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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煥忠博士:中國佛教的當代抉擇——淺談趙樸初居士《佛教常識答問》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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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的當代抉擇——淺談趙樸初居士《佛教常識答問》的歷史意義

韓煥忠

(蘇州大學哲學系,江蘇蘇州215123)

摘要:《佛教常識答問》是1949年以來佛教界推出的影響最大的一部書,具有抉擇佛法勝義和型塑佛教未來的重要作用。《答問》將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視為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宗教家,將佛教的開展視為一個不斷發展、豐富的思想歷程,對中國佛教各宗派的殊勝義理進行稱揚,將藏語系和巴利語系的佛教視為中國佛教的有機組成部分。作者主張充分發揚人間佛教的優越性,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答問》對人間佛教的闡釋對黨和國家形成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政策提供了素材。

關鍵詞:趙樸初居士;《佛教常識答問》;人間佛教

中圖分類號:B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176(2008)0l-0010-05

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所著《佛教常識答問》(以下簡稱《答問》)一書,雖僅70000多字,但自1983年問世以來,已有中國佛教協會《法音文庫》版、陝西師大插圖版以及北京出版社“大家小書”版等多種版本,在大陸發行達數十萬冊,並且已有日、英、韓等多種外文譯本,其影響遠及海外。有人還將此書制成精美的電子文本,被許多佛教網站掛在“熱門下載”的欄目之內。可以說,這本小冊子是共和國成立近60年來佛教界所推出的影響最大的一部書,具有抉擇佛法勝義和型塑佛教未來的重要作用,對於中國佛教的發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

1.對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容納

世界上絕大多數宗教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都往往以神化教主、神化經典的方式提高本教的影響力。佛教中關於釋迦牟尼降於天宮、人於母胎、出生、出家、破魔、成佛、轉*輪、人涅槃等“八相成道”的傳說,無一不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諸多佛教經典的形成、流通和傳持,也都被蒙上了神異感應的特性。這在民智未開、科學很不發達的古代,對於那些充滿神秘感覺和恐怖意識的人們而言,確實具有極大的聳動性和吸引力,但在具備現代科學常識的人們看來,這些神奇和感應卻具有荒誕不經的意味,而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也使人類具備了全方位考察宗教形成、發展和演變的能力。因此,佛教在現代生活中只有脫離那些依附在自己身上的鬼魅和神明,與科學發展的社會現實相適應,以自身思想的深刻、情感的真實和理想的盡善盡美來吸引人們的關注,才能繼續成為人類安身立命的場所和精神棲息的家園。

《答問》並未將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視為神,而是視為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宗教家。他是古印度迦毗羅衛國淨飯王的王子,小時候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思想敏銳,對人生社會的各種苦難有深刻的體會,因而出家學道,成為佛陀,創立了佛教。《答問》還對佛教創立時期印度的社會發展狀況略加解說,從而證明釋迦牟尼倡導的“四姓平等”反映著當時人民對種姓制度的不滿,佛教是接近平民的宗教,佛接受女眾的出家是宗教史上一個很大的革命舉動,佛教宣揚的“諸法無常”對當時的社會起了進步的作用。也就是說,《答問》這本小冊子充分吸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成果,祛除了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信眾們逐漸蒙在釋迦牟尼佛身上的神秘色彩,而將其還原為一位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正本清源較之那些神話傳說更能體現釋迦牟尼的偉大,更容易理智的再現佛教的歷史意義,也更容易使那些有知識、有文化的佛教信眾理解佛陀創教的本懷。

《答問》不僅祛除了佛教史上對釋迦牟尼的神化,還將佛教的開展視為一個不斷發展和不斷豐富的思想歷程。《答問》的作者是大乘佛教的信眾,但他對四聖谛、三法印、十二因緣的解釋,卻展示了佛教理論的一般特色,並且通過大(乘)小(乘)相對闡明二者的分別,解釋大乘的“六度”、“四攝”等菩薩法門,這是對中國佛教以大(乘)容小(乘)、大小融通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他對佛教經典形成的解釋,也沒有采取佛教界舊有的龍宮、鐵塔等說,而是運用歷史上的幾次大的結集來予以說明。川即便是對那些離普通民眾非常遙遠的宗教生活,《答問》也只是本著實際而進行樸素的解釋,充分運用歷史學、文獻學、宗教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對佛教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如實的解說,不誇大,不虛美,人們一望即知其可行、能行,體現了一種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科學精手申。

宗教信仰是建立在真誠無妄的情感基礎上的。相信那些自己也認為荒誕的東西,那是自欺;將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傳授給別人,則是欺人。《答問》如果要對佛、法、僧作神秘解釋的話,其可以利用的經典資源是非常豐富的。但如此以來,恐怕學者們就要以佛教為不登大雅之堂的荒誕之說、缪悠之言而不予重視,而一般信眾也會認為神通廣大凡夫五分,只能對三寶敬事而不能見之於行履,其離佛之本懷愈遠,則佛法必然愈晦。而人文社會科學對宗教的“祛魅”可以幫助佛教擺脫歷史上形成的各種“鬼魅”與“神化”傾向,以一種“水落石出”的方式展現出自身教理的真實魅力。因此我們說,接受現代文明的優秀成果,是一個宗教領袖所應具有的心胸與情懷。

2.對中國佛教宗派要義的稱揚

近代以來,中國佛教雖有復興之勢。但在內憂外患日趨嚴重、政治運動連綿不斷的社會現實中,人們在反思中國的文化根源時,有意無意地讓中國佛教背負了這一沉重的歷史包袱。因此,中國佛教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並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

例如,歐陽漸、呂潋等內學院一系的居士佛學家們,以唯識學為基准,抉擇一切佛法之真偽,他們在高推玄奘、窺基之學的同時,旰衡台、賢,睥睨禅、淨,非但不能欣賞隋唐時期形成的中國化的宗派佛學,且不能予以同情的理解,而徑視之為“相似教”。1949年之後的大陸學術界,在對中國古代的思想學術進行清理時,又主要是把佛教思想放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進行批判和駁斥。駐錫台灣半個多世紀、被視為“人天眼目”的當代高僧印順法師,也以龍樹的中觀學為佛法的究竟之論,以主張“真常唯心”的中國佛教諸宗派的教理思想為當時高僧實施教化的方便。在國際學術界具有重大影響的日本佛學界,還提出了“修剪菩提樹”的主張,認為日本佛教中自中國傳來的“本覺”思想應對諸多的社會不公平負責,是對純正佛法的偏離,日本佛教界的一部分人士也在回歸佛陀本懷的口號中展開了一場“祛中國化”的思想運動。此風若漸,則中國佛教將不免要自慚形穢了。

佛教傳人中國已有2000年的歷史。在這2000年中,許許多多的高僧大德參禅弘法、讀經研教,難道都是在對佛教進行歪曲和誤解嗎?中國古德立足於本位文化的立場對佛教經典所作的心性體會難道就真的無足稱道?老居士對此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天台宗以五時八教判釋一代聖教,罄無不盡,揭橥一心三觀、三谛圓融之旨,“總結了以前各派的思想,將佛教教義加以精密的調整,發展了大乘圓教理論,展示了中國獨創的大乘思想。”而華嚴宗“對《華嚴經》有深人的研究和精辟的闡發,是在前人(三論、天台、慈恩、地論師、攝論師等)學說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思想體系”。華嚴宗“重重無盡、法界圓融的思想,雖說導源於《華嚴經》,而實際為中國所獨創,它的法界緣起、一切無礙的學說大大發展了印度傳來的大乘思想”。中國佛教律宗以《四分律》為經典依據,“《四分律》雖屬小乘,但其文義通於大乘,自古就有‘分通大乘’的說法”。中國古德對於從印度傳來的佛教經過創造性的轉化和吸收,建立了一個個瑰麗、壯觀的思想體系,為人類的精神創造和心靈體驗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印度高僧的言教是佛教,此固不待言,而謂中土大德的著述就是對佛教的歪曲和誤解,這不是明顯以印度佛教為中心的自是而非他麼?

且到底哪一種佛教為“真佛教”其判定也甚非易事。即便是“純正”的印度佛教,在釋迦人滅之後,先是論師稱雄、部派林立,繼而大小異乘,分河飲水,後又空有相诤,勢如水火。各部各派各據佛說,相互攻诘,至於截舌斷首、賭命相從。也只有在傳人中國之後,佛教的各種經論才在中國圓融智慧的滋潤下相互會通,以大(乘)融小(乘),會三歸一,大主而小從,使各種經論典籍在佛法的旗號下實現了“和平共處”。佛法是無诤法,以此而論,中國佛教相對來講更符合釋迦本懷麼?老居士也是這一圓融會通智慧的繼承者,故而於《答問》中,無論是對中觀派的空宗,還是對瑜伽派的有宗,都能客觀敘說其教理的殊勝之處,對於歐陽漸及支那內學院的成就不僅允為佛教,而且還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川

3。對藏、巴利語系佛教的關注。

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民族眾多的國家,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三大語系的佛教在中國都有廣泛的傳播。作者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副會長等職務達50余年,對各個語系佛教的思想義理及其高僧大德都有廣泛而深人的接觸,這也就注定了本書能夠突破傳統視野的限制,將藏語系和巴利語系兩大語系的佛教視為中國佛教的有機組成部分,予以相當多的重視。

《答問》設有專節介紹少數民族地區的佛教。藏語系佛教開始於7世紀中葉,自印度和漢族兩地同時傳人,至9世紀朗達瑪滅法,為藏傳佛教的前弘期;後來佛教在西藏再次復蘇,為後弘期,形成了寧瑪、迦當、迦舉、薩迦等不同的教派,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宗喀巴改革創建的格魯派,在當前蒙藏地區最為興盛。巴利語系佛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小乘佛教”。這種說法,帶有大乘佛教對小乘佛教輕蔑的意味,因此為作者所不取,而是稱之為“巴利語系佛教(上座部佛教)”。“上座”是人們對高僧大德的尊稱,於此細微之處我們可以看出老居士對他人的尊重和等視眾生的博大胸懷,於漢傳大乘佛法內部時有自是而非他的爭論相比,實不啻宵壤之別。本書中還說到巴利語系的佛教“直接讀誦巴利語文經典,所以用不著有翻譯之勞。那裡,若干世紀以來能保持如法如律精進修學的原始佛教的傳統,還是值得欣喜贊歎的。”作者為漢傳大乘佛教的信眾,對中國南傳佛教的殊勝之處能如此隨喜贊歎,無怪乎他能為中國各個語系的佛教信眾所景仰,而他本人也因此成為中國各族佛教界大團結的象征人物。

人們所說的“中國佛教”,往往僅指漢傳佛教,雖就主體而言,此說不無道理,但終久不免給人以偏概全之嫌。《答問》對少數民族佛教的介紹,使“中國佛教”成為完整意義上的中國佛教,而推崇其優長,贊美其殊勝,充滿了尊重不同文化傳統的包容精神。這也預示著中國佛教的發展不僅可以借鑒漢族古德的卓越成就,還可以充分汲取少數民族佛教的優點和長處,創造出更為輝煌的未來。

4.對人間佛教基本精神的闡釋。

佛教東傳兩千年來,不僅自身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創造了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和簡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對中國的思想、文學、建築、繪畫、天文、音樂、醫藥、社會慈善等各方面都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先輩的這些卓越貢獻和成就令身為佛徒的作者感到光榮和自豪,怎樣使佛教繼續發揮積極作用,使佛法有補於社會道德、精神文明建設,就成為作者精心思考的問題。《答問》第五章中“發揚人間佛教的優越性”一節就是對這一重大問題的回答。

所謂人間佛教,就是充分發揚大乘佛教悲智雙運、普渡眾生的精神,以自覺覺他、自利利人、淨化世道人心、利樂社會人群為關注點的佛教。人間佛教不是另立新宗、自成一派,而是“各乘、各宗、各派都有引攝世間適合一般人的需要,是契理契機的”教法,其主要內容就是以五戒、十善作自我修持,以六度萬行為利益眾生。他認為,“假使人人都依照五戒十善的准則行事,那麼,人民就會和平康樂,社會就會安定團結,國家就會繁榮昌盛,這樣就會出現一種和平安定的世界,一種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這就是人間佛教所要達到的目的”。這是作者的善良願望,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人類對美好未來的一種殷切向往。六度萬行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是以救度眾生為己任的”菩薩行,“菩薩行的人間佛教的意義在於:果真人人能夠學菩薩行,行菩薩道,且不說今後成佛不成佛,就是在當前使人們能夠自覺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積極地建立起助人為樂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何況以此淨化世間,建設人間淨土”。這就是作者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所抉擇的康莊大道,他對此堅信不疑,在《答問》的末尾充滿激情的宣稱:“作為燦爛的民族古典文化的絢麗花朵,作為悠久的東方精神文明的巍峨豐碑,中國佛教必將隨祖國建設事業的發展而發展,並在這一偉大事業中,為莊嚴國土,為利樂有情,為世界人類的和平、進步和幸福作出應有的貢獻。瞻望未來,前程似錦,春回大地,萬卉爭妍,佛教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1]

《答問》在這裡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佛教可以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黨和國家在這方面都走了彎路,也進行了艱辛的探索,而以趙樸初居士為代表的愛國人士對宗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發揮積極作用的探討,也為中共中央最終形成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政策提供了素材。《答問》對人間佛教的闡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這一政策的前奏。

就是這樣一部意義非常重大的著作,老居士卻以“佛教常識答問”命名,這是作者在故作姿態以示謙虛嗎?我想其間必有更為深刻的含意在內。“佛教”是此書所論的范圍;“答問”是此書設立賓主,有問有答,是體裁。而“常識”一詞,含義深遠,以我淺見,當有三端:一者,佛教應以此為常識,抉除經忏、喪葬、神鬼等,而擇取其理性的、智慧的、有利於社會和信眾身心的法寶。二者,人們應如此理解佛教,抉除世俗中人們對佛教的各種誤解和偏見,擇取其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三者,希望此等知識普及民眾,抉除狹隘的文化觀念,使人類的優良傳統得以繼承和發展。我們知道,中國佛教史上的智者大師說:“一家教門,正在初心。”即強調信眾的佛教信仰要建立在對佛教的正確知見基礎上,從而樹立起對佛法的“正信”。就一個人的宗教生命而言,這往往是在初發信心(即初心)的階段。老居士作為中國佛教史上一位繼往開來的佛學大師,以自己對佛法的正知正見為“常識”,自然具有培養眾生正信佛法的初衷。

據“大家小書”版前載君岡《大家為大家談常識》一文中說,老居士住院期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同志前往探視。這自然是黨和國家對宗教界充分重視的體現,也是對這位宗教領袖的光輝業績與思想觀點的充分肯定。老居士將這本小冊子贈與江澤民同志,亦猶古代高僧臨滅,以佛法付囑王臣國主之意,寓有他希望黨和國家認真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積極引導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無盡深意,也顯示出他對佛教有利於改善世道人心、有利於提高人格人性、能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服務的堅定信念。

參考文獻:

[1]趙樸初.佛教常識答問[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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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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