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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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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楊笑天教授：永明延壽與僧伽教育
永明延壽與僧伽教育 楊笑天 一、永明延壽生平簡介 延壽俗姓王，字沖元，號抱一子，錢塘人。出生於唐哀帝天佑元年(904)，入寂於宋太祖開寶八年(975)，壽七十二。生有異才，長而歎曰：“大丈夫不可墜於凡倫，立身行道，光顯宗親，莫如為學。”(《釋門正統》)遂為儒生，精進習文，晝夜不懈，學問日長，其詩句“江邊千裡海濤深，蟾蜍徹旦光不沉”(《釋門正統》)為時人所歎服。十六歲向吳越王錢武肅獻“講德詩”、“齊天賦”，示學有所成。然而，直到他二十歲時，天下的戰亂依然不見平息的征兆，有唐以來靠科舉立身出世的路顯然已經走不通了。大概是因為經歷了這樣一個幻滅警醒，他開始覺悟到人生無常，轉而修學佛法，傳說他持誦《法華經》，六十日內便能全部背誦，可見其勇猛精進，佛緣深厚。後來曾出仕吳越，當過華亭鎮將，又為吏，督納軍需。三十四歲時，禮杭州龍冊寺翠巖令參(生卒不詳)出家受具。 延壽隨令參出家後，先在龍冊寺習禅，後往天台山天柱峰修行，曾入定九十日，有鳥在其衣中作巢。禅修告一段落後，去參谒天台德韶禅師(891—972)，抉擇所見。德韶對他深為器重，密授玄旨(禅宗深奧的宗旨)，預言他“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1]。 這裡須交代一下，延壽在參谒德韶以前，曾經修行過大約七年的法華忏，通過法華忏的修行，不僅確立了淨土信仰，而且還對法華三昧的諸深法門有了很深的證入，所謂九十日入定應當也是屬於法華忏的修行[2]。 延壽嗣法德韶後不久，大約在後周廣順元年(951)前後，離開了天台，隱遁於雪窦山，“晝誦蓮經夜坐禅”(《永明山居詩》)，後來名聲遠播，四方學侶雲集，因而也時常上堂說法。 北宋建隆元年(960)，宋太祖趙匡胤即皇帝位，廢除了後周世宗的排佛政策(955—960)，復興佛教。於是，吳越忠懿王錢弘俶決定復興靈隱寺，請延壽主持，這樣他又回到了杭州。建隆二年(961)慧日永明院開山祖師道潛入寂，錢弘俶又請延壽入主慧日永明院，稱為住持第一世。 延壽自移錫永明院後，直到入寂為止的十五年間，一直住在那裡。這一時期的情況，根據《宋高僧傳》、《景德傳燈錄》、《新修往生傳》、《禅林僧寶傳》、《樂邦文類》、《人天寶鑒》、《釋門正統》、《永明道績》等的記載，大致可以整理歸納如下： 1、受忠懿王之請，修方等忏； 2、上堂說法，受行者參問； 3、度人出家； 4、常講律文，常行布薩，常為四眾乃至七眾授菩薩戒； 5、施食放生，奏請西湖為放生池； 6、常勉勵信眾營造塔像； 7、每日六時散華行道； 8、誦《法華經》達一萬三千余部(遍)； 9、撰寫“大乘悲智願文”代眾生每日發願一遍； 10、日課百八事； 11、日暮往別峰行道念佛，行人聞螺呗天樂； 12、忠懿王聞而感歎，為造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 13、著《萬善同歸集》、《宗鏡錄》及詩、文、偈、賦等數千萬言； 14、名聲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讀其著作感動，遣使致書，申弟子之禮，贈金線織成的袈裟等； 15、高麗國僧求法而來，有三十六人親承印可授記，先後歸國，各化一方； 16、於開寶八年(975)於永明寺入寂，壽七十二，臘三十七。 延壽永明寺以前的修行生活，個人行為的色彩比較濃厚；而永明寺時期的各種修行和教化活動，則具有濃厚的社會行為色彩，其具有普遍意義的實踐和思想，大都出現於這一時期。 二、延壽宗教實踐的深切體驗——藉教悟宗 延壽出家的寺院龍冊寺，當時一直由雪峰系統的禅師主持，初代住持道怤和第二代住持令參都是雪峰義存的法嗣。禅堂生活清規森嚴，雪峰系統的叢林尤其注重持戒坐禅，所以，諸傳記記載他這時期的生活是：“執勞供眾，都忘身宰”(《景德傳燈錄》)，“苦行自砺，唯一食，朝供眾僧，夜習禅法”(《人天寶鑒》)，“一食三衣，長坐不臥，朝供堂僧，夜習禅定”(《釋門正統》)，說他除了做供養大眾的勞務之外，就是修習坐禅。 延壽出家以前，對他影響最大的經典是《法華經》。他從二十歲起開始持誦《法華經》，六十天內把它背誦下來，一直到三十四歲出家為止，持誦不辍，乃至純熟到“聲不辍響”的程度，出家之後依然持誦了“一萬三千許部”(《宋高僧傳》)，相當於三十多年中每天持誦一遍。可見他與《法華經》因緣之深。 或許是他師父令參的指點，或許是他自己的領悟，反正，他最終意識到了自己的因緣還是在《法華經》，所以，不久便告別了龍冊寺的禅堂生活，回到了他自己佛教信仰的出發點——修持《法華經》上來，去天台山專修法華忏。他長期修法華忏達七年之久，獲得了很大收獲，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確立了往生安養的志願；第二，深有所悟，獲得了觀音辯才；第三，於德韶處抉擇所見，得印可授記為法眼三世。 從延壽這段修行經歷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個明顯的特征，即： (一)雖然出家於禅門，但修行開悟的因緣不在禅門，而在其佛教信仰的出發點《法華經》上，所以，他選擇了在天台山依天台宗的法華忏修習《法華經》的道路。 (二)修習了七年法華忏，有很深的證悟，但卻沒有去繼承天台宗的衣缽，而是參谒法眼宗的德韶禅師抉擇所見，嗣法法眼。 這兩個特征意味著什麼呢？ 離開禅門去修習《法華經》，從本質上說是離“禅”就“教”；修習了七年法華忏，有所證悟之後，去參見德韶，嗣法法眼，是在學教、行教、精進於教、於教有所證悟之後最終達到了禅宗開悟的境界。這一修道的歷程，正是一個“藉教悟宗”的過程，與傳統禅宗主張的“藉教悟宗”的宗旨不謀而合[3]。所以，可以說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藉教悟宗的體驗者。 不過，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同樣是達到開悟境界，回歸禅門，但他所參谒的禅師為什麼是德韶，而不是他出家得度之師翠巖令參，也不是其他宗派的禅師呢？當然，這裡有一個機緣的問題，他緣在德韶，這是一種最為理所當然的解釋。但是，緣又是什麼呢？它體現在什麼上呢？ 德韶是法眼二世中最出色、最有影響、最眾望所歸的人物，當時正好又住在天台，便於參訪，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不過，筆者認為最為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德韶的禅風具有一個特別鮮明的特色，即他對“教”的態度十分積極而明朗。 德韶終身致力於復興智者舊跡，護持天台教法，對經教的存在和意義有極其深刻的理解和認同。他曾說：“只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恆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為什麼得不會去？”[4]可見他對諸方老宿的言教(語錄)與如來的一大藏教是一視同仁的。其禅風既非如臨濟之勇猛，以“诃佛罵祖”為家風；也非如雪峰之沉隱，以持戒坐禅為家風；而是切磋琢磨，以循循善誘為家風。這種綿密而重“教”的禅風，世稱“玄沙道法”、“法眼宗風”。史傳玄沙善用《楞嚴》，法眼善用《華嚴》，特別是法眼善用“華嚴六相義”舉唱宗風最為有名。禅宗中唯此派最為重“教”，這種宗風體現在德韶身上也最為顯明，所以，有著深刻的“藉教悟宗”體驗的延壽一定會認為這種宗風最合乎他的理想，最與他志同道合。所謂機緣應當主要就是體現在這一點上吧。 三、延壽的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以身作則與因時制宜 (一)以身作則 延壽於永明寺十五年間的修行，大體皆可歸納於日課百八事中。這個非常人所能勝任的修行實踐，自延壽入寂千余年來，一直深深感動和鼓舞著中國乃至異國的廣大佛教徒，激勵他們在信仰和修行的道路上勇猛精進，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詳細記錄百八事的是《自行錄》，它的記錄者行明是跟隨延壽多年的弟子[5]，所以，此錄的可信度和資料價值都很高。 從整體上看，《自行錄》的全篇可分為引言部分和記錄百八事的正文部分。引言部分全文如下： 恭惟古聖罔伐己能，緬想前賢靡彰自德，然釋典有先自行化他之教，儒宗標內舉不避親之文。師常示徒雲，因觀《弘明集》，先德有檢覆三業門雲：夫克責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檢校心，凡所修習(《廣弘明集》的原文是“以事檢心，校所修習”)，既知不及，彌增疏忽(《廣弘明集》原文是“悚恧”)。何謂檢校？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頃，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幾心欲摧伏煩惱、幾心欲降伏魔怨、幾心念三寶四谛、幾心悟苦空無常、幾心念報父母恩慈、幾心願代眾生受苦、幾心發念菩薩道業、幾心欲布施持戒、幾心欲忍辱精進、幾心欲禅寂顯慧、幾心欲慈濟五道、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幾心欲超求辨所難辨(宋元本《廣弘明集》作“辦”)、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幾心欲作佛化度群生。上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廣弘明集》此下有一“從”字)旦已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已得披讀幾許經典、已得理誦幾許文字、已得幾回歎佛功德、已得幾回稱菩薩行、已得幾回贊歎隨喜、已得幾回回向發願。次復檢身。如上時刻，已得幾回屈身禮佛幾拜、已得幾回屈身禮法禮僧、已得幾回執勞掃塔塗地、已得幾回燒香散花、已得幾回掃除塵垢正列供具、已得幾回懸旛表剎合掌供養、已得幾回繞佛恭敬十百千匝。如是檢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之業，才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闇礙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校察，自救無功，何有時閒議人善惡？故須三業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是以若不自先檢責，何以化導群機？故菩薩為度眾生故，先自修行。所以《淨名經》雲：資材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禅定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又經雲：自持戒，勸他持戒；自坐禅，勸他坐禅。《大智度論》雲：本師釋迦牟尼佛不捨穿針之福。祖師龍樹菩薩釋雲：如百歲翁翁舞。何以故？為教兒孫故。況未居究竟位，全是自利門；從十信初心，歷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直至等覺佛前普賢位，猶自利利他門；登妙覺位，至佛後普賢，方純是利他之行。是以行明因示誨次，遂請問所行，或因師自說，編紀二三，既自治之行可觀，則攝化之門弗墜，有斯益故乃敢敘焉。今具錄每日晝夜中間總行一百八件佛事，具列如後[6]。 引言中強調，編集《自行錄》的目的不是為了誇耀延壽的德行，而是為了教化眾生。因為佛經中說，要先自行，後化他。接下來說，延壽平日經常教導弟子們說：《弘明集》中有“檢覆三業門”[7]，目的是為了檢點自己從早至晚、從夜至晨身口意三業之所行，只有這樣嚴格地檢查自己、要求自己，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會惕厲精進；只有自己首先做到，才能教化引導眾生。所以，菩薩為度眾生，都是先自修行，然後化他。 引言最後說，因為和尚經常有這樣的教示，所以每次當他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都請問他自己的所行，有時他也無問自說，我就借機記錄個兩條三條。通過和尚這些每日總行的佛事，可以使欲學佛法、行菩薩道的人知道“只有自行可觀，才能攝化眾生”的道理。因為有這樣的利益，所以才敢把它公之於世。 通過以上的介紹，我們可以知道，延壽這些修行雖然稱為自行，但實際上遠遠不僅是為了自行，其更大目的還是為了通過以身作則來教化和引導弟子和眾僧，使他們知道只有自行才能化他，自行化他才是菩薩道的真髓，欲以此來增益他們的修行。編集者把它公之於世，也是為了繼承延壽這一遺志。 (二)因時制宜 百八事的最後一項是著書。 延壽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萬善同歸集》和《宗鏡錄》。關於這兩部書，在這裡沒有時間詳細介紹，只能說一些結論性的東西，請大家見諒。 眾所周知，禅宗主張不立文字，因此，禅宗的祖師中很少有人著書立說，即使有，一般也都規模不大。所以，似延壽這樣大著而特著的禅宗祖師，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那麼延壽為什麼要如此這般地著書呢？ 當然這種著書立說的根本動機是為了寄言教化，利益眾生，這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他為什麼要以這種形式來教化和利益眾生呢？ 《萬善同歸集》中屢屢說道，當時的禅宗教團由於素質的普遍低下和執理廢事思想的泛濫，致使弊害叢生，惡習蔓延，戒乘俱失，腐敗墮落。《宗鏡錄》中也再三痛斥當時的禅徒多無智慧，缺少多聞，只重“非心非佛”(遮诠)，不信“是心是佛”(表诠)，真偽莫辨，是非不分，偏執門風緊峻，愛弄問答尖新，發狂慧而守癡禅，迷方便而違宗旨，拘於格量、規矩，不破名相、能所，全未開悟見性，卻起法我之執，輕蔑諸善知識，以邪知邪解贻誤後學，誹謗佛說經典，廢棄助道圓修，毀二乘之菩提，滅人天之善種。如此弊風惡習，在禅宗中蔓衍滋長，若不遏制，佛法堪憂。他的著作中還流傳下來一篇《壽禅師警策》，其中更有痛言時弊之語，可謂振聾發聩，尤能體現《萬善同歸集》和《宗鏡錄》問世的背景，故今並錄於此： 深嗟末世诳說一禅，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YIN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墮阿鼻，受得地獄業消，又入畜生餓鬼，百千萬劫無有出期。除非一念回光，立即翻邪為正；若不自忏自悔自修，諸佛出來也無救爾處！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飲酒如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便可行YIN；若見己財如糞土相似，便可偷盜。饒爾煉得至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為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賺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YIN斷一切清淨種，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若不去肉斷一切慈悲種。三世諸佛同口敷宣，天下禅宗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只為宿薰業種，生遇邪師，善力易消，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魔事如萬箭攢心，聞一魔聲如千錐劄耳，速須遠離，不可見聞。各自究心，慎莫容易。久立珍重！[8] 那麼，當時的佛教，特別是禅宗內部為什麼會出現如此這般的腐敗墮落現象呢？ 筆者以為，其主要的原因在於：延壽所生活的唐末五代，佛教經過唐武宗滅佛的法難和長期戰亂的摧殘，經典散佚，學僧飄零，教下諸宗急劇衰落，而遁居山林、不重經論教學的禅宗諸派卻飛速成長。眾所周知，唐末五代以前的禅宗，基本上可以說是通曉諸宗教學而又不滿足於諸宗教學，進而追求真實開悟境界的上根大機求道者的團體。他們特別重視參禅悟道等實踐活動，為其傾注熱情和精力，而對已經通曉了的經論的學習則不復關心和重視，甚至對這些入門的方便法門極力回避和排斥。這正是當時禅宗最主要的風格和特色。以這種形式存在的禅宗，在唐末以前的佛教界中，是一種神秘的、令人憧憬的存在是自不待言的，但經過了武宗滅佛和唐末五代的戰亂，諸宗衰微之後，這種格局就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即，禅宗已經無法再作為佛教精英分子的神秘團體活動於幕後了，歷史的潮流已經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們剝離出來，並推到了佛教舞台的最前列。於是，禅宗不得不開始承擔起以往教下諸宗所負擔的直接吸收新出家的僧侶，並把他們從一張白紙培養成才的義務。 但是，極力回避甚至排斥學習經論和諸宗教學，並已經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和風格的禅宗，以什麼方式、什麼方法來從零開始培養這些直接吸收進來的新出家的僧侶呢？不用說，它是不擅此道的。於是，禅宗開始明顯地陷入了一種嚴重二律背反的惡性循環的泥潭：一方面，既然已被推到歷史舞台的前列，它也就無法拒絕接納新出家的僧侶，因而也就不得不承擔起從零開始培養新僧的義務；另一方面，作為精英團體，它有自己獨特的傳統和風格，但卻根本沒有從零開始培養新僧的教學機制和循序漸進的修行方法。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勢必要釀發種種弊端。於是，禅宗便在這種貌似興盛壯大的假相之下，不可避免地開始腐敗墮落起來。可謂教滅禅衰，唇亡齒寒。 在這一大趨勢中挺身而出，欲力挽狂瀾於既倒的就是禅宗的法眼宗。法眼宗的創始者法眼文益引教入禅，主張：“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古教”；延壽的師父天台德韶為天台教觀的復興，對如來一大藏教的贊揚都可謂盡心竭力。到了延壽，更是廣修眾行，著書立說，特別是他斷然實行教育改革，推行初、中、高三級的階梯式教育，把諸宗教學作為制度引入禅宗。這些努力都是為了挽救因缺乏基本常識和基本行持而招致的禅宗乃至整個佛教內部的腐敗墮落。 據《景德傳燈錄》等禅宗史料的記載，延壽住持永明以後，寺僧的人數增至二千，他自己於永明寺十五年中所度的出家弟子也有一千七百人之多。為了解決他們的教育問題，他勢必要考慮一些適宜種種不同的性格、喜好和根基的有效的教育方法。所以，如果說日課百八事，是從行為實踐上進行以身作則的指導的話，那麼，編著《萬善同歸集》、《宗鏡錄》，則可以說是從思想意識上進行引導和啟發。這些禅宗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破天荒的作法，也可以說是延壽因時制宜的非常手段。 又，據《淨慈寺志》卷三引《淨慈寺舊志》說，淨慈寺昔有“蒙堂”，是教授沙彌三學的地方。可知延壽曾在淨慈寺為剛剛出家的沙彌們實行過戒定慧三學的啟蒙教育(所以被稱為“蒙堂”)。 此外《淨慈寺志》卷三又引《淨慈寺舊志》說，淨慈寺以前還有“三宗室”，是延壽會集慈恩、賢首、天台三宗義學沙門之處。據《禅林僧寶傳》以來的舊說，延壽會集三宗義學的目的，是為了調和三宗教學的矛盾，平息三宗學者的論爭，集佛教思想之大成。但是，從已經澄清的《宗鏡錄》的當機、背景和宗旨來看，《宗鏡錄》廣引三宗的目的只是為了揭示禅宗的“一心”宗旨，其對象是禅宗中不得宗旨的中下根之徒，完全沒有針對三宗和調和三宗的意圖與跡象。又據《淨慈寺志》卷二“宗鏡堂”條所引《淨慈寺舊志》所說，宗鏡堂本是演法堂(禅宗寺院皆有)，建於顯德元年(954)，後因紀念延壽集三宗義學於此編寫《宗鏡錄》而改名為宗鏡堂，故知“三宗室”與《宗鏡錄》本無關系。所以，筆者以為，延壽集三宗義學沙門於三宗室的目的絕非調和三宗，而是為了讓他們講授各自宗派的教法。 這裡，我們還應該注意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延壽在永明寺十五年所度弟子雖達一千七百人，寺僧也常達二千人，但其中嗣其法者，僅有二人[9]。這就是說，無論是一千七百弟子還是二千僧眾，其中絕大多數人不具有成為禅師的根機和素質，所以，也就必須為他們提供其他修學方法，讓他們修學諸宗教法。而且，即便是具備成為禅師的根機和素質，也可以通過學習諸宗教學增益多聞，掌握一種說法教化的方便。這方面，延壽本人便是一個最好的榜樣。所以，招請三宗學者的真正目的只能是為了讓他們給寺僧和弟子們講授三宗的教法。當然，並不否認他們也會參與演法堂裡的辯論，但絕不可因此便斷言延壽要調和或統一三宗。 據《人天寶鑒》、《佛祖統紀》卷十、《镡津文集》卷十三等記載，延壽有兩個弟子行紹和行靖(在俗時本是親兄弟)，出家後先習律，精通律部之後，延壽便命他們往德韶處修學，德韶觀其根基，又命二人至螺溪跟隨義寂學天台止觀，二人學成後，回杭州石壁寺，弘揚天台教觀五十余年。這是延壽的弟子中修學諸宗教學獲大成的一個典型例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延壽在永明寺對僧眾所實行的教育，實際上可以說是對禅宗的教授方法進行了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即，讓寺僧們在蒙堂接受戒定慧三學的啟蒙教育；在三宗室接受比較深入復雜的諸宗教學的教育；在演法堂(即宗鏡堂)通過對三宗教學的反復探討和辯論(《宗鏡錄》便可視為這種探討和辯論的結晶)來領悟禅宗一心圓融無礙的宗旨。這實際上就是初級、中級、高級的三級階梯式教育。 法眼諸師乃至延壽所做的這些努力雖然終究未能挽回中國佛教衰落大趨勢，因為這一大趨勢是有其深刻的歷史、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等的淵源和背景的，但他們的業績千余年來還是作為中流砥柱，為中國佛教不至於衰落到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建築了一道最後的防線。 結語 通過以上對延壽的生涯、實踐和教育活動的簡單介紹，我們能得到些什麼啟示呢？ 愚以為主要應該有三點： 第一，古人雲：大匠誨人以規矩，而不能使人巧。對於我們佛教來講，諸宗教學是規矩，而所謂開悟則是經過了這些規矩[10]的塑造與錘煉之後所達到的升華境界，把它比做“熟能生巧”也未嘗不可。因為“開悟”這種“見道”的境界，無論哪宗哪派都主張要經過“資糧”與“加行”的積累，是有一定標准的。但是唐末五代之後，諸宗衰微，中國佛教逐漸失去了規矩，初心佛子大都直入禅宗，直參禅境。雖可嘉其遭逢大法，然而若非上根大機志向高邁、宿備資糧，則無異不曉規矩而直欲學巧，非但欲速不達，反而會揠苗助長，壞亂法門[11]。中國禅宗腐敗衰落的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在於此。在諸宗衰微的唐末五代以後，禅宗實際上成了中國佛教的頂梁柱，而就是這個頂梁柱也難逃腐敗衰落的命運，這是中國佛教的悲哀。 現在，中國佛教徒有志復興中國佛教。那麼，怎樣才能復興呢？愚以為應該珍惜和借鑒從延壽那裡得來的啟示，發展諸宗教學，而且，不僅應該繼承舊有的諸宗，甚至不妨因時制宜地考慮開創新的諸宗，因為時代不同了，如果不開創新的諸宗，恐怕滿足不了時代的要求。我們有了諸宗，就有了規矩；有了規矩，就能成方圓，就會有很多人能如法地積功累德，升華開悟。 “藉教悟宗”的方法是禅宗的古道，也是佛法的古道，達摩的《二入四行論》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延壽重走了這條古道，以其親身經歷告訴我們學習佛法要循序漸進，是他通過自身的實踐經驗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 第二，佛教的教育包括了人生觀和世界觀，這兩方面雖說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但其中最根本的還是人生觀。然而，人生觀不僅僅是一些概念，它主要還是行為，是行動，是道德實踐，所以作為指導者和教育者，以身作則便尤為重要。延壽日課一百零八事，自行化他，在佛教人生觀教育的以身作則上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重要啟示。 第三，諸行無常，萬法遷流。世出世間，法無定法。時代變了，環境變了，條件變了，文化取向變了，人的修養和素質也變了，因此佛教的教育方法也應該隨之有所變通，才能適應和滿足時節因緣對我們的要求。延壽在佛教教育方面能夠順應時代，打破常規，廣修眾行，著書立說，實行思想上和實踐上的雙重引導，同時，又因時制宜地實行教育改革，導入了循序漸進、藉教悟宗的階梯式教育，這種順應時代、因時制宜的果斷舉措，也是留給我們現代佛教教育的一個重要啟示。 以上的一點粗淺認識，望方家批評指正。 注釋： [1] 《宋高僧傳》、《景德傳燈錄》。 [2]參見拙論“永明延壽的淨土信仰之確立”，《佛學研究》1998年號。 [3] 當然，這裡所說的“教”，與達磨《二入四行論》的“理入”中所說的“藉教悟宗”的“教”，意思多少有些不同。前者主要是指諸宗教學(也包括諸宗的修行)，屬於比較晚期(唐宋以來)的用法，而後者則主要指的是經論及依據經論的修行。 [4]《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五之“德韶傳”。 [5]行明，《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等有傳。 [6] 《新纂大日本續藏經》六三，p.158下—p.159上。《廣弘明集》原文主要用《大正藏》本。 [7]檢查意業是：有多少欲摧伏煩惱之心、欲降伏魔怨之心、念三寶四谛之心、悟苦空無常之心、報父母恩慈之心、願代眾生受苦之心、念發菩薩道業之心、欲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之心、欲禅寂開發智慧之心、欲慈濟五道之心、欲行所難行·辦所難辦之心、欲忍苦建立佛法·成佛教化眾生之心等等。檢查口業是：演說了幾句深義、讀誦了多少經典、幾次歎佛功德·贊菩薩行、幾次贊歎隨喜回向發願等等。檢查身業是：已經幾次屈身禮佛·禮法·禮僧、執勞、掃塔塗地、燒香散華、掃除塵垢、正列供具、懸幡表剎、合掌供養、繞佛恭敬十百千匝。 又，“檢覆三業”的“覆”字，有人提出應為“核”字，核即“核”的繁體字，於義為勝。然再查《大正藏》原文(卷五二，p.309中)，還是“覆”字，亦無校勘記錄。或者古人錯來已久亦未可知，姑且存疑。 [8]《大正藏》卷四八，p.993下。 [9]杭州富陽子蒙禅師、杭州朝陽院津禅師。見《景德傳燈錄》卷二六之“延壽法嗣”條。 [10]當然，規矩不僅限於諸宗，因為法門有所謂八萬四千之多。不過諸宗都是古德所創立的最適合當時中國國情的法門，這一點是可以認同的吧。 [11]宋儒(程、朱等人)批判禅宗時，總說禅師在講什麼“偷胎奪陰”，可見那時禅宗已然亂了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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