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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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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居士文章
黃心川教授：“三教合一”在我國發展的過程、特點及其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三教合一”在我國發展的過程、特點及其對周邊國家的影響——黃心川 儒釋道是我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們之間相互融合與斗爭，特別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三教合一”，構成了中國近千年來思想文化發展的總畫面。因之，研究“三教合一”的種種關系，不僅使我們可以了解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總趨勢和規律以及“三教合一”在封建皇權控制下所起的社會作用；也可以了解“三教合一”對我國及周圍的鄰國宗教、哲學思想和文化藝術所起的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 一、儒釋道在我國的發展歷程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種文化的國家，宗教、哲學的產生和發展有著長遠的歷史。在先秦以前，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崇拜天帝、祖先為主要特征的宗法性宗教，這是儒教的前身。在先秦時期，儒學則是一種以政治、倫理為主的學說，它缺乏哲學的內涵，疏於思維和論證的方法，因此在戰國分立時代的百家爭鳴中沒有占居主導地位。漢初統治者推崇黃老之說，漢武帝定儒教於一尊後，出現了兩漢經學，經學是對儒學的第一次改造。他們在解釋儒學經典中提出了一套以“三綱五常”為基本法度，以道家思想為基礎並附以陰陽五行學說等等的思想體系，經學家們在他們的儒學中引進了神學的內涵，儒學開始儒教化，他們對至聖先師進行祭祀，使孔子祭禮成為和天地百神、祖先崇拜並列的三大祭祀系統之一。在東漢時，張陵在四川奉老子為教主，以《道德經》為主要經典，同時吸收某些原始宗教信仰、巫術和神仙方術等創立了道教。在公元前，外來的印度佛教開始傳入漢地，當時人們只把它看成神仙方術的一種，佛教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不能不向當時占有支配地位的儒家靠攏，並在哲學思想上依附於“老”“莊”和玄學。三國時期，大批印度和西域僧人來華，從事譯經、傳教的工作，這為以後佛教在魏晉南北朝的廣泛傳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南北朝時，由於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視，印度佛教經過改造以後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逐漸在民間扎下根來，並取得重要的發展，至隋唐時代達到了鼎盛，形成了許多具有民族特點的中國佛教的宗派和學派，並傳播到了我國鄰近的國家。佛教在建立中國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論體系時攝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與儒、道進行了喋喋不休、震動全國上下的爭論乃至流血斗爭，儒、釋、道形成了鼎足之勢。佛教在唐末，由於戰亂頻仍，社會動蕩，日益呈現衰頹之勢，在宋初一度復蘇。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編大藏經；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雖然保持了一定的繁榮，但佛教總的趨勢在衰落。在此期間，佛教與儒、道結合，“三教合一”呈現出發展趨勢。在北宋期間，道教進入了全盛時期，北宋幾位統治者(真宗、徽宗)都自稱為教主道君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因此，道眾倍增，宮觀規模日益擴大，神仙系列也更為蕪雜。由於道教經論日益增加，開始編纂了“道藏”，南渡後出現了不少新的道派，這些教派都主張“三教合一”。至元朝時期，道教正式分為全真、正一兩個重大派別，盛極一時。這些派別也從自己教派的立場出發，高舉“三教合一”旗幟。元明以後，佛教與道教衰落，理學勃興。理學以孔子的倫理思想為核心，攝取了釋、道的大量哲學思想、思維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來，難解難分。入清以後，儒、釋、道沒有重大的變化，影響及今。 二、“三教一致”——“三教鼎立”——“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除了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原因外，還有著自身理論的種種特點。封建統治階級深深懂得，儒、釋、道三家對維護封建統治這一根本任務是不可偏廢的，三者有著各自的特點，起著不同的社會作用，儒可以治國，佛可以治心，道可以治身。這正如清朝雍正皇帝在1731年所發布的上谕中概括：“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釋、曰道，儒教本乎聖人，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經大法，而釋氏之明心見性，道家之煉氣凝神，亦於我儒存心養氣之旨不悖，且其教旨皆於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亦有補於治化。”(引自《龍虎山志》卷一)在三教關系中，儒家一直處於正統的地位，他們宣傳的“三綱五常”是中國封建社會立國之本，道統是維護封建的中央集權制的精神武器，因之顯得特別重要。唐太宗曾說梁武帝按佛，甚至到佛寺捨身為奴，但是梁武帝在做皇帝後就為孔子立廟，置五經博士，在《立學诏》(508年)中說：“建國君民，立教(儒學)為首，石氏身砺行，由乎經術”，這可看出梁武帝也懂得儒學對他治國的重要性。儒、釋、道提出“三教合一”雖則都是立足於本教而融攝其它兩者，但歸根結底實行的還都是以儒為主，佛、道攜手為輔的組合形式。 在印度佛教未傳入之前，儒學占有顯著的地位。佛教傳入中國後，為了依附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力圖調合儒、道的矛盾，不斷地援儒、道入佛，論證三教的一致性。例如，在我國最早編譯的《四十二章經》中就已摻入了很多儒、道思想的內容，該經一方面宣傳小乘佛教的無我、無常和四谛、八正道，但同時也雜有“行道守真”之類的道家思想，以及“以禮從人”等等的儒家道德行為規范。由於“三教一致”、“儒釋一家”的渲染，在社會風氣上也蒙受影響，相傳南北朝的傅翁頭戴“儒冠”，身穿“僧衣”，腳著“道履”，集儒、釋、道於一身，表示“三教一家”。另外，傳說中的“虎溪三笑”(名士陶淵明、僧人釋慧遠、道士陸修靜在廬山的會見)也成為後人的美談。 道教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始於晉時葛洪。葛洪使道教思想系統化時，提出以神仙養生為內，儒術應世為外，將道教的神仙方術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相結合，所謂“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才包樸子·釋滯》)以後宣傳“三教合一”思想的有梁朝的道士陶弘景等。在葛、陶之後，道家中人提到的“三教”的愈來愈多，論證也愈來愈深入。 從以上可以看出，儒、釋、道三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過互相靠攏、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情況；但這種“一致”、“合流”並不能掩飾彼此之間的排斥和斗爭。三家之間的爭論有時表現得很激烈，震動朝野，甚至發生流血的事件。其蘋蘋大者有：在南朝宋文帝時的儒家與佛教之間有關因果報應之爭；齊梁之間的神滅、神不滅之爭；宋末齊初之間的道教與佛教之間的夷夏問題之辯；在北朝時由於佛、道斗爭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廢佛法難事件，以及北齊文宣帝時展開的佛、道之間的傾軋，導致滅道的舉措。 隋唐時期，我國統一的封建帝國，幅員遼闊，經濟繁榮，文化燦爛缤紛，儒、釋、道在這個時期都有重要的發展，進入了繁盛時代。縱觀這個時期，由於各代帝王信仰的不同，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儒、釋、道的態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揚，但總的說來，對宗教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儒、釋、道雖然在意識形態從而在政治上呈現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為了從自身發展的需要和迎合大唐帝國的大一統之政治的需要出發，也不時提倡“三教無胭”、“三教歸一”或“會三歸一”等等。其重要表現是：隋開皇年間的三教辯論大會；大業時令沙門、道士致敬王者而引發的斗爭；唐武德年間的儒道聯合反對佛教的斗爭；貞觀時的釋、道先後之爭；高宗時的多次佛、道大辯論；高宗、武後和中宗時的“老子化胡說”之爭；唐中後期多次舉行的佛、道大辯論；武宗時的滅佛；韓愈等儒者的反佛、道思想等等。 與此同時，三教中提倡“三教合一”的也不乏人。在儒學方面，有隋唐的王通，他曾呼吁“三教合一”；韓愈、李翱雖然在政治上反對佛教，但他們把佛教的心性學說和法統觀加以改造，提出了儒學的道統說和復性論，因之有人譏諷他們是陰釋陽儒。柳宗元雖然批判佛教的中觀是“妄取空語……顛倒是非”，但他仍然認為：“浮圖仍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送僧浩初序》)。 在隋唐時期佛教完成了中國化的過程。在這個時期開展了大規模翻譯和注解佛經的工作，不少僧人常常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為此撰寫了不少宣傳中國倫理綱常的佛教經典；在僧侶隊伍中還出現了很多“孝僧”、“儒僧”等等。中國的佛教宗派是在攝取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儒、道思想的基礎上創立起來的。天台宗把止觀學說與儒家的心性論調和起來，甚至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內丹”的修煉方法也引進了佛教。華嚴宗五祖宗密不僅認為禅、教一致，還進而認為儒、釋同源。他寫道：“孔、老、釋迎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途，內外相資，共利群庶，策勤萬行……三教皆可遵行”(《華嚴原人論)))。禅宗是一個典型的儒、釋、道三教結合的派別，它在堅持佛教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同時，將老莊的自然主義哲學、儒家心性學說都融入自己的禅學中去。從菩提達摩的“與道冥符”到神秀的“觀心看淨”，都可以看到老子“靜觀其道”、“靜心致遠”的思想痕跡；從慧能的“能所俱泯”中我們可以聯想到莊子的“物我兩忘”的境界。 唐朝開國的幾個皇帝都笃信道教，在他們的統治下，三教發生過一些姐齡，但到玄宗時已改變了這種情況，三教關系又開始融洽起來，並得到了發展。玄宗對待三教關系的原則是“會三歸一”、“理皆共貫”(《曲江集》卷十五)。道教中玄派的代表人物如成玄英、李榮、王玄覽等都援莊入老，援佛入老，通過對佛、老的巧妙結合，發展了道教的教義，對後世有重要的影響。 宋元以後，儒、佛、道三教之間的融洽關系日益見深，“合一”的思潮為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主流。南宋偏安後，南北出現了對峙的局面，因而在道教中也出現了龍虎、天師、茅山、上清等派及其分支，這些派別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源”的思想，並在道教的哲理和實踐中攝取了很多儒、釋的內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的祖師張伯端。他以修煉性命說會通三教，他提倡的修煉方法是：“先以神仙命脈誘其修煉，次以諸佛妙用廣其神通，終以真知覺性遣其幻妄，而歸於究竟空寂之本原。”他的修持方法明顯地是三教的結合。在北方影響最大的是王重陽在金大定年間創立的全真教。王重陽和他的弟子鼓吹“三教歸一，義理本無二致”的思想。 但是全真教道士高唱的“三教同源”與南北朝時期鼓吹的已有不同，前者著重於融通三教的核心即義理方面，特別是道、禅的會融；後者則是從勸民從善的社會作用方面著手。 在宋明時期，儒學經過了第二次改造，出現了理學。宋明理學包括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理學仍然以孔孟創導的倫理思想為核心，它雖然竭力排斥釋、道，特別是釋、道的出世主義與虛無主義，但實際上仍然“出入於儒道”。宋明理學的思想體系中明顯地可以看出吸收了釋教的“空有合一”的本體論，“頓漸合一”的認識論，“明心見性”、“返本復初”的修持觀等，因之有人說是“陽儒陰釋”，或者“三教合一”的新形態。理學的開山祖周敦頤的著作《太極圖說》明顯地是三教融合為一的代表作。二程主張“性即理”，強調“天理”與“人欲”的對立，並通過內心的修養功夫來“窒欲”，以恢復天理，這明顯地受到過佛教心性論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響。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是竭力排斥佛教的一個人物，但是在他的哲學思想中，無論從本體論、認識論到修持方法無不打上佛教的烙印，有人說他是“陽儒陰釋”，“表儒裡釋”，他自己也感歎說：佛教的“克己”，“往往我儒所不及”(《朱熹語錄》卷二十九)。王陽明是心學的主要代表，通觀他的“良知”道德本體論及“致良知”的修養方法，與禅學的佛性論及修持方法有著很多相通之處。總之，理學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使儒學在很大程度上佛學化、禅學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間的鴻溝，變得越來越小，終至蔚成一源。 三、“三教合一”對我國周圍國家的傳播和影響 韓國、朝鮮、日本、越南都是與我國一衣帶水的近鄰，遠在二千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時候就與我國發生過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關系。隨著儒、釋、道三教傳入這些國家，“三教合一”的思想與當地的民間信仰、文化結合以後，孕育了很多新的思潮。 公元前一世紀前後，韓半島及其周圍出現了百濟、高句麗、新羅三國。中國的儒學開始傳入，爾後，佛教的各個派別也相繼在韓半島傳播。道教思想是在4世紀時開始傳入百濟，但道教正式被引進高句麗要在7世紀以後。儒、釋、道三教傳入韓半島開始就融合起來，不過韓國的融合還要加上韓國的民間信仰—神教或薩滿教的思想和實踐。儒、釋、道最早匯合見於6-7世紀新羅出現的花郎道。花郎道也稱風流道，它是以修養為目的的武士團體，花郎制後來成為國家制度以後，還一度成為國家的最高宗門。這個團體鼓吹“相磨以道義”，“相悅以歡樂”，提倡“游娛山川，無遠不至”，他們在仙教或“神教”的基礎上把儒家的忠孝，道家的無為和佛教的積善思想融合成一個具有民族倫理特點的道德觀，以此來培養忠君愛國的思想。這種思想正如韓國古代的著名學者、在中國多年學習、生活的崔致遠所概括：“國主玄妙之道曰風流。設教之源，備詳《仙史》，實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魯司寇之旨也。處無為之爭，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三國史記·新羅本紀》) 儒、釋二教傳入韓半島較早，道教次之。據《三國史記》載，高句麗榮留王在位時曾遣人入唐求學佛、老，唐高祖許之。在寶藏王執政時，宰相蓋蘇文當權，他在643年給寶藏王的報告中說：“三教譬如鼎足，網一不可。今儒、釋並興，而道教未盛，非所謂備天下之道術者也，伏請譴使於唐以訓國人，大王深然之”。後來唐朝道士叔達等8人應請去高句麗，備受款待，這是高句麗朝廷對“三教合一”的重視。也是當時的主流思想。 14世紀李朝建立後，獨尊儒術，在以後的500年間，朱子學或性理學一直在韓國處於絕對統治的地位。韓國的朱子學追蹤中國的宋明理學，李朝的朱子學開展了數百年“四端七情”之爭，但其實質也是三教的混融，是在韓國特殊社會條件下的獨特表現形式。李朝末年，韓國在西學的沖擊下，出現了東學運動。東學是針對天主教的西學而言的，它是一種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社會思潮，它的教理和實踐是把儒、佛、道(包括道教的陰陽五行)的思想加以折衷調合而形成的。東學天道教的首創者崔濟愚在他的《東經大全》中曾稱：“我—生於東……受於東，道雖天道，學則東學……孔子生於魯，風於鄒，鄒魯之風傳遺於斯世，我道受於斯，布於斯，豈可謂以西名者之乎。”(《東經大全·論學文》，見金哲編著《東學精義》附錄，東宣社，1955)他向弟子宣教說：“我道兼儒、佛、道三教，圓融為一，主五倫五常，居仁行義，正心誠意，修己及人，取儒教(孔子)；以慈悲平等為宗旨，捨身救世，潔淨道場，口誦神咒，手執念珠，取佛教(釋迎)；悟玄機，镯名利，無欲清淨以持身，煉磨心神，終末升天，取道教(老)”(轉引自朱雲影著：《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第688頁，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但他也批評“三教”的不足說：“儒教拘限於名份，未能進入玄妙的境化，佛教進入寂滅後斷了倫常。道教悠於自然，缺乏治平(治國平天下—引者注)之術。”(轉引自金得(木免)著：《韓國宗教史》第337頁，柳雪峰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對三教是取其所長，捨其所短。自東學創始以後的130年間，它推動了韓國近代史上多次愛國的民族、民主運動，如1884年的東學革命運動，1904年的甲辰開化運動，1919年的“三一”獨立運動等等，迄今在南北統一運動中還有著明顯的影響。自東學運動至8·15朝鮮半島獲得獨立的八十余年中，韓國出現了將近80余個新興“類似宗教”(同上書，第367頁)。這些宗教教理結構的共同特征是：在繼承朝鮮半島固有民族信仰—“神教”的基礎上，力圖與儒釋道相結合，它們常常攝取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佛教的明心見性的思想和道教的養氣煉神的修持方法，創造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教派形式。這些教派中比較有影響的有：侍天教、水雲教、白白教、(釁)哆教、普天教、金剛道等等。此外，在韓國民間流傳的、作為韓國民族宗教的“神教”，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吸收過儒、釋、道的思想。“神教”在19世紀初出現的派別—保教，它的教理是在原有的“神教”基礎上揉合佛教的明心見性，道教的養氣煉神和儒家的理氣學說而建立起來的，迄今還有它的影響。 “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古代日本也有長遠的影響。日本自5世紀初傳入儒學後，6世紀中葉佛教也經過韓國傳入日本。道教何時傳入，目前學術界還有種種說法，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國六朝時期，東渡日本的漢人已經陸續把道教的思想和行事傳入日本。日本的神道教在當時接觸中國道教之後，才漸趨定型。在大化革新時期，聖德太子頒布的《十七條憲法》及“冠位十二階”裡明確地有著儒、釋、道融合的傾向。十七條憲法的主要根據是儒家的思想，如“以和為貴”、“以禮為本”、“信是義本”、“使民以時”等等；也雜有佛教思想，如“笃信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另外，老莊思想的痕跡如“絕餐棄欲”、“絕念棄慎”等也可以從中追索。大化革新以後，“三教合一”思想繼續深入傳播，例如元正天皇於721年發出的诏書中說：“周禮之風，優先仁愛，李釋之教，深禁殺生。”(《續日本紀》卷八“養老五年”) 儒、釋、道三教對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的影響是巨大的。在古代，外來的釋、老、儒傳入日本後，便與神道結合起來。到13世紀，神、佛融合的教義形成了體系，迄南北朝時代，出現了以神道為核心，援入儒、佛、陰陽道的理論為信仰基礎的伊勢神道。在中世紀時末產生了吉田神道，這個神道宣稱：道教所謂老子大元說的大元尊神—國常立尊是宇宙的本原。神乃萬物之靈形成人心而普遍存在，心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並從佛教《法華經》那裡吸收了“正法”的說法。總之，儒、釋、道三教的思想顯然被吉田神道吸收進去了，但只是作為潤飾，增添光彩而已!到了近世神、儒融合的民間神道和教派神道相繼產生，這些神道隨著朱子學成為德川官方的統治思想體系，融入了儒家的學說，例如，垂加神道是以理學為主，倡導“天人合一”和大義名份的封建倫理道德，另外還揉合了道教的陰陽五行學說。 宋明理學從13世紀傳入日本後一直依附於佛教，到江戶時期，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開始從佛教中分離出來，但分離出來的儒學仍然雜有釋、道的成分。日本近世儒學體系主要有朱子學派、陽明學派和古學派。這三個學派都以儒教倫理道德學說為核心，提倡封建名份和尊王攘夷的思想，但不同於我國的是，有些人常常把理學與神道思想結合起來，因此使理學不但佛、道化，而且神道化。 關於儒學的經義何時傳入越南，眾說紛纭。一般認為，漢字傳入越南大概在秦始皇並吞六國統一中國文字的時候，當時中國北方有個叫趙陀的人統一了交趾、九真等三郡，建立了南越國。越南史學家評論趙陀說：“文教振乎象郡，以詩書而化訓國俗，以仁義而固結人心”，稍後，在一世紀時，儒家的經義和漢朝的學校制度傳入交洲。奠定越南儒學基礎的是統治交州四十年的土燮，他在那裡傳播左氏春秋等經學，《大越史記外紀全書》(卷三)稱贊他說：“我國通詩書，習禮樂，為文獻之邦，自土王始，其功豈特施於當時，而有以遠及於後代，豈不盛矣哉!”當時中國中原動亂，士人避難交趾者很多，其中首先傳播“三教一致”思想的是牟子，他著有《理惑論》，認為道家的真人和儒家的三皇五帝是相匹配的，佛教的教義和儒、道的學說也有共同之處，當有人指出道家之“道”與釋迎之教有異時，他回答說：“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同，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乎？”(《理惑論》) 越南位於印度和中國之間，佛教傳播之初曾經起過橋梁的作用，梁啟超、胡適之等都說，佛教傳入中國的海路是由印度經斯裡蘭逛至交趾，再由交趾經廣西或雲南至長江流域，他們的論斷已被江蘇孔望山等地的摩崖石刻所證實。據晉高僧傳載，三世紀著名的高僧康僧會因他的父親在交趾經商曾客居交州。從他所編譯的經典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弘揚以佛教為主的“三教合一”論者。康僧會在《六度經集·察微王經》中不但用道家的“元氣”來概指佛家的“四大”(即地水風火四原素)，而且還用傳統的“靈魂不死”來闡發佛教的“輪回轉生”的學說。另外，他還竭力宣傳孔孟的忠孝仁愛的倫理綱常思想。在八世紀前，越南的佛教受到印度的影響較大，但在此以後便漸漸轉向中國，並成為北傳大乘佛教的一個重要支脈。 越南在中國五代時開始建立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中經丁朝(968-980)、前黎朝(980-1009)、李朝(1010-1225)、陳朝(1225-1440)，這個時期正值越南封建主義發生和發展的階段，不少統治者們采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富國強兵的措施，因而社會安定，文化繁榮。丁朝、前黎朝和李朝雖然都以佛教為國教，國師皆以造詣頗深的僧侶擔任，形成了“帝與僧共天下”的局面；但在宗教方面為了團結更多的各種教徒，這些王朝都采取三教並行的政策，宣傳“三教一致”的思想，並從制度上加以保證、貫徹。例如，丁朝於太平二年(971)規定文、武、僧、道的品階，僧官有國師、僧統、僧錄、僧正等職稱。陳朝和李朝取仕還實行儒釋道三教分別考試的制度，選拔這些宗教中的優秀人才為國家服務。據《越史通檻綱目》卷六載：“陳太宗天應政平十六年(1247)秋八月試三教，先是令釋老之家其子能承業者，皆令入試，至是復試通三教諸科者亦以甲乙分之。”李朝因受我國北朝的影響，特別獎掖道教，使之與儒、佛處於同等的地位，李朝二百年間，三教並重的事實，史書記載不絕。 越南李朝、陳朝宣傳“三教合一”思想是和我國並行不悖的。陳、李朝各代帝王們清楚地意識到儒教和佛教對於社會所起的不同的重要作用，這個時期佛教雖然在政治上為朝廷所重視，占有主導的地位；但由於儒教的道德倫理思想特別是三綱五常的思想深入人心，指導著人民的精神生活，另外，儒教在社會組織方面特別是國家行政管理和官吏選拔方面已長期固定下來不是佛教所可代替的。道教在社會生活中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他們不得不推行三教並行的政策方針。統治階級的這種意圖可以在陳太宗為《禅宗指南》一書所作的序言中看出：“開啟愚昧之法，曉谕生死之理之捷徑，蓋佛之大教，為後世之秤桿。後世之法則，蓋先聖之重責……今聯何不以先聖之任為己任(指儒教的先聖—引者注)，佛之教誨為己之教誨。”(轉引自方懷思撰：《越南竹林派禅宗創始人陳仁宗的禅學思想》見《佛學研究》，第3期第186頁)在統治者看來，奉行三教的方針是最好的統治人民的方法和捷徑。 我國宋代以後程朱理學在思想領域占有主導地位，這種情況對越南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5世紀黎朝建立後，一反前幾個朝代三教並行的方針、政策，獨尊儒教，提倡尊孔讀經，推行程朱理學並對佛教進行排斥或者加以嚴密監管。阮朝統一越南後，仍蹈黎朝崇儒抑佛的政策，挑撥佛教禅宗內部之間的關系，因之佛道一撅不振，在朝廷中間的勢力完全喪失，但在民間特別在農民中間還有一定影響。在18-19世紀越南最後一個王朝—阮朝復滅時，一些著名的儒生，抱著興邦救世的強烈願望，希望從過去歷史中尋找經驗教訓，認為儒釋道三教並存的體系是越南歷史中帶有普遍規律性的現象，於是又重新提出“三教同源”說。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儒釋道三教在越南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他們之間既有斗爭也有融合，但融合是發展的總趨勢。越南的儒家不像中國那樣一直處於統治的地位，但它的影響是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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