轟轟烈烈的革命活動，革命黨人粗豪放浪的大無畏氣概，敢以人魔、敢以涉險的勇氣豪膽對太虛大師也有大的影響，太虛大師在佛教改革運動中表現出來的無畏精神與這段經歷有很大關系。 鼎力支持共擎一盞燈 太虛大師一生致力於改革佛教，復興中國佛教。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興辦的佛教事業有多種：出版佛教刊物《海潮音》，為培養佛教人才興辦武昌佛學院。太虛大師的兩項佛教事業，得到湖南僧俗兩界的鼎力支持與熱情參與。 善因法師(?—1947)，湖南湘鄉縣人，筆名笠居眾生。出家後依湖南高僧點石尊美受具，依止南岳淡雲和尚六年。民國伊始，應長沙吳雁舟之邀，供職湖南佛學會二年。善因法師一生為佛教教育貢獻巨大，曾受靈濤法師禮請，任教於南岳佛學講習所前後二十余年。當時，僧才教育沒有合適的教材，善因法師編《初等佛學教科書》、《中等佛學教科書》內容包括佛教歷史、佛教教義、制度等，這套教材送中國佛教會審定，於1933年由上海佛學書局出版流通。 民國初年，太虛道譽日隆。太虛大師提出的改革主張是新生事物，教內很多人不能接受。湖南佛教界對太虛的態度有分歧，一部分法師持批評意見，稱太虛為“革命和尚”，有的甚至認為太虛那一套不是佛教，流言很多。民國七年(1918)，太虛在上海創辦覺社，發行《覺社叢書》，善因是《覺社叢書》的讀者並作者。善因法師在申請加入覺社的《志願書》中寫道：“今聞貴社成立於滬，所立社約皆善因生平之所祈者，敢不極表同仁列名以希加入欤?” 民國八年(1919)10月，太虛大師改《覺社》季刊為《海潮音》月刊。太虛大師事務繁忙，無暇兼顧《海潮音》編務，請善因擔任《海》刊編輯。“海潮音月刊之出，善師實與有莫大之法緣，故第二年之海潮音即歸善師編輯了”。[12] 次年10月，太虛大師在武昌的“湖北省教育會”開講《楞嚴經》。善因從湖南趕到武昌，於省教育會隨眾聽講。善因與太虛大師一席交談，頗為相契。大虛為他介紹武漢佛教界的居土名流，如護法居士陳元白、李隱塵等見面，彼此晤談甚為融洽[13]。善因法師在武昌與太虛相處月余，對太虛大師有了深入了解，針對教界對太虛大師的誤解與偏見，善因在寫給德安法師的信中談對太虛大師的印象： 考太虛法師之行實及各居士之德行，鮮有不符佛制，如道路所謠傳者。本月十五日，並在武昌講經會弘傳戒律，計男女居士受三皈戒者九人，受五戒者二十八人，受菩薩戒者十一人，皆當世高年俊傑……虛師若無過人之德，彼一般高年俊傑，豈肯屈膝膜拜於年輕衲僧之前乎!善因與各居士同住數日，見各居士念佛禮佛，行、住、坐、臥，不肯稍有放逸之行為，即在缁眾中亦難多得!虛師講經，仍是香華供養，端身正坐，惟不搭衣，無不具威嚴之事……乃吾輩同侶，心懷妒忌，誹語頻加，座下見地洞徹，幸勿誤聽。[14] 善因法師受業與依止的南岳佛乘、天然、淡雲等法師，都是南岳德高望重的高僧，善因對太虛大師的見解在教內的影響是很有分量的，對消除外界的誤解無疑起到良好的作用。 善因法師常與太虛法師討論佛學，太虛大師對善因法師的意見十分重視。1920年，《海潮音》創刊，第一期刊出善因法師《致太虛法師書》，商論佛法。對《覺社叢書》刊出的一些文章中的提法和主張提出不同意見，意見十分中肯，得到太虛法師的肯定。 善因法師在《海潮音》發表文章多篇，學術論文如《實驗的人生觀》、《論人心道心與佛學唯心之異同》、《論天命之迷信》及雜文，隨筆多篇。 民國三十六年(1947)太虛大師圓寂，善因老法師聞其噩耗，十分傷感，從南岳趕到上海，十九日親為大師主持了封龛禮。 善因之外，譚玄、張化聲、唐大圓是《海潮音》的積極撰稿人。《太虛法師年譜》說：“是年(1921)，《潮音》得唐大圓、張化聲、張希聲投稿，倍有生氣。” 唐大圓(18907—1943)湖南人，初歸依印光法師修學淨土，後專研唯識，撰有《唯識方便談》、《唯識易簡》、《唯識三字經》、《唯識的科學方法》等小冊子弘揚唯識學，曾在武昌佛學院、中華大學、武漢大學、長沙佛學會等處講唯識學。唐大圓曾任《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編輯，主編過《海潮音》、《東方文化》雜志，在佛刊上發表論文多篇，主張在現實人間修菩薩道。曾撰《起信論解惑》等，論《起信論》確為馬鳴造，駁王恩洋等以該論為華人撰述之說。唐大圓曾經任《海潮音》主編。《太虛法師年譜》稱贊《海潮音》得唐大圓、張化聲、張希聲投稿，倍有生氣。唐大圓與太虛大師的交誼十分深厚，在太虛大師影響下，唐大圓在唯識學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善因法師、唐大圓居士之外，湖南僧俗兩界在《海潮音》發表文章者多達數十人，從一個側面反映《海潮音》在湖南佛教界影響程度之深入而廣泛。 1943年，抗戰其間，太虛大師應邀到湖南弘法，孫而昌、越培元居士主動請纓贊助《海潮音》，熱情邀請太虛大師將《海潮音》遷衡陽出版。太虛大師希望《海潮音》能在大後方湖南有新發展，稱極籌備籌集基金、確定新址、接洽印刷、搜集材料等出版事宜，指定明真、聞又法師和茗山擔任編輯，後來派福善法師到衡陽負責，以茗山法師與孫而昌、越培元二居士為常務社董。因湘北戰事吃緊，日寇來犯，衡陽一帶軍民大撤退，《海潮音》由福善攜往重慶續辦。《海潮音》雖然只在湖南衡陽出版一期，湖南佛教界對《海潮音》熱情支持可圈可點。 湖南是興辦僧教育較早的省份。日本曹洞宗僧人水野梅曉因寧波天童寺寄禅法師的介紹到湖南訪問笠雲芳圃。笠雲芳圃正為全省寺產被提所困擾。水野梅曉介紹日本寺院自辦學校以保，笠雲法師受到啟發，於1903年創辦僧學。 1922年，太虛大師在武昌創辦武昌佛學院，湖南佛教界備受鼓舞，積極響應並支持這一盛舉，長沙佛教正信會積極支持武昌佛學院的開辦。善因、空也、唐大圓、張化聲、譚玄等都在武昌佛學院任教職。 民國十三年(1924)秋，太虛大師辭院長職，將院務交善因代理。善因法師臨時接下了武昌佛學院的擔子，以代院長身份主持武院的行政與教務，維持佛學院的安定及課程正常的教學。到民國十四年(1925)元月，太虛大師重返武院，善因法師交卸了他代院長的職務，仍留在院中任都講。太虛大師時常應佛教團體之請，到各地講經弘法，席不暇暖，武院的院務，仍由善因法師以都講身份代理。民國15年(1926)9月，北伐軍包圍武昌城，10月10日光復武昌。圍城期間，院中師生紛紛離院避難，善因法師仍守在院中，直到太虛大師的弟子大敬法師願意駐院留守，善因法師才交卸院務返回南岳。 張化聲應太虛之邀，在武昌佛教學院任教。張化聲曾留學日本，回國後，出席過湖南省議會的活動，在長沙刻經處購得一百多種佛教經論，此後對佛學研究產生濃厚興趣，信仰彌笃。太虛創辦武昌佛學院，函邀化聲助教。張化聲應邀武昌佛學院任教授，教國文、《攝大乘論》達六年之久。太虛大師曾為《化聲集》寫序。 武昌佛學院為湖南培養了一批得力的佛教人才，如會覺、素禅等。 會覺，湖南浏陽人，武昌佛學院畢業，於唯識學甚有研究。會覺法師沉著穩健，有西洋學者之風，著有《唯識研究》、《佛學與辯證法》等。會覺法師畢業於武昌佛學院，曾任《海潮音》編輯、武昌中華大學、文化中學、武昌佛學院教授、世界佛學院圖書館的考校主任、閩南佛學院教務主任[15]。 素禅和尚曾就讀於武昌佛學院，未及畢業，被公推為南岳上封寺住持，並接辦南岳僧立覺民學校。靈濤法師發心開辦僧伽學校，素禅法師是得力的支持者。素禅法師在武昌佛學院受太虛大師佛教革新觀念教育，在南岳倡辦“工禅”、“農禅”，計劃在寺院內興辦制鞋廠、織布廠，組織出家人在南岳山上植樹造林，帶領僧眾參加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流行。素禅同情風起雲湧的工農革命運動。馬日事變，反動當局以“藏匿匪黨”為借口將素禅殺害。但是素禅法師為南岳佛教改革開風氣之先，影響深遠。 太虛對湖南佛教的影響 寄禅和尚、道階法師等湖南佛教界大德往生之後，太虛大師矢志改革，以積極人世的精神，不折不撓地努力，影響力越來越大。太虛大師與湖南佛教界有深厚的感情，先後四次到湖南弘法，領導與推動湖南佛教界工作，指導成立湖南佛教會，住持密印寺、花藥寺、仁瑞寺，對於培養湖南僧才，提高居士素質，莊嚴佛教道場，弘揚佛教文化，振興湖南慈善事業，產生巨大影響。 1、赴長沙講學、弘法1920年11月10日，周極寰代表湖南趙恆惕、林特生、仇亦山等禮請太虛到長沙弘法，在船山學社講“身心性命之學”三日，並發起成立長沙佛教正信會。在太虛大師指導下，長沙佛教正信會以在家佛教徒為主體組成，1921年左右成立，會址設在長沙市肇家坪，會內沒有佛殿，立阿彌陀佛、觀世音、大勢至菩薩三像，提倡淨土宗，經常舉行“打念佛七”，並設齋供眾。隨著長沙佛教正信會的成立，長沙佛教信仰掀起一輪高潮。 2、住持密印寺，重續沩仰法脈。寧鄉大沩山密印寺，是我國佛教禅宗五大宗派之一的沩仰宗祖庭，興盛時期，有寺田三千余畝，所屬寺廟六十余所，寺僧一千五百人，道場莊嚴，法嗣繁衍，蔚為壯觀。沩仰宗風在中國佛教史上獨樹一幟，沩山密印寺在中國佛教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1918年，密印寺被佃農焚毀，淪為廢墟。省教育會觊觎密印數千畝寺產，千年祖庭，岌岌可危。1922年12月，太虛應湖南缁素之請來到長沙。太虛大師依老友惠敏、開悟勸請，應允擔任密印住持。太虛大師與趙炎午、仇亦山等商定“恢復沩仰宗及沩山產業維護整理”計劃，登臨大沩山，駐錫密印寺，禮靈佑塔，說偈，踏尋寄禅和尚的足跡，作《讀八指頭陀住持沩山詩感和》四首。 大沩山是太虛大師心目中實踐改革的實驗區。太虛大師在興辦文教事業的實踐中，常常受經濟的困擾。中國寺院早巳演變成為受人诟病的地主經濟，僧人被視為“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這些弊端危及佛教的存亡。太虛大師力圖改變這種狀況。大沩山獨特的地理位置及豐富的資源，引起太虛大師的極大興趣。他多次設想以大沩山為實驗區開展佛教經濟改革。 民國十六年(1927)，太虛撰《沩山僧農村設學通告》，規劃沩山建設工程。 茲就沩山佑祖道場，建設規模，實行農僧制。凡我僧侶，不能從事學業而願從事農作者，由寺職員驗其技能，出資招集，長年植林種田，以為佛教僧眾之生產，用作修道資生之基本。 太虛大師的設想，在沩山實行出家人自食其力、僧田僧種的“僧農村”。通告還要求在沩山設夜校，以提高僧眾及農人之教育水准。寺內設僧眾補充學校，每日上課一點鐘，余時出坡工作。勸山民信佛教。太虛大師的設想既符合百丈懷海提倡的“農禅”理念，又希望改變出家人靠布施、經忏、地租為生的舊模式。太虛大師委任性修法師為沩山的監院。密印寺的重建由性修法師操持，但一切工作都禀報太虛大師審核施行。到1927年，密印寺修了很多新居安置僧眾，辦了一個小學，收回一些田產。為了興辦“僧農村”，性修法師向太虛大師報告，希望請大醒法師到大沩山加強力量。大醒法師為大沩山制訂了《沩山密印寺中興組織大綱》，大綱包括管理機構、生活、生產、對外聯絡、修行、弘化、文化、教育，詳盡而全面。由於軍閥混戰，各地烽火連天，其中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湖南政治派別之爭所牽累，這些改革試點措施無法進行。 趙恆惕(1880—1971)，字夷午，號炎午。湖北方言學堂畢業，同盟會員。二次革命起，率師攻鄂，被湯芗銘俘獲，押解人京判刑10年。在獄中學佛。1915年經蔡锷等具保，獲釋出獄。1920年被廣州軍政府任命為湘軍總司令、省長。北伐戰爭興起，湖南地處南北要沖，深受戰爭之害。1922年，趙恆惕反對北伐軍人湘作戰，倡議聯省自治，在湖南行省憲，不介入南北之爭，埋首建設，推廣平民教育，在全省范圍內普及民選。 趙恆惕是個虔誠的佛教信徒，為保護湖南寺產出了很大力氣，1940年，捐出自有湖田擬創辦南岳佛教學院。後隨國民黨到台灣，依然護持佛教，是汐止彌勒內院慈航法師、松山寺道安法師的得力護法，推動修建日月潭玄奘寺。 太虛大師1920年、1922年兩次應邀赴湖南弘法，都是趙恆惕支持並安排。太虛大師擔任沩山密印寺住持也得到趙恆惕的支持。1926、1927年，湖南政局發生變化，趙恆惕去職，退居上海，唐生智取得了湖南的軍政大權。唐生智也是虔誠的佛教信徒，唐生智的師父顧淨緣所主持的二學園在湖南推行“佛化運動”，將所有寺院寺產集中歸佛化會，出家人的衣食住行由佛化會供給。 這一做法受到佛教界的抵觸，空也等有影響的法師離開了湖南，湖南佛教界矛盾十分尖銳，大醒法師未能成行，大沩山的中興大綱未能實現。太虛大師往生之後，他的學生法舫法師計劃在沩山密印寺辦僧教育，還沒來得及實施，政局動蕩，法舫法師遠走國外，密印寺的中興計劃再次擱淺。 3、處理學僧服兵役問題，排除佛學院辦學的干擾。1943年，太虛又一次來到湖南。此次太虛湖南之行，是應湖南佛教界之請，來解決軍隊在寺廟抓壯丁問題。當時，軍隊到寺廟抓壯丁現象很普遍，如南岳佛教講習所的學僧大約四五十名，被征兵幾成習慣，以致於講習所招收學員，不敢招成年學僧，講習所學僧大多是十三四歲的少年。湖南佛教界於是請太虛大師來湖南與軍方交涉，免除出家人的兵役。太虛大師通過與湖南軍政學界知名人士溝通，達成理解，平息了出家人服兵役的事態。太虛大師在湖南時間達一個多月，到衡陽、南岳、耒陽，所到之處，受到湖南佛教界的熱烈歡迎。應衡陽居士林之請，在社會服務處講《佛教與中國文化及世界和平》，在衡陽粵漢路大禮堂講《佛法原理與做人》。空也、越培元等陪同，經培元寺游覽南岳，衡山佛教會及南岳各界於祝聖寺歡迎大師，太虛在會上講《佛法大意》；到水濂洞工校講《工業文明之佛教》，在石頭塔院商校講《緣起性空義》。太虛大師暢游南岳，興致盎然，留下大量詩作。太虛大師在湖南各處作講演，所取的題材，都是針對當前的時代環境與聽眾根基，從戰爭的殘酷說到世界和平的倡導，從科學的進步說到人類道德的亟須建立，內容新穎，引人人勝。太虛大師抵耒陽，駐錫金錢山寺。金錢寺是道階法師生前長時間住持的道場。太虛大師於民眾劇場講《佛教與人生》。當時湖南省會很多機關因戰事緊急而遷駐於耒陽，很多聽眾來自政府部門，由於太虛大師的到來，在耒陽產生很大影響。太虛還指導省佛會組織“湖南僧侶救護隊”。太虛大師此行被推舉為衡陽花藥寺、岐山仁瑞寺住持。花藥寺是衡陽規模最大的佛教叢林，岐山仁瑞寺則是清末湖南著名禅寺，道風嚴謹，有“小金山”之稱。仁瑞寺鍛煉出一大批高僧，如點石尊美、寄禅敬安、道階法師等都在岐山仁瑞寺參禅修行。太虛出任這幾所寺廟的住持，將《海潮音》遷湖南編發，使處於低谷的湖南佛教界深受鼓舞。 總之，太虛大師出家和成長時期，與湖南法師結下深厚因緣，成為臨濟宗湖南衡陽東一堂弟子。由於他自身的優良資質，引起湖南得道高僧寄禅敬安和道階法師的重視和培養。湖湘高僧在生活、健康、意志、修持、佛法方方面面傾注大力，對一代高僧太虛大師呵護有加，對其成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寄禅敬安往生以後，湖南僧俗仍以極大的熱情支持太虛大師復興佛教大業。民國時期太虛對湖南佛教僧教育、佛學研究也有多方面的推動和護持。他領導的佛教革新運動在湖南也十分活躍，取得可喜的成果。 [1]  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眷屬>。 [2]  見太虛：《自傳》18。 [3]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民國三十六年。 [4]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4、<眷屬>。 [5]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1，<眷屬>。 [6]  《自傳》2；《人物志》憶七。 [7]  太虛：《中興佛教寄禅安和尚傳》。 [8]  《自傳》四，(略史)。 [9]  羅傑：《南岳仁禅師傳贊》，載《海潮音文庫》第3編第18冊，第66頁，(佛教傳記)。 [10]  太虛：《南岳道階法師小傳》，《海潮音》第18卷第9號，第59頁，《詩與文》。 [11]  太虛：《南岳道階法師小傳》，同上。 [12] 大醒：《十五年來僧事之檢討》，《海潮音》第16卷第1號，第83頁。 [13]  《太虛大師年譜》。 [14]笠居眾生：《致德安法師函》，《海潮音》，第2卷第1期，上海占籍版第3冊，第81 [15]  《十五年來之僧教育》，《海潮音》第16卷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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