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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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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韓煥忠博士：二十世紀天台判教研究綜述
二十世紀天台判教研究綜述 韓煥忠 在20世紀出現的中國佛教研究的重大成果中，凡是涉及到天台宗的，大都注意到了天台宗的 判教。縱覽先賢時彥的這些成果，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有關天台宗判教的共識。在這些成果的 相互比較中，也可以看出各家研究的個性和特色。 有關天台宗判教的共識大致有以下幾點：1.都將智蚒大師對全部佛教經典和理論所作的“五 時八教”判釋視為天台佛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且當作天台宗與其他宗派互相區別的基 本標 志；2.都對“五時八教”的基本內容進行了詳盡而明晰的解釋和說明，由於所據原典大致相 同，所以大家在此一點上基本沒有什麼分歧；3.都注意到智蚒對南北朝時期所謂“南三北 七 ”十家判教的批判，從而視天台宗“五時八教”判釋為中國佛教判教史上的集大成者和重大 發展；4.都認為智蚒判教的主觀動機是把當時中國流行的各種佛教經典和理論組織成一個統 一的思想體系，並在這個體系中分辨出先後次序、高下淺深，從而將天台宗所尊崇的《法華經》奉為惟一的“純圓獨妙之教”，作為全部佛教的終極真理，以解釋和批駁來自佛教內部 和外部的各種疑問和辯難；5.都注意到智蚒的判教對於天台宗的創立具有重大意義，或者說 將判教視為促成天台宗創立的重要因素；6.都注意到天台宗的判教對其他宗派的判教產生了 重大影響，如華嚴宗的“五教十宗”、禅宗的“教外別傳”等，都從天台宗的判教中獲得過 啟發；7.都認為天台宗的判教是中國佛教對中國傳統的圓融思維方式的具體運用，體現了中 國佛教融通、綜合、兼攝的特征和追求圓滿、和諧、統一的基本精神；8.都認識到天台宗的 判教是各種判教中視野開闊、邏輯周密、結構合理、思路清晰、標准明確的一種判教，而且 是有教有觀，教觀相配，宗教理論與宗教實踐高度結合；等等。這些有關於天台判教研究的 共識奠定了這一問題域的基礎，成為進一步研究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但是，由於各位研究者關於天台判教的視角不同，再加上學養、氣質及對古代文化感悟的不 同，也就使這些有關天台判教的研究各具特色，具有了某些個性化的色彩。 太虛大師身為一代高僧，曾經是全國佛教界的領袖，故其诠說天台判教，不可避免地帶有極 為強烈的信仰傾向。他說諸家判教，因“其所際之時代，所化之人根，種種不同，故其判之 也，亦各有所出入而莫或盡同者。然求其精當而純全者，宜無如五時八教，蓋天台大師所判 定者，故缁流多呼為天台教欤雲。”他在詳釋五時八教之後，情不自禁地贊歎道：“猗欤偉 哉!厥維我佛之說法也乎?雖紛糾繁赜，井然有條而不紊；雖奇駁宏誕，卓然精純而不雜；雖 恢廓空疏，軋然盛水而水漏；等一毫於十虛，極廣大而不為YIN；藏須彌於芥子，盡精微而不 為隘。輝乎其炳炳焉，麗乎其郁郁焉，湛乎其淵淵焉，曠乎其堂堂焉。洵不可得而思議者也 !”佛說法之偉美、壯觀、奇谲、富麗，由天台判教而得以體現，這實際上是太虛大師對天 台判教的贊美和推崇，代表了近代以來佛教界相當大一部分人的看法。 范文瀾、任繼愈、郭朋等人則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看到了天台宗判教所體現的 宗派性格。他們指出天台宗對各種經典的次序安排與史實不符，盡管天台宗判教的主觀目的 在於平息佛教內部的爭論，以便共同對付儒道思想特別是唯物主義思想的攻擊，但在客觀上 卻加劇了內部的紛爭和矛盾。從大的文化歷史背景來看，應該說這些論述都是符合歷史事實 的。 周叔迦認為判教是天台宗的發蒙之學和佛教概論，具有為入門者打下佛學基礎的意義。他以 天台宗判般若為通教而判地、攝等論為別教，認定天台宗乃是在瑜伽有宗基礎上融納般若空 宗而成的中國佛教宗派。這與一般認識迥異其趣。一般認為天台宗以諸部般若帶通、別兩教 正說圓教，高於地、攝等論之唯說別教，天台宗乃是以般若空宗為基礎融合有宗而成。但周 氏立論，能自成一說，不為無見。 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都將天台判教置於中國佛教發展歷程中進行思考。牟宗三極為推崇天台 宗佛學，認為天台宗雖先於華嚴宗而出現，但實較華嚴宗為圓滿，這主要表現在天台宗之圓 教為一融納、攝受各種佛教經典和理論的圓教，而華嚴宗的圓教是高居於其他佛教經典和理 論之上、隔別不融的圓教。但牟氏似乎也認識到天台判教有其粗疏之處，所以他將通教分為 共教與不共教，而將不共教歸入別、圓兩教之中，取消其獨立性，又將別教分為始別教和終 別教，從而使他所發展出來的“天台判教”能夠判釋智蚒以後佛教發展的基本狀況，實具 有 融華嚴判教於天台判教之中的意味。牟氏持論往往精湛、獨特，顯示他深心有會，但又給人 一種放棄研究者的客觀立場而涉入兩宗辯诤的越俎代疱之感。唐君毅則因為推崇華嚴宗，而 對天台判教不能不有所褒貶。他認為天台宗以《法華經》為圓教的意旨在於“開權顯實”、 “廢權立實”，這自然是有“權”可廢而務在“開顯”；華嚴宗以《華嚴經》為圓教則是直 顯佛之境界，本來就無“權”可廢，而意在“直顯”，正是“佛之本懷”。《法華經》“攝 末歸本”，正是攝歸此“本”。唐氏之說亦有以華嚴判教吞並天台判教的意味。 與牟、唐等人對天台判教進行判教式的研究有所不同，方立天的立場比較客觀，他非常重視 天台判教對華嚴宗判教的影響。他談到法藏判教時說：“他尤其重視天台宗和法相唯識宗的 判教說。在一定意義上說，法藏的判教說就是在這兩宗判教思想基礎上形成的。”他指出法 藏判教說以天台宗的四教說為藍本，同時分小乘教為六宗，反映了玄奘大師以後中國佛教界 對印度佛教了解的加深，遠非智蚒時代所能比，因此較天台判教為優勝。但他同時 又指出： “天台宗和華嚴宗的判教是中國佛教史上兩種最重要的判教，各有其特點，影響亦深遠。比 較起來，法藏判教說雖然在某些方面超過了天台宗，但是它的創造性和嚴謹性則比天台宗大 為遜色。法藏重融合，但又帶有無分析、批判的調和色彩；重視吸收天台宗的判教學說，但 又過多因襲，較少超越。”在為法藏立傳中如此評價天台判教，不可謂其用心不深。 在20世紀最後的十幾年中，由於學術界對佛學研究的深化，逐漸出現了一些專門研究天台宗 佛學的著作，對天台判教的重視程度也相應地得到加強。曾其海、張風雷、潘桂明、朱封鳌 等人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設立專門的章節以詳細疏釋天台判教。王仲堯更是以隋唐佛教判教研 究作為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選題，首開佛教研究中專重判教問題之先例，而其於天台判教用 力尤勤。他將天台判教置於中國學術“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這一大傳統之下，從天台 宗教理體系建構的角度切入，重點挖掘了“不定教”在天台判教中的重要作用和意義，體現 了作者意在推動判教研究的艱辛探索和良苦用心。 學者們在天台判教研究中體現出的特色，對於深化和推進這方面的研究積累了話語，拓寬了 視域，開辟了思路，其意義之重大自不待言。 盡管對天台判教的關注已取得了一些共識性的成果，一些富有個性的研究也推動了對該問題 研究的進展。但是，毋容置疑的是，這方面的研究還有不少問題，如到目前為止，我們還難 以看到一本專門研究天台判教的著作，這本身就是相關研究未能深入的一種表現；絕大多數 的研究基本上還是處於介紹“五時八教”及其內容的階段，其實“五時八教”固然是結論性 的東西，但也是智蚒等天台宗人判釋經典的前解讀結構，對於其作為能判之法在所判之教上 的具體運用則少有涉及；雖然有人已經注意到天台判教在佛教中國化及天台宗教理體系建構 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還只是停留在敏銳的感悟和深刻的洞見這一層面上，未見對此展開深入 的透析和探討；對天台判教重大影響的具體內容所作的結論性說明總給人一種籠統、抽象的 感覺。總之，關於天台判教的研究，尚有許多亟待深入的地方，這似乎非一人之力所可企及 ，需要有志於研究天台佛學的人們共同努力，形成整體優勢，在這方面積累起豐富的成果， 使古德的這一智慧重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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