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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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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居士文章
曾琦雲居士：論跨世紀佛教的六大走向
論跨世紀佛教的六大走向 曾琦雲 一、從寺院走向世間 二、從出世走向入世 三、從宗教走向教育 四、從上層走向下層 五、從學術走向實證 六、從傳統走向科學 內容提要：從寺院走向世間，倡導人間佛教；從出世走向入世，倡導行菩薩道；從宗教走向教育，倡導佛化教育；從上層走向下層，倡導平民佛教；從學術走向實證，倡導理論聯系實際；從傳統走向科學，倡導電腦弘法。 辯證法認為，世界是運動的，恩格斯說：“沒有運動，物質是不可想象的。”(見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既然事物是運動的，那麼事物也必然是發展的，正如毛澤東所概括的“新陳代謝”、“推陳出新”、“除舊布新”，這是宇宙間普遍的、不可抗拒的規律。從佛教的眼光來看，世界即是無常，無常即是說世界上萬事萬物決不是常住不變的，所以佛教總是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問題，從來都是強調面對新的世界和形勢，佛教的形式也必須發生相應的變化，所以古代高僧大德說佛法要“契理契機”。在人類即將走向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如果使古老的佛教以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讓古老智慧與最新科學相得益彰，那麼人類在尋找物質享受時就會更感到精神寄托的需要，當人類得到物質文明的時候，也同時獲得了高度的精神文明，必然扭轉在現代文明的背後所出現的人欲橫流、人心不古的變態現象。因此，本文試從六個方面來論證跨世紀佛教的六大走向，希望引起各界同仁的重視。 一、從寺院走向世間 梁武帝時，中國禅宗初祖達摩大師從天竺來到金陵，與梁武帝見面時，武帝問道：“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師說：“並無功德。”武帝說：“何以無功德？”祖師說：“此乃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武帝說：“如何是真功德？”祖師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又問：“如何是聖谛第一義？”祖師說：“廓然無聖。”武帝說：“對朕者誰？”祖師說：“不識。”因為梁武帝不能領受佛教真谛，達摩祖師即離開隱居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見《五燈會元》卷第一“東土祖師”) 中國佛教自從達摩祖師到我國，開創了中國禅宗後，中國佛教才真正走向成熟階段，中國的寺院從此也變成了禅宗道場，從偶像崇拜轉變為明心見性。我認為，中國禅宗的精神才代表了中國佛教的真正精神，它影響到中國文化、藝術、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從初祖達摩大師，到第六祖慧能大師，中國的禅宗代代相傳，它即來源於佛教，又與中國文化水乳交融，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同時這種精神，又從中國傳揚開去，影響到世界許多國家，使禅宗的精神，變成了世界的精神，成為世界共同的文化遺產。 然而，在今天的中國，中國禅宗的主體精神沒有得到真正的繼承和發揚，在我國逐步落實宗教政策後，各地寺廟恢復了不少，而許多信眾到寺廟來燒香拜佛，並不明白佛教的真正精神，以一種有所求的目的來拜佛，與外道崇拜神靈並無差異，寺院佛教也就成為迷信的象征，極大地彎曲了佛教的本來形像。中國佛教過去的高僧叫做禅師，過去的道場之所以興起，是先有一位悟道高僧，然後才有群眾自發學道來修廟，在這個時候，寺廟實際上是一所學校，禅宗的大叢林，就是一所大學。自古名山僧占多，是因為山林幽靜，適合於禅宗用功，以培養定力，更好地走入世間普度眾生。而現在，名山已變成旅游聖地，過去那種用功的環境不復存在，更大的問題是當今人欲橫流，修廟的目的不是啟迪智慧，淨化人生，而是以開發旅游經濟為目的，或者是擴大本地知名度，以達到更多的利益。當然，民間濫修寺廟更大的原因，還是因為群眾愚昧，以崇拜神靈為手段，達到消災免難的目的。 從禅宗的主體精神來看，中國應該是一個無宗教的國家，因為現在我們給宗教所下的通常定義是：“相信並崇拜超自然的神靈。”而禅宗強調自性即佛，心外無佛，完全否認有一個主宰我們命運的神靈，所以從這一意義來說，禅宗不能是宗教。既然禅宗不是宗教，而禅宗又是佛教的心宗，即是集中了佛教的精髓，那麼佛教的寺廟不能看成是偶像崇拜，佛教的寺廟應當象過去一樣成為修心悟道的場所，佛教的僧人應當成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但是，在事實上，隨著時代的變化，僧人素質的降低，寺廟已經無法起到這樣的作用，寺廟漸漸變成贏利的場所，它的本來意義漸漸喪失。 在這樣一個艱難的過渡時期，佛教應當走向何處去？唯一的辦法就是倡導“人間佛教”，中國佛教協會為倡導“人間佛教”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從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成效。但是，這一口號在整個佛教界、學術界、全社會還沒有充份重視，大家並沒有真正認識佛教，把佛教簡單地理解為寺廟宗教，一句話，即是佛教還沒有從寺廟中解放出來，因此，佛教的偉大形像很多人(包括佛教徒和上層知識分子)還沒有真正認識。當初，唐朝白居易居士問鳥巢禅師如何是佛法大意，禅師回答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16個字概括了佛教的宗旨，也概括了禅宗的宗旨。禅宗六祖慧能大師對佛教的真谛作出了透徹的闡釋。慧能大師說：“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六祖壇經》疑問第三)古代大德已經分明地告誡我們佛教修行的真谛，但是我們許多人卻不依教奉行，心外覓法，心外求佛，以為修行就是出家為僧，而一旦出家，煩惱反而更多，至於動機不純而出家的人，更種下了墮落的因子。六祖慧能大師說了一首無相頌，敦敦告誡弟子們“若不依此修，剃發出家於道何益？”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的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六祖壇經》疑問第三)如今佛教修行，大眾均修淨土，輕視了佛教心宗的弘揚，淨宗行者卻不知道，真正修淨的人，即是修清淨心，念佛要得力，就必須要觀心。在生活中，如果保持了一顆清淨的心，雖不念佛或未入佛門，也是真正的佛教信仰者。 當然，我在這裡還要說明的是，我並不否認修廟的功德，真正的寺廟是清淨的象征，問題是真正的寺廟並不多，如果寺廟修成後反而變成了藏污納垢的場所，那麼奉法反而是壞法。所以修廟僅僅是手段，修心才是目的。如果我們的寺廟象過去禅宗的道場一樣，成為一所明心見性的大學，那麼這樣的寺廟就多多益善，否則，勞民傷財，於修行又有何益呢？怎樣達到這個目的呢？關鍵是需要人才來維持道場，一所寺廟有一位大德弘化一方，也就淨化了一方土地，所以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說：“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還是培養人才。”這就說到了問題的本質。 二、從出世走向入世 兩千多年前，佛陀把佛法分為三個時期。佛陀住世涅槃後的幾百年間，弟子們直接依止佛陀的教導，出家修道，因緣殊勝，很快即可證阿羅漢等果，以至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時期是為正法時期。眾生依止正法出家，修出世間法是為殊勝。像法時期，佛法傳入中國，大興寺廟，修建塔像，雖然佛早已不住世，但眾生依止住持三寶，敬仰高僧大德而可得解脫，這個時期佛教以僧團為主體力量，眾生依止僧團，因緣殊勝，得到解脫。歷史遺留下來的名山古剎，大小石窟都是像法鐵證。未法時期，離佛更為遙遠，住持三寶也漸漸衰落，眾生福德淺薄，漸不敬重三寶，出家人難得供養，而且素質降低，佛法由出世進入入世，居士學佛團體興起。居士學佛最宜修菩薩行，故佛法傳入中國就以大乘菩薩道為主。因為未法時期，善知識難覓，出家修道困緣漸劣，廣大學佛者在家接觸廣、人員多，最宜修自渡渡人、自利利他的菩薩行。一代改革家太虛大師看到了這個特點，大倡發展居士佛教，把佛教修學廣納為“菩薩學處”，他說：“菩薩學處，這是把范圍更擴大開來，除包括比丘學處外，且統貫世出世間一切階位漸進為菩薩的學處，是指菩薩應作不應作的規律，成為學習菩薩心行的基礎，其宏深廣大，較前者(比丘學處)倍增殊勝”(太虛大師著《菩薩學處》)因此太虛大師在廣大居士的支持響應下建立了我國較早的居士林──上海佛教居士林，時間在1918年8月，以後太虛大師大力宣傳和組織建立居士林、佛學會等居士團體。1920年，在太虛大師促成下，九省通衢武漢建立漢口佛學會(後改佛學正信會)。兩大城市倡其先，各省各大城市建居士團體勢不可擋，長沙佛教正信會、華北佛教居士林(北京)以及天津、南京、重慶、成都、香港等大中城市相繼成立居士團體。 早在釋迦牟尼佛時代，東方無垢世界金粟如來，就化身維摩诘居士示現在家修道同樣可以成佛。他有家室、田宅，“雖明佛法，常樂世典”，喻為“火中生蓮花”，是在家居士“不可思議”解脫的典范。當時居士示疾，佛陀身邊三萬二千菩薩不任問疾，惟有大智文殊菩薩才任問疾。其境界何等不可思議！因此，在家修道的居士不用自悲，難忍能忍，難行能行，必能成大器。印度阿育王，早年殘暴無比，掠奪侵略，大肆殺戮，後皈依佛教，判若兩人，至誠忏悔，處處以佛陀教導要求自己，成為護法大居士，正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典范！在中國歷史上，更是由於一代又一代大居士護法，不惜身命，才使佛法一代又一代傳替下來，使眾生永遠得益。如中國歷代許多皇帝都是護法大居士，唐朝20個皇帝，有19個信奉佛教。歷代名人如王維、白居易、蘇東坡、黃庭堅、范仲淹、魏源、章太炎等都是大居士，至今還健在的中國佛協趙樸初會長也是大居士。因此，居士作為佛教的重要力量在過去、現在、將來都將發揮其他力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未法時代，居士佛教的重要性更是越來越明顯。人能弘法，非法弘人，法無正未，人有正未。從歷史進程來看，現在正是像、未交接之時，世間還有住持三寶。對於一切佛弟子來說，則心中永遠沒有未法，我們要發心使正法久住，永益眾生。 在家人如何修道呢？就是應該奉行佛陀“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的教導，發揚大乘菩薩精神，自渡渡人，自利利他。人天道、菩薩道、解脫道一個層次比一個層次高，而在修行次第中人道最為殊勝。一個居士如何從人道起修呢？就是應該遵循太虛大師的教導，為創立人間佛教，建設人間淨土作出自己積極的貢獻。萬丈高樓從地起。學佛是出世間大法，但其基點是如何做好人。如何做好一個人呢？居士人事關系千絲萬縷，千變萬化，他應該善於處理好人世間三種關系：家庭關系、工作關系、社會關系(這個問題詳見我近年發表在一些書刊上的文章)。如何處理好周圍的人事關系，全看自己的修養功夫，這是學佛成功與否的關鍵。 入世修行，困難是很多的。自古以來，佛祖聖賢沒有一個不是從逆境中走過來的。孔子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松柏的性格就代表了偉人的性格，自古人才多磨難，從來纨褲少偉男。但是，目前許多信眾，不明白佛教真正宗旨，把信佛作為向佛菩薩索取的手段，一旦遇到挫折，反而怪佛菩薩不保佑他，一下子就退心了，這樣的人怎能是真正的佛弟子呢？佛教已經明確地向我們說明了三世因果的道理，“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這是不可逆轉的客觀規律。因此，入世修行，就必須堅定信心，積德行善，逐漸邁向生命的圓滿。名言道：“逆水行舟用力撐，一篙松勁退千尋。”修行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古德提出修行十不求，念身不求無病，處世不求無難，究心不求無魔，謀事不求易成，交情不求益我，於人不求順適，施德不求望報，見利不求沾分，被抑不求申明。在生活中，做到了這十不求，那就是真正的菩薩行者了。 雖然入世修行困難很多，但他的結果卻非常殊勝。《優婆塞戒經》每品未皆謂“在家之人發菩提心等等難於出家人”，太虛大師注解此經時說：“在家之人發菩提心，從四天王乃至阿迦尼吒諸天，皆大驚喜，尊得人天之師。又出家之人，不事生產，受人天供養，於布施波羅密反難圓滿。”佛說：在家之人發菩提心勝於阿羅漢、辟支佛果。”(見《優婆塞戒經》)可見在家人學佛修道困難大，但其果也獨殊勝。 三、從宗教走向教育 在中國歷史上，孔子被稱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無疑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佛陀雖然成為佛教的教主，但“佛陀”的原意譯成中文是“覺悟”，自己已覺，再去覺悟別人，自然稱之為老師更為適宜。由於佛教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故其本意漸漸消失，佛陀反而成為“神”的代名詞，亦不能體現佛陀教育的特色了。實際上佛陀與孔子一樣，是人類最好的老師，佛教應該正名為“佛陀的教育”。孔子與佛陀都具備了最優秀的教育家素質，一切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在他們那裡得到了完美的表現。 我曾經將孔子與佛陀的教育思想進行了比較，在此再簡述如下：從教育目的來說，佛陀在許多經典裡都具體提到過教育目的。孔子注重從入世的角度，直接揭示一種崇高的教育目的；佛陀則從出世的角度，直接揭示一種崇高的教育目的。《妙法蓮華經》說：諸佛為了一件特別的大事，才出現於世。這一件特別的大事，就是要使眾生斷除一切煩惱，獲得一種出世的智慧。這是佛陀教育目的獨特的地方，亦非其他教育家所能辦到的。其他教育家只能使人獲得世間最起碼的人格修養和一般知識，佛陀卻要使人獲得徹底解放的智慧。《大日經》疏卷九：“佛陀的教育目的是要使一切眾生都獲得沒有負擔的知識和真正的智慧。”《心地觀經》卷二：“佛陀教育眾生是為了啟發他們無窮的心靈寶藏。” 從教育對象來說，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佛陀主張眾生平等。在中國歷史上，孔子是第一個打破“學在官府”，興辦私人教育的人，他無私地把一切知識平等地傳播給人民。在印度歷史上，佛陀也是第一個打破門第觀念，使所有的人都有接受教育權利的人。古印度等級森嚴，人分為婆羅門、剎帝利、吠捨、首陀羅四等。婆羅門地位最高，主宰一切，首陀羅地位最低，稱為“不可接觸的人”。佛陀於菩提樹下成道之後，指出一切眾生都有如來智慧德性，喊出了眾生平等的口號，並在實踐中把自己所證得的智慧象甘露一樣灑向一切眾生。在佛陀那裡，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教育，每一個人的智慧潛能都能得到開發。 從教學方法來說，孔子主張因材施教，佛陀主張契理契機。了解學生是因材施教的前提，孔子與佛陀對他們的學生可以說是了如指掌的。因為他們能以內心的禅定，冷靜而敏銳地觀察出每一個學生的情況。這種能力的獲得，是因為他們的情緒不受外界干擾，所以能透過表象看出事物的本質。正因為孔子與佛陀有這種敏銳的洞察力，所以他們對學生的性格特點、智力差異、個人專長等各個方面都能全面深刻地了解，在教學中就能根據不同的情況施以不同的教育。佛陀把教育對象分為數等。上等即是菩薩乘，中等即是聲聞乘，下等即是人天乘。上等人了悟宇宙實相，以同體大悲之心，捨己為人，寧願自己下地獄，只願眾生得離苦。這種人叫做菩薩，佛陀為適應這類學生的需求，就施以“六度”、“四攝”等菩薩乘的教育。中等人認識到眼前一切都是虛假不實的，生老病死之痛苦時時緊逼，因而就對凡世生起厭離心，要求解脫人生的痛苦。佛陀為適應這類學生的需求，就給他們施以“四谛”、“十二因緣”等聲聞乘的教育。下等人相信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希望積德行善以求得福報。佛陀為適應這類學生的需求，就施以“五戒”、“十善”等人天乘的教育。 在教學方法上，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孔子與佛陀都堅持啟發教學，循循善誘。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又說：“為仁由己，而由人哉？”(《論語》述而)這是告誡學生“仁”離我們並不遙遠，它就在我們心中所覺察的那一念，關鍵是只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就能很快開發它。佛陀也反復強調，佛就在我們心中，心外無佛可得。否認人的命運由外力(神)來主宰，人的命運由因果規律來制約，人是他自己命運的主人。因此，佛陀更強調發揮主觀能動性，開發心中本有的潛能(佛性)，走向大自在大解脫境地。從這一哲學基礎出發，孔子與佛陀都強調教學上的啟發式原則。他們總是循循善誘，充份發揮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他們那裡，學生品德的形成，智慧的開發，是學生們主動學習、思考的結果。老師的作用表現在啟發和誘導上，以教師的主導作用為前提，學生的自覺學習處在教師的指導之下。 在教學態度上孔子與佛陀始終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孔子說：“抑為(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雲爾已矣。”(《論語》學而)子貢贊歎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孔子被稱為東方聖人，佛陀也被稱為東方聖人，因為他們都是一位“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優秀教育家。他們都不是神靈，只是具有“仁且智”的優秀品格。 從以上觀點，我們可以看出，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應當正名為“佛陀的教育”，才能還其本來面目。只有還其本來面目，佛教才能成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需要。因為宗教總是帶有個人情感的，適合某些人的精神慰藉，而教育卻是全人類共同的永恆的需要，佛教正具備這種超宗教的特點。從這一觀點出發，我曾經發出倡議，創辦佛化學校。所謂“佛化學校”，並不是說辦宗教學校，這樣的學校除了增開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教育課程之外，其他與一般學校所開設的課程是完全一樣的。所不同的是，讓學生在掌握現代科技知識的同時，更能夠接受到佛陀的教育，從小種下善根，真正成為德才兼備的國家有用人才。因此，創辦佛化學校已經勢在必行。我國為解決貧困子女的讀書問題，興起了“希望工程”。而精神上的貧困，更是關系到子孫後代的大問題。 現在英國已經立法規定將佛經列入中小學課程，而我國還有很多人，甚至高級知識分子，仍舊看成是迷信，把民間信仰和佛教思想混為一談。難道真的是東方不亮西方亮嗎？難道五千年的文明就這樣輕而易舉地離我們而去嗎？我們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經驗，難道連我們本國固有文化，還要從別國引進嗎？在中國歷史上，儒、佛、道是傳統文化的主流，它們的思想歸根到底是淨化人的心靈，追求一種純善的思想境界。過去我們普遍地認為傳統文化是封建思想，它是束縛人類的精神枷鎖。但是，沒有規矩就不成方圓，一個國家沒有法律的約束，會是什麼樣子呢？一個人沒有道德的約束，會是什麼樣子呢？《大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了個人修養的重要性，不去提高個人修養的水平，國家培養出來的人才又有什麼用呢？過去我們普遍地認為，傳統文化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是封建統治者愚弄勞動人們的工具。但是，傳統文化並不是封建統治者創立的，毛澤東曾經說過，佛教禅宗《六祖壇經》是勞動人民的佛經。任何一種優秀的思想，它之所以能夠長久地流傳開來，決不是一、兩個統治者所能左右的，統治者可以把人關起來，但是關不住人的思想。歷史上有多少次毀佛運動，但是佛教思想還是長期地流傳下來，一直到現在。 經史著作是傳統文化的原始材料，是中國傳統美德的歷史依據，繼承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必須從孩子抓起。孩子們的世界觀還沒有形成，需要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去熏陶他們，淨化他們的思想。因此，“讀經”課程，在全國所有學校都可試驗。台灣王財貴的“兒童讀經”取得了成功的經驗，在他的《在現代社會提倡讀經之基本理論》中說：“就兒童讀經活動來說，‘經書’更是難懂。但兒童之心智發展重點在於‘記憶力’，而不是理解力。所以不要勉強要求理解，而應趁此時一面利用記憶之強，記下一些文化中的精華作品，同時也訓練了他的記憶能力。待其長大後，閱讀能力自然增強，對本國文化也會有親切之感，所記得的文句不僅自己可以漸漸領略，如遇到人指教，更能觸類旁通。眾人之中，將可出現為‘為往聖繼絕學’之人才。”“由兒童之讀經可以引起家庭接近經典之興趣，若父母一起讀經，更可增進親子之祥和。”“單從語文程度來說，兒童讀經一年，可有高中國文程度，讀經二年，可有大學國文程度，讀經三年，可有中文系國文程度。至於人格之陶冶氣質之變化，其效能更不可測度。”在這種認識基礎上，王先生編輯了大字本(不傷眼睛，保護視力)兒童“經典誦讀本”，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唐詩三百首》、《詩經》、《易經》、《古文選》、《詞曲選》、《三禮春秋選》、《佛經選》等，這些書都是精選精裝，價廉物美，為兒童讀經提供了很好的教材。當然這些書目前還只能適合台灣，在大陸還沒有兒童讀經的環境。但是，我想，我國至少在中學和大學要編輯一套系統的讀經教材。目前我國的大學畢業生不懂文言文是普遍現象，長此以往，中國文化將會出現斷層，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美德將喪失殆盡。開設讀經課程，並不是去復古，而是去繼承優秀的思想，為今天的兩個文明建設服務。 四、從上層走向下層 毛澤東同志在1955年3月8日同達賴喇嘛談話時說：“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度眾生，是代表當時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毛澤東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的長信中即明顯表示要學習菩薩精神，說自己的理想就是懷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眾生，同跻大同聖域。他還寫信請黎錦熙寄一些佛學書籍。毛澤東的母親因為信佛，經常周濟親戚和貧者，毛澤東在《祭母文》中高度稱贊母親的博愛精神(有關詳情請參見我發於報刊的《毛澤東與佛教》)。從這裡可以看出，佛教的精神代表了廣大眾生即人民群眾的利益，它決不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宗教，也決不是麻醉勞動人民的工具。從它一誕生那一時刻起，就是最真實地貼近廣大人民群眾的，是為眾生求得身心的最後解放而創立的。共產黨有一句格言：“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這句話正代表了佛教的真正精神，佛祖為解放眾生奉獻了自己的一切，所以最後也就解放了自己(成佛)。因此，佛教決不僅僅是上層階級的宗教，而是實實在在為所有眾生求得解放而創立的。長期以來，由於歷史的誤解，以及近人的彎曲，真正的佛教思想沒有流傳到廣大民眾中去，民眾的佛教信仰，實際上停留在迷信階段。為了扭轉這一現象，必須在世紀之交，實現佛教的通俗化、大眾化、平民化，讓平民佛教時代早日到來。 在中國歷史上，政教始終是分離的。但事實上歷史上許多統治者本身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這種現象應當怎樣分析呢？我認為，這種情況要從多個方面來看。對於歷史的賢明君主來說(例如唐太宗)，他信仰佛教，是真實地把它作為一種修心進德的工具。對於另外一部份統治者來說，他信仰佛教，則是籠絡人心，為個人統治服務的。對於後者來說，佛教雖然在上層階級存在，但信仰的真實意義已經不復存在。還有一種情況是，歷史上的會道門等宗教團體，他們也打著佛教的幌子，實際上是為個人利益服務的。這樣的邪教團體，利用宗教搞個人崇拜，實行專制統治，愚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罪惡累累，十惡不赦。從以上這三種情況來看，在上層佛教中，真正的佛教信仰者是不多的。 自從十一屆三中以來，宗教政策得到逐步落實，佛教信仰也漸漸興旺起來，但主要局限在名山古剎及旅游景點，真正的平民佛教沒有興旺起來。為了經濟利益，旅游及文物等部門，插手佛教，已經比比皆是，政教分離難以存在。同時，各級佛教協會，也漸漸轉為行政性質，從信仰行為，轉變為政府行為，佛協為應酬花去大量時間，有的佛教協會主要負責人甚至完全由政府干部擔任。這樣一來，寺廟與佛協的本來意義漸漸消失，更加上其中爭權奪利愈演愈烈，寺廟糾紛層出不窮，佛教的真正形像不復存在。有個別僧人為了提高個人地位，濫收徒眾，寺廟變成了家廟。各地濫修寺廟，寺廟的莊嚴形像喪失殆盡。如此下去，就無法使佛教真正貼近民眾。廣大人民群眾，雖然有許多許多真正的信徒，渴望認識佛教，了解佛教，但是他們沒有地方得到佛陀的教育。廣大居士一盤散沙，思想信仰極其混亂。廣東一位老居士來信對我說：“中佛協六代會決議‘加強佛教(四眾)自身建設，提高四眾素質’，是非常正確的當務之急！遺憾的是，‘題目’出得頂好，但從九三年出題到現在九七年幾個春秋了，僅偏重對出家二眾的五項素質建設提高，有組織有學院有領導支持，對四眾99%以上絕大多數在家二眾的五項自身建設卻沒有顧及，已有居士林的少數地方也未辦校培養人才。五項建設是“道風、信仰、教制、人才、組織”，排次序已有倒置之差，實應排為“組織、人才、信仰、教制、道風”才對，才合實際需要！這99%以上四眾中占絕大多數廣大居士二眾還在沙灘上作散沙，無組織，無培養，更談不上正信仰，有制度規范、好道風了！”因此，把佛陀的教育和佛教的精神落實到廣大群眾中去，已經是勢在必行，一切仁人志士，應當繼承“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精神，義不容辭地擔當起這一世紀的重任。 五、從學術走向實證 在今天，許多學者、教授、社會科學家把佛教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仿佛已經時髦起來了。在歷史上，許多偉大的思想家都被佛教博大精深的思想所折服，所以研究佛教也就變成了學問。但是，佛教實際上不是學問，因為它所闡述的理論完全是為求證服務的。古人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佛教正是這樣。在我們國家，已經出現了許多佛學專家，他們為弘揚佛教文化，繁榮學術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由於他們沒有認真地去求證，所以他們許多的觀點和思想都是錯誤的。用佛教的話來說，奉法反而是壞法。台灣華藏精捨來信對我說：“末學感到大陸、台灣之佛刊文很多，大部份是個人想法。‘凡夫難測聖境’。有人把佛法當學問來攪，忘了實修實證。奈何明師難求，若沒有因緣，福不足，亦當面錯過。大陸名山大川，很多菩薩、阿羅漢示現，只是個人誠心不足而已。攪華嚴佛學之方東美教授，方先生認為佛法、佛學可以相提並論。故他雖然研究華嚴經，卻未有皈依，後來臨終前數月，也許死相現前，他被抬到寺門，要求皈依廣欽老和尚(正好遇到老和尚)。一個才高八斗的教授，皈依一個識字不多的和尚，另一角度，一個才子，皈依一個高僧。《涅槃經》中，佛雲佛說的是最好的奶做成的醍醐，而現在的人的佛的知見，如奶水，奶水由村到鎮，鎮到市，市到城，每一處商人為多得利而加水，到最後喝到的仍有奶味，卻跟醍醐差太遠了。‘於自或於他有情，有樂有利正應作。苦而有利亦應作，樂而無利非應作。’”所以佛法不能以凡夫心來妄測聖境，要把佛教的精神落實到生活和工作中去，不要搞成高高在上的佛學。正信、智信的佛教，必須把佛陀的教導落實到實踐中去，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業，佛法與世法水乳交融。 一個真正的佛學專家，應當為學佛而研究佛學，要以佛陀的教導來指導生活中的行動。光有理論，沒有實踐，就如空中樓閣，不切實際。光有實踐，沒有理論，就會盲修瞎煉，失去方向。我們應該精進學佛，珍惜機緣與時光，“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 對於一些居士來說，研究佛學，還應當明白，一切世間法與出世間法都是妙法，世間知識與出世間知識沒有彼此之分。因為大乘菩薩不住涅槃、不捨眾生，何有出世入世之分呢？所以對於那些虔誠的居士來說，他的研究不能僅僅在佛學范圍之內，只有努力掌握淵博的知識，才能大開方便法門，調伏眾生。總括起來有五個方面的知識：語文學的聲明，工藝學的工巧明，醫藥學的醫方明，論理學的因明，宗教學的內明。在家居士只有掌握人類的科學知識，才能入世實踐佛法，為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六、從傳統走向科學 要實現以上五個轉變，那麼佛教的外在形式必須進行大的改革。那就是要讓古老的經書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經書的表面形式要變，它的內容也要變。近年來，我漸漸摸索到了一條電腦弘法的道路。我們應該明白，佛經從印度傳到中國，從貝葉寫經、木版印刷、鉛字印刷，不斷適應各種變化了的形式，也就是說，不變的是精神，要變的是形式。我在台灣《十方》、國內《台州佛教》等雜志發表了有關電腦弘法的文章後，在讀者中引起了反響。遼寧曲居士來信對我說：“應當把古今中外的佛學典籍，以及聲音、圖像等等，輸入電腦，然後用電腦進行整理編輯，再把這些信息加入到INTERNET，即可使佛法弘揚於全世界。”四川成都鄭建邦居士來信說：“讀了《佛教文化與電腦》一文頗受感動，心裡老是想著一個問題：‘當今電腦技術，佛教尚未與之聯姻，如果利用它來弘揚佛教，該有多好！’從您的文章中，真地新老界的曙光就要出現了！”浙江三門多寶講寺智敏上師曾致信於我說，這是前無古人的大好事。 關於電腦弘法，聞名世界的高僧淨空法師說：“我們可以將講經、念佛的資訓，利用現代國際網絡傳播到全世界。由此可知，道場雖小，可是弘法利生的范圍確實遍及全球。往後幾年，我們已經預見全世界任何國家、地區，人人都必須有電腦，弘法必須進入電腦時代。” 把電腦與弘法聯系起來，是前年我在寫作《安士全書白話解》的構思，把它付諸實踐，則得到了《廣東佛教》主編黃禮烈居士和上海鄭頌英大居士的關懷和支持。當我還在幫助香港佛教圖書館長何澤霖老居士弘法時，就曾接待過西安一位法師，他談到正在把《大藏經》輸入電腦，但有些人不認識電腦，提出非議。我在這時即表示非常隨喜贊歎。曾經收到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長吳立民先生給《安士全書白話解》題寫的書名，信中談到他老已組織人力把《大藏經》制成了電腦光盤。要真正使佛教進入電腦網絡，還有許多艱巨的工作要作，這決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一滴水只有放入大海才會永不干涸，我真誠地希望一切有識之士團結起來，讓佛法甘霖普降大地眾生！ 佛教是超科學的，但並不是反科學的。利用科學來求證佛法，利用科學來發展佛法，這是我們當代人的任務。從另一方面來說，佛教也不迷信科學。以自然科學來說，它的目的是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是人心外馳，貪欲所起，必然破壞人與自然的平衡。人試圖作自然的主人，實則已成為自然的奴隸。許多科學家已從此醒悟過來，從形而下之路走向形而上之路。實踐證明只有先征服自己，才能征服自然。征服了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金剛經》就是談如何降伏自心的問題，要降伏自心就只有看破紅塵從形而上的靜悟開始。這就難怪愛因斯坦那麼具有宗教情感，牛頓最後要皈依上帝，羅素在數學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他稱贊佛教最為偉大，這就使我們明白為什麼孫中山說“佛學能補科學之偏”的理由了。今天，我國錢學森提出更為嚴謹的系統科學，提出了人體生命科學的理論和實踐。科學實踐已經證明佛法是最科學的而且是超科學的。 科學的發展，表面上看好像人類進步了，但從人的自身來看，卻大大落後了。古人寫出了血經，這是現代的經書所無法比擬的。不要以為現代科學技術發展，那都是外表繁榮的假象。釋迦牟尼佛在世時，根本就不需要經書，因為他的弟子都證了果，有了神通，能夠隨時隨刻領會佛陀的意思。他們不是把經書寫在紙上，而是把經書寫在心裡。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對外界的依賴越來越強。在這個時候，只有依照佛經所說的去做，才能找到真正的解脫之路。這就是印經的偉大意義所在，也是我為什麼要這樣看重電腦的原因。 佛法賴以流傳下來，全靠經典。但是古老的經典，在今天已經有許多人已經看不懂了，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已有很多人從來都沒有接觸經典了。因此如何使佛經以新的形像出現在世人面前，這是關系到續佛慧命的大問題。所以，我認為經書的內容必須白話化、大眾化、通俗化。後學不才，已作《安士全書白話解》，全部輸入電腦軟盤，在《廣東佛教》雙月刊連載並已經出書，希望拋磚引玉，並引起各界同仁的重視，今後得到更加完美的版本。現在，我正在編輯一套傳統文化教材，輸入電腦，以供各級各類學校選用。 在當代社會裡，作為文明產物的電腦正在走向不好的方面。正用減少，邪用上升。對於電腦本身來說，它沒有階級屬性，也沒有好壞之分，但因為它是文明的產物，就應該是文明的傳播者。它的教育性應該一天天增加，它的商業性應該一天天減少。但事實卻相反，一些不良的軟件正在腐蝕人的靈魂，甚至已經發展到與YIN穢為伍，誨YIN海盜的光盤象瘟疫一樣正在流傳，神聖的文化已經嚴重貶值。沒有高尚的文化，人類將與動物等同。因此，電腦作為一種工具。既可以傳播文明，也可以傳播罪惡。傳播文明的軟件和光盤，我們應該倍加珍惜；傳播罪惡的軟件和光盤，我們應該立即銷毀。 同志們，新世界的曙光就要出現，在世紀之交，我們應該為人類奉獻什麼，這是每一個炎黃子孫都值得認真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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