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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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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林克智居士：祥和灑脫之路 高賢篇
高賢篇 建立三論宗之吉藏大師 三論宗的由來 三論宗是我國佛教的一個主要宗派，以《中論》、《百論》與《十二門論》三部論著為依據，故名；又因該宗由嘉祥吉藏(549—623)弘揚而成，故後世亦有稱其為嘉祥宗。三論宗所依的三部論著都是由姚秦時代的鸠摩羅什在弘始年間(399—415)所翻譯的。 此宗學統可上溯到印度，其傳承為：龍樹——提婆——羅睺羅——青目——須利耶蘇摩——鸠摩羅什；在我國則有鸠摩羅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 龍樹是釋迦涅槃後最早興起的大乘學者，致力於闡揚大乘佛教，曾造《中論》、《十二門論》及《大智度論》等，都是本宗所依論典，故為本宗始祖。其弟子提婆為破斥當時所傳“一切有所得”的邪計邪執，作《百論》二卷以破之。其後有羅睺羅作《中論》的注釋，並傳法於青目。青目為《中論偈》著長行的解釋，並傳法於青辯和須利耶蘇摩。須利耶蘇摩為西域沙車王子，曾為鸠摩羅什說《阿耨達經》及“三論”，闡明蘊、界、處皆空的無相道理。羅什於後秦弘始三年(401)十二月，由姚興迎請來長安，廣譯經論，盛弘龍樹、提婆之學。 羅什門下據說有弟子三千，但以僧肇最為精純守一。什、肇二師弘化於北方，以後賴僧朗之傳，始入江南，並破斥了從來視“三論”與《成實論》一致的舊說，使三論學重歸於純粹，因他住攝山棲霞寺，故稱為“攝山學系”。僧朗弟子僧诠。僧诠徒眾達數百之多，以智辯、法朗、慧勇、慧布等4人為上首，其中又以法朗為最著。他禀受僧诠所傳，於陳永定二年(558)奉敕住楊都興皇寺，開講“四論”(“三論”及《大智度論》)及《華嚴》、《摩诃般若》各20余遍，聽眾常千余，獨步當時。陳、隋間的三論學者多出其門下，時有“二十五哲”之稱。吉藏就是他的上首弟子。隋大業初吉藏完成了“三論”的注疏，創立了三論宗。 三論宗由吉藏集其大成建宗後，有他的同門慧均以及弟子智拔、智顗(二人同名)、智命等弘傳，初唐間流行一時，後因天台宗的盛行，繼而法相、華嚴、禅宗等的崛起，不久就漸衰微。雖有金陵玄璧於大歷間(766—779)再弘三論。金華慧量專講三論，終因會昌禁佛，章疏被毀，幾成絕學。直至清末楊仁山從日本找回有關三論章疏，方使我們今日得窺全貌。 吉藏身世及著作 吉藏俗姓安，祖籍安息國。祖父為避仇移居我國南海，住在交趾、廣州之間，後來遷住建康(今江蘇南京)而生吉藏。家世信佛，幼年時由父親帶他去見真谛，請求賜名，於是取名吉藏。後來他的父親出家，名道諒，仍常攜吉藏至興皇寺聽法朗講經，吉藏天性聰慧，一聽就能悟解，到7歲時就跟法朗出家，19歲代師升座講經，辯才無礙。 吉藏受具足戒之後，聲望與日俱增。陳桂陽王佩服他的學問，就特別尊重他。陳隋易代之際，社會極為混亂，吉藏就和他的道友至各寺搜集各種經論文疏，放滿了三間屋子。到戰爭結束後整理，使他閱讀典籍的廣泛，當時無人能及，這也是他在後來的著作中能廣證博引的基礎。 隋朝平定百越(江、浙、閩一帶)，吉藏移住會稽(今浙江紹興)嘉祥寺，所以後人稱他為嘉祥大師。這時從學者多達千余人。隋開皇十九年(599)晉王楊廣總管揚州時，建立了慧日、法雲、日嚴、弘善4個道場，吉藏被召請入慧日道場，受特殊禮遇。仁壽元年(601)，楊廣又請他到北方，住長安日嚴寺。在此期間，吉藏先後完成了《中論疏》、《百論疏》和《十二門論疏》三部重要論疏及《三論玄義》、《淨名玄論》等著作，奠定了三論宗基礎。 隋炀帝次子齊王楊暕(jiǎn)，因聞吉藏之盛名，於大業五年(609)請他至私第，邀集長安名士60余名舉行辯論，推吉藏為論主。當時自號“三國論師”的僧粲與他往返辯論40余次，結果還是吉藏獲勝。 至唐初武德年間，高祖入長安，因當時僧制腐敗，設立十大德來綱維僧事，吉藏是入選者之一。 吉藏一生曾講“三論”百余遍，《法華經》三百余遍，《大品般若經》、《大智度論》、《華嚴經》、《維摩诘經》等各數十遍，在臨終前還著《死不怖論》，落筆而卒。終年75歲，葬於終南山至相寺北巖。 吉藏是我國僧人中著述最宏富者之一，他的著作計40余種，其中有的已散佚，有的真偽未定，《大正藏》與《續藏》所收的計有27種：《三論玄義》一卷(分上下卷，實為二卷)，《大乘玄論》五卷，《二谛義》(《二谛章》)三卷，以上三部最重要。《中觀論疏》十卷(每卷分上、下，實為二十卷)，《百論疏》三卷(每卷分上、中、下，實為九卷)，《十二門論疏》三卷，《大品般若經義疏》十卷(缺卷二)，《大品般若經游意》一卷，《仁王般若經疏》二卷(實為六卷)，《法華經義疏》十二卷，《法華經游意》一卷，《法華經略疏》六卷，《法華經玄論》十卷，《法華論疏》三卷，《華嚴經游意》一卷，《涅槃經游意》一卷，《維摩經義疏》六卷，《維摩經游意》(即《維摩經義疏》卷首玄義)一卷，《淨名玄論》八卷，《維摩經略疏》五卷，《勝鬘經寶窟》六卷，《金光明經疏》一卷，《無量壽經義疏》一卷，《觀無量壽經義疏》一卷，《金剛般若經疏》四卷，《仁王般若經疏》六卷，《彌勒經游意》一卷。此外，有書信三封及《請講法華經疏》，收入灌頂《國清百錄》卷四中。 吉藏散佚的著作有《大品般若經略疏》四卷，《法華新撰疏》六卷，《法華玄談》一卷，《法華科文》二卷，《觀音經贊》一卷，《涅槃義疏》二十卷，《仁王略疏》一卷，《入楞伽義心》一卷，《淨飯王經疏》一卷，《盂蘭經疏》一卷，《三論序疏》一卷，《中論游意》一卷，《中論玄》一卷，《中論略疏》一卷，《十二門論略疏》一卷，《八科章》一卷，《龍樹提婆傳疏》一卷。 吉藏與三論教義 吉藏一生歷陳、隋、唐三代，他的學說可以略分為三個時期。開始時他師承法朗之說，著重研究三論古義，還研究了與此有關的《大智度論》、《般若經》和《涅槃經》；他在到達會稽嘉祥寺之後，開始研究和講述《法華經》，自著章疏，對法華思想作了闡發；還於開皇十七年(597)八月二十一日與僧眾百余人共請智顗講《法華經》，但因智顗有病未遂。後來吉藏就從智顗高足灌頂處聽天台教義；最後吉藏對“三論”重新進行了闡釋，創立了新三論。這個時期不僅是吉藏個人也是三論宗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吉藏有關三論的幾部重要著作《三論玄義》、《大乘玄論》、《二谛義》等大都完成於這一時期。他的這些論著，不但貫穿著龍樹和提婆緣起性空的中觀思想，而且圓融了僧肇、道融的“關河舊說”(亦稱“關內義”)，及僧朗、僧诠、法朗的“三門義”(亦叫“山門義”)，以二谛、中道為佛性，倡導諸法性空之中道實相論。 吉藏思想主要有三個要點： 一是“真俗二谛”，也就是第一義谛和世俗谛。二谛在佛教各宗有不同的解釋，根據《大品般若經·具足品》載：“菩薩住二谛為眾生說法，世谛，第一義谛。二谛中眾生中不可得，菩薩以方便力故為眾生說法。”三論宗認為二谛是為執著空者依俗谛說有，為執著有者依真谛說空。明空不住空，顯示不是自性實有；說有不住有，說明不是空無斷滅。總之真俗二谛不過是為了說法教化上的方便，適時而用的假設。目的是要體悟無所得的中道實相之理。 二是“八不”。《中論》上有八不偈：“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這首偈表達了中道實相。三論宗認為凡夫二乘有種種偏見偏執，可概括成生滅、斷常、一異、來去四對八類。這些是偏見，是虛妄分別，是認識宇宙萬有的障礙，因此都用“不”字來否定，令諸眾生離此八偏，以求悟得空有不二的中道。 三是“中道”觀。所謂中道，是離開二邊的意思。諸法性空的中道實相論是三論宗的中心理論。吉藏以“八不”結合“二谛”之理來講明中道，例如他在講《璎珞經》的二谛原因時說：“欲示佛法是中道故，以有世谛，是故不斷；以第一義谛，是故不常。”(《三論玄義》)但是吉藏所說的中道，不是我們一般易錯認的兼具兩對立面或在兩對立面之間的中，而是超出所有對待的中。故吉藏提出了“對偏”、“盡偏”、“絕待”和“成假”四中之說。 他在《三論玄義》中，將“對偏中”是這樣界定的：“對偏中者，對大小學人斷常偏病，是故說對偏中也。”由此可知“對偏中”是對大小學人執著於生滅、有空、斷常的偏病而發，所謂的中道並非立於空中，而是為了破偏執而說，故稱“對偏中”。 對於“盡偏中”，吉藏在《三論玄義》中說：“盡偏中者，大小學人有於斷常偏病，則不成中。偏病若盡，則名為中。是故經雲：‘眾生起見，凡有二種：一斷，二常。如是二見，不名中道。無常無斷，乃名中道。’故名盡偏中也。”這段話說明大乘和小乘的學習者，由於有斷見、常見之病，故不算是中道。只有將斷、常之偏消除掉，才可說是中道。 他認為真正的中道也不是有“中”可得的，如果“雖盡於偏，而有於中”(《中論疏》)，執中還是偏，因此他提出第三重的“絕待中”，《三論玄義》中說：“絕待中者，本對偏病，是故有中。偏病既除，中亦不立。非中非偏，為出處眾生，強名為中，謂絕待中。”說明中道的提出，就是為了對治學習者的偏病，如果偏執除去了，則中道也就不存在了。故知絕待中既非中，亦非偏，只是為了對治偏病進行說教而提出的，是“勉強”用上的名詞，由於它除偏又不住著於中，顯而易見，它比“盡偏中”又進一步了。 對於最後的“成假中”，吉藏在同一書中作了這樣的解釋：“成假中者，有無為假，非有非無為中；由非有非無，故說有無。如此之中，為成於假，謂成假中也。所以然者，良由正道未曾有無，為化眾假說有無，故以非有非無為中，有無為假也。” 由上所引，我們可知有和無是假名，非有非無是中道。之所以提出有、無之說是為了說明非有非無。這成立於有、無之假名者，即是“成假中”。由於“對偏中”而“盡偏中”以至“絕待中”，都只是在偏、中的概念上進行討論，這樣下去是無從結束的，最後提出的“成假中”才是落於實處的說法。中道觀是三論宗對一切現象的最高理解。 吉藏提出以上三種思想的目的是“破邪顯正”，這也可以說是三論宗的綱要。同是破邪顯正，但與通常佛教各宗所說的旨趣大異。一般宗派所謂破邪是捨棄其余邪見，顯出自己一家特色。但吉藏的三論宗則認為有得是邪，無得是正。在《三論玄義》中他說：“他論有破有立，則有破別有所申。今論唯破不立，則唯破不申。所以然者，若經若論，唯破顛倒虛妄，更無所申。本由病，故有教。在病既除，教藥亦盡”。“他論有破有立，此乃是增有所得。非唯不能申，亦不能破。自是有得，何能破他。”三論宗的破邪有四種，在《三論玄義》中說：“總談破顯，凡有四門：一、破不收；二、收不破；三、亦破亦收；四、不破不收。言不會道，破而不收；說必契理，收而不破；學教起迷，亦破亦收，破其能迷之情，收其所惑之教。諸法空相，言妄慮絕，實無可破，亦無可收，泯上三門，歸於一相。”吉藏認為邪破則正自顯，並非在破邪外別有顯正。他所認為的正有三種：一、與偏執相對，稱之為正，叫做“對偏正”。二、偏執盡除，稱之為正，叫做“盡偏正”。三、偏執既去，正亦不留；非偏非正，無法以名稱來說明，不得稱之為正，因超越於對待之外，所以叫做“絕待正”。 吉藏的判教思想 通過上面對三論宗教義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出三論宗是以無相、無著為宗，也即是以無所得為宗，屬佛教大乘空宗學派。吉藏認為一切大小乘經典同為闡明佛教，並沒有什麼深淺、優劣之分。但由於佛教為的是對治眾生之見執，而因病給藥。因為眾生的根機不同，故法門也有種種的差別，在無名相之中，勉強用語言文字來解釋，於是他對整個佛教有“二藏”、“三輪”的判釋。 二藏包括聲聞藏和菩薩藏，即所謂的小乘和大乘。這在吉藏的《法華游意》中說得很清楚：“佛教雖復塵沙，今以二意往收則事無不盡。一者赴小機說，名曰小乘；二者赴大機說，稱為大乘。而佛滅度後結集法藏人攝佛一切時說小乘名聲聞藏，一切時說大乘者名菩薩藏，即大小義分，淺深教判也。”二藏之教相是吉藏根據《涅槃》、《智度》、《中觀》等經論所立，這是一致公認的。 吉藏因主張無相無著，怕二藏之說會使人墮於有所得，故依《法華經》意義又立三輪。三輪就是三轉*輪。一是根本*輪，指的是一乘教，就是佛陀最初所說《華嚴經》；二是枝末*輪，指的是三乘教，就是從《阿含經》開始直至《法華經》之間佛所說的諸經，《般若》、《淨名》皆是；三是攝末歸本*輪，指的是三乘歸於一乘的法門，即是說《法華經》以開權顯實。這三輪的判教方法，是吉藏晚年心淑台宗，祖述《法華經》的流露，可認為三論宗與台宗有了相融。 吉藏思想的現實意義 吉藏的三論宗屬於大乘空宗，其中的中觀論對世界一切現象的解釋是否只是引導人們脫離現實世界呢? 吉藏在《三論玄義》上說：“二谛是佛法根本。如來自行、化他，皆由二谛。”這就說明佛陀既要自行，又要化他，絕不是消極地看待世界。相反它要求佛教徒應該積極地深入世間、普度眾生，在普度眾生中求得自身的解脫。《三論玄義》中的另一段文字：“以二谛是自行化他之本，故申明二谛，以為論宗，即令一切眾生具得自、他二利也”。吉藏認為二谛是自行化他之本，由於有二谛，一切眾生都能得到自、他二利。依照他的解釋，俗谛是對世界的顛倒的看法；而真谛才是正確的認識。但佛教的真谛本來是不能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所謂“言之者”便“失其真”。如果不用假名來表達，又如何教育眾生，如何使眾生了解佛法而悟到真谛呢?因此佛陀一生說法也只能借助於俗谛來闡明真谛，只有在正確地理解“假名”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達到真谛。那麼達到真谛之後，俗谛是否就可以廢去不要呢?也不能廢。佛教是講普度眾生的，真谛只有回到俗谛中，才有可能說明種種現象，使眾生逐漸理解、修習而趨於真谛。否則的話，如果真谛不回到俗谛中，那便無法行權巧方便，也無法普度眾生，自己亦同樣不能覺悟、解脫了。由此，我們可知二谛是佛陀為接引眾生而說，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要證到真谛，必然運用俗谛去廣度眾生。如果片面地把佛教理解為消極、只是單純出世的宗教的話，則是犯了理論性的錯誤了。這也是大乘佛教既宣揚了生脫死，而又深入生活而自度度人的原因。 提倡佛教革命的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1889—1947)是近代主張整理僧伽和進行佛教革命的一位高僧，他還為佛教教育事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為了佛教事業，他一生游歷了大半個中國和歐、美、英、日、新加坡、香港及緬甸、印度、錫蘭等許多國家和地區，成為我國歷史上雲游最廣的和尚。 他改革佛教的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方法，至今仍是我們應效法的。 太虛俗姓呂，生於1889年，浙江崇德石門(今屬桐鄉)人。16歲出家，依寧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法名唯心，以字行。1909年隨寄禅赴南京參加江蘇省僧教育會，就教於楊仁山居士，並從僧曼殊學習英語。1909年隨楊仁山居士和圓瑛、谛閒兩法師赴廣州弘揚佛法，被推為白雲山雙溪寺住持。於羊城獅子林創辦佛學精捨，著《教觀诠要》、《佛教史略》。1911年因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革命活動有嫌，離開廣州於南京創設“中國佛教協進會”。後並入以敬安(即寄禅)為會長的“中華佛教總會”。1921年寄禅入寂後他在追悼會上提出進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產革命的口號，撰文提倡“佛教復興運動”和希望建立新的僧團制度。1917年太虛漫游日本、台灣宣傳佛教並考察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佛教革新狀況，著《采真游集》。1918年在上海與陳元白、章太炎、王一亭等居士創設“覺社”，主編“覺社叢書”，(後改為《海潮音》月刊，歷60余年未嘗中辍)。著《起信論略釋》、《起信論研究》、《起信論別說》及《佛乘宗要論》、《楞嚴經研究》等書，1921年復游杭州，任淨慈寺住持，著《法華講演錄》。1922年在武昌始創佛學院，同年冬游湖南，被推為長沙佛教慈兒院院長。著有《佛教宗派源流》、《因明概論》、《唯識觀大綱》等書，1923年游廬山，在大林寺籌建“世界佛學聯合會”。1925年赴北京講《仁王護國經》，同年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再次考察了日本佛教。然後入南洋，經新加坡返回祖國廈門，在廈門期間，魯迅先生和廈門大學部分教授曾設宴為大師洗塵。1927年任廈門南普陀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此期間出版《太虛文鈔》三編。是年秋他游浙江奉化，曾在雪窦寺與蔣介石先生談論佛學。1928年在南京創設“中國佛學會”，其後即去英、法、德、荷、比、美各國，向西方國家宣講佛學。應法國學者建議，在巴黎籌建“世界佛學苑”，為中國僧人向歐美傳播佛教之始。1929年從美國回國。1930年太虛第一次游歷四川，刊行了《佛學ABC大乘唯識章講錄》一書。1931年復遍游南京、北平、河南、陝西諸省市，其後武漢、奉化、重慶都有他的行蹤。他在重慶北碚缙雲山創辦漢藏教理院，又任奉化雪窦寺住持。在武昌設立“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又設“世界佛學禅觀林”於雪窦寺，著《法相唯識概論》。1934年後雲游遍於浙江、江蘇、江西、廣東、四川各省和香港等地，以宣講佛學為己任。1938年他講學於成、渝兩地，著《辯中邊論釋》和《辯法性論講記》等書，同年末飛雲南講學。1939年秋，太虛又率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到緬甸、印度、錫蘭等國家，廣瞻佛跡，訪晤高僧，受到了泰戈爾、甘地、尼赫魯等人的歡迎。1940年夏返回中國，駐錫北碚缙雲山休養，同時給漢藏教理院學僧講“佛教新運動略史”，還派弟子法舫法師等人赴緬、印、錫諸國傳布“摩诃衍法”和研究巴利文三藏。後同於斌、馮玉祥、白崇禧等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該時期他還籌組各地壯僧救護隊，發動佛教徒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46年抗戰勝利後，他任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主任，整理全國教務。政府曾授他宗教領袖勝利勳章。1947年3月17日，因患高血壓圓寂於上海玉佛寺。他一生著作繁多，不克備載，門人輯有《太虛大師全書》行世。 有關太虛的佛學思想，因限於篇幅不能多述，現在只簡單地介紹一下他的基本佛學觀點。太虛大師曾說：“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禅”，但他又認為中國佛教各宗派都不能代表佛教，他的思想不拘泥於某宗某派，而是直從佛法的根本精神上，統看各宗各派，打破門戶界限，還歸各宗的本來地位。 太虛法師以三大系統，攝大乘各宗派，那就是：(一)法性空慧宗，以法空般若為宗；(二)法相唯識宗，以唯識法相為本；(三)法界圓覺宗，包括法性及法相二宗，以盡一切法為界，而任何一法所不能超越，賢首、天台、淨土等無不入此宗之范圍。他還強調現代佛教必須符合時代精神，應有益於社會。太虛大師曾經說：“若在家既起正信，即當以行菩薩道為先，所謂自未得度能度人者菩薩發心。故在家者，首重在弘法利人之事”。他反對“以為坐禅念佛，即為修行之能事已畢”的思想，太虛大師有鑒於此，故一生主張推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產革命。由於時代的變遷，他所提創的佛教思想，雖不能全部適應當今社會，但作為借鏡，是不失為一份好材料的，大師的精神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 值此大師上生率兜40周年之際，謹作此文以申介紹，並以紀念！ 1987年寫於臨海香光居 台宗碩德谛閒大師 谛閒(1858—1932)近代高僧。俗姓朱，名古虛，號卓三，以字行。父潤度，母王氏，清鹹豐八年(1858)生浙江黃巖縣(今台州市椒江區沙田朱村)，童稚之時即秉性莊重、聰穎伶俐。9歲受學鄉塾，質越群童，以勤學為務。15歲喪父，家道中落。次年遵母命，至海門(今椒江)從舅氏佐理藥業，正務之外旁習歧黃。未幾，覺“醫只治病，不能醫命”；“只能醫身，不能醫心”，又加母親見背、妻拏相繼病亡，遂於20歲遁入臨海縣白雲山(今屬椒江)就成道和尚剃染。不數日，為其長兄追至，迫其還俗。22歲，大哥染疾病殁，再入白雲山出家。24歲，受具足戒於天台山國清寺，得戒已，留寺參學，精進不已。26歲，至平湖福臻寺，依止敏曦老法師，聽講《法華》，潛心研習，終玄解頓開，領一心三觀、一境三谛之旨，閱全經如觀指掌。因平日每有所悟，即就維那授虛求證，授虛常為其穎悟而驚歎不已，遂稱於敏公，命其復小座。谛閒就座後文義聯翩，同列震驚，敏公歎為“法門龍象”。27歲，至上海龍華寺，聽曉柔講《法華》，遂講偏座。至是用心益精，復會文入觀，以融其心。28歲再至龍華，聽大海講《楞嚴》，仍講偏座。圓經後，為諸同學堅邀至杭州六通寺開講大座，一日講《法華》至《捨利弗授記品》，寂然入定，默不一言。一小時後出定，則答難析疑，辯才無礙。其時自審年齒尚輕，不願多升大座。受人禮拜，又恐慧多定少，難免障道。講畢即回國清寺掩關潛修。29歲，端融任上海龍華寺方丈，命其出山相助，供職庫房，一面聽經，旋由端融老法師授記付法，為傳持天台教觀第四十三世祖，法派為高明寺百松真覺第十五世，永續法焰。同年夏，聽瑞芳講《禅林寶訓》。30歲，聽大海法師講《彌陀疏鈔》。31歲，辭庫房職，留寺閱藏。越歲，在龍華開講《法華》，聽眾多至2000余人。期滿，往鎮江金山寺參究，留二年。35歲，至慈溪蘆山聖果寺掩關，專研天台教觀。應龍華寺住持請，逾年出關，復至龍華講《楞嚴經》，並於忙中抽閒，完成《楞嚴經序指味疏》的著述。此《疏》提綱挈領，言簡意赅，詳盡透徹，學者稱便。37歲，輔敏曦講《四教儀集注》於龍華。38歲，受寧波天童寺請，講《法華經》，聽眾500余人。是年秋講《楞嚴》於慈溪金仙寺，聽眾200余，均極一時之盛。39歲，講《彌陀疏鈔》於杭州彌陀寺，是年秋應台郡(今臨海市)兜率寺住持妙端請，於寺開期傳戒，戒弟子百余眾，為谛閒傳授戒法之始。40歲，於溫州頭陀寺講《彌陀疏鈔》。41歲，於普陀山普濟寺講《彌陀便蒙鈔》及《淨土生無生論》，聽眾千數百人，皆席地而坐。次年，於杭州昭慶寺講《楞嚴經》。43歲，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溫州頭陀寺閉關三年，教觀並運，定慧雙融。46歲，出關後，接任頭陀寺住持，於寺講《楞嚴》、《彌陀要解》、《梵網輔注》等。47歲，朝禮五台山，並入京請《龍藏》。迨藏經運回溫州，剛登岸，適雷電交作，大雨將及，谛閒虔誠祈禱，歷數小時後，全藏剛進大殿，大雨方傾盆驟下，藏經絲毫無損“觀者塞途，感歎感應不虛”。48歲，仍住頭陀寺，講《法華經》。49歲，光緒三十二年(1906)奉旨傳戒，戒子500余人。戒畢，退頭陀住持，夏赴天台山華頂寺講《彌陀疏鈔》及《梵網經》，並主持“生死七”，秋至慈溪寶慶寺講《彌陀疏鈔》。其後奔走講經於上海龍華寺、南京毗盧寺、寧波七塔寺。53歲，宣統二年(1910)，於南京毗盧寺講《楞嚴》，時值江蘇各界人士於南京創辦全省佛教師范學校，公推谛閒為校長兼總監督。谛閒覺清末干戈紛擾，佛化不振，慨然應聘，遂遴選各省英年笃實僧徒，分班講授，解行並進，開創了我國僧教育的新歷程。是年，又應請住持於紹興戒珠寺，並兼上海龍華寺主席。54歲，赴蘇州鄧尉山聖天寺講《楞嚴經》，《谛公年譜》載：“時遭大旱，師為禱雨，遂感大注甘霖，阖邑人士，騰歡無量，感德靡已”；秋於金仙寺講《彌陀便蒙鈔》。55歲，民國元年(1912)，上海諸名宿在留雲寺創辦佛學社，請講《圓覺經》及相宗諸經，谛閒以天台教義詳釋，階位歷然。是年冬，受聘住持寧波觀宗寺，遂為中興觀宗之祖。觀宗寺原為延慶寺觀堂舊址，創於宋元豐(1078—1085)中，四明五世孫介然法師，按照《觀無量壽佛經》修觀行法，於延慶寺東北角隙地，建房60余楹，中有室閣，四周環以十六觀室，以修觀行。幾易興廢，至清乾嘉間(1796前後)，重修殿堂，增建僧寮，方始獨立門庭，別設方丈。谛閒受任住持後，仰體四明大師遺意，以三觀為宗，說法為用，改稱為觀宗講寺。旋募集巨金籌建大殿、天王殿及念佛、參彈、藏經諸堂閣，並嚴訂規約，不久蔚為東南名剎。56歲，1913年(民國二年)春於南京香林寺講裴相國《菩提心文》，並主靜七；夏至杭州靈隱寺講《楞嚴經》；秋，回觀宗寺講《法華》，創設觀宗研究社，親任主講，為觀宗寺常年習教之所。次年夏，再講《法華》於觀宗。58歲，春於觀宗講《圓覺經》。時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我國，提出《二十一條》，其中有“傳教自由”一條，尤為佛教徒所反對。為安民意，孫毓筠秉承當局之命於北京設第一大乘講習會以自興佛教，延請谛閒開講《楞嚴》。谛閒為護國權，弘揚大法，毅然北上受任主講，時所謂名公、巨卿、各國公使、都城四眾歡躍赴會聞法者，日達數萬。時民國初定，各處有毀廟興學之議，為地方廟產事，屢有糾葛。內務部長朱啟钤，特擬訂《寺廟管理條例》、征求谛閒意見後，頒發全國各地。袁世凱以大總統名義，贈以“宏闡南宗”匾，饬令地方官，懸於寺中。未幾袁世凱欲改制稱帝，公然設“籌安全”援意各界勸進，谛閒不畏權勢，不為名利，表示“僧人唯知奉持佛法，不知有民主君主。”超然物外，未曾有一言勸進。講經期滿，即振錫南歸。59歲，揚州福緣寺請講《楞嚴》，是年觀宗寺新造大雄寶殿落成，遂開期傳戒，受戒弟子數百，景況頗盛。60歲，正月，逢六秩大慶，阖寺僧眾，為建普利水陸法會以祝遐齡，諸山長老，當地紳士贈額曰“與佛齊年”、“暢演宗風”，懸於方丈，以志慶祝。夏於觀宗寺講《淨土十要》，秋至溫州頭陀寺傳戒。61歲，北京發起講經會，公推徐文蔚居士南下迎請谛閒講《圓覺經》及《大乘止觀》。遂由仁山、倓虛二師相從乘輪北上，既達北京，則日撰講義，夜登座宣講，歷時3月，終成《圓覺經講義》數十萬言，悉依台教而闡揚，多發前人之所未發，聽眾濟濟，請求皈依者亦不下數萬。秋回觀宗講寺，臨行前葉恭綽、蒯壽樞等設宴餞行，並捐巨資，請設觀宗學捨以培養僧才。執政段祺瑞送“闡揚台宗”匾額。62歲，1919年，觀宗學捨正式開辦，谛閒親任主講，首開《教觀綱宗》、《十不二門指要鈔》等，陸續授以台宗大小諸部，由是人才蔚起，法徒分座四方者有仁山、常惺、寶靜、顯慈、倓虛、妙真、授松等不下數十人，至1928年將弘法社研究社合並為弘法研究社，並發行《弘法月刊》，觀宗講寺遂成近代天台宗之唯一道場，皈依弟子有葉恭綽、蔣維喬、屈映光、黃慶瀾、江味農等十萬余人。其後，谛閒仍不顧年事已高，來往於上海、蘇州、紹興、杭州、湖州、寧波等地宣講佛經，聽眾多者達數千余人。1927年，值谛閒70大壽，僧眾為他舉行隆重的祝壽儀式，黃慶瀾等寫了長達500多字的五言詩來稱頌他的功德。72歲時猶不憚煩勞，遠跋東北至哈爾濱極樂寺傳戒。 縱觀其一生為弘揚天台教理殚心竭力，講經48年，法席遍於南北。興造寺院除觀宗本寺外，尚有天台萬年寺，杭州梵天寺，永嘉白象寺寶塔等；修繕重興者，有溫州頭陀寺，紹興戒珠寺，黃巖常寂寺，海門(今椒江)西方寺、景星寺、雁山靈巖寺、羅漢寺等。各省災害之募款放赈，公益之解囊捐助，難以枚舉。谛閒雖專宗天台，行歸淨土，但對各宗絕無門戶之見，一生為培養佛教人才不遺余力，他不僅是近代中興天台宗的元勳，更於近代中國佛教有扶衰起敝之功。1932年8月3日(農歷七月初二日)這位畢生以住持正法，梵行高尚的老人沐浴更衣，索楮筆書偈雲：“我經念佛，淨土現前，真實受用，願各勉旃”，午後一時三刻於大眾念佛聲中安詳含笑坐化。世壽75歲，僧臘55年，戒臘53夏，是年冬塔於慈溪五磊山。舉龛三日遠近來送者達數千人，時道路兩旁觀眾或焚香作禮，或持誦哀悼，途為之塞，皆其平日法化道德熏陶，深入人心有以致之也。 遺著甚豐，已刊行者有《大佛頂首楞嚴經序指味疏》、《圓覺經講義》、《金剛經新疏》、《普賢行願品輯要疏》、《觀經疏鈔演義》、《始終心要解》、《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義》、《念佛三昧寶王論義疏》、《大乘止觀述記》、《水忏申義疏》、《教觀綱宗講記》、《八識規矩頌講義》、《谛公老法師遺述語錄》上、下兩冊等皆由上海佛學書局出版發行。1951年倓虛法師搜集遺述13種，計120余萬言，編成《谛閒法師遺集》分10冊，經葉恭綽、蔣維喬復勘後由香港華南佛學院出版流通。 應慈法師是愛國愛教的楷模 ——紀念應公示寂30周年 “華嚴座主”應慈法師於1965年農歷八月初五日示寂，不覺已30周年。我雖與法師無一面之緣，然他老人家的行狀使我欽佩不已。愛國愛教是一個教徒的根本，否則就不成為佛弟子。今國運昌隆，*輪再轉，我們為佛弟子是否真正這樣做了呢?這就值得我們認真思考了。 今時值末法，我們為佛弟子要乘黨和國家認真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大好時機，發大乘心，轉末法為正法。這不是嘴巴講講就可以的，而必須要全體佛子身體力行，孜孜以求的，否則就不算愛國愛教。應老法師的崇高德行，是我們轉末法為正法的楷模，舉其要者，約有如下幾點： 一、慈航普度眾生苦 應老一生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大義。常熟在抗戰始。有僧道救護隊，他老曾說；“當國家清平之時，自應隱身清修，一旦有事，當作獅子吼，奮迅以赴。”上海敵偽時期，曾幾度請他主持“法會”，但皆婉辭而避，保全晚節。1949年初，國外信徒勸請他老出國安度晚年，師不為所動。1954年起，當選為上海市歷屆人民代表，上海市佛協名譽會長。先後又被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及名譽會長、中國佛學院副院長。師為民族的利益，為人民的幸福，貢獻了畢生的力量，在國慶10周年獻辭中，他說出“慈航普度眾生苦，幽暗鄉中智慧燈”之句，是他悲心救苦的體現。 但以此來對照現前的佛教徒，甚至某些地方佛協的領導或寺院的負責法師，能否像應老一樣真正地愛國了呢?當然，我們有許許多多大德法師、居士在領導佛教徒在修行自淨的同時為維修寺院、莊嚴道場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有在文物保護方面作出成績，在發展和服務於旅游事業作了不懈的努力，更有為發展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捐贈淨資，受到人民的稱贊，這些，都是值得我們佛教信徒學習和發揚的。 在此同時，也有不依教奉行、破戒犯規而損害佛子莊嚴形象的，這是否算愛教呢?國家反腐敗、反貪污受賄，而我們有些人大慷信徒供奉功德金之慨，名為搞好關系、方便工作，實為個人名、利，這可算是愛國嗎?我認為這是教內不正之風，應引起切實重視，並堅決改掉。為佛弟子連公民應守的政策、法規都不能遵守，自度尚難，怎談度人呢? 應老和尚一向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直至臨近捨報，在遺囑中，還諄諄教導弟子們；“我去世後，望我後輩弟子及學人等，在共產黨領導下，努力學習，擁護政府政策法令，積極為建設社會主義貢獻自己力量。至要、至要！”應老的愛國愛教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二、悲願無盡，為眾生故 師出身富室，出家之後一改舊習，初修苦行，執爨負舂者三載，壞衣粗食，挑糞荷鋤，嚴以律己。一生艱苦樸素，悲願重重。1953年師已81歲高齡，一次，他至常熟興福寺，寺主請吃素面，因用新鮮豆子煮湯燒面，他嘗一口後，味極鮮美，疑是香菇湯，認為太奢費了，就拒絕進食，師儉樸的伙食，於茲可見。師素敬慕大智文殊師利菩薩道場，不顧氣候嚴寒和須經長途跋涉之苦，五度朝禮五台，以痛自磨砺。應老常勸叢林住眾發揚百丈大智禅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優良傳統，痛斥不上求下化，不認真修持的“享受派”，他老在圓明講堂宣講《普賢行願品》時，曾諄諄開示：“大眾，看我於唱贊聲中，披祖衣、升法座，莫非莊嚴否?非也。此衣共二十五條，表三界二十五有眾生，凡受菩薩戒者，既披其衣，當思其義。從此生生世世，塵塵剎剎，依菩提心，行菩薩道。上共一切諸佛，下共一切眾生，世界無盡，悲願重重亦無有盡。為一切眾生故，願受一切極重苦果，而無疲厭。如此，方有少分荷擔如來家業的氣概。衣作紅色者，表眾生血肉也，眾生身命，我肩負持，敢不有臨淵履冰之忱，念念以自勉哉！”老人家的教誨，語切聲悲，四眾佛子，當永遠銘記。 三、說法利生，供養塵剎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應老畢生盡瘁於弘化事業，自隨師兄月霞上人先後至南京江蘇僧師范學堂、安慶迎江寺、武昌寶通寺、漢陽歸元寺等處參學後，對於華嚴教理有了較高的造詣。1914年，協助月霞上人在滬哈同花園開辦華嚴大學，學僧學修並重，造就了不少人才，畢生均能力弘《華嚴》，對近代華嚴宗的復興影響很大。慈舟、戒塵、持松、常惺等法師，當時均受學於應老。1917年，月霞住持常熟興福寺，遂邀應老偕往創建華嚴講堂。是年冬，月公示寂於杭州玉泉寺，臨終前囑言：“應弟！善弘《華嚴》，莫作方丈。”他拳拳服膺，1922年赴杭州西湖菩提寺掩關，禮拜《華嚴經》，專研賢首典籍。1925年應靜波和尚之請，赴常州清涼寺創辦清涼學院，擬定預科、正科各就學3年，於次年開學。後來學院先後遷往上海清涼寺下院、常州永慶寺、無錫龍華庵等地續辦，其間障礙重重，應老以其弘法毅力，竟卒其功。後又於上海上濱灣得無錫薛德培居士之助，創辦華嚴學院，自1940年3月始至1942年3月圓滿，開講六十《華嚴》，每天坐香，與會者百余，深得法益。1943年應上海慈雲寺(沉香閣)住持葦乘之請，安居寺之印月禅室，息影潛修，從事著述；同時開講華嚴初祖杜公的《法界觀門》，從而慈雲寺就成為應老在上海弘揚華嚴經的道場。1957年，他以86歲的高齡，在上海玉佛寺再講《華嚴經》全部，是應老最後一次弘揚《華嚴經》。 應老一生弘法心切，講經說法遍及蘇、浙、皖、鄂、冀、晉等省。師對於流通法寶亦極為重視，他協助常州天寧寺冶開和尚創辦的毗陵刻經處所刻印的經書，卷帙幾與金陵刻經處相等。師在上海與葉恭綽、蔣維喬等組織《華嚴經疏鈔》編印會，匯古今中、日《華嚴經疏鈔》諸版本而校訂之，恢復了清涼原本之面貌，對佛教、對我國的古籍研究、整理作了大功德。 四、素行皎潔、以古自律 “戒為無上菩提本”，修持之准則，成佛之基礎。應老嚴以律己，對來學四眾，但令以教理自悟，以戒行自持。授徒傳戒之事，尤不輕予，師常說：“寧願終身入憂苦，不將佛法作人情。”故其一生只於安徽蕪湖、福州鼓山、浙江天童、江蘇無錫四處參與開壇放戒。於此，可顯師注重戒律之苦心。於今戒律衰微，紀念應公，當重振戒綱，嚴持律儀，以保善根不壞！ 應老教演《華嚴》，道繼南宗，禅講兼融，人似春風，一生愛國愛教，是為四眾典范。 現代台宗名德——妙真和尚傳略 妙真大師(1895—1967)是我國現代著名僧人。師之一生“教演天台，行歸淨土”，自1928年卓錫蘇州靈巖山寺之後，歷任監院、住持之職，秉任印光、真達兩位大師所立的宗風，修建寺宇、整肅清規，為興辦十方專修淨土道場，作出了卓絕的貢獻。筆者於1956年，在師座前受三皈依，故對大師較為了解，今將和尚行跡作簡略介紹，以報師恩，並嘉來人。 青年時期 博學多聞 師諱達悟，字妙真，以字行。俗姓萬，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農歷十一月初四日，生於湖北棗陽縣。15歲由人介紹到本縣資山鎮熊益之中藥店，當中藥學徒，不久即精於此業。18歲，父母為師完婚。旋覺人生無常，遂生出家之念，繼即離家至本省隨縣滾潭鎮嵩山寺披剃。同年，至普陀山法雨寺禀受具足戒。戒期畢，聞谛閒老法師於寧波觀宗寺教授天台教觀，即往親近受學。其後弘化一方之倓虛、仁山、戒坐、寶靜諸師，皆為其同學。寶靜、倓虛兩師，還與師同寮居住。三人認真學教，於理相互切磋，終都成一代弘教大師。 其後，師又從持松阿阇黎受學密法，集顯密教法於一身，為後來大弘法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1923年冬，慈舟法師於常熟虞山興福寺，籌辦法界學院，邀師任監學之職，次年開學。 卓錫靈巖山寺興建淨土道場 1928年，師奉真達老和尚之命，卓錫蘇州靈巖山寺，任監院之職。師雖久研台教，但不以義學沙門為滿足，而以其宿根之深厚，故現行精純，向以著實修持為志。既奉請住山，則依印公老法師和真達老和尚之意旨，誓將靈巖山寺辦成真正的十方專修淨土、兼研律儀之清淨道場。 師之辦事規制，首依印公大師所訂之五條標准： 1．住持不論台、賢、濟、洞，但以戒行精嚴，深信淨土法門為准。只傳賢，不傳法，以杜法眷私屬之弊； 2.住持論次數，不論代數，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後之嫌； 3．不傳戒，不講經，以免招搖擾亂正念之嫌。堂中雖日日常講，但不升座及招外方來聽耳； 4．專一念佛，除打佛七外，即不應酬一切佛事； 5．無論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 以上五條，如有違者立即出院。 師不避艱辛以身作則，監理院務任勞任怨，遵囑主持道場。苦心經營不久，靈巖道風遠揚，十方真為生死之衲子，不期千裡而至，零落百數十年之古剎，終蔚為煥然一新的淨土道場。 作為寺院當家的妙真恩師，在寺院殿宇堂寮的建設上，則處處勘查，精心計劃，使殿堂寮房、文物古跡保護、風景設施建造等面面俱到。在工程質量上，師嚴格要求，一絲不苟。下面我們談一下靈巖山寺大雄寶殿佛像的雕塑情況，就可知其認真的程度了：本來所有大殿中的佛像，都是一次成型的，可靈巖山寺大殿中的佛像塑好之後，師覺得還不符合相好莊嚴的標准，於是就推倒重來，這是其他寺院中很少有過的事。 靈巖山寺雖不應酬佛事，但每日修持與打七無異，有施主隨喜功德者，但加佛前上供及牌位前回向而已。無論齋主請幾位僧人，均為全堂同念，故不開牌、無人我之嫌。往往諸方應酬佛事之際，本寺正課常要改動或間斷，而靈巖山則有加無減，制度嚴整，是為真修學之道場，故來寺討單參學者日眾。 注重僧教育事業 要續佛慧命，法必要人弘，故師對於僧教育及佛教文化研究與修持，十分注重。上面已談到過師輔助慈舟老法師，辦法界學院於興福寺，到靈巖山後，對教育事業亦甚重視，先在山創辦西有研究社，1948年擴充成為靈巖山寺淨宗佛學院，學僧48名。學院宗旨是：“教學天台，行歸淨土，培育僧才，紹隆佛種”。對天台教義的弘揚與淨土宗義理的闡釋，做了實實在在的功德。後來任天台山國清寺方丈的唯覺法師，當時亦曾在該寺就學。 師在繁忙的寺務工作中，還十分重視弘法及著述，常受邀至江蘇上海等地開示淨土念佛之理，主持重要法務活動。為了使天台教觀要典，便於學者的搜尋和讀誦，他選了十種天台宗的重要著作，編纂成集，名曰《台宗十要》。聽說此書後來在港台地區都曾出版過，但在大陸則未見，現國運昌隆，*輪續轉，此書在大陸再版的時間，當也為期不遠了。 繼百丈遺風提倡農禅並重 妙公和尚在領眾認真修持的同時，他認為僧人的生活來源，必須走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道路。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他就在靈巖山麓籌辦靈巖山寺後山農場，耕地有100余畝。建國後，組織寺內僧俗參加生產勞動，生產率逐年提高，逐漸達到全寺蔬菜、糧食自給有余。至1966年，寺已儲糧40000余斤，被市裡評為先進單位。 在辦好農場的同時，師還對綠化造林十分重視，他領導清理山場，遍植樹木。因靈巖山是淨土道場，並且還是蘇州的重要風景名勝區，故師還注重對觀賞花木的培育，使清代遭兵災後留下的荒山，重新披上綠裝。 妙真和尚還提倡科學種田，因此靈巖山寺所辦的農場，不僅是產量高，而且還有多項農業生產技術，被推廣應用於全市。 保護文物修復古跡 師對佛教文物的收藏和保護，亦卓有成效。自妙公和尚到靈巖山之後，他即注意對文物的收藏和保護工作，先後共收集佛教文物珍本有佛經、字畫；還有歷代用銅、鐵、木、石、瓷、玉等材料雕刻的造像、法器等計1000余件。先於1952年，在寺內辟“佛教文物陳列室”。1958年又加擴充。 由於師對佛教文物不遺余力地加以保護，因而感動了不少信徒自願捐贈文物，其中較珍貴的有： 明代李貞書的《法華經》塔； 明成化《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並善財五十三參圖像； 元代大藏經《普寧藏》； 明代大藏經《嘉興藏》； 清代大藏經《龍藏》； 宋《思溪藏》孤本數冊； 珍貴的書畫有：八大山人、石濤、石溪、虛谷、羅聘、文征明、唐寅等作品200余件； 在造像方面最古的有：六朝楠木雕觀音立像，高達2公尺，妙相莊嚴，栩栩如生； 靈巖山西南麓，有宋韓蕲王墓，前立神道碑，高16公尺有余，上刻13000余言，碑高文廣稱“天下第一碑”。1939年6月，碑被台風刮倒，碎成十余塊，1946年抗戰勝利後，師倡議重修，使古文物重見天日，得以保存。 靈巖山寺原為吳王館娃宮遺址，今寺內西花園中的吳王井、智積井、玩花池、玩月池等都是有名的古跡，亦經先後修復。 紀念印光大師弘揚淨土宗風 印光(1861—1940)大師為淨土宗十三祖，是靈巖山寺十方專修淨土道場的鼻祖和元勳。妙公上人為紀念先德，於大師生西之次年(1941)，偕同真達和尚、德森法師及上海缁素，在覺園佛教淨業社成立“印光大師永久紀念會”。紀念會的中心工作是維護靈巖淨土道場和擴充弘化社流通事業；為發揚淨土宗風及揚大師之盛德，決定發行《弘化月刊》。師被推為副會長。 1947年9月，建印光大師塔院於靈巖山，並於院內設印光大師事跡紀念陳列室，以作永恆的追思。 印公大師西歸後，上虞羅鴻濤居士發心編《印光法師文鈔三編》，曾4次在《弘化月刊》發文征求大師遺著，經7年努力，終於在1950年印公生西10周年時結集成冊，當時妙真和尚親為審閱校勘，後又經德森法師及窦存我居士的校閱，至1958年春重新裝訂成16冊，加目錄1冊，共17冊，因出版因緣未熟，書稿移交靈巖山寺，交恩師妙真和尚保存，師將其珍藏於藏經樓。後經文化大革命，師亦蒙難，書稿究竟藏於何處亦無人知。1980年靈巖山寺修復，明學法師清理藏經，於清刻《龍藏》櫃內發現此稿，劫後幸存，彌足珍貴。此定蒙印公大師於常寂光中的加被，方有妙師於難中將文稿藏於經櫃之舉，法緣殊勝，不可思議。 1953年，師及了然、德森諸法師同上海窦存我、游有維居士等發起，編印《印光大師畫傳》，由弘化社出版流通。 興辦慈善事業利樂有情 興辦社會福利事業，為受災厄者解除困境，是佛教的優良傳統，民國期間，我國許多地方連年發生災禍，赈災可以幫助災區人民渡過難關、重建家園，這既是佛教慈悲精神的具體體現，也是恩師的一貫主張。 師曾舉辦施寒衣、施粥，以解決受災者的暫時困難，遇到特大水旱災害時，還曾倡議合寺僧眾捐款救濟；送醫送藥，辦義務診療所，以解除家庭困難者的病苦；創辦義務小學，以普及文化知識。師在靈巖山寺所辦的慈善義舉，深受各方的贊揚。 為國為教鞠躬盡瘁 由於先師主持靈巖山寺監院以來，十余年間辦事認真，智慧果敢，善調大眾，故印公大師對其甚為器重，故在大師生西之前，急付靈巖住持之職於師。《印光大師行業記》載： 至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即命召集在山全體職事及居士等至關房會談，告眾曰：靈巖住持，未可久懸，即命妙真任之。眾表贊同，乃詹十一月初九日為升座之期，師雲：“太遲”。改選初四，亦雲：“遲了”。後擇初一，即點首曰：“可矣”。 師接任住持之後，一如既往地承事如來家業，事跡已如上述。 建國之後，妙公和尚除繁重的事務管理工作之外，還身兼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江蘇省佛教協會籌備會副主任、蘇州市佛教協會名譽會長、江蘇省政協佛教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等職，為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為溝通和發展佛教界的對外友好往來、增進友誼，作了不懈的努力。 為了世界持久和平，1952年12月上海市佛教界於玉佛寺舉辦“祝願世界和平法會”，邀國內高僧大德與會主法和講經，師於百忙中亦應邀莅會講說佛經。 先師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不幸於1967年1月14日(農歷丙午年十二月初四日)捨報。1979年有關部門在蘇州西園戒幢律寺舉行追悼會，給師的不白之冤以平反昭雪。1985年建靈塔於靈巖山印光大師塔院之內，以作永久之紀念。 道源法師行略 道源(1900—1988)法名能信，又名騰欽，別號中輪，生平以道源之字行。法師俗姓王，世居河南商水縣周口鎮。師生時資禀穎慧，幼即入塾讀書。年方9齡即生母見背，20歲時相依為命之胞姐及嬸母亦先後亡故，因頓感人生無常，宿慧萌發，遂投本鎮之普靜堂，禮隆品上人出家。1923年赴漢陽歸元寺依覺清律師，圓受具戒。此後歷70載如一日，以上弘下化為職志，紹隆聖教為素衷，精進無間，敦勵志行。 法師早歲參學、弘法多在北方。1927年開始到江蘇，曾參學於常熟虞山興福寺之慈舟大師，後又參學於淨宗大德印光大師，故於二老所弘之律、淨二門，聆益熏修者獨深厚，可謂入室之弟子，於平生之自行化他，亦以此為素志而不逾。其間又曾至武昌佛學院，親近太虛大師，然不久即離院，而迳往洪山寶通寺閉關潛修。 法師34歲以後，即踏入教學弘法的歷程。先應開封鐵塔寺淨嚴長老之請，任佛學院教師。1936年，又受慈舟長老之命，南下福州代理法海寺之法界學苑教務。1940年以還，法師歷任北京宏慈佛學院、八敬學院及廣化寺佛學院等主座講席。 法師39歲，曾任河北上方山兜率寺住持，倡導舉辦僧眾結夏安居，講解律儀。自此之後約十年間，曾六任戒壇教授師，每次必主講三壇戒本，倡弘律制，開數百年來敷演毗尼之弘范。 1945年9月抗戰勝利，國土光復，法師應邀赴長春般若寺講《金剛經》。法師於教學弘法之余，為仰慕佛教聖跡，嘗朝禮普陀、九華、五台諸大名山，所過應請隨緣講律、弘法，廣結善緣。 1947年駐錫普陀山時，曾發心於頭頂“燃燈”以供佛，願“真發菩提心、斷煩惱、度眾生。” 1949年5月赴台灣，1951年創建八堵海會寺，定為淨土宗道場，於每年彌陀聖誕之時，必舉行“念佛七”，並親自開示念佛法要。是年農歷八月，於寺授三壇大戒，師曾升座示范“誦戒”，其口齒之俐落，聲音之洪亮、速度之快捷，令受戒大眾驚歎不已。其後就在海會寺、高雄弘法寺、屏東東山寺等處講經弘法。 法師主張“修學大乘佛法，應該八宗並重，一門深入。”他認為我國大乘佛法，有八個宗派，我們應當並加尊重，不可妄作批評孰淺孰深，以免引起門戶知見和宗派爭論，對於今日之佛教尤為重要。但講到他本人時，則說：“研究理論，雖然八宗並重。修行用功，必須一門深入。我之修學淨土宗，是因為淨土法門應我的機。我之所以弘揚淨土宗，是因為淨土法門能應一般人的機。”法師常於“專修佛七”中開示念佛法要，深入淺出，深受淨業學人的歡迎。他在台中靈山寺、八堵海會寺等處“佛七開示”法語，已由高雄淨宗學會先後輯印成《佛堂講話》多冊流通。 1963年八堵海會寺結夏期間，由法師主講《大涅槃經》，仁同、見如、淨朗、性梵等法師均與會聽講。 道源法師精進辦道，一心弘揚淨土法門，可他老卻是清苦用功的典范。白聖法師曾經說起道源法師在洪山閉關時，山中沒有什麼好菜可吃，天天吃冬瓜。有一天道源法師想要吃餃子，可是關房裡沒有菜料，好不容易尋到一棵大白菜，但又無菜刀切，只得用剪刀來剪。然後把一大塊面粉，用手捏一番，攤成一個大餅，再把白菜包卷進去，用鍋煮熟了以後，道源法師就和白聖法師兩個人用手捧著去啃，還覺得這樣的生活很滿足。 道源法師的身體瘦弱，故格外怕冷，經常穿著一件小棉襖，前後把這件棉襖穿了七八年，早把“裡布”磨光了，所以他上半身常粘著些碎棉花。 法師在關房裡兼修“拜佛”法門，拜來拜去，把褲腿磨光、破碎了，因為手頭沒有錢，山裡也沒有布可補。法師的兩條腿又怕著涼，想來想去想出了辦法——他把“被裡”拆下來，用剪刀剪一剪，就用針縫起來。因為道源法師是有名的三千度近視眼，把褲子縫得七歪八扭的，也只好將就著穿了。可是他再蓋用那條沒有了裡布的棉被時，第二天起來常常是滿身棉花。 道源法師當時雖然過著這樣艱苦的生活，但他意志高昂，勇猛精進！這是他仰仗一念堅貞的道心，故得以維系他一生的道業！ 我們今天四眾的生活，衣食豐饒，堂房富麗，交際應酬車來車去，走不得路。如此養尊處優，松散懈怠，反觀道心如何?道業如何?值得深思！ 1988年4月16日，即農歷三月初一日，道源法師化緣已了，撒手西歸。台灣佛教界於5月13日上午，於台北市圓山臨濟寺舉行“道源老和尚圓寂追思傳供大典”。參加“追思法會”的僧俗道侶達千余人，足顯和尚道業巍巍，法緣特盛。以法師平日弘揚“淨土”之專，持誦“佛號”之勤，想必能蓮生上品。 應本刊(《台州佛教》)讀者之詢，特集法師行狀之鱗爪，以應諸師友，是為記。 1994年10月於香光居 靈源法師行狀 和尚字宏妙，法號靈源，俗名克仁，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初八日，生於臨海縣(現臨海市城關鎮)，父傅公映庚，母謝氏美雲，笃信佛教。和尚自幼多病，三歲時右頰生大肉瘤，其母禱於觀音大士而痊。和尚開始學語時，其母即教念佛，並教唱自編佛化兒歌：“教你曲，教你歌，教你劈篾做淘籮，教你牽牛過大海，教你一心念彌陀，教你曉得生死苦，教你念佛出娑婆。”因幼承慈訓，菩提之芽早萌。和尚十二歲，曾患天花而致臉麻，成丑陋相，後念觀音聖號，並讀《楞嚴經》征心無處而大發疑情，遂手抄《楞嚴》，麻皮盡脫，諸病不藥而愈，時年15歲也。 民國十年(1921)和尚20歲，卒業於浙江省第六中學(現台州中學)，並於是年結婚。旋任教席於其故裡小學及中學。先遇仙師降乩而知學道，繼因接觸佛法而改學佛。年25，潛至天台山出家，然為其父得知追回。至和尚3l歲，厭離之心大熾，乃赴閩省福州之石鼓山湧泉寺，依止虛雲長老披剃。敘為徒孫。翌年32歲，受具足戒於該寺。應慈長老為羯磨阿阇黎。講《梵網經》。戒期圓滿。追隨應老至寧波天童寺。結夏3個月後，再回鼓山。入法界學院。親近慈舟長老，聽80卷《華嚴》，研《四分大律》等，3年畢業。 民國二十五年(1936)，和尚35歲，再度親近應慈長老。隨行至上海、常熟、南京、寧波各地，於寶巖、興福諸寺，聽講40卷《華嚴》、《楞嚴》、《楞伽》、《法華》諸大乘經，兼習《華嚴五教儀》等論典。民國二十六年(1937)夏，禮五台山文殊菩薩道場，因遭日本入侵，爆發蘆溝橋事變，交通中斷，無法南返，便在廣濟茅蓬閱藏。三易寒暑。至民國二十九年(1940)回到上海。三逢應慈長老，預六十卷《華嚴》講筵，時經三載。民國二十二年(1943)，和尚住持三昧禅院。三十五年(1946)朝地藏於九華，禮普賢於峨眉，觐觀音於普陀。至此，已朝禮畢四大名山。回上海，先住青蓮寺，復住普濟寺。當時江浙兩省，凡有講經法會，無不恭逢。高旻與金山之禅期，亦去隨喜。 民國三十六年(1947)，和尚46歲，奉虛雲長老之召，至廣東南華寺，翌年即任該寺住持，復住江西雲門寺。民國三十八年(1949)和尚南行香港，卓錫大嶼山之寶蓮寺。1953年秋，應南懷瑾及魯寬緣居士之邀，藉同鄉周至柔之助，懷度台灣，先住基隆佛教講堂，次年於基隆市郊擇得山坡地一塊，興建十方大覺禅寺，越載而得顧定生行者來皈，披剃後法名惟定。襄助和尚，籌劃募建，至1966年計已完成大雄寶殿、祖堂、五觀堂、念佛堂、禅堂、講堂、地藏殿、觀音殿、安樂塔等殿堂建築。此地背山面海，風景殊勝，俨然宇內叢林之規模。1964年春，傳授三壇大戒，嗣辦大覺佛學院，和尚親授《梵網經》、《五教儀開蒙》、《起信論》、《八識規矩頌》。一年後由於因緣不足，學院停辦，而缁素四眾慕道來山者日多。 和尚儉樸持身，行履謹嚴，毗尼清淨，謙以自牧，外現頭陀相，內密菩薩行，恆將念佛為參禅功夫，畢生專志，精勤不倦。和尚夙具智慧，佛學、文學兼優，亦善書畫藝術，尤其工於人物。觀其所作，不論佛像、菩薩像，羅漢高僧像，無不栩栩如生，風格別樹。故其著作之行於世者，有《山居雜語》、《梵網經集義句解》、《淨業綱要》、《靈源夢話集》以及《佛菩薩聖像畫集》、《心經集注》等。1988年7月17日(農歷六月初四日)上午四時，在四眾弟子念佛聲中，安詳示寂於十方大覺寺之丈室。世壽八十有七，僧齡五十有六，戒臘55夏。 普陀山上一高僧 ——妙善大和尚 妙善(1909— )大和尚俗姓吳，名敬亭，清宣統元年(1909)六月三十日出生於江蘇如皋縣郭家園。三歲喪父，兄弟4人靠其母勤耕儉作撫育成長。幼年曾入私塾苦讀4年，16歲業商。未幾深感世事無常，遂萌出塵之志。1932年師25歲於丹陽地藏寺禮寂寬法師出家，披剃於鎮江焦山定慧寺地藏殿。同年，受具足戒於揚州天寧寺。 戒期滿後，因聞揚州高旻寺禅堂道風冠於全國，為叢林之模范。禅寺每歲二期大進堂，棒喝交加似紅爐猛火，是習禅進道的好地方。遂於次年掛單高旻寺禅堂，入堂後自覺有生以來的塵勞妄念頓失。尤於9月16日加香，養息香一下站板，忽覺身心世界不知所在，似桶底脫落灑灑脫脫，身心豫悅，大有所悟。悭於緣，住2年出堂，接任衣缽，繼進庫房任副寺。 1939年至常州天寧寺參學，一年即任堂主，繼任後堂，越3年，因舊病復發，重返高旻寺養病。承來果老和尚慈悲，成就醫藥，並有同參道友護理，前後長達10年始瘥。 1942年來果老人示疾，委住持重任於妙善，乃帶病就任以報師恩，時年三十有四。繼因肺病吐血痼疾復發，於1944年離高旻寺赴普陀山洪筏禅院，蒙圓□老和尚慈護，閉關於性茅蓬，以3年半為期；1948年又至妙峰庵閉關。兩次閉關發心真切，用心精細，遂不以自身為我心，知眾生苦，我身苦，同住一苦。乃發大心護正法，為其禅修和今後的弘法利生事業，打下一個深厚的基礎。 1952年應請前往法雨寺主持工作，帶領僧眾愛國愛教，為寺院的修復、為佛教工作的正常開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60年國家大辦農業、大辦糧食，普陀山半數僧人遷往余姚蘆山寺，辦起佛教農場，妙老亦前往參加農業勞動，同去余姚的普陀山僧眾108人。1962年任蘆山寺農場副主任，1963年兼任生產隊長。1966年“文革”開始後，妙老被無端撤掉一切職務。1970年專職管理果園，負責桃和梨的生產。 1979年，妙老71歲，普陀山經政府批准重新作為佛教活動場所和旅游勝地開放，有關部門的領導和四眾佛子請其回山主持工作。其後，即公推妙老為普濟寺住持兼管全山佛教工作。進寺初期，院內無碗筷床凳，殿宇破爛不堪，可謂百廢待舉。面對此景，為了佛教的復興，年過古稀的妙老，開始了艱苦的工作。 為了加強對全山佛教工作的領導，為使寺廟的修復工作統籌計劃、有序地進行，妙老先籌組了普陀山佛教協會，他的工作得到舟山地區宗教事務處的支持，狠抓了各項宗教政策的具體落實。1983年經國務院批准，開放了普濟、法雨、慧濟三大寺；其後又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增批紫竹林、大乘庵、梅福庵、觀音洞、善財洞、祥慧庵，香雲亭、慈雲庵、南天門、觀音跳、洛迦山、福泉庵等15處為佛教活動點；還設普陀山佛教文物館於悅嶺庵，辟常樂庵為老年尼眾念佛安養之所。隨著普陀山開放的深入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進一步落實，經與有關部門協商研究後，於1986年繼續開放積善堂、宴坐堂、楊枝庵、彌勒庵、龍壽庵、鶴鳴庵、圓通庵等7處。 妙老在領導普陀山修復中，既修了廟、育了人，又創造了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符合佛教教義的、統一的教團組織形式，實現了全山的統一人事管理，統一財務收支，統一修建工程計劃。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有利於普陀山建設、有利於佛教弘法利生事業的團體，這就是普陀山佛教協會；同時普陀山還形成了以普濟寺為主寺的新時代的龐大僧團，妙老被推選為佛協會長和全山住持。這個僧團制訂了《普陀山各寺庵規章制度》凡31條，使全山僧尼深明愛國愛教大義，而又遵循清規戒律。 妙老領導著這個普陀山大僧團，使全山寺院的修復邁出困境，得到了海內外佛教信徒的大力支持、贊助。特別是香港的聖一法師，美國的金玉堂居士慨助淨資，拉開了聖山全面修復的序幕。 至1980年底，普濟寺從法堂到藏經樓，從天王殿及其東西廂房到客堂、庫房、鐘鼓樓、頭三門等全部修復一新；同年又大修了觀音洞所有殿宇，並新建了客房10余間。1981年，慧濟寺和梅福庵先後修竣。1982年，法雨寺全部殿宇修復，同時經幾年連續新建和修葺的大乘庵工程告竣。1983年修復工程在全山遍地開花。次年，慈雲庵新建，基礎全面加高1.4米。同年8月美國華僑應行久、金玉堂伉俪為慶祝美東大乘寺玉佛塔落成典禮，邀妙老等訪美，妙老在美期間還遍訪各地佛寺和佛教團體，為時達一個月之久，增進了中美兩國佛教界和人民之間的友誼。9月回山，年底悅嶺庵修復告竣，作為佛教文物館，以收藏和陳設普陀山豐富的佛教文物。 1985年開始重修普濟寺大圓通殿，該殿古稱神運寶殿，自清康熙年間建成，為全國聞名的大殿，因年久失修，瓦碎梁朽。此次作徹底翻修，琉璃瓦全部更新，歷時3載，工程始成。 隨著寺院的修復，在文革前星散的僧眾，也逐漸返山，由於老年僧人的增多，妙老認為這許多年長大德出家多年，以寺為家、以弘法為職志，為佛教、為普陀山多有建樹，乃建頤養堂以安之。遂以楊枝庵為堂址，立即著手修復。同時妙老又考慮到全山僧尼的醫療保健和便利山民的求醫，設醫務室於法雨寺。今普陀山佛教醫院，正在籌建之中(已於1997年10月建成開診)。 爾後，妙老考慮到洛迦山是普陀觀音道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說法有“不到洛迦山，就不算到普陀。”洛迦山原有妙湛、圓通、自在、觀覺四座茅蓬，但都已拆除，於是重新進行規劃，並著手興建。但普陀山至洛迦山要飄洋過海，有無風三尺浪之險，故在動工之前應先造西、北兩座碼頭，以作為運輸建材之船只停舶之用。碼頭建成後，就開始建洛迦山大悲殿和四十八願塔。1987年，開始建五百羅漢朝觀音塔，全塔高24米，正方形邊寬8米，全部用青石雕琢而成，工程量大。同年，新建了善財洞。1988年，新建靈石庵；修復福泉禅林，並於院內開辦普陀山佛學院，親任院長之職，造就僧才。為培養尼眾接班人才，後再設佛學院尼眾班於觀音洞。 1989年，妙老81歲，是年適逢普陀山開放10周年，於九月十九觀音菩薩出家日舉行全山佛像開光暨妙老方丈升座典禮。前來祝賀的有13個國家和地區的賓客1400余人，國內信眾難以數計，是普陀山的一次特大勝會。4月間妙老曾訪問日本、考察了日本的佛教，增進了兩國佛教徒間的友誼。 1990年，新建紫竹林大殿，殿內繪紫竹林壁畫，供奉由香港聖一、永惺二位法師從緬甸請來的4尺長玉臥佛，以及購置了兩塊8尺長4尺見方的玉石料，然後在本山精雕成大悲觀音菩薩像作為主佛。1991年修復鶴鳴庵，並新建觀音“觀音跳”淨土道場。 妙老生活樸素，待人和藹可親，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熱愛祖國，利樂有情。80年代以來妙老為重樹法幢、再興佛教而老骥伏枥，為普陀山與浙江的佛教事業嘔心瀝血，受到政府部門的信賴與廣大佛教信徒的擁戴，被推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咨議委員會副主席、浙江省政協常委、浙江省佛教協會會長等職。這位學識淵博、戒德莊嚴的長者，正繼續發揚佛教優良傳統，帶領佛教四眾弟子為紹隆佛種、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而不懈努力。 教宗賢首 行在彌陀 ——為紀念楊仁山居士而作 楊仁山(1837—1911)居士，是近代佛學復興者。名文會，以字行，安徽石埭(今石台)人。他早年遍習孔、老、莊、列諸子之學，並懂天文、地理、歷數、音韻等。 1863年他於病中讀《大乘起信論》，因而對佛教產生了信仰，在他“一心學佛，悉廢其向所學”的同時，覺得要想弘揚佛法，必要有完整的佛教典籍；又因梵本藏經翻閱不便，遂生刻印方冊本藏經，以利流通之志。於清同治五年(1866)，集同志者10余人，創立“金陵刻經處”於南京。他曾編《大藏輯要目錄》，擬刊包括大小乘佛典：460多部，3320卷的《大藏輯要》以利後學。惜逢經濟等種種困難，生前只完成2000余卷，但重要的著述均已刻印出來，像賢首的十疏之六和一些雜著、嘉祥的《三論疏》慈恩的《唯識述記》、《因明述記》，善導的《觀經疏》等，我國久已失傳的要典，都從日本搜得底本，精加校勘，刻版流通，即使他本人刻印《大藏輯要》的宏願尚未全部實現，但其成績是不可估量的。 除刻經之外，楊仁山居士對佛學研究和佛教教育事業亦有碩大貢獻。1908年秋，他在金陵刻經處設只洹精捨。自編課本，招生教授佛典及英語、梵文。後來在佛教事業及佛教教育事業上，做出偉大貢獻的太虛法師。就是當時只洹精捨的學生。1910年他又展組織佛學研究會。他既任會長又是主講。後來創辦支那內學院的著名的佛教學者，居士歐陽竟無，此時即就學於他。在他的指導之下，其他會員如譚嗣同、桂伯華、梅光羲、黎端甫、李證剛等都各擅專宗，均有獨到的造詣。 楊仁山居士畢生從事刻經，興辦佛學研究會，創設佛教學堂等事業，不但對晚清的佛教振興起很大作用，並且在近代我國的文化、學術、思想界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這些均已為讀者所熟知。下面我想從他本人的佛學思想方面，作一介紹： 由於楊仁山居士因讀《大乘起信論》而信佛。我們可以說他從馬鳴大士的勸贊念佛中。使他笃信淨土。他倡刻的第一部佛典就是《淨土四經》，以後他又匯刻了《淨土經論十四種》、《古逸淨土十書》等多種淨土宗經論。他推崇明末四大師——蓮池、紫柏、憨山、蕅益。他認為“馬鳴、龍樹”二菩薩是釋迦遺故中的大導師，西天東土，教律禅淨，莫不宗之。他在與《陳大镫、陳心來書》中曾說：“《大乘起信論》一卷為佛學綱宗，先將正文讀誦純熟再將(賢首大師)《義記》、《別記》悉心研究。於出世之道，思過半矣。”賢首以《大乘起信論》發揮《華嚴經》思想。建立起華嚴宗教理。楊仁山居士則認為：“以一切佛法，入念佛一門，即從《華嚴經》融攝無礙之旨也”。他還認為：“淨土一門，括盡一切法門，一切法門，皆趨淨土一門。”因此，現代學者皆認為楊仁山居士“教宗賢首，行在彌陀。” 楊仁山居士對於淨土之理，深有研究，且力躬其行。他還著有《觀無量壽經略論》。我們統觀楊仁山居士的淨土思想，是既繼承淨土宗諸祖，而在行持上則有所獨特，現簡單敘述於下： 淨宗諸祖，初重觀想念佛。以後諸師均主張持名念佛。謂“末法眾生，根機陋劣，非持名無以出離生死”。與他同時尚有淨宗十三祖印光(1861—1940)大師，尤倡持名念佛。楊仁山居士則認為單持名號或一心專念，日久易於疲勞，以致產生懈怠，甚至走入歧途。因此必須“以深妙經論，消去妄情，策勵志氣，勇銳直前，方免中途退墮也。”(見《學佛淺說》)。他認為淨土法門的行持，應以觀想、持名兼修，在他所著的《觀無量壽經略論》中說：“此經專重觀想，小經專主持名。近代諸師，以觀法深微，根鈍難入。即專主持名一門，若觀想迳可不用，何以大小二經皆詳演極樂世界，依正莊嚴耶?”他在《十宗略說》中又特別指出：“此宗以觀想，持名兼修為上。” 近世淨宗一般認為：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皆仗彌陀接引之力。他則認為修持必須以“三經一論為津梁”，大力倡導自他二力並運的旨趣。他曾說：“蓋生品之高低，見佛之遲速，證道之淺深。受記之先後，皆在自力修行上分別等差。”此理純與淨宗諸祖之見相合。惟在行持上主張觀想、持名兼修的原則，在近世說來，可認為是他的獨到之處。 楊仁山居士本人“獨尊賢首，行在彌陀”，而他在佛學上則諸宗兼顧，對接近於他的學人就因材施教，各就其所長分別鼓勵深入余宗，絕對沒有門戶之見，這對於現代各宗派在弘法時，各執唯我獨“是”的人，應從中得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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