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析《魏書·釋老志》——簡論北魏時期的佛教概況
聖瑞
閩南佛學
一、作者行履與撰述
《魏書》北齊魏收撰一百一十四卷，記載了公元四世紀末互六世紀中的北魏王朝興衰史。魏收(506——572)，字伯起，巨鹿下曲陽(河北平鄉一帶)人。以文學著名，與濟陰溫子升、河間邢子才齊名，世號“三才”。魏分東、西魏，魏收、仕東魏，後又仕北齊，為高歡父子所重命修魏史。魏收為主要負責人，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參與撰寫。齊天保五年《554年)書成呈奏，共十二紀、九十二例傳、十志。書出毀譽並起，有人評共為“不刊之書，傳之萬古”，或言“著史不平”“不實”。號為“穢史”。魏收借修史來酬恩報怨，他說：“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凡是史宮的祖先姻戚“多列史傳。“飾以美言”。由於魏收在列傳人物去取褒貶上觸犯丁某些門閥地主、諸家子控訴不平的一百多人，魏收兩；改而定成本，即傳下來的這部魏書，是觀存敘述北魏歷史的最原始和比較完備的資料。魏書十志尤以食貨、官氏、釋老志著名。其中官氏、釋老志是魏收創立的志目。
二、北魏的諸帝與佛教
(1)道武帝與佛教
拓跋魏入主中原以後，對佛教禮敬有加，表現了高度的護法熱心，除太武帝拓跋焘以外其余諸帝，多皆信佛。《釋老志》上說：“魏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為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圖主教，未之得聞，或聞而來信也。"這是說，北魏在建國以前，由於所居環境生活方式及與西域缺乏聯系，對佛也顯得十分生疏。自道武帝才漸漸接觸佛法。《釋老志》稱：“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經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戒車屢功，庶事草創，未建圖宗，招延僧眾也。”
北魏開國之君道武帝，在建國之初，尊重沙門、道士，閱覽佛經，又學黃老，只是天下草創，百廢待興，還無暇顧及建寺安僧；稍後不久便遣使致書給泰山僧朗：“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於泰山之琨場谷，帝遣使致書，以缯素，旃閡、銀缽為禮。今猶號日朗公谷焉。”(以下引文，凡不注明者，均出《釋老志》)
僧朗法師，戒德冰霜，隱居泰山，弘法布道，成為一方軟團領袖，不但道武帝對其人如此，南晉司馬昌明，前秦苻堅、前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後秦姚興都同僧朗有過書信來往和贈送厚禮。天興元年(398)道武帝下诏說；“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范，修整宮捨，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同年還建造五級佛塔，耆阍崛山及須彌殿、講堂、禅堂、沙門座等也“莫不嚴具”。
道武帝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國運粗定。子佛法多有扶持，敬重高僧，造寺修塔，不遺余力。
(1)太武帝與佛敦
鮮卑拓跋部在入主中原的過程中接受了佛教。道武帝、明元帝都信奉佛教，並好黃老。太武帝開始也信奉佛法，禮敬沙門。在北魏占領約河北、河南、陝西、甘肅等廣大地區，是十六國．時期佛孜特別盛行的地方。涼州地處西北、受中原頻繁戰爭較少，政治對穩定，形成了局部的文化中心。對北魏佛教發生重大影響的沙門玄高、師賢、昙曜均來自涼州。北魏鮮阜拓跋氏以全民為兵。要占領中原地區，鞏固統台、必須有效地控制足夠的人民群眾以從事兵役。徭役和繳納阻調。因為沙門免役免租凋，在沙門的數量上必須加以控制。如太武帝於太延四年(438)三月诏“罷沙門年五十已下”《魏書·武帝紀》)。就是為了使一部分沙門服兵役。
同時也跟控制全國人口，並抽調丁壯服勞役有關。北鑰為鞏固自己的統治，都爭取漢族地主階級的合作，同時他們也接受了先進的封建制度，迅速封建化。從道武帝開始即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學說，太武帝繼之，但對佛，道二教的社會作用卻有一個認識過程。道教徒歷代稱教主老子為國師，而積佛教為“西戒之法”，佛為“胡神”，並且宣傳長生成仙之術，對北魏的統治者頗有吸引力。太武帝“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為先”。他聽從司徒崔浩的勸告，信奉寇謙之的天師道，排斥佛軟，後來發展為滅佛的行動。《釋老志》上說，太平真君六年(415)，盧水胡蓋吳在杏城(今陝西黃陵西南)起義，有眾十余萬。第二年(446年)太武帝率兵前去鎮壓，到達長安，在一寺內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下令殊殺此寺僧人。
在寺中又發現釀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另外寄存的財物數以萬計，還有洞窟藏匿婦女，崔浩勸帝滅佛。太武帝下令殊殺長安沙門，焚毀佛像，敕留守平城的太子拓跋晃下令四方依長安行事。太子素敬佛教，師沙門玄高已在前一年被殺。太子再三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士木丹青，自然毀滅。”帝皆不許，三月下诏進行毀佛，采取的措施非常暴裂。“諸有佛圖，形象及佛經，盡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就這樣，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反佛的皇帝。《釋老志》載，寇謙之對滅佛之舉並不贊成。曾與崔浩爭論，“苦與浩爭，浩不肯，甚至說“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不過就在太武帝肆意反佛時，笃信佛教的太子晃，卻暗中盡力給以維護，緩宣诏書，使遠近大部份沙門聞信逃匿。因此，魏境佛教，並未遇到徹底的毀滅。太武帝的反佛，是佛教傳入以來所受到的第一次嚴重打擊，在七、八年中佛教經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高僧傳》卷十《縣始傳》載。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捨，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可見號太武帝廢佛結果的慘重。
(3)文成帝復興佛軟
太平真君九年(448)寇謙之死，十一年(450)司徒浩被誅。二年後(452)，太武帝被殺死。文成帝拓跋浚即位，下诏復興佛法。說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開演正覺。”把太武帝說成是“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YIN之徒，得客假托，講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共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在文成帝繼位伊始宣布：“朕承洪緒君臨萬幫，思述先志，以隆斯道。命各州郡縣造寺，允許百姓出家。此後僧尼數字日增，寺塔重輝。同時還開鑿了大同雲崗石窟，為太祖巳下五帝鑄釋迦佛相。如此一宋致使“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仍還修矣。佛相經論，皆復得顯。”
(4)獻文帝與佛教(466——471年)
《釋老志》上說：獻文帝對於佛教“敦信尤深，覽諸經論，好老莊，每引諸沙門及能談玄之士與論理要。於平城建永寧寺，造七級佛塔，高三百余尺，又在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後讓位於孝文帝，移居北苑崇光宮，在苑中西山建鹿野佛圖，覽習玄籍，親近禅師。孝文承明六年(476)崩於永安殿。”年僅23歲。
(5)孝文帝與佛教的關系
A，建寺、度僧
遷都、改姓、力求漢化的孝文帝對佛教非常熱心。《魏書》卷七下《高祖記》上說他“善談老莊，尤精釋義”。承明元年(476)於永寧寺設大法供，“度良家男女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親為剃發，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資福於顯祖”。又到永寧寺聽講經，命中書、秘書二省與僧徒討論佛義。一般來說，北魏諸帝之於佛教，多半重在信佛修福，偏重禅法，而孝文帝則對義學頗有興趣。《釋老志》記載：從文成帝興光(454——455)年間，到孝文帝的太和元年(477)，“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兩千余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人，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此時魏坑僧寺數字還不算太多。太和十六年(492)，孝文下诏；“四月七日、八日、十五日，行大卅度——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為常准，著子令。根據《魏書．地形志》灼記載，北魏共有113州。孝文帝之世，屬北魏盛世，其有州數，當然不會更少。所度僧尼人數，平均“中州”計算，則一次度人五千六百五十人，每年兩次，則為一萬一千三百人，年年如此，其數可觀。除此之外，還有額外度僧，北魏僧尼人數劇增，就不足為奇了。《釋老志》上說：“又有西域沙門跋陀，有道業，深為高祖所敬信，诏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層之，公給衣供。"跋陀就是《續高僧傳》卷一十六的佛陀禅師，佛陀禅師在北魏深為高祖所敬重，而且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嵩山少林寺，就是孝文帝為了讓佛陀禅師居住而特意修建的。
B、整頓僧團
孝文帝在廣度僧尼的同時，也不斷地采取純化僧尼等措施。例如孝文帝即位灼第二年，即延興二年(472)四月，下诏說：“比丘不在寺捨，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客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鎮維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為了防止一些不法僧尼的行為逾軌，孝文帝制定規制，不但“民間五五相保”，還要“精加隱活”。同時，孝文帝還下诏說：“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牧顯博；亦足以輝隆至教也。然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貧富相競，貴竭財產，務存高廣。……自今一切禁斷”。
可以看出“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趣佛”的情況，在北朝表現也十分突出。此後對建寺加以限制。太和十年(486)冬，命儉索僧尼，凡無籍或修行怠惰的僧尼皆令還俗。諸川還俗者達一千三百多人。太和十七年(493)又沼立《僧制》47條。
孝文帝對於佛牧僧尼所采取的一些限制措施，其目的並不是為了削弱佛教，而是為了純化佛敎內部，以便使佛軟能更好的傳播。
C：提倡義學
前面提到孝文帝令朝庭重臣經常與義學沙門討論佛學，同時他本人對此也興趣很大。太和十九年(495)四月，“幸徐州白塔寺”。顧謂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受《成實論》於羅什……
朕每玩《成實論》，可以釋人染情。故至此寺焉。時沙門道登，雅有義業，為高祖眷賞，恆倚講淪。”在他的提倡下，北魏的佛學研究風氣漸盛，一時名僧輩出，如道順、惠覺、惠紀、僧意、湛僧、惠度，僧顯等人。
(6)宣武帝對佛教的護持
宣武帝(500—515)，愛好佛理，常在宮中講解經論，召集名僧研討義理。有僧記錄，為名《內起居》。景明初(500年)，宣武帝命大長秋卿白整理按平城靈巖寺的建築風格，在洛陽南的伊阙山，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後造石窟兩所，此為龍門石窟開鑿之始。508年下诏說：“缁素即殊、法律亦異。……自今以後，眾僧犯殺人巳上罪者，仍依俗斷，余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治之。”這是說，出家沙門，犯殺人以下的罪者，可依律制裁。給予僧團相當大的特權。修建永寧寺及九級佛塔，“其諸費用，不可勝計，……至於官私、寺塔，其數甚眾。”有關建寺的資料，在《洛陽伽藍記》記載頗多，可以參考。
由於北魏帝王的崇佛，使佛教發展迅速，《釋老志》上說：“上即崇之，下彌企尚。"在帝王的提倡下，上至王公妃主下至庶民百姓都爭相信佛，加上“北魏末年，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捨，略為寺矣。然而也有一些農民為了求得寺院均庇護，擺脫沉重的賦稅徭役負擔。如“正光巳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徭役，猬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即是有力的證明！
三、師賢與昙曜
太武帝滅佛，使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大打擊，文成帝復興佛法，在朝廷主持復興佛法的僧人主要是師賢和昙曜，奠定北魏佛教發展基礎的也是這兩個人。
師賢出身於罽賓王族，剃度後東游涼州，涼滅入京。太武帝滅佛時隱藏在民間行醫，文成帝復興佛法，再為沙門。擔任道人統，掌管僧尼事務，主持復興工作。
昙曦，和平年間之初，道人統師賢殆後。由昙曜繼任道人統，對於北魏佛教貢獻巨大。在《繼高僧傳》卷一有傳：幼小入道，戒德冰霜，風采恬靜，節操卓然，深得文成帝的器重。武帝廢佛，諸多沙門都以醫術或其它才能還俗。而昙曜則誓死守持沙門的生活，法器、袈裟不離左右，持成不渝。復興佛法之際，以平城為中心，展開了乒人的弘化偉業。
A、雲崗石窟的開鑿
昙曜的復興佛敘事業，農觀最突出的就是開鑿三崗石窟的開鑿。在《魏書·釋老志》上載：“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窟，開窟五所，鑄建佛相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時”。
B、僧只戶與佛凶戶的確立
為佛教在北魏的發展，打下雄厚的經濟基礎。
C、譯經
昙曜與天竺沙門常那邪捨共同譯出新經14部，並請名僧道進等人講說。
四、北魏的寺院經濟
北魏獻文帝皇興三年(469)從宋朝子裡奪得青齊地方，徒當地民戶於平城，將其中較高的民戶“民望”，設“平齊郡”以居之。史稱這些民戶為“平齊戶"。《釋老志》載：“昙曜上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只戶”，粟為“僧只粟”，至於儉歲，赈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皇帝同意此奏。“於是僧只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鎮矣”！
這裡所說“平齊戶”及諸民中的“諸民”是指什麼了應當指與平齊戶地位相等的人眾。《魏書·釋老志》所載：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尚書令肇奏言中提到：“故沙門統昙曜，昔於承明元年(476)，奏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力僧只戶。”按規定：“僧只戶不得別屬一寺”，僧祇戶每年向州、郡的僧尼管理機構“僧曹”繳納六十斛栗，這在當時是個相當大的數字，北魏均田制下，農民的租訓是“一犬婦帛一匹、粟二斛。農官管轄下的屯民一年繳六十斛栗。而僧只戶上交的與屯民
相等。僧只戶不是繳納給某個寺院，而是繳給僧曹。主要用來，供給州、郡…—切僧尼的宗教活動使用。昙曜還建議，在災年要用僧只栗救濟饑民，“不限道俗，皆以拯施。”然而，主管僧只粟的僧官在執行
當中卻出現了另外現象，如宣武帝永平四年(511)诏曰：“僧只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征責，不計水旱，或嘗利
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谷貪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窮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以後，不得專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尚書檢諸有僧只谷之處，州別列其元數，山入
贏息，赈給多少，並貸償歲月，見在來收，上台錄記。如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征責。或有私債，轉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收檢。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征債之科，一准舊格。富有之家，不聽辄貸。脫仍冒濫，依法治罪“(見《釋老志》。)
這裡是說僧祗粟的主管者，把僧祗粟作為賺取高額利息的本錢，所獲利率多達百分之百以上(償利過本)，甚至還通過擅改券契的辦法；來豐厚收入。結果“緬民嗟毒”，這種“歲月滋深”的種種行經，固然違背了慈悲濟世的宗旨。使帝主對維那、都尉等人失去了信任，由刺史，尚書共同參與管理僧只粟。诏書中還特地強調對貧窮百姓，改變借貸方法。甚至以“依法治罪”來威脅，但效果依然不好，尚書今肇高上奏，說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僧只戶，受到都維那僧暹，僧頻等人的逼迫，致使他們“棄子傷生，自溢溺死五十余人”。結果僧暹等人交付昭玄曹依僧律處治。
佛圖戶也稱寺戶，來自罪犯及官奴，除負責清掃寺院外，還“歲兼營輸粟。”
他們與僧只戶屬於整個僧團不同，而是分屬於個別寺院釣勞動者。自由很少，擁有自己的家室。
五、北魏教團的龐大
拓跋魏接觸佛教的時間比西域，中原和江南較遲，但是佛教一經傳入魏地，發展速度異常迅猛，寺院、僧尼數字和造像的數量規模而言。遠遠超過了同一時期的南方諸朝。據《釋老志》載：“孝文帝太和元年(477)，京城內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此後境內的寺院，僧尼數量猛增，至延昌中(512——515)“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寺數較太和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徒沿逾眾”。到了神龜元年(518)，根據王元澄的一份奏章“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捨，數逾五百，自遷都巳來，年逾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這時京城洛陽的寺院比太和初的帝都平城增長四倍多，僧尼之眾也容易想見的。《釋老志》提供的北魏寺、僧的最後數字是正光(520——524)以後的。“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余。”與之時任相近的南方梁(502——557)朝，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左右。南北兩方的寺，僧數目懸殊。在中國歷史上，除了緊承北魏的北齊、北周兩朝外，沒有哪個朝代的僧尼人數達到百萬以上，可以說北魏的教團是中國歷史上最龐大的教團。
六、拓跋魏的僧官制度
《釋老志}上說：“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誡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诏以禮征赴京師。後以為道人統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409——413年)，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候，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辇，更廣大之。年八十余，泰常中(416——422年)卒。未殡，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法果在皇始中被征到京師後任道人統，法界本身備受崇奉，但未有副職、厲員，未有僧務機構。道人統法界所領導的教團完全是依付王權，其人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僧官帶頭跪拜君王，與東晉南朝僧侶為爭沙門不應盡敬時君的斗爭，成了鮮明的對照。
稍後不久，又設立了專門的僧務機構監福曹。《釋老志》上載：“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監福曹是巾央一級的僧務機構，道人統是它的主官。在《釋老忘》和《高僧傳》中可以考見的北魏初期的道人統除法果以外，尚有法達、師賢，昙曜時積沙門統。無論是道人統還是沙門統，在資料裡都沒有提到道人統手下還有副職或屬員。這與北魏初期僧務不多有關。
至於監福普之改名為昭玄寺，不是單純的易名問題，它含有適應僧團擴大，僧務趨繁的形勢，充字機構，加強僧官職權的內容有關。
七、余說
《魏書·釋老志》是中國紀傳本正史中唯一的一篇記述佛教、道教、歷史的“志”。魏收本人長於文學，又長年擔任史官，能夠接觸和利用大量官方文獻。所以他的《釋老志》在內容上比較充實可靠，在叔述上能充分發揮“志”這種休裁的長處，從總體上對佛、道進行綜合介紹，重點論述北魏時期的佛教概況。對佛教的評論公允，不偏不倚，調合儒佛，在取材論事方面也能做到重點突出。對研究佛敎與政治關系、佛道關系、僧官制度、寺院經濟等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