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佛教人間化及其哲學基礎看和諧社會的構建
浙江紹興文理學院 曾琦雲
內容提要:佛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理論和實踐對於和諧社會構建有什麼意義?任何宗教的終極目標是指向彼岸世界的建立,一切信徒信仰的動力在於追求在彼岸世界獲得永生。從這個角度來看,很可能認為宗教是消極的,無助於和諧世界的構建。可是任何宗教要想進入彼岸世界,它必然建立指向彼岸世界的理論和方法。這些方法概括的來看,必然是生命未結束之前做好一個人,這樣就把宗教從理想的天國拉回到現實世界來。於是所有宗教在面對現實世界的時候,它就出現一系列的宗教儀軌和清規戒律來改變人心,使宗教倫理化。很顯然,佛教的倫理道德必然能夠積極地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佛教倫理與和諧世界的建立是有緊密作用的。然而,我們在看到佛教倫理與和諧世界構建的緊密關系的同時,不能忽視佛教出世不離入世的宗教特征,不能忽視佛教哲學“中道”的巨大意義。從佛教人間化,佛教倫理才開始出現,“人間淨土”和“人間佛教”的提出,使佛教倫理落到了實處。佛教“六和敬”的道德標准是對構建和諧世界理論的重要貢獻,“新六和”又是佛教與時俱進的產物。佛教哲學的“中道”觀和儒學的‘‘牛庸”有同樣的作用,讓人面對紛繁多變的世界知道如何立身處世,有了一個生活的准則和路標,掌握了中道,也就不再做錯事,和諧世界也就來到了。
關鍵詞:人間淨土 人間佛教 六和 新六和 中道 中庸
古往今來,在許多思想家的論述中,都把和諧社會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追求模式。孔子以“大同世界”為和諧社會,老子以“小國寡民”為和諧社會,墨子以“愛無差等”為和諧社會,陶淵明以“世外桃源”為和諧社會,洪秀全以“太平天國”為和諧社會,康有為以《大同書》為和諧社會,孫中山以“天下為公”為和諧社會。
在西方也有和諧社會的理想,如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在其名著“理想國”一書中設計了一幅正義之邦的形象,主張“公正即和諧”。16世紀以來,在西方文藝復興、產業革命的影響下,西方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力求構建公平和法治的社會。例如盧梭就提出人生而平等,並主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孟德斯鸠以“法的精神”為出發點,認為要采取以法治國的方針,保護公民權利不受侵犯。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基礎上,提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這個社會不同於過去一切和諧社會的顯著特點,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未來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其實現的條件至少是兩個,一個是物質財富極其豐富,一是人民的思想覺悟極大提高。這種辯證的觀點糾正只重視物質條件的機械唯物主義,同時也糾正了空談精神力量的唯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高明之處。在這個沒有階級,沒有壓迫,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顯然是人類和諧社會的頂峰。
黨的十六大把“社會更加和諧”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提出來,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黨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明確提出,2005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兩會著重討論了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題。這一新的理論命題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是黨中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又一次創新,說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集體,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思想更加成熟,目標更加明確,步子更加扎實。
中國需要和諧社會,全球需要和諧世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因此中國領導人不僅在國內推行構建和諧社會,在世界上又推行構建和諧世界。2005年9月,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胡錦濤主席發表了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重要講話,在一個歷史性的重要時刻,向全世界鄭重提出了“共建和諧世界”的理念。同年12月,溫家寶總理在法國發表了題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諧世界》的演講,進一步闡述了中國政府關於構建和諧世界的主張。這說明建設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願。因此,認真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將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本文從佛教人間化及其哲學基礎來看和諧社會的構建,希望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佛教是一種出世的哲學,一提到佛教,使人誤解的東西很多,以為佛教是逃避現實的,實際完全不是這樣,大乘佛教一直提倡建立人間淨土,佛教不離開人間,創立人間佛教,這也就是說完全和諧的淨土世界不離開現實的和諧世界而存在。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相互融合產生了中國式的佛教——禅宗就充分體現了這種特點。禅宗的哲學實際上就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哲學。禅宗由菩提達摩傳人中國,到六祖慧能形成五家七宗,蔚為大觀。六祖慧能說,東方人求生西方,西方人求生哪裡?否定了在現實世界之外另外有一個西方極樂世界,提出了只要心淨,此處就是淨土,不必另求一個淨土。這種即身是佛,即身成佛,實際上就是不離開現實的“我”,去追求人生的解脫。禅宗這種即身是佛,即身成佛的宗旨,實際就是在淨化自身,創造人間淨土。人間淨土的創立,也就是和諧社會的創立。從禅宗來看,儒佛是相通的。韓愈是非常排斥佛教的,他寫了《原道》和《谏迎佛骨表》嚴厲地批判佛教,但是他後來被貶後,與大顛禅師交往,有後悔之意。這就說明了禅宗的思想與他的思想有相通之處。
禅宗追求的“禅定”為梵語,“禅”與“定”都是令心專注於某一對象,而達於不散亂的狀態。“禅”為音譯,“定”為其意譯,梵漢並稱作禅定。“禅定”不是佛門專有產品,不管哪宗哪派都可以修“禅定”。雖然一切宗派都有“禅定”,連魔鬼也有“定”,但是所修“禅定”的境界各有不同。佛教所修的“禅定”就是正定,魔鬼所修的“禅定”就是邪定。正邪之分,就在於是否“有我”,還是“無我”。“有我”所得來的“禅定”,必然危害無數眾生,因為其“禅定”的目的是自私引起的。“無我”所得來的“禅定”,必然普度無數眾生,因為其“禅定”是無私引起的。無私就產生菩提心,人人有了菩提心,人間淨土就來到了,和諧社會也來到了。
要想獲得無我的“禅定”境界,就必須在任何時候都要觀察當下一念是惡念,還是善念,惡念就是“有我”,善念就是“無我”。“有我”就是私心,就是惡;“無我”就是無私,就是善。儒家提出“慎獨”的修心方法,這是獲得無我的“禅定”境界一個最好方法。《中庸》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意思是君子要經常檢查自己的思想和細微的念頭,即使在沒有人的地方,也要使自己的行為謹慎不苟。有一個故事說,從前有個人,在旅途中又饑又渴,走到了一片桃李樹下休息,桃李都已經成熟,鮮艷欲滴,這個人休息後,沒有去摘桃李來解除饑渴,只是繼續趕路。別人看見他這樣,迷惑不解,問他為什麼這樣傻。他回答說:“桃李無心,我心有主。”主人不在,桃李是不會管自己的,但是我去偷吃,我的善心則不存在了。古人說:“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所以只要管住了自己的心,一切犯罪行為都可以控制在萌芽狀態之中。社會沒有犯罪的意念,當然也沒有犯罪的行為。沒有一切犯罪現象的世界當然也就是和諧社會了。
佛教傳到中國內地,主要是後期的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思想沒有脫離人本主義,它的理想是自度度人,自覺覺人。用現在的話說,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所以提出人與人之間和諧,人與自然之間和諧。《華嚴經》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種眾生平等的思想可以促進真正和諧社會的到來。
近代以來,大乘佛教更獲得了空前未有的發展。一代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思想,使佛教與現實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他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間;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當代中國佛教繼承了這種“人間佛教”的思想,使佛教更加貼近現實。作為中國信眾最多的淨土宗根據“人間佛教”的思想,也提出了“人間淨土”的思想,即西方極樂世界不離開現實世界。河北柏林禅寺舉辦的“大學生夏令營”,提出“奉獻人生、覺悟人生”的生活禅,即是很好的人間佛教的做法。台灣印順法師為發展“人間佛教”,也做出了許多可貴的努力。從人間淨土到人間佛教,都是佛教貼近現實生活的表現,它再不是晨鐘暮鼓的念經,也不僅僅存在深山古剎。人間淨土和人間佛教的提倡,必能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當西方淨土落實到了人間淨土,必然出現使佛教倫理化。在“人間淨土”的實踐中,就出現了一系列道德標准來約束信仰者。按照《觀經》說修淨業的人必須做到三條:“一者,慈心不殺,具足戒行;二者讀誦大乘方等經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發願。”這三個方面都是勸誡淨宗行者首先要做好一個人。淨宗行者不能離開時代和國情,從地球上跳出去修行。也就是太虛大師所說“人成即佛成”,或惠能大師所說“不離世間覺”。所以,有識之士提出“人間佛教”的口號是很與“人間淨土”的宗旨默契的。“人間佛教”即是強調修行不能離開時代和國情。
今天,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中國,佛教修學淨土的人,必然明白佛教“報四恩”的道理。佛教早晚功課念“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四恩”中即有“國土恩”,即是指愛國主義精神。江澤民主席為佛教界題詞“愛國愛教,團結進步。”說出了佛教的根本宗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實,佛教與社會主義不是沖突,更多的是互相協調,共同發展。在當前出現金錢至上,人心下墮的形勢下,佛教倫理道德更有助於和諧社會建設。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中就明確地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思想,他說:“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就會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人間佛教”和“人間淨土”體現了大乘菩薩精神,有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它的積極人世的精神必將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歷史上劉宋文帝曾經對何尚之說:“范泰、謝靈運,嘗言六經本在濟俗,著求性理真要,則必以佛理為指南,使率土皆感佛化,朕則坐致太平矣!”尚之說:“夫百家之鄉,一人持五戒,則一人行善,十人持五戒,則十人行善。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
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曾經出現了無數先進人物,他們的無私奉獻精神也正代表了“人間淨土”的精神。因為真正的菩薩行者必須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他必須完全忘我地為眾生奉獻自己的一切。即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他必須完全徹底地克己奉公,以小我人大我,最後達到無我之境。他學佛絕對不是請佛菩薩保佑自己升官發財,或者企求下世的富貴。因為,他們克己奉公、無私奉獻,既不企求升官發財,也不企求下世大富大貴。他們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以至於生命,卻並不是求什麼回報。在這一點,他們的精神與人間佛教的精神也是殊途同歸的。
為了響應中央倡導建設和諧社會的號召,由中國佛教界倡議,獲41個國家和地區佛教人士支援的首屆“世界佛教論壇”,於4月13日到16日在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和舟山市舉行。本次大會的主題定為“和諧世界,從心開始”,將著重討論佛教的合作、社會責任及其和平使命。
在此佛教盛會召開之前,《嘹望新聞周刊》就構建和諧社會、共建和諧世界與發揮佛教的積極作用等問題,專訪了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葉小文先生。他指出,當今世界快速不平衡的發展,引起普遍的“雙重緊張”與“雙重焦慮”。吸收人類文明的成果,從個人內心開始,棄惡揚善,清靜自心,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共建和諧世界,將是中華文明對世界和平、人類福祉的又一巨大貢獻。
葉小文說:“世界佛教論壇”是為世界佛教搭建的一個對話交流、團結合作的高層平台,也是向所有熱愛和平的世人敞開的開放的平台。我們希望,世界佛教論壇將“和諧”這個文明間交往互動的金規則,作為人類新的文明依托,努力推進建設和諧社會與建設和諧世界的“雙和模式”,藉由“心淨則國土淨,心安則眾生安,心平則天下平”,進而實現“新六和”的願景:
一願培植善心,發乎善行,則人心和善。二願親情穩固,愛心充滿,則家庭和樂。三願真誠溝通,平等互助,則人際和順。四願各得其所,相安無事,則社會和睦。五願彼此欣賞,尊重包容,則文明和諧。六願將心比心,化怨為友,則世界和平。 ’
這個“新六和”的願景,繼承和弘揚著佛教“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的慈心悲願。
葉小文針對佛教的六和敬提出了新的六和敬,實際上佛教原來的六和敬同樣也是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方法,這六和敬是菩薩度化眾生的六種態度:
二、身和同住:大家同住在一起,必須要做到身業清淨,和睦相處,不發生摩擦,打架等粗暴野蠻的舉動。
二、語和無诤:大家同住在一起,必須要做到語業清淨,即說話的語氣,要謙和禮貌,悅耳可愛,不宜惡口粗聲,引人不快,以致發生爭吵的事件。
三、意和同悅:大家同住一起,必須要做到意業清淨,即要有善良的用意,坦白的胸懷,有值得歡心快意的事,要大家一起和悅,不要為求個人的歡樂而不顧大眾的歡樂,或把個人的快樂建築在大眾的痛苦之上。
四、戒和同修:佛教七眾,各有戒律,但在每一家中都有著共同遵守藉以修持的戒法。如以比丘僧團為例,比丘就有共同受持的二百五十條的戒法。應該大家怎麼做,就該怎麼做,才顯出大家共同守法的精神。
五、利和同均:利就是大家所獲得的利益,包括財利和法利。不論是經濟上的財利,或知識上的法利,必須要大家平均分配,平等享受,不因厚此薄彼,使之發生利害沖突,或養成營私肥己的惡習,不能使教財成為公產,致引起爭權奪利的糾紛,會影響到教團的破產。
六、見和同解:見即是意見、見地或見解。大家同為教徒,在見解思想上,必須要相同統一,教團的力量才不會分化,否則,每個分子思想多、意見多,各持成見,自以為勝,那麼這個團體一定不能清淨,也必精神散漫,不能振作有作為了。
這六和雖有六種,亦可攝為兩種,即理和與事和。如見和同解,即指大家所證悟的真如佛性,也就是對宇宙人生所認識的真理,是只有一個,沒有兩樣的,故在思想方面,不消說自然能趨於一致;其他的五和都是屬於事相方面的。思想既然統一,行動自然也趨於一律,這也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佛教徒的六和生活,不但佛教團體和諧生存的生活准則,也可為普通社會一切團體的生活准則,以此准則推廣到社會和世界,必然能夠促進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的建設。
馬克思、恩格斯對西方宗教論述頗多,但很少涉及東方的佛教。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有一處提及佛教的思維,持肯定態度:“辯證的思維,只有對於人,才是可能的,並且只對於相對高級發展階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臘人)才是可能的。”恩格斯所說佛教的辯證法,在佛教的個道思想中有顯著的體現。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場,中道就是離二邊之極端、邪見,取一種不偏於任何一方的中正之道。中即圓正,不偏這邊,也不偏於那邊,恰得其中。如佛說中道,依緣起法而顯示。這緣起法,是事物內在的根本法則。在無量無邊極其復雜的現象中,把握這普遍而必然的法則,才能正確、恰當的開示人生的真理,及人生的正行。中論偈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
在各宗派的“中道說”中,以“八不中道”最為淺顯易懂,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觀學派與我國三論宗重要理論之一。八不中道,又作八不中觀、八不正觀、八不緣起、無得中道、無得正觀。八不中道的“八不”,是指否定生滅等八邪的教理,也就是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去、不來。由此得破一切邪執,而顯現諸法實相。也就是說,宇宙萬法都是由因緣聚散而有生滅等現象,實際上諸法無生無滅。如果說有生有滅,則偏頗於一邊;離此二邊而說不生不滅,就是中道之理。有的外道認為人死亡之後,有一常住的神我存在,永不斷滅,這種有我論便墮於常見;有的外道則認為死了以後一切歸無,身心皆斷滅,這種便墮於斷見。常、斷二見都是妄見,因此說不斷不常。一切諸法從本體來看,是“同一”的,從現象類別來看,則有種種“差異”。例如,同樣為人,這就是“同一”;你我他各有智愚差別,這就是“差異”。但是自他之間有共通的地方,是異中有一;每個人又有各自的特性,是一中有異,因此說不一不異
中道與中國儒家的中庸哲學相似。《論語》雍也篇,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說:“中庸作為一種道德,該是最高的了吧!人們缺少這種道德已經為時很久了。”宋儒說,不偏不倚謂之中,平常謂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中庸又被理解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於對立雙方的任何一方,使雙方保持均衡狀態。對立的雙方互相牽制,互相補充。調和與均衡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是相對的、暫時的。孔子揭示了事物發展過程的這一狀態,並概括為“中庸”,這在古代思想認識史上是有貢獻的。
《論語》子罕篇,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說:“我有知識嗎?其實我沒有知識。Bp,使有一個粗人來問我,我和他也是空對空,我本來就一無所知。我只是探詢問題的兩端,找到了問題的兩個極端就能顯示出事物的本質。”孔子有一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這就是“叩其兩端而竭”,只要抓住問題的兩個極端,不走極端,就能求得問題的解決。這種方法,體現了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一種十分有意義的思想方法。
佛教的中道與儒家的中庸都是反對走極端的,過猶不及。佛教著名的經典《百喻經》有一個故事說任何事情都過猶不及,例如贊揚自己的親人,從孝敬父母來說,也是不錯了,但是若贊揚過分,就反而自取恥辱。
從前有一個鄉村,舉行一個贊美父德的大會,大會開始時主席報告:今天舉行這個會,目的是宏揚孝德,且互相鼓勵“見賢思齊”的意義。所以希望各位都俱實的報告,不要誇張,亦不要自卑而隱匿不說,盡量把事實說出來,讓大家做個處世做人的模范。
第一個人說:“我父親身材魁梧,很有力氣,做事也有魄力,所以受人稱贊。”
第二個說:“我父親生得眉清目秀,英俊潇灑,而且對人彬彬有禮,所以受人尊敬。”
第三個說:“家父是一位仁慈的長者,常常布施救濟貧苦的人,是一位樂善好施的人。”
有人說:“我父親見義勇為。”有人說:“我父親智識很高博學多聞。”有人說:“我父親無論做什麼事都有信用。”有人說:“我父親對人很客氣很有禮貌。” ,
場中有一位青年,不服氣地跑出來說:“我的父親才是最偉大呢?”眾人問:“哪裡偉大?”他說:“我父親是一位清淨而無欲的人。”眾人說:“啊!世間每一個人都深陷於五欲(財色名食睡),而受五欲的驅使,誰能無欲,既是真的偉大,不知令尊是那一方面的無欲?”他說:“我父親是從小就斷絕YIN欲,所以很清淨的人。”眾人說:“你父親既然從小斷YIN,那你的身體從那裡來?是天上掉下來的嗎?”哈哈……眾人都哈哈大笑!說這位青年無知又愛面子,反而受人羞辱。
在今天,中道顯然是促進社會和諧,解決矛盾的最好方法。馬克思主義哲學強調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辯證統一,過去“左”的思想,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斗爭的哲學,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了社會的動亂。矛盾有同一性和斗爭性,從矛盾的這兩種根本屬性我們可以看出,矛盾的同一性更多地帶來了和諧,而矛盾的斗爭性更多地帶來了不和諧。雖然同一性是相對的,是有條件的,但是在階級利益沒有根本沖突的社會中,顯然我們應該強調矛盾的同一性才能帶來社會的和諧。
在社會主義和平時代,用一方克服另外一方,或者同歸於盡解決矛盾的方法顯然不能帶來社會的和諧。只有靈活運用中庸之道“和而不同”觀點,才能解決和平時期的矛盾。例如,在我國社會的政治生活中,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八個民主黨派是參政黨。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種關系就是矛盾雙方達到平衡,並行發展,既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又調動了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共同實現小康目標的和諧社會。
馬克思主義哲學質量互變規律,在提出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度是關鍵,這也是中道的問題,並非所有的質變都是好的,由好人變壞人就是不好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出新陳代謝規律是宇宙間不可抗拒的規律,但是當新事物取代舊事物的時候,提出“揚棄”的觀點,就是在克服中保留,在繼承中發展,這種辯證的觀點實際也是中庸的。
走中道路線,就是要糾正左和右的傾向。長期以來,由於左的影響,我們對宗教都產生一種偏執,特別是受到馬克思所說的“宗教是鴉片”這一經典論斷的影響,認為宗教是麻醉人民思想的腐朽沒落的東西。實際上,對於宗教鴉片論,我們應該糾正過去“左”的看法。馬克思說:“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在歐洲,特別是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他們對鴉片的理解與經歷過“鴉片戰爭”的中華民族對鴉片的理解是不同的。當時鴉片並不認為是毒品,而是一種昂貴的鎮痛藥,普通百姓用不起,只好向宗教求助。“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是以同情的態度寫的,中國經歷鴉片戰爭,國民對鴉片的厭惡感加上故意宣傳使這句話變了味。因此,在今天我們應該從中道來分析宗教鴉片論。鴉片顯然對廣大人民有麻醉作用,但是除了麻醉作用以外,不能忽視它的鎮痛作用。這種鎮痛作用使人得到了精神的充實,宗教道德使信仰者積極地面對現實世界,在為社會奉獻自己的愛心的同時,從而為社會的和諧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宗教世界的天國、極樂世界、仙境,實際都是人們理想的世界,是人間和諧世界的折射,對這種理想世界的追求,有助於建立人間淨土或者人間天國。江澤民總書記於1993年全國統戰部長工作會上提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論述,正是適應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需要,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來重新估量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相互關系,肯定了宗教有著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共同基礎,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是我們黨研究宗教問題的指導思想。我們當然承認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有許多不相適應之處,所以需要引導,但既是引導對象,也就成了有限團結對象,起碼不是斗爭對象。從此,中國共產黨將不再被動應付宗教,而是化一切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江總書記的講話超越了“鴉片麻醉論”,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在新時期實踐中的又一次突破性發展。今天以胡錦濤為總書記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那麼宗教與社會主義的適應問題,不是再討論的問題,而是宗教既有與社會相適應的基礎,並且和諧社會的建設必然與宗教群眾相融合。宗教信仰者絕對不是斗爭的對象而是和諧社會大家庭的一份子。
綜上所述,佛教出世不離人世的宗旨,使佛教信仰者在淨化自身的因 時必然也淨化了社會,佛教倫理不再是強加於信仰者本身的一種負擔,而 是信仰者在追求改變身心世界的一種需要。因此,遵守五戒,十善等清規戒律對於信仰者也不再是一件苦事,而是他們追求理想人生的一種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