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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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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居士文章
高振農教授：關於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作用問題的探討
關於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作用問題的探討 高振農 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至今已有兩千年左右的歷史。它在舊中國曾長期被國內封建地主階級、領主階級以及反動軍閥和官僚資產階級所控制和利用，其消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情況有所變化。由於國內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已被推翻，佛教中的封建特權和壓迫制度已被廢除，佛教已不再是剝削階級用以壓迫勞動人民的精神工具，當然，佛教思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總的說來，仍然是一種顛倒的世界觀，它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起著一種消極的作用。例如佛教教義中的“出世”思想，它誘導人們只注意個人修持，解脫苦難，尋求精神上的寄托與安慰，不大關心現實世界的斗爭。因此，在一些佛教徒中，有的偏重念佛往生，追求來世的幸福；有的熱衷於求佛拜菩薩，希望得到現世的榮華富貴。所有這一切，對於我們今天的四化建設事業，都是不利的。從這一方面來說，它是與社會主義不相協調的。但是，佛教在一定條件下，有沒有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可能?能不能起一定的積極作用?這是大家所共同關心的問題。近年來，我們對此進行了一系列的實地調查和研究。從初步掌握的情況來看，回答應當是肯定的。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團結政策的光輝照耀下，佛教與社會主義，正在從不協調走向協調，朝著有利於四化建設的方向發展，起著它應起的積極作用。 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發揮作用的表現 一、佛教界代表人物在愛國統一戰線中起了一定作用。建國以來，佛教界代表人物在黨的愛國統一戰線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早在1949年9月，趙樸初居士和巨贊法師就以佛教界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各界人士一起，共商建國大計，趙樸初還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同年12月，愛國老人、著名佛學家喜饒嘉措被任命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文教委員會主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擔任了地方政府的領導工作。1954年，中國佛教協會的幾位主要負責人喜饒嘉措、趙樸初、能海、噶喇藏、阿旺嘉措等均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此後，又有更多的佛教界人士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1983年，佛教界代表人物趙樸初、帕巴拉?格列朗傑、巨贊、正果等共16人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趙樸初和帕巴拉?格列朗傑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也都有佛教界代表參加。他們在愛國統一戰線中，積極參加各項愛國活動，參加反對國內外敵人的斗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二、佛教界人士在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方面作出了努力。一些佛教界代表人物，在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等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50年，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決策，得到廣大佛教界人士的贊同。當時，愛國老人喜饒嘉措大師曾多次寫信和發表廣播講話，向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上層人士以及廣大僧俗群眾宣傳我黨的民族平等團結、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呼吁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認清形勢，接受和平解放，走愛國的光明道路。後又為和平解放西藏，執行十七條協議作了很大努力。能海法師在和平解放西藏的日子裡，也熱忱地接待了入藏解放軍代表，詳細介紹了西藏的有關情況，以親身兩次入藏的經歷，提供了不少寶貴意見。同時支持他所在寺院一部分懂得藏文、曾去過西藏的僧人，隨軍入藏充當翻譯，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當1959年，西藏反動集團違反十七條，發動武裝叛亂，公開背叛祖國時，佛教界人士紛紛起來進行譴責。喜饒嘉措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表示堅決擁護政府平叛的決策。他還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發言和兩次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帝國主義，糾集叛匪，進行武裝叛變，是一件最可惡的事情。他們違反了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了祖國，也背叛了佛教教規，為國法教規所不能容。”能海法師也在人民日報發表談話，表示要“堅決擁護國務院關於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徹底平息叛亂的命令，並盡自己一切力量，支援西藏人民完成國務院命令所提出的任務”。他們又一次為祖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統一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當青海尖扎縣某一藏族部落，由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漢、藏之間的民族隔閡，以及敵人的挑撥離間，與當地駐軍不斷發生沖突時，喜饒嘉措大師受黨和政府的派遣，三次前往和談，爭取了該部落千戶項謙，昭示了我黨民族平等團結政策，教育了上層人士和群眾。最後經過各方面的工作，終於團結了這個部落，為加強民族團結做出了貢獻。 目前，佛教界一些愛國人士，正在積極參加和平統一祖國的種種愛國活動，發揮著他們應有的作用。 三、佛教徒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四化建設。廣大佛教徒在建國後，通過民主改革，完全擺脫了寺院封建經濟的束縛，改變了過去那種單靠拜經忏為生的寄生生活，發揮了佛教原有的農禅並重的傳統，積極參加各項建設。早從1950年起，各地寺廟就在一批知名佛教人士的倡導下，先後組織了各種生產勞動的組織。廣大有勞動能力的僧尼，均按照自己的意願，分別從事農業、林業、手工業以及各種社會服務事業，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如北京市的僧尼，在巨贊法師的倡議下，1950年於極樂庵創辦了大雄麻袋工廠，集中了青年佛教徒共256人參加生產。1951年又建立大仁麻袋工廠及六個麻紡組，有二百余僧尼參加勞動。此後還陸續辦起了北京市第一印刷生產合作社、織布工廠、比丘尼縫紉組、紡線組、農業生產組、挑花手工業組等。到1953年止，北京市凡是有勞動力的佛教徒，絕大部分都參加了生產勞動。又如福建省的佛教陡，在1951年前後，陸續創辦了紡織、竹殼、縫紉、五金、裝訂、紙盒、搓線等八個手工業工廠，有五百余佛教徒參加勞動。另外還組織郊縣農村寺廟的僧尼參加農副業生產。現在大部分寺院都恢復和發揚了禅宗固有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好傳統，開展了各種各樣的生產和服務性勞動。據統計，現在寺廟的生產勞動方式略有三種：第一種是地處深山、離城鎮較遠的寺廟，有較多的土地和荒山，主要是從事農、林、茶、藥材等生產，搞多種經營。據中國佛教協會福建省分會於1983年召開的全省第三次寺廟生產經驗交流會上的統計，該省50所寺廟，僧尼1176人，1983年全年農副業總收入為人民幣528036元，平均每人收入450元。該省寧德縣金貝寺。白手起家，連續四年增產增收。1981年單是栽培茶苗一項收入即達16000元，1983年又增至30000余元。他們將大量積余用於修繕寺廟。連城中華山性海寺的僧尼，管理油茶山3000多畝，現已開始收益。他們也是靠自己勞動的積累，逐步修復了寺廟。天台山國清寺，也組織僧尼參加勞動生產，取得了良好的成績。第二種是一些名勝古跡所在地的寺廟，游人較多，僧尼主要是參加服務性勞動，如收門票，搞服務部、素食部、小賣部、冷飲部、招待所等。如福建鼓山湧泉寺和廈門南普陀寺，上海玉佛寺和龍華寺，杭州靈隱寺，北京雍和宮等，每年門票等旅游業收入各有幾十萬元。除了維持僧尼生活費和日常開支外，均有結余一部分用於維修寺廟。第三種是可耕土地少、游人亦稀的寺廟，則主要從事一些手工業勞動，如搞縫紉、編織、辦制香工廠等等。 廣大佛教徒參加生產勞動，不僅做到了以廟養廟，僧尼生活基本自給，更重要的是為祖國的四化建設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四、保護文物和綠化山林。所有寺廟，幾乎都保存有一定數量的古代佛教文物。如分布於全國各地的古代佛教石窟，保存著各種古代的壁畫、雕刻、佛像、石經等，現均成為稀世之珍；房山雲居寺的石經，經過整理、拓印、已成為國寶；南京金陵刻經處和四川德格印經院所保存的數萬塊木刻漢文、藏文佛教經版，也為世界上所獨有。此外，一些名山大寺，都保存有大量的古代碑刻、佛經和法器等文物。至於西藏地區的一座座寺廟，更是珍藏古代西藏歷史、文化、藝術的寶庫。這些珍貴文物，均賴佛教而得以保存和流傳至今。現在，中國佛教協會所屬的中國佛教圖書文博館，收藏佛教經籍12萬冊，搜集、整理、修復和保管了大批珍貴的佛教文物。一些重要的著名寺院，如九華山化城寺、鎮江焦山寺等，都開辟有佛教文博館。佛教在保護文物方面確實起了巨大的作用。 綠化祖國的山林，也有佛教的一份貢獻。現在，一些名山大寺所在地的山林，經過佛教僧尼的努力，大都變成了滿目青山、郁郁蔥蔥。許多寺廟在綠化山林中，被評為省、市、縣地方各級的造林先進單位。如福建省寧德縣金貝寺，近年來植樹造林共12萬多株；霞浦縣香閣寺，1983年造林250余畝，被評為縣林業先進單位，柘榮縣福泉寺的僧人，逐年造林一千多畝，寺廟周圍變成了綠色長城，1983年被評為地區林業先進單位。近年來我國開展的綠化造林運動，均有大批僧尼參加，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天下名山僧占多”，祖國的名勝地區幾乎都有佛寺。寺內保存大量文物古跡，周圍環境又十分優美，為祖國的山河增添了光彩。故現在的佛教寺廟，除了作為佛教活動的場所外，已經逐漸成為供人游覽的勝地。它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給人們以美的享受。人們游覽之余，會身心愉快地帶著飽滿的精神投入新的四化建設中去。 五、發展國際交往，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建國以來，中外佛教界發生了廣泛的聯系。中國佛教協會曾參加和舉辦了一些國際性的佛教活動和會議，增強了彼此之間的友誼。1956年曾派團分赴緬甸、印度、尼泊爾等國參加佛陀涅〖FJF〗NB231〖FJJ〗2500周年的國際紀念活動。1957年又派團至柬埔寨參加了同樣性質的紀念活動。1956年還曾組團參加了在尼泊爾召開的“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第四屆大會，後因少數人在第五屆大會上背著我國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第六屆大會又頑固拒絕糾正，迫使中國佛教界與之中斷了關系。1961年和1964年，又先後派員參加了在日本舉行的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第一、第二屆大會。1963年10月，為支持越南南方佛教徒反對反動當局殘酷迫害佛教徒的正義斗爭，發起召開了“亞洲十一個國家和地區佛教徒會議”，發表了《告世界佛教徒書》。1964年，邀請了亞洲十多個國家的佛教界代表，在北京隆重舉行玄奘法師圓寂1300周年紀念活動和佛牙塔開光典禮。同年和其他兄弟宗教組織一起組團出席了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二屆“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後又於1879年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組織共同組團出席了在美國召開的第三屆“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1981年再與其他宗教界共同組團出席了在印度召開的“亞洲宗教徒和平會議”。1982年派團出席了在斯裡蘭卡召開的“世界宗教領袖和學者會議”。1983年派團出席了孟加拉國舉辦的阿底峽尊者誕生1000周年國際討論會。同年還和其他兄弟宗教組織一起，共同接待了“世宗和”(“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和平使節團。 中國佛教協會還同世界20多個國家的佛教團體和個人建立了友好的聯系。特別是同東南亞各國佛教界的友好往來日益加強。1956年曾接待了由印度、斯裡蘭卡、尼泊爾、老撾、柬埔寨、泰國、越南等七個國家佛教僧侶組成的國際僧侶代表團來訪。此後又先後同日本、緬甸、斯裡蘭卡、印度、尼泊爾、柬埔寨、越南、老撾、印度尼西亞等國佛教界進行了多次的相互訪問。尤其是同日本佛教界，友好往來更加頻繁，雙方共同開展了一系列增進中日友好、促進兩國邦交正常化和維護世界和平的活動。除此以外，中國佛教協會從1979年起，先後接待了“香港佛教旅行團”、“香港佛教聯合會代表團”、“香港寶蓮寺迎經團”和香港佛教青年等來訪。同時與海外僑胞佛教界、國外華人佛教界的聯系和交往也日益加強，新加坡的高僧大德、美國美東佛教總會負責人以及泰國、斯裡蘭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的華人佛教界人士，均先後來我國訪問，這不僅增強了我國佛教界同他們的友誼，而且也有助於促進祖國的統一事業。 近年來，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各種代表團和個人前來中國訪問，一些重點寺廟成為國際佛教界人士和其他外賓進行參觀訪問、交流佛教文化的場所。如上海的玉佛寺，幾乎每天都有一批批國際佛教界人士和其他外賓、華僑、外國華人等前往參觀、瞻仰玉佛。北京的廣濟寺，因是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更是接待國際佛教界代表團和個人來訪的主要場所，經常有一批批外國佛教徒前往瞻仰佛像，過宗教生活。其他如揚州法淨寺、西安香積寺、浙江天童寺、天台山國清寺、西安草堂寺、蘇州寒山寺等，都是日本佛教界人士經常前往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佛教界開展的這些活動，增進了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聯系。促進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維護了世界和平的事業。 六、開展佛教學術研究。中國佛教協會設有研究部，曾組織人員編寫並出版了各種佛教學術論著。先後編印和出版了《中國的佛教》、〖KG-*9〗《中國佛教》(已出第一、二輯)、《房山雲居寺佛經》、《中國佛教史話》、《佛教常識問答》等書；從藏文漢譯了《釋量論》《釋量論釋》、《集量論》、《解深密經疏》(後6卷)、《西藏王臣記》等。從巴利文翻譯了《清淨道論》；編印了《釋迦牟尼佛像集》、《中國佛教》畫集、介紹北京佛牙塔、廣濟寺、法源寺的畫冊；舉辦了弘一大師書畫、金石、音樂展，編輯了《弘一法師》紀念集。佛教界人士還配合有關專家，對全國各地的重要佛教石窟進行了實地調查，積累了一些佛教石窟藝術的資料。對於房山石經，不僅進行了調查、整理和拓印，而且完成了編目，整理了題記，初步開展了研究。 佛教界人士最重要的學術研究，一是在1956年，應錫蘭(今斯裡蘭卡)佛教界的請求，承擔了英文佛教百科全書中國佛教條目的供稿。當時集中了全國著名的佛教學者、專家成立了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共撰稿400余篇，約200余萬言。這項重大的國際間佛教學術研究上的合作事業，不但增進了中斯兩國佛教界的友誼，開展了中外佛教學術交流，還促進了我國佛教學術研究工作的開展。二是承擔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佛教條目的組稿、撰稿和審稿工作。 中國佛教協會在“文革”前還辦有《現代佛學》月刊，總共出版144期。1981年創辦了綜合性佛教刊物《法音》，現每期印數已達14000份。這些刊物，對於宣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高佛教徒的政治思想覺悟和佛學水平，促進佛教學術研究，增進我國佛教徒同各國佛教徒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都起了積極作用。 七、提倡“人間佛教”。建國以來，佛教思想也有所發展。原來佛教徒只熱衷於念佛往生、追求來世幸福，後來發展為不僅向往來世的幸福，而且也以“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為己任。藏族著名佛教學者喜饒嘉措早在1955年就提出，社會主義完成之時，即是人間實現“極樂世界”之日。在他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後，曾豪情滿懷地寫文章號召佛教徒：“為創造現實的人間極樂世界而奮斗。”不久前，趙樸初居士在他的《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中號召佛教徒在信奉的教義中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他說：“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要“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所謂“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用我們普通的語言來說，就是要廣大佛教徒積極參加祖國的四化建設，努力為人民服務。佛教教義中的這些思想，肯定能與社會主義相協調，並有利於發揮佛教徒參加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積極性。 有人認為，以上所列舉的事實，僅僅是佛教界人士和佛教信徒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參加四化建設，為社會主義事業所做的貢獻，並不是佛教本身的作用。在他們看來，佛教和佛教徒，是毫不相干的概念。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只能起消極作用，至於佛教徒則可以在社會主義時期發揮他們一定的積極作用。由此他們斷言，廣大佛教徒在社會主義時期為四化建設所做的貢獻，不能算是佛教所起的作用。我個人認為，這種把佛教和佛教徒截然分開的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因為任何一種宗教，它的形成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拿佛教來說，除了尊奉釋迦牟尼為教主外，還需要有一定數量的信徒，組成一個團體(僧團組織)，要有自己的寺院、經典和教義，還要有一套宗教活動的儀式，否則就不成其為佛教。在這些基本條件中，最重要的還是佛教徒。因為宣揚佛教教義和進行宗教活動等等，都必須通過佛教徒才能進行。離開了佛教徒，也就不成其為佛教。廣大佛教徒，他們按照佛教中的“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農禅並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等教義，在保護文物，綠化山林，參加生產勞動和服務性勞動，開展國際友好活動等方面，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應該說這既是佛教徒為四化所做的貢獻，也是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所起作用的表現。因此，我認為凡是佛教組織或佛教徒所做的一切有益於人民、有益於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事情，都應該看做是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所起的積極作用。 〖BT(1+1〗為什麼佛教能在社會主義時期 起它應起的積極作用〖BT)〗 為什麼在舊中國曾被反動統治階級控制和利用，起過重大消極作用的佛教，能在社會主義時期起一定的積極作用?我認為這是由於下列原因所決定的。 一、由於黨和政府制定和執行了一整套正確的方針和政策。建國以來，黨和政府對於佛教問題，制定和執行了一整套正確的方針和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廢除了佛教內部的宗教封建特權和宗教壓迫剝削制度，揭露和打擊了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使佛教擺脫了反動階級的控制和利用。同時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廣大信徒獲得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翻身解放，真正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其次是執行民族團結的政策，對漢地佛教(漢語系佛教)、藏傳佛教(藏語系佛教)。傣族佛教(巴利語系佛教)采取一視同仁的方針。第三是實行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政策。對佛教界人士實行爭取、團結和教育的方針。在政治行動上把信教群眾團結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共同奮斗的統一戰線之中，使之成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所領導的規模廣大的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正確地執行了這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就為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起一定的積極作用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二、建國以後的佛教，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建國以來，經過深刻的社會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改革，我國佛教的狀況，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隨著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消滅，佛教存在的階級根源已經基本消失，它已擺脫了剝削階級的控制和利用，不再是剝削階級用以麻醉人民的精神手段。在佛教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矛盾，已經主要是屬於勞動人民內部的矛盾。廣大佛教徒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即使是佛教職業人員，雖然出身、經歷、信仰和思想政治情況各不相同，但總的說來，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是愛國守法的，擁護社會主義的，那種反對憲法、反對社會主義甚至裡通外國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只是極少數。愛國愛教，已經成為廣大佛教徒的共同願望和行動指南。他們的宗教信仰，不會與社會主義的四化建設發生根本的矛盾。他們完全可以既保持佛教的信仰又對社會主義祖國做出貢獻。因此，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消滅，是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能起一定積極作用的一個重要條件。 三、佛教界愛國人士在解放前曾積極參加愛國活動。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一部分佛教界人士就積極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動。如當時的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在抗戰期間先後組織了上海、漢口、寧波三個僧侶救護隊。其中上海僧侶救護隊，全體成員120人，多屬佛教知識分子。他們在國難當頭，發揚了佛教教義中“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在日軍飛機的烽火彈雨中，無畏地搶救戰地傷員和租界難民共8272人，時人稱之為“戰神之敵”。此外，圓瑛為募集款項支援抗戰，還曾與其徒明〖FJF〗NB855〖FJJ〗前往南洋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嶼等地，在華僑中募得大量款項寄回國內，支援抗戰。在敵占區，也有一些佛教徒以寺廟做據點，掩護抗日人民。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也有少數愛國僧侶，出於他們的愛國熱忱，曾幫助我地下工作人員逃避敵人的追捕，為我黨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個別寺廟還成為我地下黨的活動據點和召開秘密會議的場所。正是由於佛教界愛國人士在解放前積極參加愛國活動，所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愛國佛教組織和愛國佛教徒也能夠發揮它應起的積極作用。 四、佛教教義中有某些積極因素，也可以同社會主義相協調。不可否認，在佛教教義中，大量的都是消極厭世的思想，它麻痺人民的斗志，腐蝕人民的思想，教人逃避現實斗爭，去追求所謂來世的幸福。但也有某些積極因素。可以和社會主義相協調。如前面提到的“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和“農禅並重”等教義，要求僧尼積極參加生產勞動，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要求佛教徒積極建設自己的祖國，努力為人民服務。這些佛教教義中的積極因素，完全可以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成為廣大佛教徒參加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一種力量。此外，佛教戒律中的“不偷盜”、“不邪YIN”；僧伽組織“六和原則”中的“身和”(生活上互相照顧)、口和(言語上互相勸善止過)、意和(思想上彼此友愛敬重)等等。要求佛教徒止惡從善，和睦相處。這種對於佛教徒有約束作用的道德觀念，和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並不相違。因此，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可以而且能夠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如何進一步鞏固與發展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積極作用 一、要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紅旗》雜志1982年第12期編輯部文章指出：“我們黨的現行宗教政策，決不是一種臨時性的權宜之計，而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基礎之上的，以團結全國人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目標的戰略規定。”因此，要鞏固與發展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積極作用，必須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實踐證明，凡是宗教政策貫徹、落實得比較好的時期和地區，佛教徒參加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積極性就高。從時間上看，就中國建立以後的一段時期內，在貫徹執行宗教政策方面，雖然也有過若干重大失誤，但總的來說，還是貫徹執行得比較好的。因此，宗教界的愛國人士和信教群眾，都能堅持愛國愛教的原則，發揚佛教的優良傳統，積極參加各項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但是從1957年以後，宗教工作中“左”的錯誤逐漸滋長。60年代中期進一步發展起來。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別有用心地利用這種“左”的錯誤，使之發展到極端嚴重的地步。他們肆意踐踏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摧垮了佛教界的愛國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佛教組織和積極分子隊伍，把佛教界的愛國人士以及一般信教群眾當作“專政對象”，在佛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結果不僅使廣大佛教徒的愛國熱情被扼殺，建設社會主義積極性受壓制，而且為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在佛教活動掩蓋下，大搞違法犯罪活動和反革命破壞活動提供了極為方便的條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對宗教工作的正確方針和政策逐步得到恢復。廣大佛教徒的愛國熱情又高漲起來，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又被調動起來。從地區上看，凡是宗教政策貫徹執行得好的地區和寺廟，那裡的佛教徒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就高，凡是宗教政策貫徹執行得差的地區和寺廟，那裡的佛教徒對黨和政府的抵觸情緒就大，就會出現佛教與社會主義不相協調的情況，起一種不利於安定團結的作用。 二、對佛教徒的愛國熱情和建設四化的積極性要積極鼓勵與善於誘導。要鞏固與發展廣大佛教徒的愛國熱情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還必須積極鼓勵與善於誘導。中國佛教協會和地方各級佛教協會，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中國佛教協會在召開歷次代表會議時，總是總結成績，表揚先進，鼓勵與誘導廣大信徒進一步發揮建設社會主義和積極性。上海市佛教協會在開代表會議時，經常組織一些在各條戰線上被評為勞動模范和先進生產者的教徒，安排在大會上發言，由他(她)們介紹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先進事例，在教徒中起到了鼓舞作用與推動作用。中國佛教協會福建省分會近年來每年都要召開一次佛教寺廟僧尼生產經驗交流會。會上總結成績，交流經驗，評選先進單位和先進生產者，發給獎狀和獎品，從而進一步發揮了佛教徒參加勞動生產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福建省佛教寺廟生產所以搞得一年比一年好，許多寺廟僧尼生活達到了自給或基本自給，積極鼓勵與善於誘導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要嚴格區分正常的宗教活動和違法活動。對於在佛教活動場所內進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動，如拜佛、誦經、燒香、講經、過宗教節日、做晨暮功課等，可以由佛教協會和僧尼自理，受法律保護，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這是肯定無疑的。但對於原來不屬於佛教范圍的一些非法違法活動，如從事迷信活動，妖言惑眾、騙取錢財、坑害人命等，則應嚴加取締。 對於那些干預國家行政、嚴重妨礙生產、破壞社會秩序的一些非法違法活動，則不僅要嚴加取締，而且要追究責任。如1984年夏季，某省有一個寺廟，搞了一個“保安道場”，6個和尚和3名居士，歷時兩天三夜，為附近6個村莊、800多戶做了所謂“平安疏”，為60多名亡人(其中有4名是被我人民政府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做了超度。在此期間，規定群眾吃素六天，不許挑糞，不准捕魚。在“放焰口”的晚上，還不許小孩在當晚十一時前睡覺等等，嚴重地妨礙了生產秩序和社會治安，在政治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對於這樣的違法活動，除嚴加取締外，還要追窮責任。正確區分正常的宗教活動和非法的違法活動，是使佛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一項重要保證。 四、支持佛教界提倡人間佛教思想。所謂“人間佛教”，指的是利益人群、建設人間淨土的佛教。用通常的語言來說，就是為大眾服務、建設好自己的國土的佛教。人間佛教的思想，在佛教教義中早有闡述。禅宗的主要典籍《壇經》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這是對佛法與世間的關系所作的生動描繪。因為佛陀出生在人間，說法度生在人間，佛法以利益人間為其目的，這就是人間佛教的思想。近代以來，一些著名的佛教學者，也曾提倡過人間佛教思想。中國著名佛學家呂澂，就在1945年發表了《佛法與世間》的講演，主張“佛法不離世間”，提倡佛法要為現實的社會服務。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對於人間佛教的思想，更是做了精辟的闡述。他認為，中國佛教為了擔當新的歷史時期的人間使命，必須在信奉的教義中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他要求每個佛教徒，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要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對於佛教界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應該加以支持。可以設想，如果每個佛教徒都能按人間佛教的思想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必將開創一個佛教徒為四化建設、祖國統一和維護世界和平事業服務的新局面，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將發揮它更大的積極作用。 五、幫助佛教組織辦好佛教院校。培養和造就一支政治上熱愛祖國、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又有相當佛教學識並能聯系信教群眾的年輕的僧尼隊伍，是使佛教沿著正確的方向開展活動，並發揮其積極作用的一項重要保證。因為一切佛教活動，都要通過僧尼來進行。管理佛教寺廟、保護文物、綠化山林、發揚佛教優良傳統、參加生產勞動和社會服務工作、研究佛教、開展佛教界的國際友好往來等等，統統都要通過僧尼的活動才能實現。因此，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作用如何，要通過僧尼及其所聯系的廣大信徒來體現。實踐證明，一個寺廟，凡是有經過佛學院校培養、政治上愛國、佛教學識比較豐富的僧尼在管理的，其宗教活動開展得就比較正常，對社會主義建設所起的作用就比較顯著。相反，一個寺廟如果不是僧尼在管理，或者被一個政治上不可靠、又毫無宗教學識的僧尼所把持，就一定會出現一些不正常的宗教活動，甚至會是迷信活動和違法犯罪活動。這樣勢必引起佛教與社會主義不相協調，起一種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因此，幫助佛教組織積極辦好各級各類佛教院校，培養一支年輕的愛國僧尼隊伍，是使佛教組織的積極作用在社會主義時期得到更好發揮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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