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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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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高振農教授：民國年間的上海佛學書局
民國年間的上海佛學書局 高振農 上海佛學書局是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一所專門編輯、刻印、流通佛學典籍的出版機構。1929年(一說1930年)創辦於上海。在此之前，雖有1866年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創立的金陵刻經處和鄭學川(出家後名妙空)在揚州設立的江北刻經處。此後又有北京、天津、重慶、常州、蘇州、杭州、廣州、福州等地相繼建立的刻經處和佛經流通處。1927年起，在南京支那內學院，還有歐陽竟無、呂澂等發起刻印《藏要》。但是，這些刻經處和佛經流通處，大都采用木版刻印，而且除金陵刻經處外，規模都比較小。此外，一些出版機構，如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有正書局和上海醫學書局等，偶爾也出版一些用鉛字排印的佛學典籍，但終究不是專門出版佛典的機構，因此其規模和影響，都遠非上海佛學書局可比。另有弘化社，也校印經書，出版佛典，但規模較小，且一度曾遷至蘇州報國寺營業，故在上海影響不大。只有上海佛學書局，規模宏大，影響深遠。它在中國近代佛教發展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一、創辦經過 上海佛學書局，系上海佛教居士王震(王一亭)、李證性(李經緯)等發起創辦。先於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設籌備處，正式成立後，初設局址於上海閘北寶山路界路口，繼又遷至膠州路愚園路。其創辦緣起，據1932年10月發表的《上海佛學書局概況》一文稱：由於“近百年來，世變日殷，風教日替，憂世之士鹹以提倡佛教為補救之方，自清末楊仁山先生創刻經處於金陵，維揚、毗陵相繼奮起，雕刻漸眾。自是川、浙、湘、粵、北平等地，鹹有流通之所。甚至國內各大書肆，亦常有佛學書籍之出版，是可見佛化運動已漸為國內學界所留意，而佛教蒸蒸日上之情形，尤令人生無限之欣慰也。雖然，吾人尚以為其間有一缺點焉，即各地佛經流通處，多因循舊習，其少新猷，印刷流通，各行其是，無偉大之規模，無精密之計劃，無組織、無聯絡。求其容納眾流，包羅一切，集全國各處佛經於一地，合編輯、印刷、流通為一事者，不能不推本局為創始。”(《佛學半月刊》第四十期)根據這一記載，可以看出其所以要創辦佛學書局，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佛教書刊編輯、印刷、流通三者合一的機構。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在書局成立之初，在組織機構方面建立了四大部： (一)“流通部。將我國各地出版之佛經及一切佛學書報，盡行羅致，陳列本局，使留心佛乘者，無輾轉購求之勞。” (二)“出版部。將大藏教典，分別淺深，或依類編訂，或擇要單行，使初學之士，有循序入門之益。” (三)“翻印部。將藏外孤本、研究名著、學院講義及中外佛典，或與翻刻，或為譯印，使幽潛蒙表彰之功，他山獲攻錯之效。” (〖KG*9〗四)“代辦部。為國內發心法施之士，審擇稿本，計劃印送，使佛化普及，功德圓成。” 上海佛學書局，由於其宗旨為提倡佛學，弘揚佛法，故與其他善書局、刻經處有所不同，也與一般的書局相異。首先，“善書局及刻經院，唯務法施，不收費用，故結果均難於持久。本局則以宏法為目的，以營業為方法，二者相輔而行。既使投資者資本無虧蝕之虞，又使弘法事業得永久持續之效”。其次，各大書肆，皆純粹以營業為目的，故其所出版之書籍，率含有時代性。及時代變遷，則其所出書籍，直如明日黃花，無復有過而問之者。故其利益雖覺甚厚，而其危險亦多。唯佛學書籍，不含時代性，任何時代，均可通用，無隨時代淘汰之虞，營業方面可操勝算。 上海佛學書局成立後，為普及佛學、推廣營業起見，除了設立分局、特約分銷處外，還附設贈書會和印書功德基金會。其中贈書會按月分向各地入會人士寄贈經書若干，印書功德基金會則向社會籌募印書基金，使得印贈之書可源源不絕。 上海佛學書局為股份有限公司，曾向社會各界發行股票，吸收投資。當時規定每股十元，“凡為公司股東者，除照例每屆發給官利外，並得享受本公司對於股東之各種優待”(《上海佛學書局敬請各界贊助》，《海潮音》第十三卷第二號，1932年2月15日出版)。招收股東後，即成立股東會，選舉董事和監察。第一屆股東會，選出董事王震(王一亭)、狄楚青、丁福保、諸廣成、朱石僧、李證性(李經緯)等，並推舉王震為董事長，李證性為常務董事，聘請沈彬翰為總經理。以後每年召開一次股東會議，報告上年經營概況，討論今後努力方向。每二年選舉董事、監察一次。 二、經營的事業及其成就 上海佛學書局成立後，經過多年經營，終於逐步發展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佛學出版機構。它立足上海，面向全國，組織機構日趨完備，經營范圍日益擴大，在發展近代佛教文化事業方面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一)組織規模 上海佛學書局的組織機構，初創時期，僅有一個局本部設在上海愚園路膠州路，內分流通、出版、翻印、代辦四部。到了1936年前後，機構逐漸擴大，日臻完備。當時除在愚園路膠州路設立總局外，另有滬西麥特赫斯脫路(今泰興路)、閘北新民路世界佛教居士林、市區望平街四馬路(今福州路)有正書局、上海貝勒路(今黃陂南路)霞飛路(今淮海路)護生報社等處設立分發行所。又在長沙玉泉路、北平東四南大街、杭州西湖龍翔橋、福州開元樓、昆明勸業場等地設立佛學書局分局。為了便於所出版的佛學書籍能及時向國內外發行，又特地在仰光、新加坡、香港、雲南、成都、西安、重慶、營口、青島、開封、武昌、漢口、安慶、台灣、汕頭、廣州、南昌、蘭州、濟南、蘇州、長春、哈爾濱等地分別設立特約經銷處。《佛學書局第五屆股東會議詳志》稱“當時各地分局已有八處，分銷處已增至一百余家”(《佛學半月刊》第七十三期，1934年2月出版)，其業務之盛可想而知。作為中國近代著名的佛學典籍印刷出版流通機構，其規模之巨大，組織之健全，實為古今中外所罕見。 (二)事業成就 上海佛學書局所經營的事業，到了1936年前後，已逐步擴大。一開始，其主要業務是：“編輯佛學書報，精印佛像楹聯，流通各處刻經，發售法器名香，代辦印刷文件。”(《佛學半月刊》第58期，1933年7月出版)後來則統籌經營一切佛教文化事業，幾乎把全國所有的佛學出版書刊，全部納入了它的流通范圍。由於經營有方，業務發達，成就顯著，終於成為全國影響最大的佛典出版發行機構，其經營的主要事業有： 1出版發行佛學典籍 上海佛學書局的主要事業是編印、出版、流通佛學典籍。在出版流通的佛典中，既有木刻版佛典，也有鉛字排印本佛學著述；既有從漢文大藏經中輯錄出來的佛典(經、律、論)和各宗撰述，也有中國近代佛教學者撰著的佛教通籍。在流通的佛書中，既有書局自己編輯出版的佛典和著述，也有其他刻經處、書局所出版的佛典和著述。當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泰東書局、大東書局、亞東書局、世界書局、光華書局、華通書局、公民書局、有正書局、醫學書局以及北平三時學會、南京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和金陵、揚州、常州、天津、北平、福州等地刻經處所出版刻印的佛典、佛書，都可以由上海佛學書局代辦發行、流通。因此，可以這樣說，舉凡漢文大藏經中的重要佛教典籍以及我國近代著名佛教學者所撰的佛教通籍，在上海佛學書局均應有盡有，包羅無遺。據《上海佛學書局第九期圖書目錄》(1937年5月編印)統計，該書局編輯出版發行的佛學典籍和佛教通籍共有3319種。其中大藏輯要2024種；佛教通籍1295種。 在所流通的經籍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代為發行流通近代排印和影印的《頻伽精捨校刊大藏經》、《宋碛砂版大藏經》和《宋藏遺珍》等。其中《頻伽精捨校刊大藏經》用四號活字排印，共收經籍1916部，8416卷，分為414冊，裝成40函。《宋碛砂版大藏經》系影印本，共收經籍1521種，共6310卷，印成592冊。這些大藏經由上海佛學書局代為流通及預約發行後，為傳播我國古代佛教文化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為了普及佛學知識，便於初學佛者參考，上海佛學書局還特地編輯了一套《佛學小叢書》，內容主要有關於佛學的理論和學佛的方法等。該小叢書以50本為一編，每本都短小精悍，文意普通，內容扼要。該小叢書第一編，收有《百喻經淺說》、《釋尊傳》、《觀音菩薩典要》、《蓮宗九祖略傳》、《佛像概說》、《佛典略說》、《六波羅蜜法門》、《大乘宗要》、《唯識學》、《淨業津梁》、《念佛四十八法》、《在家學佛法要》、《婦女學佛初步》、《佛學在今後人世之意義》、《什麼是佛學》、《人何以要學佛》、《破除迷信》、《佛法談天》、《佛法說地》等，出版發行後，頗受初學佛者的歡迎。 此外，該書局還代理發行近代著名佛教學者撰著的專集，如《太虛叢書》、《圓瑛法匯》、《谛閒講錄》等，也受到讀者的喜愛。 2出版和代辦發行佛學刊物 上海佛學書局出版的定期刊物有《佛學半月刊》，主要內容有：傳記、論說、法義、演講、書札、敘記、文苑、消息、佛學問答、醫藥問答、小說、游記、雜俎等。文章短小精悍，內容生動活潑，論述廣泛，深愛一般讀者歡迎，故發行量甚大，常逾萬份。代理發行之定期刊物則有《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和《海潮音》月刊。其中《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主要內容有：圖像、論說、特載、宗乘、講演、專件、文苑、傳記、志林、通訊、雜俎、林務等。《海潮音》月刊，其主要內容分為畫像、獅子吼、象王行、專門學、大事記、評論壇、研究室、史傳館、調查隊、文字相、言說林等。還經常出版專號，如“人間佛教專號”、“十五年來佛教專號”等。《海潮音》為我國佛學雜志中最為精彩者，其編輯出版的地點雖屢有變更，但一直由上海佛學書局代為發行。此外，還代理發行不定期刊物《佛學出版界》一種。後來，北平的《微妙聲》雜志，亦一度改由上海佛學書局發行。 3建立刻經部 為了繼續將楊仁山居士所選定而未能完成的《大藏輯要》校刻齊全，使古本經典能流通國內外，以與排版鉛印之經籍並行，上海佛學書局特於1934年起，籌設木版刻經部，刻印古本佛經。數年之中，刻印了一大批木刻本佛典。後來，書局不僅自己刻印佛典，而且還將其他各地刻經處的經版，加以印刷流通。如曾將徐蔚如居士所創辦的北平、天津兩地刻經處所藏經版，繼續印刷流通。又福州鼓山當時有一百多種經版，尚堪印刷，佛學書局即與之訂立合同，由其獨家印刷流通。從此，上海佛學書局既出版流通鉛字排印本佛典，又出版流通木刻本佛典。 4建立造像所 上海佛學書局除了彩印佛像、佛圖外，還於1934年在閘北新民路775號，設立造像所，聘請浙江寧波造像專家黃炳榮為主任，招收雕造工人二十余人，專門雕造佛像。十余年中，除為上海各寺院雕造佛像外，曾先後代青島、福州、廣州、營口、新加坡等地寺院雕造佛像。該造像所由於出品精良，頗受各地佛教徒的歡迎，各方委辦定造者，紛至沓來，絡繹不絕。 5附設佛學文會 佛學書局為引發研究佛學同仁的興趣起見，特援昔人以文會友之例，設立佛學文會。該會按期征文，由佛學書局聘請佛學家出題，閱定等級，然後交《佛學半月刊》發表。征文以三個月為一期，評閱文卷分為六等，按等級奉贈佛學書局書券十元、五元、三元、一元、二角不等。佛學文會的建立，既充實了《佛學半月刊》的稿源，也對佛學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6創辦無線電廣播佛學講演 為使廣大佛教徒和各方善男信女同沾法益，普及佛學，佛學書局從1933年3月起，首倡在上海永生播音電台播誦佛經。此後，廣請佛學名流，播講佛學，蔚然成風。如該電台曾先後播講了太虛的《佛教與護國》，寶靜的《天台宗大意》，范古農的《佛學略談》，守培的《佛教主義及進行佛教意義》和《揀別人法兩執》等。1934年12月，該書局又建立播誦大乘佛經法會，以提倡誦念佛經，鞏固弘法為宗旨，於每日下午七時至八時，假李樹德堂廣播無線電台播誦《普賢行願品》(《上海佛學書局經辦播誦大乘佛經法會簡章》，《佛學半月刊》第92期，1934年12月出版)。此後，大乘播經法會先後於上海大中華電台播誦《金剛經》、《心經》和《通俗佛學講演》等，於李樹德堂電台播誦《楞嚴經》、《彌陀要解》等，於上海佛音電台播誦《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和《彌陀經》等(《上海佛學書局大乘播經法會播音節目》，《佛學半月刊》第126期，1936年5月出版)。為了使電台播誦佛經正常化、制度化，1936年還在上海佛學書局門市部二樓，開辟了一個佛化播音會的專門電台，取名上海華光電台，每天從早上六時起至下午十時止，全天播講佛法(《佛學半月刊》第134期，1936年9月出版)。利用無線電廣播電台播送佛學講演，使得廣大佛教信徒和善男信女接受佛化教育，有力地推動了近代佛教的進一步發展。 7灌制佛化唱片 為了普及佛法，上海佛學書局采取現代化手段，於1935年起，開始灌制佛化唱片，供佛教寺院、佛教團體舉行佛事儀式和佛教徒進行個人修持之用。第一套佛化唱片共五張，內容有《彌陀贊》、《戒定贊》、《爐香贊》、《三皈依》、《大悲咒》、《心經》、《贊佛偈》、《念佛》等(《佛學半月刊》第101期，1935年4月出版)。1936年又灌制第二套佛化唱片，共六張，內容有《華嚴字母贊》、《普賢十大願文》、《拜願》、《開經偈》、《鐘聲偈》、《贊禮西方贊》等(同上，第124期，1936年4月出版)，發行後受到廣大佛教徒的歡迎。 8設立佛學研究函授社 為了培養更多的佛學人才，便利各地佛教學者加強對佛學的研究，同時廣泛弘宣佛教教理，上海佛學書局從1934年起，設立佛學研究函授社，禮聘佛學名宿，編寫各種佛學講義，進行函授。這個函授社一開始就受到佛教界的支持和歡迎，先後培養出了一批佛學人才，並在弘揚宣傳佛教教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9附設流通圖書館 為使遠近學佛人士閱讀佛書方便，上海佛學書局還在書局內附設了一所佛學流通圖書館。這個圖書館，除了陳列書局自己出版的佛學典籍外，還廣為購置其他書局出版的圖書，包括一部分佛學以外的書刊，以供四眾學者借閱研究。為方便讀者，圖書館借閱規則規定，本埠四眾讀者可以到圖書館當面借閱，外埠四眾讀者還可以辦理郵借。流通圖書館之設立，為佛教學者閱讀佛書提供了種種方便，對佛學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三、地位與作用 上海佛學書局在我國近代佛教發展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一)它是我國近代最大的一家佛典出版機構，具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特點。 特點之一是把編輯、刻印、流通三者密切結合起來，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 特點之二是代理發行全國的佛學出版物，把過去分散的、各自為政的出版機構所出版的佛學典籍納入它統一流通的軌道。 特點之三是建立了一個由總局、分局、分銷處三級機構的統一流通網，使得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都有它的流通機構。 由於佛學書局具有以上這些特點，終於使它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大佛學書局。在一段時期內，全國各地佛教學者所撰寫的佛學著作，均由佛學書局編輯出版；全國各地書局、刻經處所刻印、出版的佛學典籍，均歸佛學書局統一流通。其經營規模之大，流通范圍之廣，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空前絕後。 (二)它是我國近代最新的一家佛典出版機構，也具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特點。 特點之一是近代較早采用鉛字排印、出版佛學著作，改變了過去刻經處那種單純木刻經典的做法，加快了印刷的速度，使一些佛學著作能及時與讀者見面。 特點之二是較早采用現代化設備宣傳佛學、弘揚佛法。它利用無線電廣播電台播誦佛經和佛學著述，使廣大發心學佛者，特別是文化水平較低的學佛者，都能通過電台的廣播，獲得佛學的基本知識，它還將一些佛偈和贊頌等灌制成佛化唱片，廣泛宣傳和弘揚，既便於廣大佛教徒和佛教團體舉行佛事儀式，又便於初學佛者念誦和學習。 特點之三是較早運用現代漢語編寫通俗佛學小叢書。它將義理深奧的佛典，化為通俗易懂的讀物。這種小叢書，由於內容生動活潑，解析簡明扼要，消除了一些初學佛者的畏難情緒。又由於這種小叢書篇幅短小，收費低廉，頗受廣大讀者的歡迎。 由於佛學書局具有以上這些特點，終於使它成為一個帶有時代特點的新書局。在一段時期內，佛學思想廣為普及，學佛者與日俱增，佛教文化事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上海佛學書局對促進我國近代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一)它為近代佛教的復興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使得一些佛學古籍不斷散失，致使一些有志於佛學研究的學者，欲學無書，難得入門。後來，雖然由於楊仁山居士的努力，首創金陵刻經處，廣搜亡佚經典，刻印流通，由此引起廣大佛教學者的注意，紛紛建立刻經處和流通處等等。但是，由於木板刻經手續繁瑣，成本高昂，流通渠道不暢，刻印出來的佛書，遠遠滿足不了學佛者的需要。上海佛學書局成立後，采用木刻鉛印同時並舉的方針，大大加快了出版、流通的速度。同時，佛學書局還及時編輯出版當時著名佛教學者的新著，為佛教文化寶庫增添了新的內容。在一段時期內，佛學書局先後出版了佛教經典、佛學概論性著作、佛教歷史、佛教文物、佛教人物傳記等等，它為近代佛教的復興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它促進了近代佛教文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長期以來，全國各地的刻經處，因循守舊，不敢創新，印刷流通，各行其是。因此，這些刻經處成立不久，即呈現出哀頹的景象，甚至奄奄一息，難以為繼。佛學書局創立後，把各地岌岌可危、難以維持的刻經處、流通處，統一加以管理，代為發行流通所出版的經書和佛學著述，從而使這些刻經處、流通處起死回生，重新煥發了青春。同時，它除了自己創辦定期佛學刊物《佛學半月刊》外，還代為發行其他一些佛學刊物。這就在全國范圍內，有力地促進了近代佛教文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三)它促使上海成為近代中國佛教發展的中心。上海地區佛教的傳播和發展，歷史是比較悠久的，傳說在三國時就已有佛教在上海地區流傳，到了唐宋時期已具有一定的規模。但在中國佛教史上，上海的佛教在全國范圍內，影響並不是很大的。到了近代，情況就有所不同。特別是上海佛學書局成立後，除了全國范圍內的佛學刊物大都由它代為統一發行、全國所有出版單位所出的佛典和佛書大都由它統一流通外，更為重要的是它把一大批著名佛教學者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不僅他們所撰寫的佛學著作，都由佛學書局編輯出版，而且有計劃、有步驟地組織他們為佛學書局編寫佛學講義，注釋佛教經典，撰著佛教通俗讀物、專著和論文，佛學書局還組織有影響的佛教學者到特約的電台播講佛經和佛學論著。近代在上海還曾集中了一大批佛教學者，從事編纂《頻伽精捨校刊大藏經》和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經》、《宋藏遺珍》等，最後都交給佛學書局發行。所有這一切，都標志著上海已成為近代中國佛教發展的中心。 上海佛學書局到解放前夕，由於時局動蕩，營業蕭條，已呈不景氣現象。建國以後，仍繼續出版和流通佛典、佛書，但機構縮小，人員減少，已不復具有當年的規模。1956年，上海佛學書局與大*輪書局、弘化社合並，改名為上海佛教書店，遷至江寧路、安遠路口玉佛寺旁繼續營業。到1966年，十年動亂開始，上海佛教書店的所有存書，全部被作為“四舊”焚毀。從此，上海佛教書店也在上海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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