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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教授：我與中國佛學研究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我與中國佛學研究 方立天 主持人，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很高興和大家做一次學術交流。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我與中國佛學研究》。我是從學者的角度，把佛教作為理論、作為思想、作為哲學來進行探討，和各位有交叉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今天給大家提供一個學界進行佛學研究的參照。教界、學界要互動的，這個互動對宗教的健康發展是有好處的。我給大家提供一個學界怎麼研究佛學的個案例子。 一、三個重要轉折決定我的生命歷程 我的生命歷程1949年是一個轉折，1956年是一個轉折，1960年是一個轉折，大概是五、六年，六、七年一次。這些對我的生命歷程影響很大。 我是浙江人，浙江中部金華永康市的農村。大家都知道義烏市，浙江還有個永康市，義烏和永康之間隔了一個東陽縣，這個地方很重視教育，我就在東陽和永康交界有個叫四路口的地方長大。我1933年出生，上小學期間正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所以生活很不安定。日本鬼子經常騷擾我們那個村子，所以小學的時候，學生經常要停課逃難，逃到山區離公路更遠一點的地方去。小學六年的學業基本是斷斷續續完成的。小學畢業以後我進了永康初級中學。這個學校很不錯，老師水准都很高。老師都是大學畢業的，像浙江大學、廈門大學。校長是個日本留學的，要求很嚴格。我在那裡學習了3年。1949年的春天，我中學畢業了。 1949年浙江解放了。1950年我就到了上海，進入華東稅務學校學習。在這裡學了幾個月我就被留校，在教務科工作了。在教務科沒幾個月，又把我調到校長辦公室當文書。文書是比秘書低一點的工作，主要是收發文件，幫校長起草稿子。文書干了幾年，學校成立馬列主義教育室，主要學習四門課：中共黨史，聯共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沒有老師，就叫我去當助教。我講中共黨史，可是我根本不了解，就到了上海復旦大學聽課，回來後現賣。好在口齒比較清楚，同學們還比較歡迎。聯共黨史我是一邊學習一邊輔導。哲學、政治經濟學也都輔導過。我很清楚自己，才是個初中畢業生，怎麼能講這些課呢？別的老師都是大學畢業，唯有我一個是初中畢業。心裡總想有一個到高校繼續學習深造的機會。 1956年國務院下了一個通知，號召向科學進軍，要求各個單位領導不能以任何理由阻撓青年干部報考高校，要鼓勵他們報考。我就拿了這個通知給領導看，領導說你不要去了，這兒不是挺好嗎？我說，不行呀，我才初中畢業，我希望有個學習的機會。我有尚方寶劍，他也不好阻止。我就去報考。考什麼呀？一個初中生要考大學。本來我在初中的時候，對理科還是蠻有興趣的，數理化都是相當可以的。但是我沒有機會考理工科大學了，只能考文科。文科考什麼呀？我就想哲學還可以。哲學是講辯證法，講唯物，這可以發揮自己思維的一些長處。我就報了哲學。報哲學考什麼學校呀？我不是很清楚的，就報了北大、復旦，往好的學校報呗。至於能不能錄取，我也不抱什麼希望。 但是我考試前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根據我的條件怎麼准備這次考試。首先政治對我沒有什麼問題；歷史、地理，我把高中的課本都拿來系統地學了一遍；語文，我估計題目就是鼓舞大家前進，弘揚集體主義精神這些方面的。我准備的題目和後來考試的題目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已經有了腹稿。最大的問題是要考數學。數學作為參考分。補習高中的數學我是來不及了，不過我考慮初中的題也會出一點。我要是把裡邊初中的分數拿下來就可以作為參考。所以我就把初中的東西復習好，結果好像差不多，前邊的題對我都比較容易，後邊的對我來說都比較困難。 考試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中午吃完飯回到宿捨。那時候宿捨的門都是敞開的，沒有安全問題。我一進門，在我的桌子旁邊放著北京大學的一個信封。我手一拍，有門了。我被錄取了。給領導看，領導說，你是不是別去了？我說很難得，考上了就要去。領導就不好說話了。 考上以後趕快回家一趟，因為更遠了，要北上了。1956年8月底就興高采烈的來到了北京。那就是換了一個天地，和我們的干部學校是很不一樣的。北京大學無論從它的規模、校園、師資力量都大不一樣，進入了另外一個境界。這對我來說是又一個重要的轉折。 我在北京大學學了5年，但實際上才學了兩年半，搞了很多運動。在北大我還被列成右派，成為一個右傾分子，成為粉紅色道路的典型。走白專道路是我們黨所反對的，提倡又紅又專。我不白，也不紅，喜歡上圖書館，喜歡看書，所以是粉紅色道路。因為對同學影響很大，也受到批判。 但是整個北京大學的環境還是挺好的，它有一批第一流的學者、老師，給我上課的老師有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就是他給上的，這是他最後一次給本科生上中國哲學史課。他講的非常好，生動幽默，邏輯性很強，把很高深的哲學問題講得非常清楚。我是科代表，科代表制度是從蘇聯學來的，科代表負責把學生的問題收集起來反映給老師，老師要適當地解答。所以和馮先生的接觸比別人多。他的氣象是很高大的，確實很有學問，應該是中國歷史上很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有一次我到他家裡去，把同學提的問題給他，看到他的書房桌子大玻璃板下邊壓了一個很大的信紙，是毛澤東寫給馮友蘭的信。我趕快看了讀上兩遍。我記得很清楚，信中說，馮友蘭先生送給他的書他收到了，很高興。但是最後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做人以老實為宜”。當時我心裡一愣，這不是警告嗎？我想很可能馮友蘭被認為是搞唯心主義的了，搞唯心主義的人大概不太老實吧。警告你要老實為宜。當時感受很多。 其他老師的講課聽起來也都非常精彩的。5年期間，我雖然只學了兩年半，但是哲學的知識是初步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我又聽了歷史系的課，大概聽了一年多。先秦、魏晉南北朝都聽下來了。在北大我比較注重文史哲這些課程。學了以後對我好處很大。對我從事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條件，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北大給我學風的影響，讓我在學術上追求高的標准。那些學者著書立說，是我的榜樣。無形當中他們人格的感召力，他們的學術追求和理想，給我以很大的影響。這是無形的精神財富，非常重要。對我治學做人影響都很大很大。北大提倡獨立思考、自由思想對我的影響很大。北大建校100周年的時候，他們讓我寫一篇文章，我就寫了一篇《北大魂》。北大的精神是什麼？北大精神可以歸納為很多方面，但它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提倡自由的思想。思想是要自由的，要獨立的。自由思想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根本性的前提。要有思考，獨立的思考。這個精神影響了我。北大影響我的還有一條——扎圖書館，我一直是不喜歡在宿捨看書的人，宿捨裡的被子呀、枕頭呀會影響你的思考。我喜歡在圖書館裡，圖書館裡看到的是書，是同學們在那裡用功。所以我在北大是一個背著書包去圖書館的學生，這也是被評為走粉紅色道路的一個根據。這個習慣後來也帶到了人民大學。我確實比較喜歡在圖書館裡看書，效率和在宿捨裡是大不一樣的。 在北大我的政治狀況不是很好，是被批判的對象。甚至到1961年分配工作的時候，我填了四個志願：青海、青海、青海、青海，表示願意到邊疆去，因為我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臨畢業的時候我就又回家一趟，准備告別父母去西北。從家回來的時候，還沒進樓，有同學就告訴我，我被分到人大去了。我認為他是在開玩笑，我認為不大可能。當時人大的地位還高於北大呢，叫人、北、清、師。人大、北大、清華、北京師范大學。人民大學的教學規劃是要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國家教育經費的四分之一撥給了人民大學。但後來組織上正式說，你確實分到了人大。 後來到了人大以後，領導說我是人大去北大挑來的。我很震驚，這證明我政治上沒有問題，學習上也是比較好的。1961年的時候，風氣也不太一樣了，也緩和了。 1961年被分到人大工作又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點。我被分到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我的學習研究中國哲學史的願望有可能得到實現，不用改行去教馬列政治課了。 回顧起來，一個是1949年，我進了上海稅務學校進行了革命的鍛煉；1956年到北京大學為我進行學術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1961年到人民大學，為我實現我的理想，從事中國哲學研究提供了可能。這三個轉折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人生都是緣分，都是機遇。 人民大學要求比較高。到人民大學以後，我記得領導說，第一，中國哲學史要通講，要從先秦講到現代。第二，要有個重點，有分工。我就報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因為這一段有宗教，佛教和道教，難度很大，所以別人沒有報，我看別人不報，我就說我來吧。 工作安排好了，就要實干了。我們的系主任說三年拿不出文章，滾蛋。三年拿不出好文章來是要走人的。這我都記在心裡。我想三年拿東西，也就佛教有成果，怎麼搞呢？當時我的佛教知識很少，因為在北京大學，馮友蘭並未研究佛教。我記得只是由任繼愈先生給我們輔導過兩個小時。佛學兩個小時能解決什麼問題？那只是一個很概括的介紹。我當時意識到我首先需要補一下佛教知識，可是上哪裡找老師呀？就到處打聽。後來打聽到一個廟裡有，我就和領導講法源寺裡邊有個講佛教的學校，是否讓我去聽一聽？我們的領導還是比較開放的，說那你就去吧。所以我每天早晨從人民大學坐車到動物園，動物園坐車到菜市口去法門寺聽課。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都要這樣做。後來冬天很冷，佛門確實很慈悲，院長周叔迦講，你是不是不要跑了，就在我們這裡住吧。現在要住是要錢的呢，那時候是主動的關心你，讓你來住也不要錢，我非常感動，這樣就住在那裡了。住的什麼房子我現在還記得，就住在玄奘紀念堂旁邊。在那裡就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學習了。 這期間我聽了很多老師的課，主要有明真法師、正果法師、虞愚、觀空法師、法尊法師。周叔迦院長給我開了一個書單，讓我讀這些書，隔多少天向他匯報，他對我的要求很高。這個期間像傳印長老、淨慧長老也在那裡學習。所以他們碰到我有時候都叫同學。我在那裡學了大概8個月，學校就催我回去了。我在佛學院有兩大收獲：第一是增加了佛教的知識，佛教的基本知識，法師們是怎麼講的，對我了解佛教知識有很大幫助。第二是了解了佛門的生活。學僧的學習生活是怎麼樣的，修行的生活怎麼樣，他們的為人怎麼樣。對他們的人格和修養有了直接的體驗。這對我是很重要的。我對佛門有一個直接的、感性的認識。這樣使我對佛教的觀察角度就不一樣了。 回到學校以後，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學到的東西轉化為研究的資源。我要研究佛教，要拿出東西，拿出成果來。怎麼研究呢？佛教的內容那麼多。當時有個感覺，我要從研究佛教的個案開始、研究人物開始，從研究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佛教人物開始。我認為這樣有助於了解整個佛教的歷史。 中國佛教歷史歸根結底是中國僧人活動的歷史。所以我要找重要的佛教高僧作為我的研究對象。所以我就選了道安和他的學生慧遠以及鸠摩羅什的學生僧肇作為我的研究對象。這樣我將來可以有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我研究道安，是把道安所有的資料，歷史上對他相關的記載，後人對他的評論，統統全部找來，盡可能竭澤而漁，資料上沒有遺漏。然後對道安法師進行研究，寫出文章。寫出文章並不是馬上就送去，放在抽屜裡，隔一段看一遍，改一遍，要改它幾遍。然後送到了最好的雜志去投稿。當時最好的雜志是《新建設》，就相當於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我的文章送去以後，很快就通知說要錄用。我非常高興，人生開始有第一篇文章發表了。 在那麼高的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就不一樣了，他們開始約你寫了。後來我考慮文章總不能只投給一家雜志，有的就投給了《哲學研究》，有的投給《人民日報》，都是頂尖的刊物。要不就不發，發就在最好的報刊雜志上發。後來《哲學研究》發了我一篇慧遠的文章，這篇文章還在美國的《中國哲學》翻譯了出來。有一次在中國科學院開會，有一個搞西方哲學史的老先生說，解放以來，咱們國家就有三篇文章被美國《中國哲學》雜志翻譯過去，有侯外廬的一篇、還有誰的一篇，還有方立天的一篇。我就坐在他後邊，他不認識我。旁邊的人說，方立天就坐你後邊呢。他回過頭說，哦！這麼年輕呀？這時心裡有很大的充實和滿足。 這實際上是到了1964年左右了。這時到人大已經三年左右，我有了文章，就不用走人了。但是很遺憾，這時開始要“四清”去了，就中斷了研究。我被安排去了北京郊區，就是現在的龍泉寺附近，西山農場，就是現在學誠法師那裡。1966年就“文革”了。1969年我被下放到江西，一直到1976年才回來。到了1978年，人民大學才復校。我1969年下放，1972年回北京被並到了北京師范大學。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我又回到人民大學，才又開始重新研究佛教。 這就是我講三個轉折決定了我生命的歷程。 二、五方面體現佛學研究軌跡，十五年著成《中國佛教要義》 決定研究佛教對我來說也是個困難的決定。大家都知道60年代政治氣氛很緊張的，哪有說人民大學一個年輕老師研究佛教的。佛教當時和別的教一樣都被說成是人性的鴉片，還跑到佛學院去學習，很多人是不理解的。文革的時候人家就給我貼大字報，為什麼你要到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去學習。當時人們的偏見很多的。有人嚇唬你，說研究佛教要有很多苦要吃呀，要出問題呀。我把佛教作為自己研究的重要的對象和內容，有理性的考慮，也有背景成分，有一些我的時代背景，有情感的因素在裡邊。 在北大學習的時候，對佛教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只知道它是儒釋道之一，是我們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它的內容應該是很豐富的，值得我們去總結。另外，當時研究佛教的人很少，我這人就喜歡研究少人問津的學科。人少了，你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被別人承認。是比較容易取得成果的地方。另外佛教研究困難很大，佛學自古號稱為難治。佛學難在什麼地方？按照我的想法有三大困難：第一是佛教更注重經驗，你雖然了解文字，但是它的含義你不了解，跟一般人用的不一樣。他講的空，他講的般若，字你都認識，但是它的內涵、精神，你不了解。第二，佛教的思維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樣。它是超越的、解脫的宗教，它是通過否定來認識事物的。這和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不一樣的。中國儒家誰也沒有認為萬物是空的。第三是，內容很豐富，它由兩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和中國的僧人創造，歷史很久，派別有很多，涉及的范圍很廣，內容很龐雜，也帶來了研究的困難。各個派別有時候講的不完全一致的。但是我想，越困難的地方我們越需要去努力，去克服困難，去戰勝困難。那你就會有收獲。 我研究佛教，就是認為它很重要，對傳統文化很重要，研究的人少我更要去研究。正因為它很困難我們更要去努力。我理性上是這樣認識的。 另外在背景上，浙江是一個佛教大省，我們那個地方也是信仰佛教的，我母親也信佛。我記得很清楚，她初一、十五要吃素。所以我從小就對佛教有一種親近感。我們那個村子的廟是和小學在一起的，教育和宗教並存。學校休息的時候，我們經常從後門就進到廟裡去了。廟裡供的是觀音菩薩，還有關公。 有一天母親告訴我，你的小名的條子還貼在關公的後面呢。我說什麼名字，她說觀生呢。觀音菩薩生的，怕我生了以後壽命不長吧。後來一想我怎麼會是觀音菩薩生的呢。所以經常去廟裡看那個條。所以從我內心裡說和菩薩、和佛沒什麼距離的。情感上很不一樣。我們那還有個黃巖，不知道是不是有的法師知道浙江黃巖，永康、黃巖也有佛，也有寺廟。我們那裡有個習俗，男的每逢10歲、20歲、30歲、40等都要到黃巖去拜佛。那一天很高興呀，半夜三更就要起床。要走好幾十裡山路，我10歲的時候就去了。我感覺那是另外一個天地，另外一個世界。給我帶來了很多的想象，模模糊糊、糊裡糊塗的一種想象。搞不清楚想什麼，大概想的是有人間世界，還有超人間世界，有時候引發自己思考的興趣。所以我從小就和佛教有這樣比較親近的情感，有這種親近感。能夠進到了中國佛學院去旁聽、進修，決定把佛教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大概和這些背景都有關系。否則就很難理解我的狀況。 決定研究以後，怎麼研究這是一大問題。怎麼有效，這和諸位法師不太一樣，法師是要實修的，作為學者去研究，怎麼取得學術成果，怎麼教好書？一方面搞好研究，一方面教好書。教好書和搞好研究形成互動，我是考慮這些問題。當時想到兩條是很重要的，第一條是個案研究，研究人物；第二條是對經典文獻要進行研究。就是說從微觀開始，然後進入宏觀，因為我們是學哲學的，要從哲學的角度去研究。所以要從微觀領域研究到宏觀領域。所以我的研究就從五個方面逐步展開。 第一就是對佛教的個案研究，個案研究指的就是對中國佛教思想家的研究。怎麼展開個案研究呢？這要搞好思路。因為我們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從歷史的角度研究，要從魏晉南北朝那個時候研究。所以我首先研究了道安，慧遠、僧肇、梁武帝、支道林這些重要人物。在這研究當中我又發現，慧遠很重要，慧遠後來被淨土宗奉為初祖，淨土宗不是慧遠創立的，是善導大師創立的。但他確實提倡往生，所以被追奉為淨土宗的初祖。他把佛教中國化，對佛教和中國政治的關系、佛教和世俗社會的關系，以及在理論上有沒有靈魂、有沒有神，他都做了回答。所以我把慧遠的研究擴展為一本書，寫成了《慧遠及其佛學》這本書。後來到了隋唐，我的興趣主要在華嚴宗和禅宗這兩個宗上邊。因為全面展開很困難。華嚴崇尚理事關系，那是我們標准的哲學問題。所以我對華嚴宗的創始人法藏進行了研究。寫了一本書，在台灣出版，他們還寫了書評，認為書寫得不錯。然後，我對惠能有興趣。禅宗真正創立者是惠能。我又寫了一系列關於惠能的文章。這個都屬於個案研究。那麼以點帶面，通過個案研究會對佛教歷史有個宏觀的了解。個案研究也比較好切入，因為資料相對是比較有限的，你可以把資料收全。這個和比較研究就不同，比較研究你兩個方面都要了解，了解的各方面資料就比較多。 第二是中國佛教思想資料典籍的整理。按照我們搞學問的要求，最好你要讀好幾本經典。讀經典和一般史書不一樣的，一般書的可靠性比較差，經典給你的智慧更多。所以要多讀經典，經典有很多，那你怎麼讀呢？少數的經典你要做校釋、注釋、標點、整理、翻譯的工作。一本書你把它校一校，用現代的符號把它標點出來。你給它注釋，不懂的術語以及典故，你給注釋出來，然後用現代的語言給翻譯出來，這很重要。這是一個訓練。這樣做過一本書，兩本三本那就更好，那你就大大不一樣了。你對佛教典籍的一些內在的規律，就會有所了解。把握了典籍的要領，也增強你的勇氣、信心。我主要是對那個《金師子章》做了校釋。這是法藏給武則天說法的一個記錄。通過金獅子的形象來說明理事關系的，文章很短，但內涵很豐富。我下了功夫對它進行了校釋，對自己是個鍛煉，我的書寫完以後，當時的古籍規劃領導小組組長李一氓，這是個老干部了。他寫了一篇書評，來介紹這本書，認為整理得很好。典籍的整理，我還參加了《中國佛教史思想資料選編》的工作，現在有四卷本，有十多冊吧。中華書局出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把中國佛教的思想家重要的著作，那裡邊都加以標點和注釋。這也是個訓練。典籍文獻的工作很重要，因為你研究的時候根本讀不懂書，那你無法進行研究的。所以典籍工作非常重要。 第三條是佛教哲學現代化研究的嘗試。在佛教的個案研究和典籍研究有了一定基礎後，進行了宏觀的研究。因為我是在哲學系工作的，上課就要講哲學。我跟學生要講佛教哲學。我就會相應地從宏觀的角度探討佛教哲學的問題。佛教哲學怎麼講，是不是把佛教的一些哲學名相告訴學生，那學生聽不懂。我就想對它進行現代化的研究。 怎麼現代化研究呢？首先是要考慮對佛教典籍當中包含的重大問題，結合現代社會現狀，篩選一些問題進行探討。佛教哲學典籍裡邊包含的問題，要和現在關心的問題結合起來。現代人關心什麼問題？要和現代關心什麼重大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我寫的一本書叫《佛教哲學》，重點介紹人生論、宇宙論、認識論、倫理觀這些問題，它是和現代人關切的一些重大問題結合的。和現代化研究結合，就是要有問題意識。要關心現實，不光是書本裡的東西要搞清，也要關心現實，現實當中人們關切的大問題是什麼，你要結合起來。所以我經常講，當前世界上最大的問題有三個，逃不出這三個大問題。第一個是人與自身的矛盾，身體的問題、心理的問題，這兩個方面問題很多。一個是人與他人的矛盾，家庭呀、單位呀、學校呀，大的到民族呀、國家關系呀，等等，都在這裡邊。第三是人與自然的矛盾，現在人與自然生態的關系太大了。因為環境的污染，百姓肺病患者增多，因為空氣質量不好。人類社會主要是這些問題。認識世界的問題，觀察宇宙的問題，怎麼生存、修行的問題。 第二要用現在的語言來研究。我們不能經常給學生們講法身、般若、涅槃這些概念。要用現代化的語言把它表達出來。般若怎麼表達，涅槃你要表達，它是佛教的理想。般若是智慧。你要用現代語言來表達。這個是很重要的。這個對弘法也很重要。我認為現在弘法的大小，很重要的方面，看法師能不能、善不善於用現代語言來表達。像星雲大師就善於這樣。照本宣科不行，要讓人聽得懂。信眾聽不懂，聽懂的或者是極少數的那不行，所以用現代語言表達很重要。 第三現代化的研究就要用現代化的方法。比如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分析和綜合的統一，就是很重要的方法。歷史的順序和邏輯的分析是一致的。分析和綜合要會分析。把它的命題解析開來，然後再進行綜合。實事求是，我的《佛教哲學》可以說是現代化研究的一個嘗試。這本書上個世紀影響還比較大一點。因為它比較簡明，通過這個作為佛教的一個入門。現在這本書在地攤上有，表明它流行得還比較廣。 第四個方面是佛教中國化的探索。佛教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佛教不是停滯不前的。我們看到，印度本身就不斷的變化，有印度早期佛教、有密教、有大乘佛教，然後到中國以後也有變化。中國和印度的情況有什麼不一樣呢？中國社會和印度不一樣。印度在南亞熱帶地區，我們總體說在溫帶吧。地理條件很不同，氣候很不一樣，生活情況很不一樣，文化傳統也不一樣。印度是宗教統治的國家，中國是儒學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比較重視現實，重視社會秩序、結構的穩定，重現實。文化傳統也不一樣。所以佛教到中國以後有個中國化的問題。 什麼叫做中國化？佛教中國化就是印度佛教理論傳到中國以後，他要和中國的文化傳統、政治狀況進行磨合，要發生沖突、發生融合以後形成的帶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就是中國化的佛教。中國化佛教可以展開一點說，可以展開來說三條：一個是民族化，中國佛教現在有三大系統，漢傳、藏傳，還有南傳佛教。這個都和民族化有關系。中國佛教三大系統當中，漢傳佛教是和漢民族的語言文字結合形成的佛教；藏傳佛教是用藏語翻譯的佛教，和藏族同胞的生活和文化結合的佛教；傣族地區的佛教，就是上座部佛教，它都有民族性。這是中國化的內涵之一。第二是本土化，佛教還要本土化。因為中國地域太大了，南方北方不一樣，漢族地區和藏族地區不一樣，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又不一樣。所以很多佛教帶有本土化的特色。南北朝時期北方佛教和南方佛教就不一樣。北方佛教比較重視修行，比較重視實踐。南方不一樣，比較重視理論的探討。另外，四次滅佛的事情，主要也發生在北方。只有一次唐武宗滅佛，南北都有，其他都是北方的。這和北方的地理條件、政治環境都有關系。要從本土化上研究，地域化不一樣的。現在的都市佛教也不一樣的，和藏傳佛教和農村佛教不一樣，和山林佛教也不一樣。上海的玉佛寺、杭州的靈隱寺都是都市佛教。江西的一些山區的佛教風格也不一樣。要研究這些中國化的豐富的內涵。本土化不一樣，還有時代化，佛教中國化要求時代化。不同的時代佛教的面貌是不一樣的。南北朝的學派，隋唐時期形成宗派，現在講人間佛教，它是變化的、發展的。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最大的漢傳佛教的創造，一個是禅宗，一個是人間佛教。在我看來，這可能和印度佛教是不一樣的，是很不一樣的兩個派別。這都是時代的關系。人間佛教是根據近現代時代的特征提出來的，要關心人間，要重視教育、重視文化、重視慈善事業。佛教的活動重點是有轉移的。現在都市佛教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了。未來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很多的山林佛教變成都市佛教了，都市佛教的地位越來越突出。中國佛教怎麼來適應這個需要，弘法利生也要考慮，要時代化。要結合時代的發展和時代的特點，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應變。這都是重要的。我有一本書，叫《佛教的傳統文化》就是試圖從佛教文化與中國的哲學、倫理、道德、文學藝術、民間風俗習慣等等的關系，來探討佛教是怎麼中國化的。所以我認為佛教是一個統一的東西。第一，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都是佛教；第二，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是有區別的，它各有特點。中國佛教是對印度佛教的發展，我們吸收印度佛教優良的東西，把佛教推向前進。 第五方面，中國佛教思想的系統的、完整的、整體的研究。這就是我15年來完成的一本書《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我通過個案的研究、典籍的研究，佛教哲學宏觀的研究，對佛教怎麼中國化的研究，通過這些研究，我認為可以寫一本中國佛教哲學的東西。《中國佛教哲學要義》把中國佛教高僧大德的哲學思想加以整理歸納、系統化。這是過去研究比較少的一個環節。也可以說，我的所有研究歸根結底最後是要匯集到寫這套書上的。要寫出一本表現中國佛教高僧的哲學思想有哪些，要義、要點在什麼地方。這個要具備基礎，具備很多要素。我就是通過前邊這些環節的研究以後，集合起來寫這套書。 為了寫這套書，我大概發了100多篇文章。這些文章發出去有個征求意見的過程，聽聽他們反饋回來的信息行不行，有哪些問題可以改進。我記得我寫這套書是有個安排的，大致用15年的時間完成。起初想七、八年時間完成，結果事情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雜，就延長到15年。最早我就寫中國佛教哲學的形成，然後寫它的歷史的演變，然後寫它的體系，分別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哲學研究》三個頂級的刊物上。這個使我提高了信心。 我這個《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主要是從本體論、認識論、宇宙論、修持論等幾個方面概括中國古代高僧大德的哲學思想；然後通過它和印度佛教哲學的繼承關系和演變的關系，分析了它和印度佛教思想的異和同，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相同的地方；通過中國佛教哲學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比較，來研究彼此的異同，他們的區別點和相同點。通過這些分析，突出中國佛教哲學的特色。 我過去是搞中國哲學的，所以寫這套書一個很重要的目的，要為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的教學補充內容。因為中國哲學史課在大學的哲學系都是很重要的，有的都是要上兩年的。這些中國哲學史課教科書裡面過去對佛教的哲學思想概括的相對說是比較薄弱的，比較少。通過我的研究，我認為佛教哲學就它的廣度來說，就它的深度來說，兩個方面，都超過了儒學和道學。這個不是隨便說的。儒學比較重視的是倫理道德，比較側重現實的問題，對彼岸世界，對來世的問題，對超越的問題、超世俗的問題涉獵的比較少。道教有一定的探討，但它的思維也沒有佛教那麼廣闊，那麼開展。這些我們也要感謝印度，印度把佛教送給了中國。印度是一個比較好想象的國家，這個民族好想象，思維比較廣。中國佛教探討問題的范圍、探討問題的深度，在儒釋道當中都是居於首位的。這在中國哲學當中比較少，不夠。我希望我這套書他們逐步吸取為教材的內容，能夠比較如實地展現中國佛教哲學思想豐富的內涵。 這套書我寫了15年，已經完成了，有60多萬字，是發了100多篇文章以後整理的。社會反響還比較好，得到了很多獎勵。韓文已經早就翻譯了，台灣的繁體字版也很早就出版了，日本也要翻譯，英文也要翻譯。包括《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佛教哲學》這些書也都被翻譯。我們國家現在不是有一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嗎，需要把中國一些比較好的東西，人文社會科學的成果翻譯成外文，把這些成果推向世界。 我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大概是這五個方面，對佛教的認識有個歷史的過程，也是個邏輯發展的過程。是通過對人物個案研究、典籍的整理、文獻的整理，通過微觀研究和以後進入到的宏觀研究、哲學研究，通過對佛教中國化的研究，最後比較系統的整理了《中國佛教哲學要義》這套書，力圖對中國古代高僧大德的哲學思想加以總結。好像傳印長老肯定了這個做法。這就是我多年來學術活動的幾個方面。 三、50年學術生命的體悟 第一是要樹立志向。人要有志氣的，個人志向的確立要根據個人的條件，我根據我自己的條件，對於讀書、對學問、對知識的研究好像比較有興趣。做官的事情，我也有個可以逐步往上爬的條件。我很早就進了校長的文書室，校長室的文書是什麼概念呢？一個辦公室比較大，一頭坐著校長，一頭就是我。我如果會來事，和校長搞好關系，那向上爬的機會是有的。我在人民大學工作以後，也有領導找我去，要我到校務處工作，顯然也有往上提拔的可能。我都謝絕了，我這個人不會做那些事。所以一個人要根據自己的興趣、性格來決定自己專業的方向。所以我是希望自己能在學術上做一點事情。由於人生的三個轉折為我創造了條件。 所以我說人生就是一個緣呀。你有了各種條件，有了各種因緣，就造就了人生。所以人要樹立志向，根據自己的志向、興趣、性格、條件以及外圍條件來決定你做什麼好。確定自己的人生價值是什麼，怎麼去追求。 第二是不爭而爭。搞學術需要很靜，需要過寂寞孤獨的生活。因為它要思考，要獨立思考。那你對外界的很多物質誘惑都想去爭取，就會影響你集中精力、集中時間去探討學術。所以一些外部的名利你要想開一些，不要去爭。我幾十年來，大概在人民大學有個印象，我是不爭的。這不是放的空話，都有事實證明。比方說，1983年評副教授，把我排在頭一名，領導說把你排在頭一名，你出了很多書，你的教學好像還缺五、六十個小時。當時評選分兩個指標，科研和教學兩方面。但是大家不會因為你這個不評副教授。但是過了一個禮拜領導又來找我說不行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行。據後來有人說我的態度不太好。我也不知道我態度哪兒不好。有人透露我說，領導找你談話的時候，你應該表示感謝。如果換成別人，他會跪下來的，多好的事呀。你不感謝，聽說還提了好多意見。所以我這個人不行，不能當官，太直爽。最後領導分析我有四種可能，要跳樓了，要調動工作了，要消極怠工呀，密切關注我的動態。但是沒想到第二天我照樣背著書包上圖書館去看書去了，學校就放下心了。 事情一切都是有過程的，一切都在變化當中。所以當不高興的事情來的時候，你不要太不高興，高興的事情就會來的。當高興的事情來的時候，你也不要太高興，不高興的事情就要來了。人生就是這麼一個過程。1984年，中央提出來要在全國重點大學有關的學科，哲學、經濟、歷史、文學，各科選五個特批正教授。全國的，不是一個學校的。這個時候各個重點大學都爭呀，因為這個學校要是評上的特批教授多，證明你的政績大嘛。它就超出了“文革”的派性呀那些考慮，就把真正符合條件的往上報。據說他們告訴我，我是全票通過。學校挺高興的。然後有人就說了，這不是給我們領導打了一個耳光嘛。去年人家副教授還評不上，今年就評上了破格的特批的教授。 但是我也並不是特別的高興，按說特批教授應該馬上提升，但是人民大學沒有。因為能人也很多呀。按說房子呀什麼的都可以照顧了，結果副教授有的房子都住了3間，我這個特批的正教授還是兩間。一直到1986年黨委書記碰到我了說，哎呀，對不起你，把你忘掉了。我就說，沒關系，一樣的呀。我反正是上圖書館看書的人。1986年我才分到一個又黑又暗又髒的3間裡邊去了，一直到2005年。這證明名和利我和誰都不太爭。但是我通過不爭而爭，爭什麼？爭時間，爭成果。不斷地拿出成果來，如果我那些東西都爭得太多的話，就會影響到我學術上的爭。 現在我們講科學發展觀，持續發展、均衡發展，這裡就有個因果的問題。要懂得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果。你要持續發展，你就要解決因果關系。你不要搞很多惡因，把環境破壞得一塌糊塗。那是沒法持續發展的。這些是否可以考慮作為人類的一些共同理念。我想我們佛教界有責任推出我們的理念。我想這一些理念值得思考，但不應該限於這些。 我和諸位交流的就這三個問題，幾個轉折點決定我的學術活動，我是怎麼從事學術活動的，有些什麼體會，提出來和大家交心。也歡迎大家批評，幫助我提高。 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 (本文為方立天教授2011年10月30日為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研究生班第一期學員所講，任自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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