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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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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黃心川教授：法顯《佛國記》所載印度超日王時期佛教盛衰情況考析
法顯《佛國記》所載印度超日王時期佛教盛衰情況考析 黃心川 法顯是我國佛教史上向印度求法的先行者，是向我國系統地介紹佛教戒律的始作俑者。他所寫的《佛國記》是研究印度笈多王朝特別是超日王時期最重要的、可信的記錄，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裡程碑。法顯的著譯在我國古代就引起佛教內外的重視，在亞洲相毗鄰的國家中一直廣為流傳，迄今已成為國內外佛教界、學術界研究中國、南亞及東南亞的古代歷史、社會情況以及中外佛教交流史的准繩，對歷史學和佛教學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法顯的生平和去印度巡禮的途徑 法顯所處的時代是我國歷史上戰亂頻仍、南北分崩的時代，黃河流域的北方當時有十六個國家先後在戰爭中興起，致使山河破落，民不聊生。偏安南方的東晉朝廷也因內部殘殺，岌岌可危，因而人民顛沛流離，苦不堪言。佛教在晉宋時期已由宮廷佛教逐漸轉向民間佛教。佛法的傳布日益廣泛，中國僧人對佛教的研究開始走向深入，一些僧人對西域高僧傳來的佛教深感不足，抱著懷疑的態度，紛紛要求親自去印度了解佛教的真實情況，因此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求法運動。據不完全統計，在南北朝時期，印度僧人來中國傳教的有七十多人，而我國赴印度次大陸求法取經的卻有八十余人，這個求法運動的意義不僅在於去佛國聖地尋得幾本完整的經典和儀律，而且也擔負起改造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和佛教文化的重要使命。 關於法顯的生平，在佛教的僧傳和史傳中都有大量的記載，但對他的生卒年月迄今還有一些不同的說法。一般認為，法顯是山西平陽縣(今臨汾)人，生於公元342年，卒於423年，行年八十二歲(或八十六歲)。從現有的資料看，他於後秦弘始元年(399)去印度時已達五十八歲高齡。法顯去印度朝聖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尋求經律，傳播毗昙，推動大乘般若佛性學說的研究和發揚。他從長安出發，路過隴右、張掖、敦煌、烏夷、龜茲，從河西走廊穿越西北大沙漠，他在描述這段經歷時曾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余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繼又逾蔥嶺，“蔥嶺山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他越過蔥嶺進入北印度境內以後，取道印度河流域的陀歷國(今克什米爾的達地斯坦)、烏苌(即烏仗那國，今孟伽路爾)、犍陀羅國(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之東北)、竺剎屍羅(今巴首府拉瓦品地西北)、弗樓沙國(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又從印度河流域進入恆河流域，中經那竭國(今印度賈拉拉巴德城南)和十分艱險的小雪山(塞費德科山脈)，由巴基斯坦境內進入阿富汗的羅夷國(阿富汗斯坦地區)；復由羅夷國返回巴基斯坦境內的毗茶國(即旁遮普，其主要部分在巴基斯坦束部，一部分在印度)。法顯在巡游北印後，再折束進入東印度和中印度，歷經摩頭羅國(今印度的馬土臘)、僧伽施國、廚饒夷城(今卡瑙季，即玄奘所說的曲女城，佛教聖王戒日王建都處)、沙只大國(即阿約底)、拘捨羅國捨衛城(今仍沿舊名)；在游歷捨衛城後又穿行訪問了阿富汗的迦維羅衛城(今提勞木勒科脫)、芝莫國(今尼泊爾之揭屍那揭羅，佛陀涅槃的地方)。嗣後，由迦維羅衛到達恆河下游，進入當年佛陀行化的中心地帶毗捨離(今印度比哈爾邦的木割法普爾)、五河合口(恆河渡口)、巴連弗邑(華氏城)、小孤山和那羅聚落(今印度的伽耶附近)、王捨新城(臘季吉爾)、迦屍國波羅奈城(今貝納勒斯)、均啖彌國(今阿拉哈巴德西南)、達嚫國(即僑薩羅國，今哥達瓦裡)，嗣後他為了收集佛教的戒律、經典，又折回巴弗連邑、瞻波(巴格爾波爾)、多摩梨帝國(加爾各答之坦姆拉克)，出海去師子國(斯裡蘭卡)。最後經漫長海道，由我國青牢山(崂山)登陸回國。歷時十三年四個月。 二、印度笈多超日王時期印度教、佛教文藝復興情況 自公元300年起迄467年止在印度歷史上是笈多王朝統治時期，史家稱這一時期為印度歷史上的黃金時期。笈多王朝的巅峰時期是由第三代皇帝旃陀羅笈多亦即超日王執政時期，法顯就在這一時期去的印度。法顯在他的《佛國記》中沒有提到超日王的名字，但對超日王統治下的政治、社會和宗教情況特別是佛教繁榮和開始凋零的情況作了十分真實的記錄。笈多王朝是繼孔雀王朝以後在南亞次大陸出現的最大的帝國，其始祖已不可考，但奠定這個王朝基礎的是旃陀羅笈多一世(Chandragupta I)，他於公元320年自稱為“摩诃羅閣(大王)”和“最高世尊”，也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旃陀羅笈多一世把他的領土從摩揭陀的華氏城擴張至恆河流域的比哈爾、阿拉哈巴德諸地。旃陀羅笈多一世死後，由他的兒子沙姆陀羅笈多繼位，這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削平了在案達羅與貴霜王朝分立時期即印度歷史上南北分立時期所出現的諸多小國，征服了東北隅的尼泊爾等國，是繼孔雀王朝以後印度出現的又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沙姆陀羅笈多是一位偉大的軍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音樂家、詩人和學者。印度阿拉哈巴德石柱銘文上說：“他以各種各樣的詩篇樹立了他的‘卡維羅阖’(‘詩人國王’)的稱號。”他提倡文學藝術、保護宗教。在他的宮廷中經常有一批文人出入，據說大乘佛學理論奠基人世親曾是他的大臣，他和世親及其兄弟無著討論過佛教哲理的問題。他允許斯裡蘭卡國王美伽伐爾那在印度菩提伽耶創建佛教寺廟。沙姆陀羅·笈多的繼承者是旃陀羅笈多二世，梵文文獻中也稱他為超日王或勇健王(Vikramaditya)。笈多王朝同時代的詩人迦梨陀娑曾寫過關於他的“傳奇”，因此是一位民間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據說在他的宮廷中有“九寶”(navaratna)。但這“九寶”，據有人研究，其中很多名人不是輿超日王同時代的人。在超日王統治時期，印度的宗教、文學、美術、建築、雕刻、繪畫、音樂、科學、商業都達到了印度古代的最高水准。超日王是一個印度教徒，但對佛教抱著十分寬容和尊重的態度。據說他重用的將軍阿姆羅伽達維(Amrakadave)是一位擁護佛教的信徒，另一位重臣毗羅孫那是虔誠的佛教徒，但同時代著名的印度佛教邏輯學家陳那卻是他的反對者。他對佛教寺廟和佛教僧人做了大量的賞施和供養，建立了伽耶等地的著名寺塔。法顯在超日王的首都華氏城駐足三年，他對超日王治下的政治、社會、經濟情況，人民的安居樂業和道德倫理的風尚、社會救濟和醫療的保障制度等等都有深切的了解和具體的記錄。他對當時中印度的社會情況曾作過如下的概括：“中國(指中印度地區——引者注)寒暑調和、無霜雪，人世殷樂，無戶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謀為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蔥蒜，唯除旃荼羅。旃荼羅名為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唐突。國中不養豬、鷄，不賣生口，市無屠、酤及估酒者，貨易則貝齒，唯旃荼羅、獵師賣肉耳。”從這個記載可以看出，作為印度古代封建制的社會結構基石——種姓分立制度還牢牢地流行著。 關於印度笈多王朝的史乘，除了大量的梵文文獻、以阿拉哈巴德為代表的石柱碑刻和文物等等以外，還有一些外國人的記錄等。我國同時代的史籍如《梁書》、《宋書》等等也有一些零星的記錄可資參考。例如宋文帝元嘉五年即公元428年，距法顯回國還有十年，印度超日王曾派遣使者貴族尼陁達出使中國，他在給宋文帝的國書(表文)中曾描繪超日王統治的情況： 臣之所住名迦毗诃(即佛陀出生地迦毗羅街國)，束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绀石，首羅天(婆羅門大神名——引者注)護，令國安隱(可能是“穩”字——引者)，國王相函，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捨子，皆七寶形象，象妙供具，如先王法……臣名月愛(即“Chandragupta”的意譯——引者注)。 在《梁書》中也有記載，在梁武帝天監初(約公元502年左右)，鸠摩羅·笈多三世曾派遣他的從臣竺羅達訪問梁都建康。又《梁書》卷五四《中天竺國》曾記載吳孫權曾派遣中郎康郎、朱應出使柬埔寨，他們記錄了當時在柬所聽到的笈多王朝早期的情況：“中天國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龐，土地饒沃，其王號茂倫。所都城市，水泉分流，繞於渠椠，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裡，屋捨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貨交會，奇玩珍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捨衛、葉波等十六大國……以為在天地之中也。”根據印度阿拉哈巴德石柱銘文記載，笈多王朝始於旃陀羅笈多一世，笈多紀元開始於公元320年，其離我國黃武五年(226)還有一段較長的時間，但是這個資料記錄了印度笈多王朝開創時期國土廣垠、貿易興盛、人民富裕等等情況是值得參考的。 關於印度笈多王朝文藝復興的情況，在國外學者中有著兩種不同的說法；以麥克斯·缪勒為代表的一些人認為：在笈多諸王的領導下印度人民驅走了長期統治或短期入侵的塞種人、貴霜人和匈奴人等等，激發了印度民族主義精神，恢復了婆羅門教以及後來轉變為印度教的“教法統治”，在政治、社會、宗教、文藝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劃時代的勝利，並使之傳播到了希臘、羅馬、東南亞、中亞和束亞等等國家，這種文明與希臘歷史上的伯利克裡黃金時期的文明相比也毫不遜色，因之可以稱為印度教或婆羅門教文藝復興時期；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印度笈多文藝的復興無論從它的內容或形式上看都與前一個時期，即吠陀、奧義書時期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稱為婆羅門教或印度教的復蘇，而是印度文化的繁榮或黃金時期，筆者苟同這種說法。前一節中我已談到了笈多王朝文藝復興的概況，現在我想著重談一下印度教特別是佛教的情況，這對我們了解法顯的歷史地位及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 三、印度笈多初期佛教盛衰情況辨析 眾所周知，笈多王朝的統治者都是婆羅門教——印度教多神崇拜的虔信者，他們常常利用宗教作為他們對內統治人民的思想精神武器，對外發動宗教戰爭、驅除異教的旗幟。旃陀羅笈多一世、娑摩陀羅笈多和超日王都是毗濕奴派的虔誠信奉者，他們在位期間都曾舉行過規模宏大的象徵國家權力的馬祭等等重大祭祀儀式，有的還在自己頭上冠以“最高的世尊”即“神在地上的代表”的稱號。他們在全國重要地區建築了巨大、奢華的神祠、祭台、石柱等等，還挖鑿了大量的石窟、洞穴等，例如，超日王的一個下屬為了滿足他朝拜濕婆神的需要在邬陀衍那怯利山巖中專門構築了一個洞穴。但是這種個人或官方的信仰並沒有影響到他們對其他宗教的態度。笈多早期諸王繼承了孔雀王朝的開明宗教政策，對印度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采取十分寬容和放任的態度，甚至像超日王那樣還能對佛教采取竭力支持的態度，因此法顯注意到了這種情況並把它記入了他的《佛國記》中。法顯寫道： 此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知今世、後世，各有徒象，亦皆乞食，但不持缽，亦復求福，於曠路側立福德捨、屋宇、床臥、飲食，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來去客，但所期異耳。 他甚至對佛教當時的異端或劇烈反對派的調達——釋迦牟尼的堂兄也有所記錄：“調達亦有眾，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在法顯滯留印度的時候，可以看出：印度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在次大陸西北，特別是克什米爾地區、旁遮普河流域及毗鄰的阿富汗地區，佛教正在繁榮發展。佛教在孔雀王朝、貴霜王朝等大力提倡和蔭庇下，在廣大人民中間特別是在富裕的市民或吠捨種姓中間有著持久的影響。法顯在西北印度路經的斯瓦脫河、印度河和旁遮普河流域都見到佛教寺院林立，佛像裝飾華麗，僧尼眾多，持戒謹嚴，特別是在佛教節日期間更是熱鬧非凡。法顯說，在斯瓦脫河中流束岸的烏苌國(玄奘記為烏仗那)“佛法甚盛……有五百僧伽，皆小乘學”。根據佛教古代的傳說，此地佛教最盛時曾有佛寺一千四百余所，僧人一萬八千余人，玄奘在七世紀去訪問時哀歎佛寺有成千所被毀，其中一部分寺院已改成印度教寺或為“外道”所據。在斯瓦脫河與印度河之間的宿呵多國“佛法亦盛”。他記斯瓦脫河下游之犍陀衛國“其處亦起大塔，金銀铹(另寫本作‘飾’字——引者注)。此國之都小乘學”。竺剎屍羅國的四大塔“諸國正臣民，競興供養，散華然燈，相繼不絕”。在弗樓沙國(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見“塔上有塔，高四十余丈，眾室校肴。凡所經見塔廟壯麗威嚴無此比”。在那竭國(今賈拉拉巴德)有佛頂骨精捨，見“寺中有七千余僧，塔乃千數”，當地國王每天都要去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在印度河間的羅夷國、跋那國都各見大小乘僧人三千。旁遮普河流域的毗茶國也是“佛法興盛，兼大小乘學”。從以上記載中可以說明印度次大陸西北的斯瓦脫河、印度河和旁遮普河流域從公元前後大乘興起以後，一直是佛教興旺地區，在法顯巡禮的時代猶不減當年的盛況。 在笈多王朝鼎盛時期，恆河流域、比哈爾、孟加拉一帶一直是印度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也是宗教密集的地區，像摩頭羅(馬土臘)、迦屍(貝納勒斯)、華氏城、曲女城等城市都是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邪命外道等等崇拜的中心。印度正統派的婆羅門教及其“六派哲學”，非正統派的沙門思潮包括耆那教、邪命外道等等都鹿集在這裹。他們在這些地區建立寺塔，游行禮拜，拜師問道，進行各種辯論等等。法顯在這些地區巡禮時正是婆羅門教向印度教轉向並逐漸繁榮時期，但佛教在這裡仍然在發展，有的地區還很繁榮。法顯在“摩頭路國”條中記載了朱木那河至恆河流域佛教的情況：朱木那河“河邊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佛法轉盛，凡沙河以西，天竺諸國，國王皆笃信佛法，供養眾僧時，則脫天冠，共諸宗親……佛在世時諸王供養法式，相傳至今”。法顯在談到恆河東南流域的僧伽施國(今阿拉哈巴德)時說：“此外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眾食，雜大小乘。”在捨衛城訪問只園精捨時說：“繞只垣精捨有九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處，唯一處空。” 在法顯縷述西北印度和中印度佛教繁榮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對某些地區特別是佛陀早年成道和傳法的故地喟然長歎。他寫道，阿阖世王所造的新城——王捨城東北的庵婆羅園雖在，但“其城中空荒，無人住”。佛出生的迦毗羅國“城中都無王民，甚如壇荒，只有眾僧民戶數十家而已”。佛陀涅槃地拘屍那伽羅“其城中人民亦稀曠，止有眾僧民戶”。佛陀最早說法又臨終寂滅所行處，以後又在此舉行七百結集的毗捨利故塔猶存，但已衰落不堪。釋迦成道的伽耶城“佛得道處有僧伽藍，皆有僧住……佛在世時聖眾所行，以至於今”，但又喟然長歎“城內亦空荒”。迦葉佛成道說法的鷄足山已成為獅子、虎、狼出沒之地。人們已“不可妄行”。曲女城是佛教的聖地，是後來佛教聖王戒日王的首都，但法顯去游錫時，僅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 以上談了佛教行事的方面，現在談談佛教理論交替的情況。法顯去印度的時候，正值佛教由小乘向大乘過渡時期。從法顯的記錄看，在轉向時期，大小乘的理論都有所發展，當時佛教在迦濕彌羅和犍陀羅最流行的是小乘部派佛教，特別是一切有部和經量部的學說。有部的學說在世親所作的《阿毗達磨俱捨論》的注解下得到了新的解釋，從而為小乘向大乘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前提。與世親同時還與世親交鋒的有僧伽跋陀羅，他撰寫了有影響的《善見律毗婆娑》。與此同時摩揭陀國的帝師诃黎跋摩撰寫了《成實論》，並在公元三世紀建立了成實宗，這是有影響的學派。 大乘方面，在公元三至四世紀交替之際由龍樹創立的中觀派已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龍樹著名的弟子提婆著有《百論》、《百字論》、《四百論》，繼提婆之後有羅喉羅跋陀羅(約公元三至四世紀)，迨六世紀佛護(470---540)作《根本中論注》，清辯(50(0--570)作《般若燈論釋》後，中觀派就分成了應成派和自續派。 大乘佛教中的另一派別是瑜伽行派，這個派別蔚為主流的時代大概在公元三至四世紀，也就是沙摩陀羅笈多和超日王執政時期。創立這個學派的是彌勒論師。他大概是與超日王同時期的人，有人認為彌勒是當時在恆河一帶活動的一個學派的名稱，彌勒論師是這個學派總的稱呼。彌勒創作了《瑜伽師地論》等七部著作。瑜伽行派理論的系統闡述者是無著以及他的兄弟世親。他們都出生於犍陀羅，早期主要在西北印度活動，無著主要的著作是《攝大乘論》、《大乘阿毗達摩集論》等。世親原是小乘派學僧，著《俱捨論》後改宗大乘，他的哲學思想深得超日王的共鳴並深深地影響了笈多王朝初期佛學思想的發展。 另外，在這個時期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大乘佛教的興起和發展，為佛教理論和邏輯作論證的因明學說在這個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其著名的代表是陳那(481)---540)。他活動在五世紀末葉，他在發揮瑜伽的理論時，把注意力集中於對因明和認識論的研究，把瑜伽和小乘經量部的學說結合起來，成為瑜伽行派“有相唯識論”的先驅者。他在印度被認為是印度佛教因明理論的奠基人。 笈多諸王在獎掖婆羅門教的同時，對佛教也采取了十分寬容的態度，因此這兩個宗教在民間都得到自由的發展，在崇拜形式、對象等等方面開始混同起來，在笈多王朝早期官作的《古史譚》(普羅那)中佛陀常常被認作印度教神像的化身之一。大概在公元四世紀，據《大乘莊嚴經論》最早的記錄，在大乘佛教中出現了一種對本初佛(宇宙本原之佛，Adibuddha)的崇拜。大乘佛教中的文殊師利佛、阿彌陀佛、觀音和波羅蜜多尤占有顯著的地位，從此對阿彌陀佛及其淨土世界等等的偶像或形象崇拜成了大小乘共有的信仰形式和佛教徒修行的共同行事，這樣也就使佛教和印度教的密教接近起來，並為大乘佛教的一些派別後來轉變成為密宗創造了前提。這些變化我們在法顯的記錄中也可找到印證。例如，在“摩頭羅國”條中曾記“眾僧大會說法。說法已，供養捨利佛塔……諸比丘尼多供養阿難塔……諸沙彌多供養羅雲(羅喉羅——佛陀之子，引者注)、阿毗昙師供養阿毗昙。律師者供養成律……摩诃衍人(大乘佛教徒——引者注)供養般若婆羅蜜、文殊師利、觀音等”。在“巴連弗邑”條中說：“婆羅門子亦名文殊師利，國內大德沙門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在“鷄足山”條中說：“彼方諸國道人年年往供迦葉。”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出：在法顯時代，佛教的多種信仰形式已經形成，後來慢慢成為軌式並傳到了世界各地。 在笈多王朝印度文藝興隆時期，佛教文藝也達到了一個高峰。笈多佛教藝術常常被稱為印度古典的代表，並形成了藝術的傳統和典型的派別。在笈多王朝的統治中，笈多諸王在佛教聖地建立了大量的寺廟、石窟，並鑄造了無數精密美麗的佛像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有阿旃陀石窟，它是印度古典雕塑和繪畫的總匯，阿旃陀藝術寶庫雖然是綿延幾個世紀在不同朝代帝王的支持之下才建成的，但其中主要的藝術洞窟則無疑是在笈多時代完成的，它的佛本生故事的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對我國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另外，在南印度構築的摩怙爾羅賈普魯姆石窟、案達羅邦的阿摩羅娑伐底佛教藝術寶庫等也都是在笈多王朝時期構築或完成的。在這個時期中，佛教教育的體制和形式也已逐步建立並完備起來。印度著名的那爛陀佛教大學是由超日王的兒子鸠摩羅笈多一世·摩哂陀迭亞(活動年代為414——455年)建立起來的，該寺的很多建築都是由笈多諸王捐資建築的。到七世紀玄奘去訪問時已達到僧員萬人的規模。另外，佛教雕塑、鑄造也達到很大的規模。法顯和玄奘在蘇爾坦甘都見到的一尊佛像高達二十公尺，重八十噸。可見當時鑄造的規模和技藝。 從以上的陳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法顯去印度巡禮時，適逢印度大一統的帝國——笈多王朝進入鼎盛時期，也是印度婆羅門教——印度教和佛教文藝進入繁榮的黃金時期。法顯的《佛國記》最先為我們提供了與我國毗鄰的諸國和南亞、東南亞等國的信息和情況。法顯對佛教在印度盛衰情況的記錄使我們對佛教由小乘向大乘過渡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他帶回來的佛教著作和百余萬字的譯作豐富了我國佛教的寶藏，也為我國佛教文化和傳統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內容，特別是法顯那種不畏艱險、克服困難的精神，好學深思、尋求知識、攀登高峰的決心更值得我們學習。 (作者：黃心川，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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